宪法教育对宪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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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李德龙工作单位：武汉大学

宪政作为一种理想的政治和制度尚未形成一个普适性的概念,但其演化的历史场景却决定了,自其萌生之日起就在人类政治史上掀起了一场不可抗拒的革命,宪政已成为近代以来政治革命的普适性目标。世界各国宪政发展的历史表明,宪政革命大多是从立宪开始。但立宪并不等于宪政,制定了形式上像模像样、内容上无所不包的宪法,并不必然地就可以建设宪政国家。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当今世界每一个国家都有一部宪法,绝大多数国家都有一个宪法文本,但只有极少数国家才有宪政主义[1](第3页)。如果说宪法是宪政的前提,那么宪政则是宪法的生命;没有宪法就谈不上宪政,而离开了宪政,宪法则成了一纸空文。因此,不管是科学文本宪法的制定、还是文明宪法理念的培植及文明宪法行为的实施的过程,与其说是宪法效力的实现过程,还不如说是宪法教育的过程,因为宪法教育的本质就是教化、传承、培植和发展宪法知识、宪政精神和宪政文化。

一、宪法教育之于宪政的理论渊源

宪法教育的原初状态为公民教育,其理念由来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的亚里士多德。他在5政治学6中写道:保全诸政体(宪法)的方法中,最重大的一端还是按照政体(宪法)的精神实施公民教育)))这一端也正是被当代各邦所普遍忽视的。[2](第275页)美国法学家庞德在担任中国国民政府顾问之时(1948年),针对中国明确提出了法律教育对宪政建设的重要性,他说:法律教育是法律的基本问题,而法律是宪政的基本问题。所以依我的看法首先的第一件事,也是中国建立永久的立宪政体的关键,就是要创设并维持一个组成完美而统一的法律训练体系,庶几整个的中国法律可有一种研习的传统而确保其发展,同时亦将保证稳妥、有效的司法行政,以及人民与官吏间公正的和谐关系。此一步骤,颇为重要。[3](第58页)新宪政论者则认为,政治制度本质上是实践的工具。也就是说,根据许多现行的宪政思想,设计这些制度是用来限制权力,增进大众监督和促进开明的决策。但政治制度还有一个教育的向度,这是从柏拉图开始一长串的政治理论家所主张的。随之而来的问题自然是政治制度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个性?对于宪政理论家们来说,答案就是培养为适当地发挥立宪政体功能所需要的那种个性。既然如此,立宪政体的宪法就必须规定对公民进行教育。[4](第39页)上述论断从理论上确证了立宪政体需要法律,尤其是宪法;而法律,尤其是宪法的有效实施又必须需要系统而有效的法律教育,尤其是宪法教育。有宪政思潮而无宪法,宪政将难以实现,有宪法而无具有宪法精神和宪政理念的公民和具备宪法思维的法官、行政官及法律家,宪法也难以发生应有的效力。这是因为,宪法是有别于宪法条文的,宪法并不是宪法条文的简单汇集,宪法法条即便是没有宪法教育或宪法理念的培植与传授,仍不失其存在,但宪法则不然,如果它不植根于人们理念之中,尤其是现实生活之中,其将难以发挥作用。据庞德考察:古希腊时代,法条虽极繁多,但是没有法律及法律教育,此之所谓法律及对于法条解释阐发及适用的整个体系之谓。现今世界各国,具有发达的法律制度者,莫不有统一的法律教育,有发达的宪政团体者,同时也有发达的法律制度与之并肩滋长。[3](第59页)因此,欲使宪法成为普通民众和官方行动的指南,宪法不仅要成为公民权利的保障书和政府组织的规定,更重要的是要成为一种法律活的源头,使适用宪法的人以及受宪法恩惠的公民,受到良好的宪法教育,接受宪法的洗礼。

二、宪法教育在培植宪法意识方面的催化价值

对于宪法教育与宪政的定位,孟德斯鸠说过:政体的性质是构成政体的东西,而政体的原则是使政体行动的东西。一个是政体本身的构造;一个是使政体运动的人类的感情。,,维持或支撑君主政体或是专制政体并不需要很多的道义。前者有法律的力量,后者有经常举着的君主的手臂,可以去管理或支持一切。但是,在一个平民政治的国家,便需要另一种动力,那就是品德[5](第19-2页)。孟德斯鸠同时指出:在共和国,教育的目的是品德[5](第29页),这种品德就是热爱法律与祖国[5](第34页)。这种爱是民主国家所特有的。只有民主国家,政府才由每个公民负责。政府和世界的万物一样,要保存它;就要爱它。因此,一切的关键就在于在共和国里建立对法律与国家的爱。教育应该注意的就是激发这种爱。[5](第34页)共和政体是需要教育的全部力量的。[5](第34页)可见,优良的政治品德是优良的共和政体得以建立和保存的前提性条件,而宪法教育则是配置良好的政治品德的途径。因为,社会主体对宪法知识的把握和对宪法的政治认同感即宪法意识并不能天然地生成而必须借助于宪法教育来培养。首先,宪法教育是宪法内化为宪法心理的重要途径。宪法心理作为宪法意识的浅层结构,是社会主体对宪法、宪法现象的一种不系统的、随意的反映形式,属于对宪法的感性认识,是形成良好的宪法意识的引擎和原动力。这种感性认识往往是外力教化的结果,而非天然生成。宪法教育作为一种有选择的、反复进行的、前后一致的宪法信息传递过程,通过家庭、学校、大众传媒、宪法实践活动等途径定然会对社会主体产生一种无形的导向作用。因此,宪法教育对宪法心理的形成起着一种决定性的作用。其次,宪法教育是强化宪法思维的有效手段。宪法思维是在宪法心理基础上对宪法进行分析、综合、判断、推理之后所产生的一种稳定的思考问题的立场和倾向,即用宪法的立场来思考问题的方式和习惯。培育宪法思维,就是要教导宪法受教育者在思考问题、决策问题、处理问题时,必须以宪法为出发点,以宪法为根据,以维护宪法权威和促进宪法价值的实现为根本目标。可见,宪法思维的本质是运用宪法,而运用的前提是必须对宪法有较为深刻的认识和把握,而宪法教育正是实现这种认识和把握的基本途径。同时,宪法思维在本质上是一种宪法习惯,而习惯的形成需要长期的培养,在这一层面上,宪法教育的作用更是不可低估。再次,宪法教育是宪法思想形成和传播的推动力。宪法思想是宪法和宪法现象作为特定的客观存在在社会主体的意识中经过思维活动而产生的结果,是宪法思维的进一步延伸,是经过思维加工后所形成的系统的、理性化的宪法理论体系。它在宪法意识乃至整个宪政生活中处于极为重要的地位,因为许多伟大的思想不仅可以照亮现实的存在,而且可以照亮前进的道路。如果没有这些思想,人类生活就处于一片黑暗之中。[6](第4页)这些思想的延续和传播是人类社会得以维持的基础条件,教育的主旨恰恰就在于传承人类这种伟大的思想。理所当然,宪法教育的宗旨也在于传播和继承宪法思想,宪法思想中的民主、秩序、权利保障、权力制约思想本身就属于宪法教育的主要内容。最后,宪法教育是培育宪法道德的摇篮。宪法道德是社会主体一心向宪的政治信念,是社会主体严格按照宪法实施自己行为的心理规范,它是把宪法理性与宪法规范结合起来的心理过程,或者说在宪政建设过程中用理性来约束情感和行为动机的心理过程。其基点在于社会主体能成为一个舍身为宪的人,社会成员具备了为民请命、舍身护宪的正义感和使命感。形成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政治操守,是宪法意识的最高境界。对于社会主体的这种境界不是一蹴而就的,必须通过渐次的、不断强化的宪法教育,使宪法精神和宪法文化融化于社会成员的血脉之中。

三、宪法教育对宪法行为的导向作用

宪法行为是指公民和国家等主体依法行使宪法所赋予的权利和权力的行为,包括公民的宪法权利行为和国家的宪法权力行为,具体而言,宪法权利行为是指公民为了满足自己的特定利益和目的,而为一定的行为或不为一定的行为;宪法权力行为是国家及国家机关为特定的公共利益而为或不为定的行为。无论是公民的权利行为,还是国家的权力行为,在行为过程中都涉及到为什么为或不为这种行为,如何为或不为某种行为,为或不为某种行为会产生何种后果的问题,而对这些问题的认识都必须借助于宪法教育来完成。首先,宪法教育有助于让宪法主体清醒地认识到其行为的目的。在中国现实社会中,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错位,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作为宪法主体的公民或政府对自身行为目的认识不足,而这种不足则在于宪法教育的停滞与落后。例如,在选举过程中,很多公民会主动放弃自己的选举权或消极被动地行使自己的选举权,是因为这些公民并未认识到参加选举本身就是一种民主参与国家、地方重大事务和决策的过程;或者虽然认识到了行使选举权的重要性,但认为自己的力量极其微弱而难以发挥有效的作用的想法,都是对行使选举权的目的缺乏清醒的认识,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宪法教育的缺位所引起的并发症。如果通过完善的宪法教育引导公民充分认识到选举权的本质所在,现实将会发生决定性的改观。其次,宪法教育引导宪法主体预测、评价、控制自身的行为。在宪法教育过程中,宪法规范所确认的内容是宪法教育所传输的重点和核心。因此,宪法主体一旦通过宪法教育领会了宪法或宪法性法律的规定,就能够确切地掌握宪法所设定的具体行为模式,宪法主体就可以预先知晓或估计到他人将如何行为以及这样行为将会产生何种后果,从而对自己的行为做出合理的安排,比如行政、司法机关在立法机关的立法过程中,就可以根据宪法的实体和程序性规范,预测到立法机关在该项立法中会规定哪些内容,立法会按照何种程序进行;如果立法内容或程序违反宪法的规定,就必须提请宪法监督机关进行审查等等。另外,通过宪法教育,宪法主体能够把握宪法行为的标准和尺度,从而判断、衡量、控制自己的行为。

四、宪法教育的过程也就是宪政制度的孕育过程

宪政的要义在于完善的政治制度,宪政制度的建立是人类政治专制社会向宪政社会过渡的基本标志,也是人类社会从旧时代进入新时代的标志。因此,在宪政社会的发展和完善过程中,宪法制度的加强和完善带有根本性和全局性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说,宪法教育是设计出良好宪政制度的前提。首先,宪法教育激发了人们对立宪与行宪的要求。宪法教育旨在提高人们的宪法理念和宪法意识,人们的宪法意识和宪法理念一旦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必然产生立宪、行宪的要求,并要求在实践中开展宪政活动。这一点在近、现代宪法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尤为突出。在封建社会末期,伴随着商品经济的产生和发展、社会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自由、平等、等价交换的商品经济规则促生了公民教育的产生。公民教育强化了人们的民主、自由、平等、法治思想的产生和普及,从而使资产阶级的宪法意识最终形成,进而在政治实践中,资产阶级产生了强烈的立宪、行宪要求。其次,宪法教育为良好的宪法的建构培植健全的主体。任何一部宪法都不会凭空产生,尽管实质宪法是由政治、经济、文化、历史传统等各种因素决定,但文本宪法却是由特定的主体,即人民选出的代表来起草和制定。因此,宪法起草和制定者的宪法素养直接决定了宪法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而宪政素养提高的最佳途径不在于其它,而在于宪法教育。同时,通过宪法教育可以提高全体公民的宪法意识,进而强化他们的政治参与积极性,唯此,广大的人民群众才能主动参与到宪法的制定过程中,宪法才能反映广大人民意志,宪法才能够具备广泛的民意基础。诚然,宪法与社会现实的冲突与矛盾将不可避免,这种冲突与矛盾只有在人们的意识里得到普遍的反映后,人们才能会想办法解决,然而这一切都取决于宪法意识的发达程度,而宪法意识的发达程度又依赖于宪法教育的发达与否。由是,我们可以说,宪法教育发达,则宪政制度发达;宪法教育完备,则宪政制度完备;宪法教育科学,则宪政制度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