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规范论文范文10篇

一、引言：问题之所在

大激荡的时代，总是给宪法学以及宪法学者们提出一连串严峻的、近乎是诘难性质的问题。自70年代末以降，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使向来一本正经的宪法者们陷入一种困窘之中；实在的宪法规范总是被熟视无睹、忽略不计，甚至无情地冲破；与秩序那样乱象纷呈。在一个本来就缺少悠久的宪法传统的国家里，实在的宪法规范如此无轻重地沉浮于变动不居的时流，在此情形之下，应该如何确立起那种有赖于宪法安定性的宪法权威，进而确立起又以宪法权威为表征的宪法秩序，最终实现依法治国（theurleoflaw）的核心内涵呢？

面对这种状况，笔者认为：中国宪法学者首先必须超越以宣传宪法精神、解说（而非解释宪法内容的那种传统理论，而去探究更为本源的、更为形而上的、真正以宪法现象为对象的基础理论，才能超度出形而下世界的那种无常的苦海。其中，又必须在宪法理论上对这样个问题作出彻底的自我解答：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消解坚持改革开放与维护宪法秩序之间的论？

作为这样的一个理论尝试，本文认为：（1）实在的宪法规范之所以发生如此频繁的变动，定的宪法秩序之所以难以形成，意味着中国尚未确立起一种类似于美国现代宪法学家K.罗斯登（Karl.Lowenstein）所谓的“规范（normative）宪法”意义上的宪法规范，为此不能一味地笼统地去针砭促成这种宪法规范变动的外在的“非规范行为”；[1]（2）“规范宪法”是一个国作为产业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独特现象，而未必是“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实”之后的普产物；（3）只有通过改革开放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这样一个必要的历史阶段中国宪法最终才能修成正果，成为具有实至名归的规范宪法；而在其间，宪法的变动、尤其是宪法的变迁[Verfassungswandlung（德）]和宪法的修改这两种形态上的宪法变动现象是无可避的。

二、规范宪法及其内面条件

实在的宪法规范的存在，既不构成非实现宪法政治的必要条件，也不构成实现宪法政治的充分条件。在这两上命题之中，前者有英国的例子为证。法国人D.托克维耶（D.Tocqueville）曾经断然地说“英国没有宪法”，[2]美国的T.潘恩（TheomasPaine）更指摘英国“拿不出一部宪法”，[3]但人们并不会否认英国是一个具有优良的宪政传统的国家。甚至也正因为英国并不为实在的宪法规范这种“礼法”所拘而能自行宪政，所以已故的中国宪法学家何华辉曾经盛赞“足见英国人具有优良的宪政素质，英国作为近代宪政运动的开拓者并非偶然”。[4]然而要理解后者，即理解实在的宪法规范的存在并不构成实现宪政的充分条件这一道理，则可能颇费周折。当代中国宪法学界似乎是在进入了90年代之后，才开始真正理解这个谛见的。[5]

「内容概要」本文拟就阿富汗2004年宪法文本进行分析，从而对阿富汗宪法制定的背景，以及宪法典的结构及其主要内容作简单的介绍，以期能够对阿富汗的2004年宪法能有一个大致之了解。

「关键词」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过渡时期政府，大支尔格国民议会，独立选举委员会，独立人权委员，波恩协议

一、引言

《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阿富汗宪法》）于2004年1月4日由阿富汗大支尔格国民议会的550名代表表决通过，由过渡政府总统卡尔扎伊[1]签字后于2004年1月26日生效，这标志着阿富汗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同时，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值得研究的宪法现象。笔者认为我们应对阿富汗这样一个属于第三世界的、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的宪法投以关注的目光。

阿富汗2004年宪法除引言外，共有12章计162条，其文本结构如下：

引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一书是我国著名宪法学家许崇德先生在晚近出版的一部呕心之力作。众所周知，许崇德先生曾亲自参与新中国制定或修改多部宪法的起草工作及其讨论过程，如今把积蓄已久的私人珍藏史料整理公诸于众，并加诸了作者本人作为老一代宪法学家的那种成熟而又睿智的学理洞见，乃成此晚成之大作。全书篇幅近70万字，其分量厚重，文笔典雅，叙说有致，详实的宪法史料与精辟的理论见解完美地融于一炉，字里行间流溢着作者求真务实的治学风范和科学严谨的学术品格，可谓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最值得瞩目的我国宪法史学之巨制，甚至誉之为我国宪法规范史的空谷足音也不为过。其之问世，为学界深入我国宪法史学的研究奉献了一个不可多得的文本，令人一读为快，一评为快。笔者即在这种冲动的驱使下踌躇再三，遂形诸本篇之陋文，冒昧加以汗漫之评鉴，以与方家交流。

一、历史的回响及其理论上的余韵

如书名之所示，本书是一部侧重于“写实”的著作。作者在“前言”中就点明了撰写该书的初衷：使当下的人们得以了解我国今日宪法与宪政之所由来，洞悉史情，并由此担负起尊重宪法、维护宪法尊严的使命。在中国宪法史的语境中，这番坦言着实令人感佩，甚至也含有一份抚昔的悲怆之回响，因为作者本人作为新中国宪政历程的见证人，就曾历经了浩劫时代宪法被无视的曲折历史。

历史的重要性几乎无须多言，对于宪法同样如此。尼采说：“没有自身历史的东西才能被定义。”[[1]]（P.30）然而，没有东西能跳出其自身的历史，正如没有人能跳出自己的皮肤。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不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一代人也不会认真对待未来。日本的杉原泰雄教授曾经指出：“从近代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今天，宪法的历史充满了人类在各个历史阶段中为摆脱生活上的痛苦而显示出来的聪明才智。我们学习宪法就是为了学到这些聪明才智，为了避免失败而未雨绸缪。而只限于直接经验在狭隘的自我中思考的宪法和宪法政治都只能给国民带来更多失败的危险。”[[2]]（P.7）中国20世纪的一个重大主题即是在风起云涌、灾变迭起的历程之中寻求自身的宪政之路，历史上众多的宪法文本就寄予了国人为“摆脱生活上的痛苦而显示出来的聪明才智”，当然其中亦伴随着历代仁人志士在建设宪政中国中的焦虑与迷惘。而本书恰恰正是基于翔实可信的史料，向我们展现了我国历部宪法文本之演变过程，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宪法史。就此而言，我们无论怎样估计该书的问世所带给中国宪法史学研究的资讯意义似乎都不为过。

本书的资讯意义还可以从更一般的意义上得到确证。[①]由于宪法史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本、文稿或决议，而历史上的行为或事件又具有天然的一过性和不可逆转性，我们究竟能在多大程度复现历史上的“真本”，就成为宪法史学研究当中的关键一环。事实上人们也只能在发现前辈遗留下来的叙说的基础上展开宪法史学研究，这就需要希尔斯在《论传统》一书中所说的那样，要“找回过去的著作，以便分析和研究之，并且系统地认识人类的历史行为；同时还必须找回过去的器物，解释在人类过去的行为链中人们生产它们的意图，以及对它们的使用”。[[3]]（P.161）众所周知，北方蛮族人的入侵曾经长时间中断了“作为简单商品经济的第一个世界性法律”的罗马法传统，但是若没有那部包含《查士丁尼学说汇纂》的残存手稿于1135年在意大利北部被发现，那么注释法学派复兴罗马法的创举也只能是流于中国古人所感叹过的那种“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结局。如果说“在任何情况下，对手稿的考证研究、确立‘真本’，以及对它们进行的注释成了、并且一直是人文学者的最高职责”，[[4]]（P.162）那么许崇德教授在本书中忠于史料原貌的再现，以及作者对其饶有兴味的深入研究，均可视为“人文学者的最高职责”的生动注脚。

本书在厚重的史实资讯中，还同时传递出了规范理论上的余韵。对此，作者同样在“前言”中就对贯穿全书的理论内涵有过明确的表露。在那里，作者以他一贯明快的表述方式指出：“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宪法是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基础”。这正是贯穿全书的理论基调，在本书的总结部分论及“充分保障宪法的实施”之时，作者还重申“宪法是依法治国的基础和依据”的理论立场[[5]]（P.882）。即使在中国的语境下，重申宪法的根本性和最高性也不会成为赘言的老生常谈，对于本书，这种重申也是如此，其内中融入了作者对新中国宪政史的切身体验，而这一理论基调也正是作者基于宪法史料的真切体认。不必多言，宪法规范的最高性不可能横空出世，它必须通过具有实效性的宪政制度来实现，本书的新意就在于从我国宪法史的“实然”的角度来展现“宪法规范的最高性”这一规范命题的自身命运，使今人从厚重曲折的历史叙事之中获取深度的启迪。

论文关键词：基本权利保障模式现状完善

论文摘要：结合案例对公民基本权利保障的方式进行分析，公民基本权利保护是作为“高级法.和“根本法”的宪法目的之一，法治形式较完备的国家经过长期发展，逐步形成了以宪法诉讼、违宪审查等为主要形式的公民权利保障模式，在保护公民宪法权利方面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我国应该借鉴国外的经验完善国内基本权利的保障模式。

1问题的提出

公民基本权利保护是作为的宪法目的之一，国外关于运用宪法来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的案例非常常见。其中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吕特案。

【案情】VeitHarlan是一个在纳粹时期拍反犹点电影的导演，声名狼籍。在二战后，他又拍摄了一部影片含有比较强的反犹情绪。而Luth是一个社会活动者，以消除民族仇恨弥补战争创伤为己任。他对Harlan的电影组织群众杯葛和在放映电影的剧院前示威，导致Harlan的影片票房收人下降。Harlan以Luth触犯了他的公民经济利益权为理由，向汉堡法院提出对Luth的禁制令。汉堡法院判Harhtn胜。Luth不服以它的个人言论自由被侵犯为由向宪法法院提出上诉。

最后宪法法院归纳说公民间的宪法赋予的公民权的冲突时候，法庭必须遵循合理平衡的标准来对待。言论自由有社会性的和个人目的性的，当冲突的时候，法庭必须尊重宪法赋予的公民权的前提下，进行判决，汉堡法院明显由于疏忽，不能够充分合理的判断背景，由于Luth的社会目的性高于Harlan的私人财产保护的目的性。因此，判luth胜。在德国，1958年的“Luth案”判决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在该判决中，宪法法院严肃地申明了这样的观点与态度:基本权利的首要功能虽仍然在于赋予人民对抗公权力不法侵害个人自由的消极防御权利，但基本权利的整体同时也建构出一个客观的价值秩序或体系，且该秩序或体系中的每项权利均体现一个客观规范，并各自蕴涵一个客观价值决定。

论文关键词：国家司法考试宪法学教学改革

论文摘要：司法考试是我国法律职业准入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2008年国家司法考试在报名资格等方面做出调整后，对高校宪法学教学提出了新要求。目前，我国高校宪法学教学重点普遍偏离司法考试的命题重点，教学方法也较单调。鉴于此，高校宪法学教学改革应适应司法考试的要求，以规范和实践为重点，采用多种方式，突出对学生的规范分析能力和知识运用能力的培养。

司法考试是我国法律职业准人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2002年国家对初任法官、检察官和取得律师资格实行统一的司法考试制度以来，报名条件一直限制在已经取得本科学历的毕业生。2008年国家司法考试在报名范围等方面做出重要调整，规定“普通高等学校2009年应届本科毕业生可以报名参加国家司法考试”。司法考试报名资格的调整，有利于基层地区法律职业人员短缺、断档等问题的解决，也使法律院校的优秀毕业生在就业时有更多优先选择法律职业的机会，与此同时，这一调整也给高校法律专业各门学科的教学提出了新要求。其中，宪法学作为高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之一，在司法考试之卷一占有一定分值。因此，宪法学教学如何通过自身调整适应我国法学教育趋向应用的趋势，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一、国家统一司法考试政策调整后对高校宪法学教学的新要求

国家司法考试政策调整后，法律专业应届本科毕业生有机会在校报名参加统一司法考试，这一变化，给高校宪法学教学提出了更高要求。首先，司法考试越来越注重宪法思维能力的考查。据统计，2002年国家司法考试以来，关于宪法思维能力的试题已从最初的3道上升为现在的8道，相应的，要求宪法学教学中应着重学生这一能力的培养。一般来说，宪法思维是人们运用对宪法本身的认识来观察问题、提出问题以及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宪法思维作为法律思维的重要组成部分，又与一般法律思维有所不同，它不是法律思维在宪法学领域的简单翻版，而是对国家最根本最重要问题的法律思维。例如，2009年司法考试卷一(下文的试题都是第一卷中的)单项选择的第1题：应如何理解中共中央总书记提出“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中关于“宪法法律至上”的重要观点。这道试题考查的基本知识点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结合本题所给选项，考生只要对宪法的法律地位有正确认识，并能够运用这一知识对宪法和法律的关系以及宪法与执政党的关系进行分析，很快就可以得出本题的正确答案：“宪法法律至上”是执政党在思想认识上的一个重大转变。其次，司法考试注重对宪法典和宪法性法律等知识问题的考查。例如，2004年第7题的考点是《宪法》第13条第3款，即“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第8、10、14、55题则是对《宪法》、《地方各级人大代表法》、《地方各级人大组织法》和《香港基本法》等法条的识记能力的考查。此外，2009年的司法考试又对《集会游行示威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地方组织法》、《选举法》以及《立法法》等宪法性法律的有关法条进行了专门测试。因此，高校宪法学教学中不应忽视学生对法条的记忆和理解能力的培养。最后，司法考试与国家的政治生活、社会的现实情况有着密切联系，这就要求宪法学教学对当下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问题，能够用宪法学基本理论进行观察、分析，提出宪法问题，并加以解释，从而培养法律人独有的问题意识。

二、目前高校宪法学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纵向分析:“三类型”与“三阶段”

“三类型”是指宪法学专著与教材、法学概论教材和宪法学论文对“宪法”词义的界定呈现出差异性。首先，宪法学专著、教材中对“宪法”词义的界定较为多样化:既有强调“管理”色彩的“治国安邦总章程”的提法;也有凸显“权利”色彩的将宪法界定为保障公民权利、规范和控制国家权力的国家根本法的说法;既有从综合意义上将宪法界定为根本法、最高法、母法的主张;也有力图划定论域，区分词源学意义、法律形式意义和法学意义的宪法，以求提供共同讨论平台的学说。其次，法学概论教材对“宪法”词义的界定则较为单一，突出“管理”色彩、强调国家本位，宪法被界定为“规定国家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集中表现各种政治力量对比关系、保障公民权利的国家根本法”。而宪法学论文对“宪法”词义的界定显得更为不统一，几乎找不出主流性的宪法概念，且概念的更新速度较快。三十年来，宪法概念的学说史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每一阶段都具有一定的共性。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宪法概念突出“管理”色彩和国家本位，“宪法”一般被界定为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国家的根本大法。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宪法概念中“管理”色彩锐减，甚至出现了主张抛弃“宪法是治国安邦总章程”说法的观点。进入新世纪，“宪法”词义的界定仍然保持了从突出管理色彩的“总章程”以及突出国家本位的“国家根本大法”向强调权利的“根本法”、“最高法”转向这种趋势，并仍处于不断发展之中。宪法概念学说史的阶段性反映出“宪法”词义的界定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社会民主转型的关联性，也印证了宪法是民主事实法律化之基本形式的说法。

二横向分析“: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一个中心”是指宪法概念学说史中“国家”要素始终作为核心因素存在。以宪法概念中是否出现“统治阶级”、“阶级力量对比”等用语为标准，可以将主流观点分为两类:一类是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宪法概念，一类是意识形态色彩淡薄的宪法概念。宪法概念学说史正是一个意识形态色彩不断消减的演进史，从凸显阶级斗争、对敌专政的工具性宪法概念转向强调权利的立宪主义宪法概念，但伴随这一转向的是始终未曾隐身的“国家”要素。体现该要素的主张认为宪法应规定国家的根本制度、根本任务，该主张构成宪法概念学说史的主流。“基本点”之一是指宪法概念学说史着眼于实质定义，且力图给出一个全面的宪法概念。宪法的本质属性、宪法规定的内容等反映宪法实质内容的表述构成了宪法概念的内核，即使是像“最高效力”这个形式上的表述也是由宪法规定的内容所决定:因为宪法规定了这些内容，故宪法的效力最高。此外，实质宪法的概念力图将更多的内涵填充到“宪法”中去。国家制度、公民权利以及政治力量对比关系等实质性因素都成了一个严谨而全面的宪法概念的基本标志。“基本点”之二是指宪法概念学说史与中国法理学研究中的“万能钥匙”密切相关。“法的本质是什么”是中国法理学的“万能钥匙”，是目前中国法学体系建构的基石。在“法的本质是什么”这一命题中，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即法的阶级性理论始终占据着核心地位。法的阶级性理论也渗透到了宪法学领域，“国体就被解释为由哪一个阶级来占有统治地位的问题，而采用何种政体则是由阶级力量对比关系决定的。”〔1〕

三反思:应重视形式宪法的概念

“八二宪法”颁行以来，宪法概念的学说史呈现出由单一到多元的发展脉络，宪法概念中的意识形态色彩淡化、权利因素彰显，实现了从突出“管理”的“总章程”向强调“权利”的“根本法”的转变，且达成了一定的共识:第一，“宪法”应当从实质意义上进行界定;第二，“宪法”是国家根本法。前者重视宪法与政治的关联，认为宪法是对民主革命事实的确认，是政治力量对比关系的集中反映，而政治力量对比关系实质上就是阶级力量对比关系。后者将这种集中反映政治力量对比关系的国家根本法细化为规定内容的根本性、制定修改程序的庄严性、效力的最高性三个方面。在这样的共识下，宪法的“最高法”属性决定于宪法规定内容的根本性。因此，中国语境下的“宪法”、“根本法”、“基本法”三个词语可以互译，它们都可意指主要反映政治斗争状况并赋予其结果以合法性的“建国大典”。但宪法真的就是学界达成的这些共识吗?作为建构宪法科学的基础、反映并影响一国宪政实践的重要因子，宪法概念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但我们在“宪法”词义界定时首先需区分“宪法是什么”和“宪法应当是什么”，它们反映了宪法概念中“事实”和“规范”之间的对立:“宪法是什么”表明“宪法”一词表示的是事实，它不是一种资格，也不是一种评估标准，不过是对现实政治的反映;“宪法应当是什么”表明“宪法”蕴含着某些价值观念，正是它们促进了宪法的进化。包含最低限度的公认的价值观念的形式宪法显然比过分强调“内容”的实质宪法更能调和“宪法是什么”和“宪法应当是什么”的关系。此外，从实质意义上界定“宪法”还存在一定的理论缺陷:它可能对某一国的宪法适用，但对基于不同的政治信仰和意识形态制定出来的宪法就不适用，因为这种界定方式背后的理论预设是:这些对本国宪法适用的定义应当具有更普遍的正确性。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凸显根本法属性和阶级属性的宪法概念学说史有使宪法的最高法属性弱、使宪法远离公民生活之虞。从强调宪法的最高法属性、拉近宪法与公民生活距离，进而有益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建设的立场出发，从形式角度界定“宪法”词义就是最优选择。综合“八二宪法”颁行以来宪法概念的学说史以及我国宪政实践，我们认为:(1)宪法跟词源无直接关联，其内涵随着历史进程不断扩充;(2)宪法实质上是一份契约，是人民开列的统治者行使权力的条件的清单，这种权力清单是人民通过政治革命的方式签订的:通过政治革命，人民意愿得以体现，随后选出行使权力的统治者制定宪法，反映人民的诉求;(3)宪法中获得一致认同的属性是“最高法”和“根本法”，“最高法”指出了宪法和其他法律文件的位阶关系，“根本法”意味着宪法与国家相关，关涉国家政权的组织;(4)宪法的本质是政治力量对比关系的体现，这一点在多党制国家尤为突出，但这种政治力量对比关系究竟如何体现在我国宪政实践中仍需进一步观察。

论文关键词:“紧急状态”应急法制宪法国际法紧急状态法

论文摘要:在理论与实践中，紧急状态的涵义都存在广义和狭义之分分析了我国宪法和有关法律法规涉及的紧急状态的涵义。认为将来制定《紧急状态法》应使用狭义的紧急状态，规定为一种临时性宪法应对状态。

“紧急状态”一词于2004年被写人宪法，然而配套的紧急状态法的制定没有完全跟上，只是出台了一个《突发事件应对法》。在汉语中，“紧急状态”一词可有多重含义，这就使得存在于现行各种法条中的“紧急状态”意义并不一样，学理_L讨论的“紧急状态”也往往与我国的现实有脱节之处。本文由中国论文范文收集整理。

一、宪法意义上的紧急状态

“紧急状态”(stateofemergency)是西方宪政法治环境中的产物，他作为一项“制度事实”，西方的普通人大抵也只能意会而难以言表一。紧急状态这项制度的诞生与宪政有着莫大的关系。古代社会君权无限，只要君主愿意，随时可以侵夺公民的各项私人权利，因此没有什么平时与紧急之分只有进人了近代社会之后，在限制权力的要求下，才可能出现紧急状态这种既能保障公民权利又能维护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的制度。所以，应该从宪法角度来讨论紧急状态的涵义。

有学者认为，紧急状态是一种具有危险度的非法的社会秩序。这种对紧急状态的定性是准确的，然而过于简单。也有学者认为，紧急状态是指具有一定危险程度的非正常的社会状态，包括战争、叛乱、经济危机、严重自然灾害、重大事故灾害、严重传染病流行以及重大刑事犯罪等，所有社会正常生活受到威胁或法律实施受到严重阻碍的状况。很明显，这种观点是把紧急状态这一规范概念与引发紧急状态的原因“紧急情况”这一描述性概念混在一起了。还有学者认为，紧急状态是指在发生了威胁到国家生存的紧急情况时，国家所宣布的一种关于行使国家紧急权而扩大国家权力行使与克减人权保障标准，并受到国际人权法约束的临时性的应对状态一。这是一种比较全面的体现了紧急状态内涵的观点，但是细究起来仍有不尽人意之处。国家只有在进入紧急状态的情况下，才能行使紧急权，紧急状态是行使紧急权的前提。借助“紧急权”来给“紧急状态”下定义，不免有循环定义之嫌。另外紧急状态下，克减人权也并非是构成要件，而只是可能的一种表象而已。

论文摘要:以车重实定宪法的立场和法解释学的方法来看，宪法中的公民义务规定具有一些合乎立宪主义精神的法律作用。其中，纳税、服兵役这类强制性义务具有限制公民权利与控制国家权力的双重作用，但主要作用在于控权;受教育、劳动这类福利性义务具有督促国家履行相应职责的功能，其控权功能弱于强制性义务。

论文关键词:宪法强制性义福利性义务公民权利国家权利

有学者认为:“似乎除了造成误解之外，宪法的公民义务条款发挥不了任何法律作用。目前绝大多数教科书也都侧重于阐述宪法规定的公民义务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是如何重要，而疏于从规范科学的角度分析其法律上的功用。本文站在尊重实定宪法的立场上，强调法解释学的研究进路，力图挖掘宪法中的公民义务条款所能具有的一些合乎立宪主义精神的法律作用。

一、宪法中公民义务的两类典型

近现代宪法规定的种种公民义务，有两类义务较为普遍:古典的强制性义务与现代的福利性义务。

1、古典的强制性义务

内容提要：现行宪法颁布实施后，中国宪法学界的两代宪法学人对研究方法进行了可贵的探索，但是方法与问题结合还有待于进一步发展，方法自觉性要进一步加强。确立中国宪法学研究方法首先要对方法本身进行探讨；其次要注意区分宪法学研究方法与法的一般研究方法、政治学研究方法、宪法解释方法的差异与联系；同时确立中国宪法学研究方法还要有中国问题意识，要对中国宪法文本持相对“中立”的立场，处理好宪法学研究中的普世性价值与中国特性的关系，正确处理“时差”问题。确立中国宪法学研究方法的根本难题在于宪政实践的亏缺。

关键词：宪法学，研究方法，中国宪法问题，宪政实践

近期以来，关于宪法学研究方法的探讨成了宪法学者关注的焦点之一，[i]宪法学者对研究方法的反思是学科成长的体现，研究方法的成熟是一门学科成熟的标志，反之，研究方法的滞后也会对学科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宪法学者对研究方法的反思是有意义的，但是目前中国宪法学界的研究方法还远远没有真正成熟。基于此，本文在对中国宪法学研究方法简单回顾的基础上，探讨确立中国宪法学研究方法所要关注的几个问题，主张以中国宪法问题为中心的方法论模式。以期对宪法学界同仁的研究有些微助益。[ii]

一、中国宪法学研究方法的回顾

（一）第一代宪法学教材对研究方法的探讨[iii]

1982年宪法的修改通过迎来了宪法学研究的春天，一些宪法学教材和普法性质的宪法读物相继出现，[iv]1985年10月份在贵阳召开了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成立大会，标志着宪法学人开始有一个正式对话和交流的平台。当时宪法学研究会的学者在自己编写的教材、专著或者论文中所提及的宪法学研究方法主要有如下几种：1、阶级分析方法；[v]2、历史分析方法；3、比较分析方法；[vi]4、系统分析方法；5、理论联系实际方法。[vii]

内容提要：现行宪法颁布实施后，中国宪法学界的两代宪法学人对研究方法进行了可贵的探索，但是方法与问题结合还有待于进一步发展，方法自觉性要进一步加强。确立中国宪法学研究方法首先要对方法本身进行探讨；其次要注意区分宪法学研究方法与法的一般研究方法、政治学研究方法、宪法解释方法的差异与联系；同时确立中国宪法学研究方法还要有中国问题意识，要对中国宪法文本持相对“中立”的立场，处理好宪法学研究中的普世性价值与中国特性的关系，正确处理“时差”问题。确立中国宪法学研究方法的根本难题在于宪政实践的亏缺。

关键词：宪法学，研究方法，中国宪法问题，宪政实践

近期以来，关于宪法学研究方法的探讨成了宪法学者关注的焦点之一，[i]宪法学者对研究方法的反思是学科成长的体现，研究方法的成熟是一门学科成熟的标志，反之，研究方法的滞后也会对学科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宪法学者对研究方法的反思是有意义的，但是目前中国宪法学界的研究方法还远远没有真正成熟。基于此，本文在对中国宪法学研究方法简单回顾的基础上，探讨确立中国宪法学研究方法所要关注的几个问题，主张以中国宪法问题为中心的方法论模式。以期对宪法学界同仁的研究有些微助益。[ii]

一、中国宪法学研究方法的回顾

（一）第一代宪法学教材对研究方法的探讨[iii]

1982年宪法的修改通过迎来了宪法学研究的春天，一些宪法学教材和普法性质的宪法读物相继出现，[iv]1985年10月份在贵阳召开了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成立大会，标志着宪法学人开始有一个正式对话和交流的平台。当时宪法学研究会的学者在自己编写的教材、专著或者论文中所提及的宪法学研究方法主要有如下几种：1、阶级分析方法；[v]2、历史分析方法；3、比较分析方法；[vi]4、系统分析方法；5、理论联系实际方法。[v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