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规范在实现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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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张文琴聂永刚工作单位：山西警官高等专科学校

一、宪法规范应增强可操作性

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其调整的内容涉及行的外显阶段,其实质就是法定权利和义务的现实到社会关系所有领域的最深层次,是对社会关系进化。从法律主体方面而言,这一运行过程就是人们行全方位的、基本调整的法,有最广泛的效力范实施并实现法的活动。具有法律效力的法律规范在围,因而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国家机关将法制定实际上被执行、适用和遵守的情况,会给社会带来成文之后,法就越过了其内潜阶段,进人了实质运不同的效果。将“应然性”的法转化为“已然性”的法律实效的过程,是执法、司法、守法、法律监性和最高性,为宪法中各权力、权利和义务主体的督等一系列环节的有机组合。在这个有机组合系统行为提供法律模式,即规定各主体的权力范围、权中,法律规范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宪法规范作为利和义务及其实现方式,各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法律规范的一类,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体现人民行为准则、违宪责任等,是建立正常运作的宪法秩意志和利益,规定我国国家根本制度和国家政治中序的必要条件。如果单纯在宪法中写人一些空洞抽最基本的行为规则,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其实施,具象、口号式的条文,一方面不利于宪法的实施,另有根本性、最高性、包容性和概括性、违宪制裁的一方面也使宪法规范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宪法“最特殊性等特点,对宪法关系进行调整,进而影响国高的法律效力”也就成了空话。从现代法律的特点家和社会生活。作为根本法的法律规范,它又是其来看,其科学性、技术性比以往法律更强。弗里德他普遍法律规范的基础,对其他法律规范具有制约曼说:“在现代技术社会中,法律必须更明确、重作用。形式和拘泥‘法律”,。因此宪法规范也应随着社会的发展体现更强的可操作性。

二、明确程序性规范是宪法功能实现的途径

宪法规范作为法律规范中最根本的一种,首先体现在宪法条文之中。宪法条文有两类表现形式:一类较为抽象、灵活,有的只规定一些原则性的内容,不涉及具体事项。如我国1982年《宪法》第8条第3款规定:“国家保护城乡集体经济组织的合法权利和利益,鼓励、指导和帮助集体经济的发展。”其中“鼓励、指导和帮助”的规定就较为抽象、灵活;有的则提出一种奋斗方向,如我国现行《宪法》19条规定:“国家发展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提高全国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另一类则是以明确具体的规定形式出现,如我国《宪法》第64条规定:“宪法的修改,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五分之一以上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提议,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全体代表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通过。”从宪法的实施角度来讲,第二类明确具体的法律规范形式显然更有利于实现宪法的功能。由于其明确做了操作性的规定,从而使这类法律规范具有了直接的法律效力,充分体现了宪法的权威。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在法的属性上同其他法律没有区别,而其规范形式一方面直接影响宪法自身功能的实现,同时对其他基本法律规范有重要影响。如何在宪法规范的运行和发展中维护其权威宪法规范的表现形式有:宪法典、宪法性法律、宪法惯例、宪法判例以及宪法解释、宪法修正案等。这些宪法规范也同其他法律一样,既有实体性的规范,又有程序性的规范。与普遍法律不同的是,宪法规范的实体和程序统一于宪法整体中。美国学者塞尔兹尼克认为:“任何抽象的规范都不可能决定一项具体的判决或一种具体的行为步骤。”正如其他实体法的实现要通过相应的程序法一样,宪法的实际功能要得以充分体现,必须对程序性规范加以明确。明确程度性规范,首先是将宪法活动中各行为主体的行为规则明确化,其中最重要的是权力行使是否合法的标准,以使权力主体能在明确的、法定的范围内行使权力,并得到证明其正当的充足依据。其次是对行为主体的行为程式加以规定,尤其是对权力主体确认权力的程序加以规定,如政府行使行政权的程序规定,司法机关行使司法权的程序规定等。为切实保障宪法规范的落实与贯彻,应当在宪法规范中建立完善的、可明确操作运行的宪法监督机制,对不同级别的宪法性活动进行合宪性审查。我国的宪法监督机制属于立法机关监督的情形,有经常性的监督主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采用事前审与事后审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监督。但这两种方式各有不足,事前审的不足是由于对行为缺乏实践的检验,有时不能及时发现间题;事后审的不足则在于行为主体对宪法规定的内容不能充分时,依宪法原则性规范所为的“合法”行为有可能成为“非法”,易在审查中引起争议。我国采用事前审与事后审相结合的形式进行审查,笔者认为不能理解为这二种形式同时进行。因为一旦事前审查没有发现问题,而事后审查又认定前行为违宪时,则会引起这样一种效果:审查机关对同一行为前后有截然相反的认识。这样就不利于维护法律的严肃性。我国目前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审查机关,而由国家权力机关及其常委会组成监督网络。但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由于其工作涉及面广,事实上不可能对宪法主体的每一项宪法性行为都进行充分有效的调查,这样势必影响宪法监督的质量;宪法监督的对象也仅限于审查法律法规的合宪性,客观上存在宪法监督的盲区,不利于宪法完全意义上的贯彻落实。因此我国目前宪法的程序性规范中,首先应当规定专门的宪法监督机关,同时吸收司法参与,使宪法运行司法化,赋予司法机关一定的违宪审查权;其次应扩大宪法审查的范围,不仅对宪法主体,尤其是对权力机关制定的法律法规进行审查,同时也应对其宪法性行为进行审查。

三、制裁性规范是宪法功能实现的有效保障

宪法同其他法律一样,是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其得以实现的。由于现代社会人们之间在利益上仍具有冲突性和不可协调性,国家强制性仍是法的重要特征之一。宪法规范同其他法律规范有所不同,以授权性规范为主,另有少量的禁止性规范,但基本上不就具体的惩罚措施作出规定,但这并不意味着淡化甚至否定制裁性规范的作用。当一行为主体违宪行事,进而侵害到其他主体或国家与社会的利益时,民主权利也就不复存在。而违反宪法却不招致任何法律后果,甚至出现一般违法行为受到处罚,而违宪却不能有效处罚的情况,宪法规范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事实上,单纯在普遍法律上规定违宪的制裁措施,首先在立法技术上不易实现,其次也不能体现宪法的最高性。因而在宪法规范中补充制裁性规范,就成为保障宪法实施的必然要求。违宪制裁产生的前提是违宪行为,因而制裁性宪法规范应当首先对违宪行为加以明确界定。同其他违法行为一样,违宪行为也应有相应的构成要件。首先在主体上,违宪主体除包括公民个人和社会组织以外,还应包括执政党和政府机关,即党和国家机关也应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活动。其次在主观方面,也应区分故意和过失的主观恶性。客观方面应考虑违宪行为所带来的危害后果。对于违宪所应负的法律责任,可以通过以下几类方法加以规定:(一)宣布无效并予以撤销;(二)剥夺行为主体的公务身份;(三)经济处罚,如赔偿损失、返还利益、恢复原状等;(四)对于法人组织,可采取双罚制,一方面取消法人的行为能力资格,另一方面对直接责任人追究责任;(五)对于自然人,可限制或剥夺其人身自由。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应当通过其关于国家、社会事务的根本性规定,建立最基本的法律秩序。其他法律的制定和实行,都是围绕宪法规定的法律秩序进行的,这就要求宪法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明确化,体现在法律规范上就是进一步增强其可操作性,为宪法主体的具体行为及行为程序设立明晰的程式,并且建立自有的、完善的保护体系,以充分体现宪法最高的法律效力和权威,从而保证宪法真正意义上的实施,实现宪法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