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的宪法规范与理论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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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张德瑞工作单位：华侨大学法学院

一、我国宪法规范司法适用的基本含义

宪法是国家根本法这一命题,在当代社会已为世人所普遍接受。这一命题中至少包含了两项内容:一是宪法是法的一种表现形式,即宪法属于法规范;二是宪法在法的各种表现形式中处于最高地位,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既然宪法是法的一种表现形式,而且是法规范中具有最高效力的规范,毫无疑问,它应当在社会实际生活中得到适用,以发挥其作为社会最高规范和最高规则的作用和功能。从法规范的功能而言,任何一种法规范都必须予以适用。但是,不同的法规范因作用的对象、功能等因素的差异,有着不同的适用方式和特点。有学者认为,可以将法规范分为宪法规范和宪法规范以外的其他法规范(统称为法律规范)。宪法规范充当着确定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关系、界限的总规范或者基本规范的作用,在宪法规范形成过程中,国家机关与公民双方均处于积极的、能动的地位。而法律规范则是宪法规范的具体化,在具体化过程(尤其是由行政机关形成的法律规范)中,国家机关一方与公民一方相比较,处于更为主动、积极的地位。可见,宪法规范与法律规范并不是一个层次的法规范,它们之间的差异也不能等于法律规范之间的差异,如由国家权力机关形成的法律规范与国家行政机关形成的法律规范之间的差异。宪法规范与法律规范的上述基本差异,决定了它们在适用上的区别[1](P323)。宪法规范作用对象及功能的特殊性,决定了宪法规范在适用上的独特性。立法机关依据宪法规范所进行的立法活动,是一种主要的和基本的宪法规范的适用过程。行政机关则不能直接依据宪法规范对社会实施行政管理活动,通常情况下,行政机关只能依据法律规范对社会进行行政管理活动。司法机关能否依据宪法规范对某一个具体案件作出判断,即宪法规范能否作为司法机关在司法活动中适用的依据,这在不同的国家,由于政治体制、历史传统和司法理念的不同,具有不同的情形。就世界范围而言,存在着两种意义的宪法司法适用性,一种是宪法规范能否作为法院判案的直接依据,另一种是应否由普通法院或特设法院适用宪法规范行使违宪审查权。即法院在案件审理中适用相应的法律规范时,当事人提出或者法院自身认为,该法律规范可能与宪法规范相抵触,在此情况下,法院适用宪法规范对法律规范进行审查。法院如果认为该法律符合宪法规范,具有法律效力,即予以适用[1](P325)。我国的一些学者在论述宪法的司法适用性问题时,往往不能明确区分上述两种意义上的宪法司法适用性,认为宪法被司法机关在审理具体案件时所适用,就是宪法的司法适用性,宪法进入诉讼,就是宪法诉讼,这种认识是不全面的。宪法应当具有直接的法的效力,这里的法的效力的约束力或强制力是指在法院有没有约束力,也就是指在发生了纠纷以后,它有没有被作为判断违法与否的标准。从我国目前的司法实践来看,宪法还不能起到这样的作用,但从理论上分析,宪法应当具有这种意义上的法的效力,这是第一种意义上的宪法司法适用性。有学者认为,每部法律都有自己的味道。如果我们能经常体会宪法的味道,就不难理解宪法的司法化。刑法的味道是苦的,它的主要作用在于打和威慑,民法的味道是酸的,因为它的目的在于恢复原状,而宪法的味道却是甜的,因为它的目的主要是保证公民免受违宪的法律、法规、规章或规定的处罚,这是第二种意义上的宪法司法适用性[2]。行文至此,我们可以把宪法规范司法适用的基本含义界定如下:宪法规范司法适用是指有权机关(普通法院、宪法法院或者立法机关)通过审查立法机关的法律、政府的行政行为和法院判决的合宪性,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从而维护宪法的地位与尊严的制度。按照这一界定,我国宪法规范适用方面实际上也存在两种含义:一是法院在审理具体案件过程中,能否依据宪法规范审查作为案件审理依据的法律,即法院是否具有违宪审查权;二是把宪法规范作为法院判案的直接法规范依据。因此,我们不能笼统地把这两种宪法规范的适用性混为一谈,必须从理论上厘清宪法规范的这两种司法适用性,并对这两种情形进行具体的分析。

二、我国法院适用宪法规范的法理基础分析

(一)我国法院根据宪法审查法律合宪性的理论难题鉴于我国目前的宪政体制,由普通法院来审查法律的合宪性存在如下三个方面的理论难题:¹不符合我们国家的政治体制。我国的国家机构体系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全国人大及其常设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宪法由全国人大制定,也只能由全国人大修改。同时,法律也是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在制定主体相同的情况下,认为法律规范与宪法规范可能相抵触,难以为人们所接受。º我国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是由选民或选举单位选举产生的代表所组成,是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为民意代表机关。而法院的组成人员由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或者任命,即使我国将来成立特设法院,根据已有的各种方案,也是由全国人大选举产生,均为非民意代表机关。那么,由非民意代表机关解释宪法,适用宪法规范审查民意代表机关制定的法律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甚至撤销违宪的规范性文件,显然缺乏基本的理论依据和权力基础。»在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国家机构体系中,全国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地方各级人大是本行政区域的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及检察机关均由同级人大产生,向其负责、受其监督并向其报告工作,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还有权罢免由其产生的领导人员。在这样一种架构之下,如果由司法机关适用宪法规范审查权力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是否会出现人们所普遍担心的结局,即前一机关必然最终凌驾于后一机关之上,从而使既定的权力关系混乱并改变现行的政治体制呢?以美国为典型代表的一些西方国家,解决上述难题要比中国容易得多。这些西方国家机构体系是按照三权分立与制衡原则建立起来的,立法、行政与司法机关之间是相互制衡的关系,司法机关适用宪法规范完全可以解释为司法机关制约其他国家机关的一种手段。而且,在这些国家的宪政实践中,由于普通法院或特设法院受到其他机关的制约及社会公众舆论的压力,它们在适用宪法规范时总是非常谨小慎微,并未出现人们所担心的司法机关凌驾于其他机关之上的结局。很显然,由于缺乏权力分立与制衡的宪政基础,我国的法院目前尚不具备直接适用宪法规范审查法律合宪性的权力与能力。(二)我国法院能否把宪法规范直接作为审理具体案件的依据我国学术界目前对宪法规范能否作为法院判案的直接依据,主要存在以下三种观点:(1)否定说。主要理由是宪法虽然是国家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但是它不能成为司法机关进行检察和审判的直接依据。因为宪法中只规定了原则性的东西,未明确确定定罪量刑的问题[3],而且,1955年最高人民法院5关于刑事判决中不宜引用宪法作论罪科刑的依据的复函6与1986年最高人民法院在5关于人民法院制作法律文书应如何引用法律规范性文件的批复6,也曾规定各级法院的判决中不准援引宪法条文作为论罪科刑的依据和作为法律文书引用的依据。(2)折中说。他们认为,法院在审理刑事案件时,由于宪法未明确规定如何定罪量刑的问题,因此,在刑事判决中单独援引宪法条文作为论罪科刑的依据,自属不宜,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审判实践证明了这一点。但对于民事案件的审理,在民事法规未加具体规定的情况下,是可以考虑援引宪法条文的[4]。(3)肯定说。持此说的学者认为,宪法规范作为法院判案的直接依据,不仅是可行的,而且也是必需的。因为,从理论上讲,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在国家所有的生活中都具有最高的和直接的法律效力,在司法领域当然也是如此;从世界各国的宪政实践来看,宪法的调整领域已由传统的公法领域逐步扩展到私法领域,即宪法规范不仅调整着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也调整着公民与公民之间的私人关系。并且,在有些社会主义国家(如朝鲜),没有民法,直接用宪法规范处理民事案件。因此,宪法规范作为司法机关处理案件的直接依据,不仅在理论上是成立的,而且已经或正在被当代各国的宪法实践所首肯[5];由于我国法制建设的历史不长,各种法律制度和诉讼制度还不是很完备,在一些领域还只是有宪法的原则规定,缺乏部门法的具体规定,如果法院仅仅通过适用刑法、民法和不完整的行政法来保障宪法的实现,那么,宪法中没有被具体化的一些条款就落空了。因此,应当允许法院在部门法没有具体规定,而宪法有规定的情况下引用宪法的规定[6]。笔者赞成我国法院不能把宪法规范直接作为审理具体案件的依据。因为宪法规范通常较为原则、抽象,是对一类问题的概括性规定。它与其他法律规范相比较,在细密程度、可操作性上都存在较大差异。一项行为合法与否,宪法规范所标示的是概括性、总体性、一般性要求,而其他法律规范所提供的是具体化的要求。至于一项违法行为其违法程度如何,宪法规范则难以提出认定的标准,只有其他法律规范才能做到这一点。因此,法院在审理刑事、民事、行政案件中,以宪法规范为直接依据来解决当事人之间的具体纠纷或者追究刑事被告人的刑事责任,是行不通的,也是没有必要的。那种认为在缺乏部门法的情况下,为了不使宪法规定落空,法院在审理具体案件时应以宪法为直接依据,虽然这种想法很好,却是行不通的。因为,纯粹只有宪法而没有其他具体行为规范的社会是不存在的。在现代非法治社会,除宪法之外,必然还有政策或者宗教教义教规;在法治社会,在缺乏部门法的情况下,说明法律尚未提供这一权利的救济途径。而且,假使法院可以直接依据宪法审理具体案件,因宪法规范较为抽象、原则,其解释权和自由裁量权只能由法官掌握,实际上是法官在造法,我国法院目前尚不具有解释宪法和创设新的法律的权力[7]。

三、我国法院适用宪法规范的实践探索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全国各地的法官在审理一些涉及公民基本权利问题的案件时,为了增强判决的说服力,在没有其他充足的法律规定时,笼统地、变通性地引用宪法的一些原则性规定作为判决的理由,或者是以宪法和其他法律相结合,在判决中引用法律的具体条款和宪法的原则性规定,对争讼的案件作出判决,或者是直接依据宪法的一些具体条款对案件作出判决。笔者目前所收集到的见诸报纸杂志的相关司法案例,大致有以下这么几个。(一)沈涯夫、牟春霖诽谤案[8]。在这个案件中,法院的判决书中多处引用宪法条款。如: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保护公民言论、出版的自由和权利;公民在行使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即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宪法第38条规定,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法院用宪法相关条款的规定,主要是增强判决的说服力,以解决上诉人以宪法为依据提出的保护新闻记者的合法权益的诉讼请求。(二)张连起、张国莉诉张学珍、徐广秋损害赔偿案[9]。1998年1月4日,就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的请示,最高人民法院作出(88)民他字第1号解释,即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雇工合同工伤概不负责是否有效的批复6。该批复称:对劳动者实行劳动保护,在我国宪法中已有明文规定,这是劳动者所享有的权利。张学珍、徐广秋身为雇主,对雇员应给予劳动保护,但他们却在招工登记表中注明-工伤概不负责.。这种行为既不符合宪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也严重违反了社会主义公德,应属于无效民事行为。这一司法解释虽然不是针对宪法效力的,但也是直接引用了宪法作为判案的依据。(三)王发英诉刘真及5女子文学6等四家杂志社侵害名誉权纠纷案[8]。在该案中,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直接引用5民法通则6的相关条款对案件作出判决。而在二审中,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5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6和5民法通则6第11条的规定,公民名誉权受法律保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在这里,河北省高级法院为了增加说服力提到了宪法,而没有引用宪法的具体条款。(四)钱某诉屈氏日用品有限公司侵犯人格尊严和名誉权案[8]。在该案中,上海女大学生钱某到屈氏日用品有限公司开办的超市购物,保安怀疑钱某偷盗,就将钱某带到地下室强行搜身。钱某认为商场怀疑她是小偷并违法对其实施搜身,侮辱了她的人格和名誉,因此诉至法院。一审法院按照侵犯公民人身权和名誉权,并以侵权情节恶劣和屈氏公司的实际给付能力,判决被告赔偿原告精神损失费25万元。屈氏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二审法院认为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屈氏公司的行为违反了5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6和5民法通则6的有关规定,侵犯了钱某的人格权,判决赔偿1万元。有学者认为本案是属于宪法有具体的规定(第38条关于人格尊严权的规定),而5民法通则6没有具体规定的情形[8]。(五)王玉伦、李尔娴诉蔬菜村村民委员会侵权纠纷案[1]。这个案件主要涉及村规民约与宪法的关系问题。本案法院在判决中认定,村规民约在性质上属于民事协议,而民事协议应该符合宪法,涉诉条款要求妇女结婚后就必须迁走户口,系对妇女的歧视性对待,有悖于男女平等的宪法原则,因而无效,原告分得土地转让费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在该案中,受理案件的法院就是直接依据我国宪法第48条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而作出了判决。(六)王春立等诉民族饭店侵犯其选举权案[8]。北京饭店的职工王春立等16人在1999年换届选举时,在民族饭店登记为合法选民,但民族饭店没有给他们发放选民证并通知他们参加选举。他们认为民族饭店侵犯了他们作为公民最基本的政治权利即选举权,要求民族饭店承担法律责任并赔偿经济损失2万元。16名职工起诉到西城区人民法院,但西城区人民法院作出不予受理的裁定。在他们提起上诉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再次驳回起诉,理由是该诉讼没有法律依据。(七)齐玉苓诉陈晓琪冒名上学案[11]。在该案中,陈晓琪冒用齐玉苓的名义上学并就业,齐玉苓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得知这一情况后,以陈晓琪及有关学校和单位侵害其姓名权和受教育权为由诉至法院。一审判决后,齐玉苓不服并提出上诉;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二审过程中,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21)法释第25号5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6。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据5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6、5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6、5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6和最高人民法院批复的规定,判决齐玉苓胜诉。(八)山东几位考生诉教育部受教育权不平等案[12]。21年8月23日,山东省青岛市应届高中毕业生姜妍、栾倩、张天珠向最高人民法院起诉教育部侵犯了公民的平等受教育权。这3名学生在全国统一高等学校入学考试中的分数,按教育部划定的全国各地高校招生计划,在北京完全可以考上较为理想的大学,而在山东省,连普通本科学校都难以录取。他们认为,教育部所作出的5关于21年全国普通高等教育招生计划6的行政行为,侵犯了原告的平等受教育权。最高法院依据5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6第14条第(2)项的规定,认为本案不属于最高法院的受案范围,从而驳回了原告的起诉。美国学者伯纳德#施瓦茨指出:法律是从经验中总结出来的道理。[13]这里非常明确地表明了法律与社会实践的关系。法律是一种经验,而不是先验,作为一种社会实践的产物,它不仅要回应、关怀社会的需求,也必须是在一定社会需求基础上产生的。脱离了这种需求,也就失去了法律及其制度存在的价值。在我国公民权利意识日益高涨和社会生活中宪法性案件与事件彼伏此起的形势下,为了保证法治的尊严与统一,我们必须要考虑我国宪法规范的统一适用问题。

四、我国法院适用宪法规范的路径选择

法治国家要求法院必须有宣布违反宪法明文规定的立法为无效之权,如无此项规定,则一切保留特定权力与特权的条款将形同虚设。在我国,建立专门的宪法法院来负责宪法规范的司法适用问题,应该说是一种比较好的制度选择。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民主集中制要求国家的一切权力都属于最高权力机关,从根本上讲属于全体人民。在这种政治理念下,专门的宪法法院也不能超出这个范围。因此,那种主张在我国建立一个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平行的宪法法院来行使违宪审查权的观点是不可取的,它不仅背离了民主集中制原则,而且,由谁来监督宪法法院也是个理论难题;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之下设立宪法法院,看起来震动最小,但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因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只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正统的授权也应该来自全国人大,它的内设机构不能以自己的名义对外行使职权。而且,在以后全国人大常委会逐步成为完全专职的立法机关的情况下,如果将宪法适用与监督机构设在它的下面,不仅势必形同虚设,还违背正当程序原则。让法院去承担宪法规范适用的角色,从我国目前的司法体制和司法的公信力来看,法院显然是难以担负起这一重大使命。为了保持现行宪政秩序的稳定,我国可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下设立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平行的宪法法院,来具体负责我国的宪法适用与监督工作。宪法法院的职权由宪法予以明确规定。宪法法院主要职能是对法律、法规进行违宪审查,对国家机关及其组成人员直接行使宪法权力的职务行为的合宪性进行审查,受理国家机关之间的权限争议,受理公民个人提起的宪法诉愿以及对宪法规范进行司法解释等。在宪法适用制度建构的具体路径上,可以按以下方式逐步予以完善。第一,设立专门的宪法救济机构。在全国人大之下设立宪法法院,专门负责宪法适用与监督工作。可以通过宪法修正案的方式解决其成立的正当性问题,并由全国人大立法对其组成、职能等加以具体规定。第二,规定公民个人作为启动宪法救济的主体。权利的主张者必须是权利者自身。公民是宪法权利的享有者,在其宪法权利受到侵犯时,其必须是权利主张者[14]。考虑到与现行救济方式的平稳衔接,对公民启动宪法救济要进行必要的限制:一是要在时效方面明确作出规定,二是在程序上必须是穷尽法律救济,三是必须由权利者本人提出。第三,规定具体的宪法救济方式和程序。由普通法院向宪法法院提请审查作为案件审理依据的法律文件是否合宪的问题,赋予公民在穷尽法律救济后直接向宪法法院提出宪法诉讼。第四,如果按照这种方式运行,可能会出现宪法法院会因案件过多而不堪重负的问题。全国所有的侵害公民宪法权利的案件,都由宪法法院去解决,显然也是不太可能的。在时机成熟以后,宪法法院可只负责审理那些关系重大,特别是关系到政府权限分配、法律和法规违宪审查等类案件。而将其他侵害公民宪法权利的案件,逐步交给普通法院去解决。因为,如果宪法不能由法院实施,它是没有价值的,而且是些空话[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