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产宪法保护的过程与启发

导语：财产宪法保护的过程与启发一文来源于网友上传，不代表本站观点，若需要原创文章可咨询客服老师，欢迎参考。

本文作者：季秀平工作单位：淮阴师范学院

我国的私有财产宪法保护制度及其实践运作经历了一个从确立到倒退再到进步与完善的曲折历程。

一、我国私有财产宪法保护制度的确立

在新中国建立后曾一度起过临时宪法作用的1949年的5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6中已有关于私有财产保护的规定,但新中国私有财产宪法保护制度的真正确立却是在1954年宪法。五四宪法从第8条到第14条集中地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及其限制作了规定。从这些规定中,可以发现五四宪法关于私有财产的保护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将私有财产具体化为各种私有财产权。五四宪法除在第14条直接使用了私有财产的概念外,在其它条文中都使用了某某权的表述,具体是指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和其它生产资料所有权(第8条)、手工业者和其它非农业的个体劳动者的生产资料所有权(第9条)、资本家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和其它资本所有权(第1条)、公民的生活资料所有权(第11条)以及私有财产继承权(第12条);第二,保护的主体范围和客体范围都很广泛。从主体来说,既包括农民、手工业者和其它非农个体劳动者,也包括资本家;从客体来说,既包括生产资料所有权,也包括生活资料所有权,还包括私有财产继承权;第三,从立法技术来说,采用了列举加概括的方法。这集中反映在第11条关于公民生活资料所有权的规定之中;第四,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不是绝对的。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对私有财产中的城乡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实行征购、征用或者收归国有(第13条),并规定禁止任何人利用私有财产破坏公共利益(第14条)。客观地讲,五四宪法关于私有财产保护的规定是基本符合我国当时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实际的。它对于稳定社会各阶级的财富心理,调动各方面的生产积极性,发展社会生产力,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需要,乃至于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都具有极为重要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意义。但是,五四宪法关于私有财产保护的规定也有明显的缺陷,表现在:第一,定位不准、观念落后。尽管五四宪法对私有财产使用了各种权的表述,但这些财产权并没有被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而与公民的其它权利一起规定在宪法第三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中,而是规定在第一章总纲之中。这种定位不准,反映了个人权利源自国家授予的落后宪政理念,而这种理念与公权力源自公民授予的现代宪政的理念是格格不入的;第二,保护上的不平等。五四宪法不仅在公私财产之间没有实现平等保护,而且在私有财产之间也没有实现平等保护。公私财产保护的不平等集中体现在第6条和第11条的规定之中,第6条规定国家保证优先发展国营经济,与此相适应,第11条规定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而五四宪法却没有关于优先(哪怕是平等)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和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规定。这可能不仅仅是一个修辞色彩或者是与资本主义国家对着干的问题,相反,它十分明显的反映了立法者重公轻私的内心偏向。私有财产内部保护的不平等,可以从第7条到第1条的规定得到说明。第7条第2款规定:国家,,以发展生产合作为改造个体农业和个体手工业的主要道路。第8条第2款规定:国家对富农经济采取限制和逐步消灭的政策。第1条第2款规定: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既然国家要对各种非公有制经济分别实行改造、限制和消灭的政策,也就不可能对与之对应的各种私有财产实行平等的保护;第三,留有侵犯和剥夺私有财产的许多立法空隙。如果说五四宪法关于对各种非公有制经济分别实行改造、限制和消灭的规定为公权利侵犯私有财产提供了隐含依据的话,那么五四宪法第13条的规定则为公权力在以后的实践中剥夺私有财产留下了明确的立法依据,因为该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对城乡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实行征购、征用或者收归国有。其中,除了征购国家需要支付一定的对价外,对于征用和收归国有却没有规定任何补偿措施。由于并没有和五四宪法配套的法律对征用和收归国有的条件作出规定,这样国家就可以以社会公共利益为借口(有时连这样的借口都不需要)堂而皇之地将私有财产变成国有财产了。上述缺陷反映了五四宪法的历史局限性。五四宪法颁布以后,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人治[1-2]¹的原因与社会主义改造º的原因,使其在我国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并没有真正发挥过应有的作用。正如周永坤教授所言:五四宪法实际上几乎从来没有生过效,,五四宪法对社会几乎并没有什么规范意义。[3]就私有财产的保护而言,由于五四宪法颁布后接连发生了、穷过渡、割资本主义尾巴等一系列经济领域中的冒进行为,从而使得五四宪法关于私有财产(权)保护的规定名存实亡。我国的私有财产宪法保护制度也由此踏上了倒退的危途。

二、我国私有财产宪法保护制度的倒退

尽管在实践中,新中国关于私有财产保护的倒退状况从五四宪法颁布后不久即已开始,但从宪法的规定来看,私有财产宪法保护制度的倒退却是始于1975年宪法,并经过1978年宪法,一直延续到1982年宪法。较之于五四宪法,七五宪法对于私有财产保护的规定,不仅在条文上大为减少,而且在范围上也大为缩减。根据七五宪法第5条第2款的规定,国家还允许非农业的个体劳动者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存在,但实际上七五宪法却没有任何保护私人生产资料所有权的规定。相反,七五宪法却继续保留了国家对城乡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实行征购、征用或者收归国有的权利,并且该征购、征用或者收归国有还不需以公共利益为目的,这就为国家随时剥夺私人(也包括集体)生产资料所有权大开了方便之门。不仅如此,七五宪法还取消了五四宪法关于保护私有财产继承权的规定。这样,七五宪法关于私有财产保护的规定只剩下了第9条第2款保护公民生活资料所有权的规定。即使是这一款,在收入范围的规定上,也已将五四宪法第11条规定的合法收入缩小为劳动收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历史倒退。在拨乱反正的历史进程中,七八宪法被制定了出来。由于当时左的流毒尚未肃清,三中全会尚未召开,人们对保护私有财产的重要性的认识还不到位,七八宪法对私有财产的保护虽较七五宪法有一点点进步但较五四宪法却没有任何进步,甚至还没有达到五四宪法的保护水平。七八宪法比七五宪法的一点点进步就是将七五宪法的劳动收入又改为合法收入,但这也仅仅是又回到五四宪法。在1978年底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确立了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路线上来,各项工作逐步走上了正轨。在此背景下,五届全国人大又制定了八二宪法。八二宪法较之七八宪法和七五宪法在私有财产的保护上有了较大的进步,表现在:第一,将保护的范围规定为合法财产的所有权(第13条第1款),而不是仅限于生活资料所有权;第二,恢复了五四宪法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的继承权(第13条第2款)的规定。尽管如此,八二宪法在当时还没有完全达到和超越五四宪法关于私有财产保护的规定,在有些重要方面甚至还有很大的退步。其突出的表现之一就是,八二宪法第1条赫然宣布: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这一没有理由、没有补偿的规定在一夜之间使得亿万城市居民的房屋所有权失去了世代相传的根基。如果再加上199年国务院制定的5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6第12条»和第4条¼的规定,私有房屋所有权这样一个永久性的权利一下子变成了一个期限性的权利。这不能不引起我们深思,也不能不引起立法者的高度重视。

三、我国私有财产宪法保护制度的进步与完善

虽然八二宪法有关私有财产保护的规定在个别地方较之于五四宪法有较大的退步,但是总的来说,从1982年八二宪法颁布开始,我国宪法关于私有财产保护的规定已开始进步,到了24年的宪法修正案,则趋于完善。与七五宪法和七八宪法不保护个体经济的规定相反,八二宪法开始重新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权益,其第11条规定: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到了1988年,八二宪法的第一个修正案又实现了对私营经济合法权益的保护。八八宪法修正案第1条在原宪法第11条中增加规定: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但是,我们也应看到,虽然此时宪法已经对个体、私营经济合法权益的保护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但这种保护是有保留的。因为,此时宪法对个体、私营经济法律地位的规定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还要分别对其实行行政管理,指导、帮助和监督和引导、监督和管理½。1993年的宪法修正案在私有财产的保护方面没有什么进步。仅仅是在修正案第6条重申了八二宪法第8条已经规定的参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劳动者,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经营自留地、自留山、家庭副业和饲养自留畜。这一规定为1999年的宪法修正案第15条所继续坚持。这可以看作是对农民某些私有财产的一种保护。九九宪法修正案对私有财产的保护虽然从表面上看没有进步,但实质上有较大的进步。因为此时,国家已将个体、私营经济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地位提升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地位。地位的提升说明国家有加大对其合法权益保护力度的意图,只不过这一意图是到24年的宪法修正案才得以明确体现的。零四宪法修正案在其第21条对原宪法第11条第2款进行了修正。其将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的规定修改为: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这一规定,与以往的规定相比,有三大特点:第一,扩大了保护的主体范围。将保护的范围从个体、私营经济扩大到包括个体、私营经济在内的所有非公有制经济;第二,增加了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的规定;第三,对非公有制经济的限制和约束减少了。表现在将原引导、监督和管理的规定修改为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这些修正表明,国家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态度有了实质性的全面的巨大改变。既然国家已经赋予了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平等的法律地位,接下来顺理成章的制度安排就是对私有财产与公有财产的平等保护。这一安排就是零四宪法修正案第22条的规定。零四宪法修正案第22条将原宪法第13条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的收入、储蓄、房屋和其它合法财产的所有权。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的继承权的规定修改为: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这一修改具有两大特点:一是,极大地扩大了私有财产的保护范围。私有财产的保护范围已经不限于所有权和继承权,二是扩大到所有权以外的各种财产权。这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公民的私有财产也迅速地增加起来,且表现形态也越来越多样,在此情形下,再用列举的方式规定公民私有财产的范围,难免有不能周全之虞,故立法者放弃了列举的方式,转而采用概括的方式,这样的规定可以更好地适应财产形态多样性发展的需求;第二,只保护合法的私有财产,不保护非法财产。只要是合法的财产,尽管尚未取得所有权等权利,法律也是加以保护的,例如,尚未登记的在建房屋、已经交付但还没有登记的房产等等,都属于公民的合法财产,都可以获得法律的保护。而以贪污、受贿、盗窃、抢劫等方式获得的财产是不能受到法律的保护的。当然,也有学者认为,这一规定是为处理私营企业主们的第一桶金的问题¾留下了政策空间。当然,国家在保护私有财产的同时,也对私有财产作出了一定的限制,那就是关于对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的规定。零四宪法修正案第22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这一规定较之于以往的规定,有很大的进步。以往关于征收、征用的规定或者没有规定公益目的,或者没有规定给予补偿,而这一次规定得就很合理。

四、新中国私有财产宪法保护制度曲折历程的启示

回顾新中国私有财产宪法保护制度及其实践运作的曲折历程,可以发现其具有如下特点:第一,私有财产的保护始终与所有制结构以及分配制度紧密相联。五四宪法制定时,由于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包括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个体经济(包括个体农业、个体手工业以及其它非农业的个体经济)和资本家经济并存的经济结构,以及与上述经济结构相适应的分配制度,因此,国家对与上述经济结构以及分配制度相适应的各种私(包括个体农业、个体手工业、其它非农业的个体经济以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生产资料所有权都予以保护。又由于个体农民、个体手工业者以及资本家等都属于公民的范畴,因此,对他们的生活资料所有权以及私有财产继承权都予以保护。到了七五宪法和七八宪法,由于经济结构变成了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分配制度也变成了单一的按劳分配,因此,宪法不再保护私人生产资料所有权,而只保护私人生活资料所有权,并且其范围及其狭窄。到了八二宪法及其随后的四个修正案,由于国家实行从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个体私营经济为补充,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转变为实行多种经济成份与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相应地,对私有财产的保护范围也逐步扩大,从生活资料扩大到生产资料,进而扩大到一切合法的私有财产。第二,对生活资料的保护不仅始终占据主导地位,而且保护态度是比较一贯的,而对生产资料的保护在从五四宪法颁布后不久到八二宪法的颁布这样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内,却处于次要地位或者不予保护的状态,其态度是曲折变化的,基本上呈一个U字形曲线。第三,将私有财产的保护与公有财产的保护置于分离且相对的状态。对于公有财产的保护,从五四宪法到八二宪法都使用了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表述,而对于私有财产的保护,除八二宪法的零四修正案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外,其它宪法都没有这样的规定,更不用说规定神圣不可侵犯了。这种做法不仅没有很好地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更使个体、私营经济受到了限制和摧残。第四,实践中的做法与宪法的规定不一致或者呈现出倒退的一致。在五四宪法时期,虽然宪法明确规定保护各种私有财产,但在其后的实践中私有财产却没有得到保护。到了七五宪法和七八宪法仅保护有限范围内的生活资料所有权,但由于中打砸抢的频繁发生,公检法又被砸烂,实际上导致了即使是上述有限范围内的私人生活资料所有权也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八二宪法颁布以来,虽然在实践中国家越来越重视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但是立法却出现了滞后的局面,在八二宪法颁布22年之后,其零四修正案才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作出了全面的规定。当然,这种姗姗来迟的规定仍然是值得大加赞赏的。从新中国宪法关于私有财产保护的曲折历程中,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启示:第一,应充分认识到保护私有财产对于经济发展、人民富裕、社会稳定、国家强盛的重要意义。我国私有财产宪法保护制度及其实践运作的曲折历程说明,什么时候重视和肯定对私有财产的保护时,经济就会获得较快的发展,人民生活就会得到较大的提高,社会就会安定有序,国家就会逐步变得强盛;什么时候忽视和否定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就会导致经济的停止,乃至于倒退,人民生活就得不到提高,社会就会陷入混乱和无序,国家也积贫积弱。第二,应重视法律在实践中的良性运作。既要防止五四宪法制定后,现实与文本的严重断裂,更要防止中文本与现实的双重倒退,也应避免八二宪法滞后于实践要求的状况。第三,保持现有的良好制度不发生逆转。尽管我国的私有财产宪法保护制度及其实践运作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历史发展过程,但最终却走上了一个健康发展的道路,我们应当保持这种态势并防止其逆转。五、结论目前,我国正在制定物权法。虽然对于物权法应当保护私有财产,大家都持肯定态度,但是,对于私有财产是否应当与公共财产获得同等保护,人们的观点却很不一致。其中,有一种观点值得特别关注,那就是一些学者认为物权法应当优先保护国有财产和集体财产[4]。笔者认为,虽然这些学者要求加强对公共财产特别是国有财产进行保护的初衷是好的,但是,其观点是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的。因为物权法主要是规范私的财产权利的法律。不管是国有财产、集体财产还是私人财产,只要它们进入市场,其法律地位就应当是平等的,其受到的保护也应当是平等的。主张优先保护国有财产和集体财产实际上意味着劣后保护私人财产。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倾向。它很容易导致在实践中借口公共利益优先而损害私人利益甚至肆意损害私人利益的不良倾向。为避免这种不良倾向的发生,物权法不仅应当坚定不移地坚持保护私有财产的宪法原则,而且应当将私有财产和公共财产置于平等保护地位。ü定是,土地使用权期满,土地使用权及其地上建筑物、其它附着物所有权由国家无偿取得。土地使用者应当交还土地使用证,并依照规定办理注销登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