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宪法环境体系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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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宪法环境条款的历史脉络

生态文明入宪之前，单个条款是宪法环境条款的规范体现。但是，生态文明本身不是孤立的概念，生态文明囊括了宪法环境条款，宪法环境条款的逐渐完善是生态文明制度成果积累的表现。(一)朴素环境观的体现:1954年《宪法》及1975年《宪法》1954年《宪法》及1975年《宪法》中的部分条款反映了当时所倡导的蕴含于中国社会文化中的朴素环境观，这一朴素环境观来自全民对自然资源及生态环境的内心维护。1954年《宪法》第6条第2款规定:“矿藏、水流，由法律规定为国有的森林、荒地和其他资源，都属于全民所有。”1975年《宪法》第6条第2款规定:“矿藏、水流，国有的森林、荒地和其他资源，都属于全民所有。”这些条款背后隐含着相应的环境保护逻辑。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1954年《宪法》除了发挥宪法的功能性作用、树立法制权威外，促进社会变革和移风易俗也是其应发挥的重要作用。将自然资源所有权赋予全民，是对中国数千年以来自然资源所有权体制的颠覆，能够让全体社会成员对自然资源产生主人翁意识。从1954年《宪法》颁布后党和政府所做的一系列努力来看［4］，其所确定的全民所有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环境治理提供了宪法层面的依据。而1975年《宪法》基本秉持了1954年《宪法》的原则，因此，这两部宪法均体现了朴素的环境观与生态观。世界上第一个将环境权写入《宪法》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南斯拉夫，具有社会权性质的环境权亦因能“发挥着独特的凝聚团队意识的功能”而“被具有社会主义传统的国家所青睐”［5］。从法制建设的角度来看，权利与义务相对应的要求使得在全面享有所有权的同时必然也存在全面承担环境保护及生态保障义务，两部宪法文本虽未将这一义务明确，但权利的产生必然代表着义务的存在，这不因宪法文本的规定而改变，这一义务的创设也为后来宪法对国家自然资源保护义务的设定提供了参考。由此，这两部宪法中的环境条款可以被视为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早期宪法成果。(二)国家环境保护义务具体化:1978年《宪法》相较于1954年《宪法》和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第11条第3款规定:“国家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这一条款首次在宪法文本中明确了国家是环境保护的义务主体，使得国家对自然资源的所有权与环境保护义务之间形成了文本上的平衡，这一条款应当是我国宪法环境条款的发端。伴随物质文明的不断发展，人民在审视自身权利之时逐渐将更多的目光集中在自己是否能够享受到优良环境所带来的福利上。基本人权理论的发展也确认了环境权应当是人民所享有的基本权利，因此，宪法环境条款日益受到各国的重视并逐渐发展完善起来，良好的生态环境已经成为人民的基本诉求之一。1978年《宪法》为国家确立了“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的义务。从宪法文本来看，这一义务主体是国家。文本对国家义务从两个层面进行了阐述:第一层面是国家“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的义务。环境与自然资源为自然所有，并不因为人类的活动而产生。第二层面是“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的义务。国家需要从两个维度来履行其义务:一是污染或其他公害没有发生时，国家应当采取一定的措施来防止其发生;二是当污染和其他公害产生时，国家需要应采取一定的措施对其进行治理，使之恢复原貌。(三)宪法环境条款走向成熟:1982年《宪法》在继承1978年《宪法》的基础上，1982年《宪法》进一步丰富了环境和自然资源保护条款。具体包括第9条第2款规定:“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禁止任何组织和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破坏自然资源。”这一规定与1978年《宪法》规定的“国家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形成了对比，以“合理利用”代替了单一的“保护”，突出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显示了立法技术的提升及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初步认知。第22条规定:“国家保护名胜古迹、珍贵文物和其他重要历史文化遗产。”这一条款针对的客体是具有典型意义的名胜古迹、珍贵文物和其他重要历史文化遗产，一些珍贵的、具有独特意义的自然资源及景观亦被纳入保护之列，因而此条款可以看作是对部分重要环境及自然资源的特殊保护条款。第26条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国家组织和鼓励植树造林，保护林木。”从文义上来看，“这一规定是国家对环境保护的总政策，说明了环境保护是国家的基本职责或义务”［6］。从这些条款可以看出，1982年《宪法》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宪法环境条款体系。2018年宪法修改时，生态文明被正式写入宪法序言第七自然段，生态文明所蕴含的价值在法律制度中得以合理体现。生态文明写入宪法结束了长期以来宪法文本中环境条款缺乏统筹的局面，使得宪法文本中的环境条款得以体系化，宪法环境条款与部门环境法之间的关系得以明确，宪法的尊严进一步得到彰显。

二、宪法环境条款规范体系

(一)宪法序言中生态文明的规范分析2018年宪法修正将“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修改为“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修改后的条款解决了生态文明建设这一顶层设计与宪法规范之间的衔接问题，进一步将国家重要决策、人民共识与法律体系结合起来。1．修改后的宪法序言明确了生态文明的宪法地位。生态文明的提出、发展与社会现实的发展密不可分，而法律规范的更新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法律事实的回应。“2013年以来，生态文明每年都以专门的篇章形式进入政府工作报告，2014年以来进入了所有修改或者制定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7］因此，必须对生态文明这一已经广泛出现在部门法领域的概念进行宪法地位的确定，从而实现宪法与部门法之间规范逻辑的统一。从具体规范来看，“生态文明”上升到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并列的地位，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根本的行为准则［8］。这一根本行为准则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为宪法环境条款的实施提供了概括性指导，二是为各部门环境法提供了宪法依据，三是为国家下一步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根本法依据。2．修改后的宪法序言明确了“生态文明”的发展方向。宪法序言明确了“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方向，对此，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理解:第一，其他“四个文明”的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不可缺少的条件，生态文明建设本身需要依赖其他四个文明的支撑。生态文明入宪的基础在于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发展已经取得了相应的成就，在解决了基本的生存发展问题后，我们有条件去要求获得更好的生态环境，也有能力去追求更好的生活与发展方式。第二，生态文明建设是其他“四个文明”进步的必要条件。文明的发展趋势在不断变化，传统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的发展需要走出“单行道”，物质文明的发展要追求清洁、高效，精神文明的发展需要良好的生态环境为人民提供自然、舒适的心灵家园，政治文明的进步则与转变发展方式密不可分，因此，生态文明必须与其他“四个文明”同步协调发展。3．修改后的宪法序言明确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最终目标。《宪法》序言规定:“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此，我们可以从三个层次进行分析:第一，生态文明与其他“四个文明”需要共同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努力，这是一种内向型的自我定位及需求，揭示了国家建设的内在方向及人民对国家、社会、生活的最核心要求。生态文明程度是达成这一目标的重要指标，美丽中国的要求更是直接指向高层次的生态文明建设标准。第二，生态文明与其他“四个文明”需要共同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这是一种外向型的定位及要求。“强国”要求我们，一方面在达成自我需求的同时具备区别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具有特色的发展模式，另一方面也要求我们在完成自身发展的同时尽可能地为其他有需要的国家提供包括智力支持在内的帮助。因此，生态文明建设既要着眼于中国实际，也要将目光转向具有普遍价值的智力成果探索上。第三，生态文明与其他“四个文明”需要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这是从纵向的历史维度考察中得出的结论。中华民族在发展之始就着眼于对自然的保护，而良好的环境规划及长期发展中形成的人与自然的协调关系也是中华文明得以延绵不绝并长期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的重要原因。生态文明建设既是国家社会发展的基本策略，也是当代中国及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推卸的责任。(二)宪法环境条款规范分析［9］2018年宪法修改后，我国宪法文本中的环境条款主要有宪法序言第七自然段规定的“生态文明”条款，第9条、第22条、第26条、第33条及第89条，这些条款从多个方面对环境及自然资源保护等问题进行了规定。1．宪法环境条款体系被补全。生态文明入宪后，宪法文本中的环境条款体系被进一步补全，生态文明从总体上统领其他宪法环境条款。纲领性条款缺失是长期困扰宪法环境条款的问题。例如，宪法环境条款第9条、第26条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之上存在相互孤立的情况，宪法总纲的环境条款并不能承担起统领宪法环境条款的责任。而生态文明作为高层次的文明形式，其进入宪法后能够从整体、宏观上起到对宪法环境条款整体的统筹引领作用，从而补全了宪法环境条款体系的“领头羊”环节。2．确定了生态文明建设及环境保护主体。《宪法》第9条列举了国家、个人和组织三种环境保护的主体。从国家层面而言，其本身便是宪法所规制的最主要对象，宪法对政府在生态建设及环境保护方面的义务做出规范是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必然结果。《宪法》第89条第6款的规定则进一步将国家的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义务落实到政府层面，使得规范更加具体、务实。从个人层面而言，公民对良好环境的需求进一步形成了规范的环境权利，而与环境权相对应的义务自然也应当为公民所履行。与宏观层面国家的防治相比，公民的义务恰恰是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的基础核心。从组织层面而言，各型社会组织已经成为社会重要的构成部分。3．明确了生态文明建设及环境保护的客体。《宪法》第9条规定自然资源为受保护的客体。保护自然资源对国家社会发展来说具有根本性意义，对部分不可再生自然资源的使用与处分更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问题。因此，“自然资源的使用必须考虑到长远需要，做到资源的开发与保护相结合，使之兼有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10］值得注意的是，《宪法》第22条中涉及的具有生态意义的“名胜古迹、珍贵文物和其他重要历史文化遗产”应当被包括在“自然资源”的范畴。《宪法》第26条确定了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为生态文明保护及环境保护的客体。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与人类密切相关，人类本身也是环境中的一部分，对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的保护就是对人本身的保护。《宪法》第26条还确认了污染和其他公害为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之客体。所谓公害是指对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所造成的污染损害［11］。与前述客体不同的是，污染与公害通常来源于人类的生活、生产行为，且其对人们日常生活甚至人类健康的影响更为突出、明显。因此，对污染及公害的防治也体现了我国宪法一直以来所具有的基本环境观与生态精神。4．环境保护的手段及目标具有层次性。就手段而言，宪法条款更多地从积极处置与消极防御两个方面进行规范:禁止侵占和破坏自然资源采取的是消极防御的态度，更多地强调对现有状态的保持，不支持以人类的行为对状态进行改变;而预防与治理强调的是通过人类的行为，将可能发生的或已经发生的污染和公害进行消除。从目标来看，宪法所确定的环境保护目标包括两个方面:(1)保障和保护。《宪法》第9条“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的规定重在强调对合理利用资源的障碍的去除;“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则重在强调珍贵的动物和植物资源不受破坏、不被减少。(2)改善。《宪法》第26条“国家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的规定意在强调在维持现有环境条件的前提下进一步提高环境质量。“改善”强调环境保护的第二层次目标，即追求更良好的环境。5．宪法环境权的全新体现。虽然我们还无法从宪法文本中直接找到环境权条款，但从已有的宪法环境条款体系而言，对公民环境权的间接保护机制已经形成。无论是《宪法》第9条及第26条通过对国家义务明确的方式凸显环境权的价值，或是宪法规定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以及公民人格权保护中所含的环境权意蕴，均说明宪法环境权已经间接融入我国宪法体系当中。“以宪法方式规定生态文明建设的地位和宣示公民环境权，使其获得‘立国精神’的‘宪章’地位，是最好的‘政治’表达。”［12］生态文明入宪与公民环境权之间的关系并不孤立，生态文明宪法地位的确定从宏观上进行了宪法环境权的表达，这种表达赋予了宪法环境权纲领式的保护，是具有规范效力的宪法规范表达。

三、宪法环境条款的部门法体现

生态文明入宪的意义不在于其本身，而在于诠释生态文明的宪法规范体系，在此基础上进行以实施为导向的复合制度建构，进行宪法与部门法的有效对接———观念上相互理解，制度上无缝对接，功能上相互补充［13］。无论是最新的《民法总则》，抑或是规范政府权力的行政法规范，或者直接对环境问题进行规制的法规，都有对生态文明内容或理念的体现，生态文明已经融入我国各部门法律体系的各个环节。生态文明入宪既是宪法生命力的重要体现，也是进一步补齐我国宪法环境条款的必要步骤。(一)《民法总则》的生态文明体现《民法总则》第9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这一条款被称为《民法总则》的绿色条款。作为私法的《民法总则》虽然没有直接以文本的方式将生态文明纳入规范体系，但针对民事主体选取生态文明建设中具有关键意义的节约资源与保护生态环境的义务作为指导性原则相对应的客体，是在尊重国家基本方针政策及立法需要的基础上结合部门法特征做出的最合适的选择，这一选择既是对生态法治内涵的遵循，也考量了法律执行过程中的可操作性。绿色条款对民事主体的民事活动提出原则性的规范要求，体现了民法与宪法之间的互洽性。值得强调的是，“公民不当的环境行为，也可能对其他公民的环境利益造成影响甚至损害，因此公民在行使环境权和其他权利时，有不影响他人环境利益的充分注意和不当行为禁止的义务。”［14］从具体规范来看，民事主体的义务有两个层面，要求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时既要有利于节约资源，也要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这与宪法所规定的国家对自然资源的保护义务及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义务相对应，形成了生态文明建设义务的逻辑链。(二)《环境保护法》的生态文明体现《环境保护法》既是整个环境保护法律体系中最重要的一环，也是最基础的一环，其制定与实施以宪法为依据。《环境保护法》第1条规定:“为保护和改善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障公众健康，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制定本法。”将立法目的推进至生态文明建设，一方面，反映了我国环境保护治理思路的转变，环境保护的重心由污染防治转向生态建设;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国特色法治文明的发展，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更加注重体系性治理，要求构筑互相衔接、相互配合的治理体系。“通过在修改《环境保护法》时明确规定环境法的目的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并写入包括‘生态文明’在内的大量生态学术语和概念，我国的环境法正在逐步实现从以防治污染为标志的环境保护法向以建设生态文明为标志的生态法的历史性转变。”［15］(三)《刑法》的生态文明体现“惩治环境犯罪、预防环境风险是刑法在生态文明时代的重要使命”［16］。《刑法》第六章“妨害社会秩序管理罪”第六节专门规定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从规范的角度来看，刑法对公民权益的处置需要有严格的宪法相关依据，刑法规范用“破坏”的概念对相关行为进行了定义，与宪法体系中所规定的国家环境资源保护义务形成对应，即《刑法》第338条至第343条的内容与《宪法》第9条相对应，第344条、第345条内容与《宪法》第26条的内容相对应。从实践来看，刑法的生态保障作用在近几年日益凸显，一方面是因为污染、公害事件的频发;另一方面是生态文明理念促进了刑法功能的发展，刑法所保障的法益日益扩大，而这种扩大的根源亦来自人民的基本权利———环境权的理论与实践发展。因此，刑法制度已经成为生态法治体系中规制力度最强的“底线”。(四)检察院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生态文明体现2014年10月23日，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随后，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授权最高人民检察院在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部分市级与基层检察院开展为期两年的公益诉讼试点工作。2017年6月2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定对《民事诉讼法》进行修改，其中第55条增加第2款内容，标志着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制度在我国正式确立。从宪法意义上看，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是法律监督机构的先发定位与职能回归。“从某种程度上讲，检察公益诉讼具有宪法监督之意，由检察机关依法监督行政执法机关是否正确实施法律，是对立法机关监督法律实施职能的延伸。”［17］从生态文明建设及宪法环境条款的约束来看，《宪法》第9条规定了国家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义务，法律监督机关的义务履行填补了行政机关与公民义务履行之间的空白。从现实看，环境公益诉讼取得良好的实践效果，显示出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制度与实践之间的契合以及当前生态环境建设制度保障的发展潜力。因此，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及完善将进一步填补行政机关与公民、组织间环境资源保护及生态文明建设的漏洞，补全我国生态文明法治体系。四、生态文明入宪的作用生态文明的提出、发展、成果取得依托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实践于中国特色的发展环境，将生态文明纳入宪法从而与宪法体系中其他内容形成共鸣，是中国宪法制度的一种创新与升华。(一)为党的意志入宪提供了新的范本生态文明入宪是执政党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的具体体现。十八大以来，以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深刻总结中国基本国情的基础上，不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果。五年来，“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加快形成，主体功能区制度逐步健全，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积极推进。全面节约资源有效推进，能源资源消耗强度大幅下降。重大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进展顺利，森林覆盖率持续提高。生态环境治理明显加强，环境状况得到改善。引导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18］实践证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持包括生态文明建设在内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而生态文明是党和国家、人民履行环境资源及生态环境保护义务的总纲领。生态文明建设来自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意志，这一意志同时也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识。生态文明建设已经被写入党章，成为我党的政治纲领;生态文明在宪法规范上的确立实现了执政党的纲领与宪法的统一。“中国法治应有其独立的表达方式和实现形式。这种独立性，既源于数千年的中国法律文化传统，也源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亿万当代中国人在半个多世纪里的法治生活实践。”［19］2018年宪法修改后第1条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从宪法层面确认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领导核心地位，这一规范解决了我国未来发展中核心领导权的归属问题，而“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最根本方向”［20］，因此也为未来生态法治建设指明了方向。(二)宪法环境权的新发展生态文明入宪，补齐了宪法环境条款的重要短板，使得宪法环境条款体系进一步完善。同时，生态文明从整体上对包括规范国家义务及宪法环境权在内的宪法环境条款起到纲领性的约束作用。生态文明入宪本身是对人民享有优质舒适生态环境的宣誓，对环境权的需求是与时代特征密切相关的，而生态文明建设就是在这个时代对生态环境、生活环境的基本概念总结，因此生态文明宪法化使得宪法环境权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从规范的角度来看，生态文明入宪后，环境权在宪法体系中的表达更加丰富和多样。宪法环境权的表达体系有三个层次:第一，生态文明建设的整体保障。生态文明在宪法中的表达本身包括了生态文明概念中所蕴含的一切价值、理念，人民享有美好生活与良好生态环境的权利是生态文明体系的题中应有之义，而生态文明的宪法表达自然也是宪法环境权的宪法表达。第二，国家环境保护义务反向保护公民环境权。国家环境保护义务本身指向于公民所享有的环境权利，国家环境保护义务履行的最终目的在于保障人民权利，为人民创造良好、舒适的生活环境与生态环境。第三，公民权利保障的环境权关怀。国家通过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客观上包括了对公民享有环境权的保障。环境权蕴含在基本权利之中，国家对基本人权的尊重和保障势必要求为公民提供适宜、舒适的生活环境与生态环境。公民人格尊严的实现也与宪法环境权息息相关，良好环境下的公民人格尊严才能得到彰显。(三)是加强宪法实施与监督的表现“宪法实施是指宪法在现实生活中的运用和体现，它是宪法精神、原则以及规范在国家权力运行和公民权利保障中的贯彻和落实。”［21］从宪法的属性来看，无论是宪法的制定或是宪法的修改，最终均应落脚于宪法实施。“宪法监督，就是为保证宪法实施，由国家和社会各方面力量所进行的督促、监控宪法实施的制度与活动，所以宪法监督也可称为宪法实施的监督。”［21］因此，宪法实施是与宪法监督密不可分的。而“生态文明”入宪是宪法生命力的体现，也是进一步完善宪法实施与宪法监督迈出的重要步伐。宪法实施与宪法监督最终遵循于宪法规范，宪法规范的与时俱进是宪法实施与宪法监督逐步完善的根本动力，规范缺失或规范不健全基础上的宪法监督与宪法实施既缺乏法制依据，也无法让公众信服。生态文明入宪对宪法实施和宪法监督的进一步完善应当从三个维度来理解:第一，充实了宪法实施与宪法监督的规范依据。宪法作为法律规范所具有的正当化功能应当逐步被重视，生态文明入宪后所形成的体系化的宪法环境条款为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方向的宪法实施监督提供了规范依据。第二，拓展了宪法实施与宪法监督的范围。“在政治系统中，需要贯彻实施的不仅仅是宪法规范，也包括政治的价值理念和规范，如政治目标、党章党纪等。政治化实施宪法的路径，是将宪法实施置于一个更长的历史维度和更宏观的社会背景下予以统筹安排。”［22］这样一种政治化的宪法实施的范围非常广泛，但其最终规范来源仍然在于宪法文本，因而生态文明这样具有纲领性作用的生态建设宣言为宪法实施与宪法监督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平台。第三，提供宪法实施与宪法监督的动力。党的高度重视及依宪治国推动着我国宪法实施与监督制度的完善。生态文明建设是党和国家“五位一体”战略布局的重要一环，是党的意志和人民的意志的重要体现，因此也必然增强宪法监督和实施的动力。“宪法可以作为凝聚社会主流价值共识的载体，从而有助于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合作，实现社会整合。”“一旦一部宪法能够凝聚社会价值共识，协调各种价值立场，那这部宪法就会发挥很重要的作用，乃至可以成为这个国家意识形态统合的平衡器。”［23］(四)为我国生态法律体系完善提供直接的宪法依据随着环境保护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生态文明建设思想已经成为我国环境法制规范制定过程中所必须遵循的基本要求，而非环境法律规范的内容也不能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布局相违背。在生态文明入宪之前，生态文明对我国生态法律体系完善的依据作用主要来自党的意志与国家意志之间的非正式转换，这一转换的正当性来自党的领导的历史正当性与政治正当性。“从历史正当性看，中国近代史上屈辱的一页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结束的;从政治正当性看，我国的人民民主政权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24］但在这样一种转换的状态下，宪法的根本法地位无法体现，生态文明与生态法律体系之间无法形成直接的逻辑关系。生态文明入宪后，其不但从序言部分对整个宪法环境条款进行统领，还对部门法乃至整个生态法治体系起到统领作用。在宪法环境条款体系形成的背景下，下一步应当在宪法序言的统领下，“以抽象原则为指引，以基本框架为依托，以主要制度为基点，呈现为协调统一，和谐融通的有机整体”［25］，从而构建生态文明法治体系。

生态文明入宪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法治大事件，标志着宪法将生态文明所具备的规划国家发展目标，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伟大复兴以及保障人民美好生活的政治整合功能给予了根本法上的确认;标志着生态文明从政治规范走向了法律规范［26］。2018年5月18—19日，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是生态文明入宪后召开的第一次生态环境保护大会。在会上强调，要自觉把经济社会发展同生态文明建设统筹起来，充分发挥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充分利用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积累的坚实物质基础，加大力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我们看到，生态文明建设已经与经济社会发展成为一体，密不可分，推进生态环境建设，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而是与国计民生相关联的“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27］。在宪法环境条款体系形成的背景下，坚持依宪治国、依法治国，以宪法环境条款统领生态文明法治建设，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制度建设的重要要求。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环境保护主体的国家应当明确认识其所应承担的义务，在宪法的指导下，引领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事业。社会组织与个人也应当坚持权利义务相统一的原则，在享受良好的生态环境和生活环境的同时，自觉承担起环境保护的责任与义务。

作者:张 震 杨茗皓 单位:西南政法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