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经济宪法的理论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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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张扩振汪进元王堃工作单位：武汉大学法学院

宪法学科是由多个分支学科组成的有机体系，主要包括宪法学原理、中国宪法学、外国宪法学、比较宪法学、宪法思想史、宪政制度史、宪法社会学、宪法经济学、宪法政治学和宪法解释学等分支学科［1］。虽然“在加入世贸组织的刺激下，经济宪法作为宪法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的地位正逐渐得到宪法学界的承认和重视”［2］，但我国宪法经济学或者说经济宪法学，依然是发展比较缓慢的学科之一①。这一状况形成的原因之一，就是学者们对经济宪法学的学科归属②、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等有着较多的争议。本文拟对经济宪法学的形成与发展进行考察，并在分析这些争议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看法，为经济宪法学的学科构建提出建议。

一、经济宪法学的形成和发展

（一）从经济立宪到经济宪法———立宪实践的考察经济立宪是经济宪法学产生和发展的原动力，考察经济立宪是分析经济宪法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的基点。宪法的产生和发展，固然可以从古希腊、古罗马的民主制度寻找渊源，也可以在亚里士多德、西塞罗等古代先贤那里得到灵感，还可以从基督教的某些制度和思想中找到宪政萌芽③，源远流长的自然法思想更是给了宪法高级法的背景①，然而，起决定性作用的恐怕还是资本主义在西方的兴起。资本主义如黑格尔所指出的，以逐利为目的的资本扩张性为其最根本特征。虽然在西欧封建社会和传统中国，以商人为代表的群体也以逐利为目标，但整个体制却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资本的扩张性。例如，某些西欧城市虽然商业较为发达，但整体的封建制的自给自足和森严的等级制，却抑制了人口和阶层的流动。在法国，“贵族必须‘过贵族的生活’，这就是说，游手好闲”。游手好闲是贵族身份的体现。“去挣钱会失去贵族的资格。失去了资格的贵族，就可能和农民一样被征收人头税；有一个诺曼第乡下绅士把牛养肥了卖给别人，他就这样被剥夺了贵族的资格”［3］。所以，逐利虽然自古有之，“但是，在古代的文化中，逐利不但没有被制度化，而且总是被视为是不道德的”［4］。资本主义的兴起可以看做是西欧刚性体制不能容纳体制外异己力量的结果②，也有人认为是制度创新的产物③。我们认为这两种原因不能截然分开，而是交织在一起起作用，其根本的力量是个人欲望的释放和追逐。制度变迁有两种，一种是诱致性变迁，另一种是强制性变迁④，早期资本主义的制度创新主要靠诱致性变迁，其推动的主体力量正是正在形成中的市民社会。由于资本主义发展而形成的市民社会力量不能融入到西欧的刚性体制之中，这一异己力量只能推翻封建社会，形成有利于资本扩张和个人欲望满足的新制度。不论资本的扩张抑或是个人欲望的满足，都要以保障、控制一定的资源为基础，这些资源就是我们所熟悉的私有财产。法国人权宣言第二条道出了真谛，“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存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5］。也就是说，为了满足个人对财产的不断增长的欲望（这种欲望又通过资本主义体制被促进、被激发，主要的制度就是竞争机制和需求制造机制），人民制定宪法，形成一定的宪政体制，来达到保障财产权的目的。虽然从建立资本主义国家的角度看，这一时期的立宪可以认为是政治立宪，但是从其最终目的来说，它是另一种形式的经济立宪⑤，如果考虑到法国、美国、英国等国家立宪时的财政税收等经济背景时⑥，更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从这种意义上讲的经济立宪，我们可以称之为实质的经济立宪或者隐性的经济立宪。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者特别相信市场的力量，认为通过无形之手，经济可以稳步发展，个人的私心可以服务于公益。然而20世纪2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时期，无形之手失灵了，必须结合国家的有形之手才能更好地保护私有财产权。在凯恩斯的理论推动下，无论是通过法院解释实现宪法无形变迁的美国⑦，还是德国的魏玛宪法，都强化了宪法中政府调控经济的权力，社会主义国家更是建立起了国家全面统制的计划经济。这时的西方自由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和凯恩斯理论的影响下，开始向新自由主义转变⑧。从古典自由主义向新自由主义转变的代表人物霍布豪斯认为，“国家的职责是为正常健康的公民创造自食其力的条件。履行这个职责可以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是提供获得生产资料的机会，另一方面是保证个人在共同库存中享有一份”［6］。霍布豪斯眼里的国家不再是“守夜人”式的警察国家，而是担负起平衡社会财富、提供公民生活最低保障的国家。自由主义的转变，社会主义的兴起，在这些背景下，宪法开始了第二种意义上的经济立宪，也就是形式的或者显性的经济立宪。这时的经济立宪，除了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外，第一个特征依然以保障私人财产权为最终目的。为了经济的稳定、社会的团结及防止革命的发生，资产阶级出更多的税收给国家，让国家承担更多的责任，例如调节经济运行、建立社会保障制度①。经济立宪的第二个特征就是“制定或修改的宪法，以确认、引导、促进和保障本国的经济发展为中心内容，或者说，其侧重点在经济建设上”［7］。资本主义的扩张性、竞争性使得世界各国不得不努力向着西方资本主义所指引的工业化道路上前进，经济发展一时间成为了第一位的要务，体现到宪法上，大量的经济政策、经济体制、经济制度等条文被纳入宪法。荷兰学者的统计表明，到1976年，全世界有50部宪法有关于经济政策、经济体制、经济制度的条款［8］。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福利国家使西方各国不堪重负，古典自由主义复兴，西方掀起了私有化浪潮，另外伴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巨变、中国的改革开放、全球化的深入等，各国宪法也不断发展变化，突出的一点是市场经济在前社会主义国家和中国、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宪法中得到确认，在许多国家公民的经济权利得到了扩展。信息社会、知识经济的发展，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影响，后现代思想的扩展以及女权主义、生态主义等等思潮的勃兴，无疑给宪法特别是经济宪法的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挑战。然而，如吉登斯所言，目前还没有找到以私人财产权为基础市场经济的替代方案，宪法无疑还是私有财产权的屏障，只是私有财产权不得不受到一些限制。从清末开始的中国宪政从一开始就有着实用主义的目的：富国强兵②。为了摆脱贫困愚昧的中国，各种宪法，无论是自由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不论是君主立宪的还是总统制、内阁制的，抑或是以党治国的，在中国展开了试验。正是出于这种实用主义的目的，中国的多数宪法都是经济立宪，它们保护私有财产权，规定了大量的公民经济自由与权利以及国家的经济权力，以期发展经济，与西方国家竞争。所以，历史表明，经济立宪的核心是私人财产权的保护。围绕私人财产权保护问题，宪法发展出各种经济自由与经济权利，扩展了国家经济权力，同时加强了对这些权力的规制，成为经济宪法。实质经济立宪所形成的经济宪法侧重于财产权的保护和经济自由的维护，但也少不了控制国家的经济行为。美国1789年宪法第5条修正案针对联邦以及第14条修正案针对各州规定了无论任何人不依正当法律程序，不得被剥夺生命、自由或财产。法院通过对这两个条款和洲际贸易条款的解释实现了对财产权的保护，扩展了公民的经济自由。法国1791年宪法规定宪法保障财产的不可侵犯，并规定公民为了经济活动的需要有行、止和迁徙的自由。法国宪法特别对赋税做了专章规定，体现了无代表不纳税的理念和对国家财政权力的控制。以德国1919年魏玛宪法为开端的显性经济立宪所形成的经济宪法，仍以财产权、经济自由为必备要素，并做了明确规定，不像美国、法国那样间接规定。魏玛宪法规定对各人之经济自由、工商业之自由、契约自由、为保护及增进劳工条件及经济条件之结社自由予以保障。除此之外，还大大增加了国家对经济的规控和经济权利的条款。魏玛宪法规定联邦有对企业之社会化及公共经济货物之生产、供给、分配、定价，与其按照集体主义组织进行立法的权力，对各种企业、娱乐业规制的权力等等。魏玛宪法首开先河，专设经济生活一章，对经济活动进行系统规范。魏玛宪法还规定了劳动权、社会保障权等公民经济权利。在此时的经济立宪大潮中，当时的中华民国宪法博采各国之长，对财产权、经济自由、国家对经济的规控、财政权等等均做了系统的规定。1923年中华民国首部宪法第13条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之财产权，不受侵犯；第9条规定：中华民国人民有选择住居及职业之自由；第5章国权主要规定了国家对经济的各种规控权力；第十一章会计则系统规定了国家的财政权。任何自由与权利都是有成本的，保护公民的经济权利所需的资源更大，当时国家财力非常匮乏，保护公民的经济权利有些力不从心，所以首部民国宪法很少规定公民的经济权利。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宪法有了新的发展，社会主义国家加强了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并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变革后的前苏联及东欧国家也确立了这些内容，并增加了经济自由的条款。我国宪法第15条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定了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1994年摩尔多瓦宪法第126条规定：摩尔多瓦共和国经济是面向社会，以私有制和公共所有制以及自由竞争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亚美尼亚1995年宪法第8条规定：亚美尼亚共和国承认和保护财产权；1996年的乌克兰宪法第42条规定：每个人有权从事法律未予禁止的经营活动。其他国家的宪法则有扩展公民经济权利的趋势。通过对1946年宪法序言的解释，法国宪法委员会维护和发展了劳动者的权利，这些权利包括组织工会权、罢工权、参与管理权；俄罗斯宪法规定了获得良好环境权；日本宪法规定了受教育权、劳动权、劳动者的团结权、团结交涉权及其他团体行动的权利；南非宪法规定了卫生保健、食物、水和社会安全权以及获得信息权等①。（二）从宪法的经济分析到经济宪法学———原理层面的考察随着经济立宪的发展，经济宪法的研究在西方也持续不断。分析西方经济宪法研究的状况，可以为确立经济宪法学研究对象与范围提供有益的启示。西方经济宪法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流派：第一种是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宪政经济学的研究。布坎南宪法经济学的分析以公共选择理论为基础，他将公共选择引入了规则选择之中，并在立宪层面上讨论了规则的达成方式，他还特别将视野放在了国家的征税权上②。布坎南等的宪政经济学被有的学者称之为规范主义宪政经济学［9］。第二种是以比尔德为代表的对宪法经济基础的分析。比尔德指出，仅仅研究宪法条文，从政治学或法律学角度解释宪法，丝毫不触及宪法背后的经济力量的分析，是不可能得出科学答案的。比尔德认为一切政府的首要任务就是经济任务，政府的第一目的是保护财产权利赖以产生的人类能力的差异［10］；宪法基本上是一项经济文件，它的基本观念是：基本的私人财产权先于政策而存在，在道德上不受人民多数的干涉［11］。第三种是宪法规则的经济影响研究。这一研究主要分析宪法规则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包括了政治自由的经济影响、经济自由的经济影响、分权制度的经济影响、财政预算制度的经济影响等［12］。第四种是德国的经济宪法学研究。有学者认为，由于魏玛宪法的影响，德国是研究经济宪法最早的国家［13］，经济宪法最早由德国秩序自由主义学派即“弗莱堡学派”提出。1937年，欧肯、伯姆和葛斯曼多尔特三位弗莱堡学派的创始者在其主编的《经济的秩序》丛书发刊词中指出，“应将经济宪法理解为国民经济生活秩序的整体抉择，因此也应将法律秩序作为经济宪法来塑造”［14］。德国学者乌茨•施利斯基则认为，“经济宪法是指所有包括经济内容并规定经济制度的宪法规范。鉴于欧盟法的优先适用效力，经济宪法自然包括优先适用的欧美法律规定，尤其是欧盟条约”［15］。德国经济宪法的研究以宪法经济规范为主要内容，注重欧盟条约中的经济宪法研究。第五种是以波斯纳为代表的对宪法的经济分析。波斯纳对宪法的分析主要借助于经济学的成本效益分析法。例如，波斯纳认为，“宪法解释比一般法规的解释更灵活这条原则，表明变更宪法的成本要高于变更一般法规的成本”，宪法在州与联邦之间、联邦政府内部分权，是为了提高改变宪法条文的成本，而对个人权利的宪法保护则不同，是为了增加剥夺权利的成本。此外，波斯纳还就经济正当程序、联邦制的经济属性、种族歧视、思想市场等宪法问题作了专章阐释［16］。第六种是英美等国以案例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传统宪法学研究。英美宪法研究以公民基本权利为中心展开，公民的经济自由与权利是其研究的重要部分。简言之，布坎南的研究以公共选择为基础，分析宪法规则的选择，特别注意对征税权的分析；比尔德的分析主要说明宪法从本质上讲是一份经济文件，有特定的利益推动和经济基础，分析宪法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宪法规则的经济影响研究主要分析宪法规则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德国学者认为广义上的经济宪法是一种经济秩序，是关于经济的基本法，狭义的宪法则是宪法中有经济内容的条款，他们特别注重宪法经济规范的探讨；波斯纳的探讨以成本效益为视角，注重研究各种宪政制度的成本问题；英美传统的经济宪法研究注重经济自由与权利。这些研究有的对宪法的规范本身进行分析，有的则站在规则之外研究规则的形成和影响，它们都为经济宪法学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贡献，对我国的经济宪法学研究都具有借鉴意义。

二、经济宪法学的学科定位

（一）相关概念的解析对经济宪法学研究对象与范围的争议，来源于学者们对经济宪法学学科定位的不同，这与经济宪法学与其他类似概念的混淆有相当的关系。与经济宪法学类似的概念主要有经济宪政学、宪政经济法学、宪法经济学、宪政经济学等，下面逐一分析。经济宪法学。在我国首先提出经济宪法学的学者是赵世义，他认为经济宪法学是“研究宪法的经济原理、经济规范与宪治经济秩序的学科”，是“研究资源配置与权利配置关系的学科”。对于经济宪法学的学科定位，赵世义认为，“从完善宪法学理论体系的目标着眼，经济宪法学是宪法学的分支学科，重点在于发展关于经济的宪法理论；从更宏观的层次上来说，经济宪法学属于宪法学和经济学的交叉学科”①。学者吴越则认为，经济宪法学是“一个法群，其核心是宪法中的涉经济性的法律规范，其周围则是与宪法中的涉经济性的法律规范紧密相关的具有基础性和全局性的法律规范的总和”［17］。吴越教授虽然认为经济宪法是“宪法的重要组成部分”［18］，但也强调经济宪法学是经济法学的一个分支。比较两人所做的研究，其主要区别在于：赵世义教授在多数情况下主要研究宪法的经济原理、经济宪政问题，对宪法规范涉及较少，虽然他认为经济宪法学是宪法学和经济法学的交叉学科，但经济学在他的研究中仅仅是一种视角或方法，他的研究基本属于宪法学的研究范式。吴越教授的研究重点在宪法及经济法规范。由于受到德国经济公法学的启发，他把经济宪法同经济法联系在一起研究。虽然认识到经济权利在经济宪法研究中的基础性地位，但受制于其对经济宪法学是经济法学的分支的学科定位，吴越教授的研究基本采用经济法学的研究方法和范式，虽然其也强调了一些其他方法，但并未具体运用。经济宪政学。单飞跃、唐翔宇认为，“经济宪政是政府采取经济行动时必须遵循的根本准则，是国家经济行动的‘绝对命令’。经济宪政这一命题的提出在于表达这样一种制度情怀：政治需要宪政制约，经济同样需要宪政关怀。既然社会经济制度的安排已不再是纯粹私人行动的产物，那么在全社会所实施的必要经济行动，就应当缔结宪法契约，取得宪法授权”，“经济宪政在于回答这样一个问题：符合宪政要求的经济规则与市场规则是什么”②。简言之，经济宪政学的研究目的是使经济制度符合宪政的要求，也就是自由、民主、法治的要求。同赵世义的经济宪法学研究相比较，可知经济宪政是经济宪法研究的一部分，而且对宪政的研究从来就是宪法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宪政经济法学。张淑芳等学者认为，宪政经济法学是从宪政角度探讨有关经济制度、经济规则、经济行为及相关问题，它的研究对象包括宪政经济背景、宪政经济制度、宪政经济行为和宪政经济法律规则。宪政经济法学既不能归于宪法学的范畴，也不能归于经济法学的范畴，应当成为一门独立的部门法学③。张淑芳等的宪政经济法学研究注重经济行为的研究，把经济宪法的一些问题与经济行政法结合起来，这是他们的独特之处，但他们的研究同经济宪法学研究没有本质的区别。另外宪政经济法学的名称有些迷惑性，可以解读为在宪政背景下的经济法学，也可以认为是有关宪政经济的法学门类。宪法经济学、宪政经济学。这两个名称在国内基本具有相同的意思，都是从英语中的“ConstitutionalEconomics”翻译而来，最初意义上是指布坎南等的对宪政的经济学研究，这种研究是由科斯、哈耶克所开拓的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属于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的传统④。在我国，多数学者也是这样理解宪法或宪政经济学，例如吴盛光认为，宪法经济学“是一门运用公共选择理论的理性选择、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分析和建构主义等方法工具，剖析政府机构及其人员的活动，力图从宪政的元规则层面从根本上解决政府失灵、政府悖论以及官员预算、效用最大化等一系列问题的经济学分支学科。简言之，宪政经济学是一门研究规则间选择与规则下选择的经济学”⑤。但也有学者认为宪法经济学与经济宪法学具有相同的意义，认为“经济宪法学又称宪法经济学或立宪经济学”⑥，并把布坎南等公共选择学派的宪政经济学称为规范主义宪政经济学［19］。虽然宪政经济学的许多结论对于经济宪法学的研究有相当多的借鉴意义，但是把宪法经济学同经济宪法学混同起来，等于混同了经济学与法学的界限，这是我们所不能赞同的①。学科之间的融合与借鉴是学术研究的重要方面，法学研究虽然可以借鉴经济学的成果，但仍然会保持自己的特色，特别是对人权价值的强调方面。我们认为，经济宪法学这个概念可以涵括前面提到的经济宪政学、宪政经济法学。宪法的研究内在包含宪政的研究，或者说宪政内含于宪法的研究之中，没有必要把经济宪法学称为经济宪政学，并且经济宪法学的称谓也符合通行的学科命名方法。虽然宪政经济学有一些视角我们可以借鉴，特别在分析宪法和宪政的经济影响方面［20］，但它们之间有很大的区别，最大的区别在于经济宪法学主要是一种宪法学的研究，属于宪法学的分支学科，而宪政经济学主要是关于宪政的经济学研究，属于经济学的分支学科。（二）经济宪法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经济宪法学是宪法学的一个分支，它虽然同经济公法学、经济法学、经济学、经济行政法学有着密切联系，但也有着相当的区别，不可混为一谈。经济公法学是从德国引进的概念。在德国，经济公法是经济法的下位概念，经济法包括经济私法、经济刑法、经济公法。经济公法常常也被称为经济行政法或者广义上的经济行政法，而“经济行政法务必包括经济宪法的内容”［21］。也有学者认为经济行政法作为上位概念是不合适的，它无法包含欧盟法和宪法中关于经济宪法的内容，应该把经济宪法与经济行政法分离，它们和竞争公法一起共同属于经济公法［22］。我们认为，在我国，经济公法并非经济法的下位概念，这同我国的法学学科分类不符。经济公法学包括经济宪法学和经济行政法学，这同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同属于公法学这一共识相一致。经济法学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后兴起的法学学科。然而对经济法是独立的法学学科，还是行政法的一部分这一问题，却一直争论不休，没有结果。经济法通说认为，“经济法是国家为了克服市场调节的盲目性和局限性而制定的需要由国家干预的具有全面性和社会公共性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23］。行政法也调整行政主体行使其经济管理权而发生的社会关系［24］，所以许多学者认为经济法是行政法的一个分支，经济法就是经济行政法［25］。我们赞同经济法是经济行政法的观点，认为经济行政法是行政法的一个分支。由于经济行政法的具体构成依赖于起根本作用的经济宪法的规定，经济宪法为经济行政法奠定了具体构成的范围，因此，经济行政法可以说是具体化了的经济宪法，或者是活动的经济宪法［26］，故而经济宪法学的研究有时可能需要同经济行政法的研究相互结合。经济法（经济行政法）对一些问题的研究，特别是对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研究，值得经济宪法学借鉴。经济学是研究人和社会如何选择，来使用可以有其他用途的稀缺资源以便生产各种商品，并在现在或将来把商品分配给社会的各个成员或者集团以供使用［27］。由于经济宪法学关注有关经济活动的规范和影响，而经济学对经济活动的基础、规律有着深刻的分析，所以经济宪法学不可避免受到经济学研究的影响。经济学研究的某些视角、方法同样适用于经济宪法学的研究，特别是其关于资源稀缺性的假设、个体主义的进路、成本与效率的分析、制度经济学的许多结论等等。另外，经济宪法学是宪法学的分支，其研究离不开宪法学研究，宪法学研究的范围、方法，宪法的基本价值和理念都适用于经济宪法学的研究。纵观经济宪法发展的历史，分析国内外对经济宪法的研究，我们认为，作为宪法学分支的经济宪法学以宪法经济规范和宪法的经济基础为研究对象，以宪法中以财产权为核心的公民经济自由与经济权利为基础和重点，同时研究国家限制和保障这些经济自由和经济权利的经济权力，主要是征税权、财政权、宏观调控权；公民经济自由与经济权利对其他权利自由的影响及对宪政、经济发展的作用；宪法、国家权力的经济基础等问题。

三、经济宪法学的研究对象与范围

（一）经济宪法学的研究对象

作为科学的宪法学所认识的对象，乃是宪法与有关宪法的社会现象［28］。我们认为，作为宪法学分支的经济宪法学应以宪法经济规范以及宪法的经济基础等经济宪法现象为研究对象。之所以有这样的看法，除了参考其他学者的研究以及历史发展的线索外，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对财产与国家的看法。财产的本质是什么？这是经常困扰许多学者们的问题之一①。可以认为，财产是为人所控制和享用的包含人类劳动的自然资源。财产既包含物质财富，又包括精神财富，两者的区别在于人类劳动和自然资源在财产中的比例。如果人类劳动所占比例很高，则为精神财富；如果自然资源所占比例很高，就是物质财富。另一方面，财产还可以分为私人财产和公共财产。财产“可以是私人的，联合的或共同的，但它必须是属于某个人或某些人的，它必定对其他人是排他性的”②。这表明人享用的包含人类劳动的自然资源，一部分是个人独享，一部分是一群人共享。人类的发展与进步，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每个人享用的含有人类劳动的自然资源的增加过程，也就是人类的财产不断丰富的过程。财产权的本质又是什么呢？财产权的本质是能够对财产进行控制的权力。从这一本质出发，财产权产生了两种功能：一种是对包含人类劳动的自然资源的控制，也可以说是对物的控制，这种控制使人感到安全并获得一定的自由；另一种是通过对物的控制而实现对人的控制，它给所有者以权力。财产权的这两种功能既对立又统一。财产权的第一种功能使人获得一定的自由，或者说人类确立了财产权，并运用它来追求自由。人类为了控制更多的自然资源，又通过控制物实现了对人的控制。对人的控制使人又失去了很多的自由。所以，财产权的第一种功能使人获得一些自由，第二种功能却又使人失去了一些自由，这是两者的对立之处。这两种功能又统一于使人类控制和享用更多的包含人类劳动的自然资源这一点上，这是因为财产权的第二种功能是人类发现的扩大其所享用财产的范围最重要的手段。随着人类历史的演进，财产权渐渐在人们当中确立。人们发现，仅仅靠个人的努力来保卫财产并不十分有力，团体的力量似乎更大。于是国家被创造出来，用以保护财产。国家的功能当然并非仅仅是维护财产权。要理解国家的功能，就要知道国家的本质。国家本质上是一部暴力机器，是一种保护和掠夺财产的工具。“国家是一个庞大的虚构的实体，每个人都竭力通过它以牺牲他人为代价来维持自己的生活”［29］。国家可以调控经济，可以救济穷人，可以保护产业，可以管理个人生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这只是表面现象。国家在为国民服务的同时，必须通过税收等手段获得财富。国家提供的服务越多，对公民的给付越庞大，其收取的税收也就会越多。虽然财政税收有财富二次分配的功能，但如果处理不当，国家可能成为一些人获取财产的工具。如何使人们相信国家的权力正当，是统治者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人们发现，要改变一个人的行为模式，必须首先改变他的思想。如何使如此众多的人民同意统治者的设计，并在多数行为中遵循呢？意识形态是一个有力的工具。儒家思想、马克思主义、西方自由主义等都是一种系统的意识形态。这些不同的意识形态起源于不同人群的经验，这些经验逐渐发展结合成为语言、习惯、禁忌、神话和宗教，最终形成了不同的意识形态。这些意识形态的不同，也可以认为是文化的不同导致的。意识形态的作用主要有：减少交易成本，以较低的成本取得行动的一致；克服搭便车问题，促进一些群体不再按有关成本与收益的简单的、享乐主义的和个人的计算行事等③。以上指出了个人控制、取得自己所享用财产的三种方式，一种是通过自己的劳动直接控制和取得；一种是以自己已经控制的财产来控制他人的劳动方式，控制和取得更多的财产；另外一种是以国家为工具，通过国家权力来取得、控制财产。除了这三种方式外，还有一种方式，就是通过一定的组织来实现。国家也是一种组织，但这种组织同其他组织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国家不包括在这里讲的组织的范围之内。组织的形式很多，有家庭组织、自治组织、企业组织等。在现代的这些组织当中，最主要的组织是企业组织。人类之所以利用组织的形式来获得财产，主要是因为很多取得财产的经济活动并非单个人能够承担，需要许多人的合作。围绕财产的控制、取得和享用，人们采取了以上四种方式。这四种方式中有四个要素在起作用，这就是财产、国家、意识形态和组织。以这四个要素为基点，为了享用更多的包含人类劳动的自然资源，形成了以财产权为核心的经济宪法体系。这一体系的形成，体现了国家与社会的博弈。由以上四个要素出发，形成了主要由四部分组成的经济宪法体系。它们分别是财产权、国家经济权力、个人经济权利与个人经济自由。财产权是个人不通过其他媒介的作用，实现对财产的控制和享用，而调整个人与个人、个人与国家之间关系的自由与权利。国家经济权力则是个人通过国家这一媒介实现对财产的控制和享用。在现代社会，大多数个人和组织为了自身利益，要求国家给予他们更多的财产和机会，公民的经济权利不断扩张。国家也就不断拓展其活动领域，扩大其经济权力。国家经济权力包括征税权、财政权、经济调控权等等。个人的经济自由是指个人通过组织实现对财产的控制和享用而自然产生的一种消极自由，这是哈耶克所称的在经济生活中自生自发秩序的主要组成部分①。经济自由中最重要的是契约自由与营业自由以及与经济相关的迁徙自由和结社自由。这些自由是市场经济的应有之义。以财产为中心的利益争夺构成了宪法的经济基础，围绕个人财产权的控制与反控制形成了各种宪法经济规范。这些经济宪法现象构成了经济宪法的主要研究对象。具体地说，作为经济宪法现象的宪法的经济基础，是指形成宪法的经济因素、经济宪法规范的影响以及宪法经济规范与其他宪法规范的相互关系等。以此为对象的研究，主要涉及经济宪法的价值评判问题，或者说主要是一个经济宪法意识问题。作为经济宪法现象的经济宪法规范，通常是以成文宪法典的形式存在，但亦存在于宪法判例、宪法惯例、宪法性法律之中。对经济宪法规范的研究不仅要注重宪法文本的分析，还要注意各种国家机关对经济宪法规范通过法院判决、行政行为、立法行为所做的解释；不仅要研究当下各国经济宪法的文本，还要探讨这些规范的来龙去脉及其发展规律；不仅要对每个经济宪法规范做出解释，还要对这些规范所形成的各种制度进行剖析，毕竟部分不同于整体；不仅要了解外在的经济宪法规范，也即通常意义上的经济宪法规范，同时要熟悉内在的经济宪法规范，主要是为人们所遵循的不成文的规范。

（二）经济宪法学的研究范围

经济宪法学的研究范围是其研究对象的具体化，它与研究对象之间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确定经济宪法学的研究范围，除却上面的考察外，还要考虑两个因素：其一是经济宪法的功能。宪法的基本功能是调整公民与国家的关系，调整方式主要是在公民与国家之间合理配置权利，划定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公民义务与国家职责的界限，保障公民权利和制约国家权力。经济宪法也不例外，公民经济自由与经济权利的保障、国家经济权力的限度等等是经济宪法学的核心问题。一方面，国家在多数情况下应该不干涉经济自由，保障经济权利；另一方面，又存在着国家干涉经济自由的正当化理由和保障经济权利的限度，这需要对国家权力的力度、范围做出分析。然而，任何权利的保障和国家权力的运作都是有成本的②，对经济权利与自由乃至国家经济权力的成本约束的分析，是经济宪法学必须考虑的问题之一。其二是宪法经济规范与宪法经济制度之间的关系。有学者认为经济宪法学的具体研究领域包括：（1）经济权利宪法学；（2）经济制度宪法学；（3）经济可持续发展宪法学（4）经济秩序宪法学［30］。我们认为把经济权利与经济制度并列，同时作为经济宪法的研究范围，不免有重复的嫌疑。宪法中的经济规范涵括了公民的基本经济自由与权利、国家的经济权力等方面的内容，各种规则组合构建成为宪法经济制度。所以，宪法经济规范与经济制度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经济权利是经济制度的一部分［31］。因此，在经济宪法学的研究范围中，我们没有把经济制度纳入其中，并非是不研究经济制度，而是由于对宪法经济规范的分析已经包含了对经济制度的研究。实际上，我们以前对宪法经济制度的研究主要就是分析宪法经济规范③。基于经济宪法的功能，结合宪法文本，我们认为，经济宪法学的研究范围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公民的基本经济自由与权利。主要有：财产权：它具有经济自由与权利的双重属性，是其他经济自由与权利的基础。经济自由：主要包括契约自由、职业自由、营业自由以及与经济活动相关的迁徙自由、结社自由。经济自由在我国宪法中并没有规定，但我国宪法规定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些经济自由是市场经济的核心。西方国家的宪法往往规定了经济自由而没有规定市场经济，我国可以从宪法中市场经济的规定中推导出经济自由。经济权利：主要包括经济平等权、知情权、劳动权、社会保障权以及与个人经济生活相关的生存权、受教育权、休息权、环境权。第二，国家经济权力。主要有：征税权：它是对财产权的一种限制，是国家存在的基础，也是民主政治的动力。财政权：它是对各项自由、权利保障的基础，对它的规制是规制国家权力的有效办法。经济调控权：它在经济自由与经济权利之间保持平衡，对于稳定经济秩序、保持市场经济的活力有重要意义。第三，经济宪法的法理基础。主要有：经济自由与权利与其他自由权利的相互关系；经济自由与权利与宪法、宪政的关系；经济宪法的价值与基本原则；经济民主与经济自由的关系；经济民主与政治民主的关系；宪法与宪政的经济基础；经济自由与权利与经济发展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