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行政刑法下的诈骗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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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翟燕工作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票据制度在经济生活中发挥着汇兑、信用、支付、结算、融资等举足轻重的作用,“是商品交易的血管里流动着的血液”。票据诈骗犯罪,即违反票据法的有关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利用票据骗取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票据诈骗犯罪既违反了票据法又违反了刑法,其违反刑法是以违反票据法为前提,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行政、刑事责任。从行政刑法的角度理解票据诈骗犯罪特征,就是结合票据法及行政刑法的相关理论来解读刑法相关规定。

一、行政刑法的基本原理

行政刑法发源于德国,以与“刑事犯”相对应的“警察犯”的出现为标志。行政刑法之父哥特斯密特认为:司法的目的在于保护法益与人的意思领域,为达此目的,其所采用的手段是持续的宣誓与法律的规定等;在这些宣誓与规定中,一定要具有强制力的刑法,作为达成司法目的的强制手段,这就是“司法刑法”之意旨;与之相对,行政的目的在于促进国家与社会的福利,其促进手段是行政作为,在此行政作为中同样具有强制力的法规,用以确保行政作为之畅通无阻,此即行政刑法之意旨。①哥特斯密特的行政刑法理论得以付诸实施,体现为德国1949年的《经济刑法》和1952年的《秩序违反法》将违警罪从刑法中分离出来,并划归到行政法的范畴之中,形成了行政犯与刑事犯相分立的立法模式。继受德国行政刑法理论的日本和我国台湾多将行政刑法作为特别刑法来对待,即从刑法的角度,研究附属于行政法中的刑事规范。著名学者福田平认为:“行政刑法是国家为达到行政上的目的,课人民以作为或不作为的义务,而于其违反义务时课以刑罚制裁的行政刑事法规的总称。”台湾地区也有类似观点,如林山田就认为“行政刑法是附属刑法”,“附属刑法与核心刑法同样以刑事刑罚为制裁手段,其本质为刑事不法而非行政不法”。②在我国大陆,行政刑法的研究起步比较晚,走的主要是建构理性主义的道路,目前形成了刑事法说的模式,即将行政刑法作为刑法的一部分,规定于普通刑法典(第3、6等章)中。此外,还包括劳动教养制度。有学者将行政刑法定位为“独立的第三学科”,既不属于刑法也不属于行政法。但鉴于行政刑法的本质特征在于行政和刑事两种责任的竞合,不具备独立的调控机制,所以不宜将其定位为独立的学科。尽管如此,行政刑法还是比单纯的刑法更加准确地描述了某些犯罪,本文试从行政刑法的角度分析票据诈骗犯罪的特征。

二、票据诈骗犯罪客体的特征

票据诈骗犯罪行为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行为人实施了使用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假冒他人票据,签发空头票据等虚假票据行为,行为本身侵害了票据管理制度;另一方面,票据诈骗行为骗取了或旨在骗取他人数额较大的财物,行为结果侵害了公私财产所有权。由于票据诈骗犯罪同时直接侵害了两种具体的社会关系,所以具有双重客体。票据诈骗犯罪的双重客体中,票据管理制度是主要客体。本罪归属于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一章金融诈骗罪一节,足见立法原意更重视其破坏票据管理制度的属性。此外,这也是本罪区别于普通诈骗犯罪的重要特征。与普通诈骗犯罪相比,本罪不仅侵犯具体的财产权,而且侵犯无形的抽象的票据管理制度。而票据管理制度是我国金融管理制度和市场经济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整个市场经济建设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破坏票据管理制度的行为极大地损害了票据的信用基础,妨碍了票据的正常流通,特别是在我国目前信用经济正在构建之中,其危害性更为严重。

三、票据诈骗犯罪客观方面的特征

根据《刑法》第194条的规定,票据诈骗犯罪的客观方面是指使用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冒用他人票据,签发空头票据或者与其预留印鉴不符的支票,签发无资金保证的票据,或者在出票时作虚假记载,骗取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结合《票据法》第103条的规定,票据诈骗犯罪客观方面的特征主要是:

(一)伪造票据刑法上的票据伪造是广义上的。③票据的特性在于其是设权性证券,区别于证权性证券。这决定了票据法上的伪造包括两种手段:一是伪造已格式化了的空白票据;二是利用银行真实的格式化了的票据,在其载明的文义、事项上进行伪造行为。行为人仅仅伪造空白票据是不能诈骗的,其还必须在伪造的空白票据上进行虚假的票据行为。两种伪造手段之间并不是截然分开的,更多的时候是先后依次进行的。狭义的票据伪造仅指伪造出票人签章,广义的票据伪造不仅指伪造出票人签章,还包括出票的伪造和其他票据行为的伪造(如背书、承兑、保证),而伪造签章是二者都不可或缺的。

(二)变造票据变造票据是指在有效的票据上,非法变更票据上除签章之外的记载事项的行为。票据变造的前提是该票据在变造前须为形式上有效的票据,而在变造后仍为形式上有效的票据。票据变造的具体方式是行为人在真实的票据基础之上,或者以真实的票据为基本材料,通过剪接、挖补、起层、覆盖、涂改等方法改变票据内容,使票据权利义务关系发生改变。变造票据最常见的是非法涂改票据上的金额。

(三)作废的票据刑法上的“作废的票据”是个广义的概念,涵盖票据法上的作废票据、过期票据、实现请求权的票据,这已是刑法学界的主流观点。至于是否包括自始无效的票据则有待探讨。大多数观点认为,作废的票据包括无效的票据。④但也有学者提出作废的票据不应包括自始无效的票据,并从语义分析的角度做出了论证。⑤笔者赞成后者的观点,但还可以从其他方面予以论证。因为票据具有形式性的特点,而票据法上的无效票据多是因欠缺形式要件而归于自始无效的,如票据金额以中文大写和数码同时记载,二者不一致的,票据无效。它不是利用票据的形式有效性进行诈骗,而是与一般诈骗罪原理相通,宜以诈骗罪处理。

(四)使用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进行诈骗“诈骗”是本罪客观行为的本质特征,它使本罪区别于单纯的伪造、变造票据罪等。伪造、变造票据仅是本罪的手段行为,仅有伪造、变造行为不用以诈骗的不构成本罪;利用他人伪造、变造的票据进行诈骗的却同样成立本罪。此外,行为人既实施了伪造、变造票据的行为又以此诈骗的,属于牵连犯,按照“从一重处断”的原则,构成票据诈骗罪的以本罪论处,达不到数额较大的,以伪造变造票据罪论处。从票据法原理和便于刑法操作两个方面,此处的使用仅指“直接使用”,而不应扩大解释为包括担保在内的广义的“使用”。首先,票据担保并不涉及票据关系和票据权利,其所指向的是被担保的经济关系。所以,以伪造、变造的票据作为虚假的产权证明提供担保的行为的实施,侵犯的并不是票据权利和正常的票据管理秩序这一票据诈骗罪的主要犯罪客体,而是票据担保的经济关系,这种行为不能以票据诈骗罪论处,只能以其实际侵犯的经济关系的性质和特征,结合具体情况予以分析认定。例如,以伪造、变造的票据作为虚假的产权证明为经济合同提供担保的,以合同诈骗罪定罪;以伪造、变造的票据作为产权证明文件进行担保诈骗银行贷款的,应以贷款诈骗罪定性处理;等等。⑥其次,取其广义的学者,在论及本罪与合同诈骗罪、贷款诈骗罪的关系时,又有想象竞合、法条竞合,法条交叉竞合之争,使得刑法的理论错综复杂,司法人员在办案时无所适从,导致法制不统一的局面。综上,将“使用”定位为直接使用,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是有理有利的。

(五)冒用他人票据进行诈骗所谓冒用他人票据,是指非票据权利人假冒票据权利人,行使其票据权利骗取其票据财产的行为。而冒用的对象,从刑法体系解释的角度,只能是行为人认为是他人合法有效的票据,否则便同其他票据诈骗行为发生重叠。此处的“合法有效”必须强调要以行为人的主观标准为依据,以免漏罚行为人对客观上是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无认识而冒用的情形。

(六)签发空头支票所谓“空头支票”,根据我国《票据法》第88条的规定,是指出票人签发的,超过其付款时在付款人处实有存款金额的支票。一般认为,空头支票主要包括以下三种:一是没有存款的空头支票,即出票人账户内没有存款余额、付款银行又未答应垫付而签发的支票;二是超过存款的空头支票,即出票人签发的票面金额超过账户存款金额的支票,或者签发的支票金额超过付款银行允许垫付的余额的支票;三是提回存款的空头支票,即出票人签发支票后提走付款银行内的支票账户存款使支票不能支付的支票。

(七)签发与其预留印鉴不符的支票所谓“签发与其预留印鉴不符的支票”,是指支票出票人在其签发的支票上加盖与其预先留存在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处的印鉴不一致的财务公章。印鉴不符的支票,包括全部不符和部分不符两种情形。根据票据法原理,这将直接导致收款人或持票人的票据权利得不到兑现,所以为法律所禁止。但我国刑法上的规定与票据法上的规定有所不同,刑法仅规定了“与其预留印鉴不符”,而未涉及票据法上的“与其预留本名的签名式样不符”,这就缩小了刑法打击的范围,不利于全面保护票据权利人的权利。而且故意签发与其预留本名的签名式样不符的支票的行为与故意签发与其预留印鉴不符的支票的行为,在危害性上并无确定的差别。这就体现了行政刑法宜以附属刑法的模式出现的优势,毕竟票据法是专门性很强的法律,而且发展变化相对较快,刑法的非专业性和稳定性难免有保护不周之虞。

(八)签发无资金保证的票据或出票时作虚假记载根据我国《票据法》第21条、第74条的规定,出票时具有可靠的资金保证,是汇票、本票的出票人承担票据责任,即向持票人支付票据金额的义务的基础。所谓“资金保证”,指票据的出票人在承兑汇票本票时具有按票据支付的能力;签发时无资金保证,而承兑时具备支付能力的,不应当成立此处的票据诈骗罪。此外,关于票据诈骗犯罪的对象。随着经济生活的发展,新的金融凭证不断出现,如委托收款凭证、汇款凭证和银行存单,外国银行的票据、支票卡、贷记凭证、借记凭证、商业消费券卡,等等,这些金融凭证能否成为票据诈骗犯罪的对象,值得研究。从行政刑法的特性出发,刑法对专业领域专有名词的理解应该同该专业领域的法律规定保持一致,当专业领域法律概念发生变化时,刑法理解应该同步,以新的法律规定为依据。这也正是在刑法中设立行政犯的空白罪状的优势所在。

四、票据诈骗犯罪主观方面的特征

从行政刑法的角度,票据诈骗犯罪是法定犯,决定了行为人必须对自己的行为有明确的认识;本罪是直接故意犯罪,间接故意不成立本罪;本罪是目的犯,必须具备非法占有的目的。

(一)认识因素首先,行为人对自己票据行为的欺诈性具有明确认识。在票据故意犯罪中,对行为欺诈性的认识等于对行为违法性的认识。例如,没有票据印制许可的人印制票据,没有出票权利的人签发票据,非票据当事人冒用票据当事人的票据,账户没有资金或者资金不足违法签发空头票据等。上述行为人实施上述行为时,对自己的无权状态应该是明知的,明知无权而为,行为的欺诈性显而易见。行为的欺诈性无须依据刑法认定,只要依据一般经济生活伦理即可认定。对于票据犯罪来说,主要依据票据使用规则或者惯例进行认定。其次,行为人对自己票据行为的危害性具有明确认识,是指行为人认识到自己所实施的行为可能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或合法票据当事人带来经济损失。至于自己的行为是否会扰乱金融秩序,行为人在犯罪时一般不会考虑那么多。所以,认定行为人对自己的票据行为的危害性具有明确认识,应该是指行为人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可能给银行、其他金融机构或合法的票据当事人带来经济损失,而非要求行为人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扰乱了金融管理秩序。

(二)意志因素首先,行为人选择实施票据犯罪行为的意向是主动明确的。运用自己的主观能动性选择危害行为并且决意实施这种危害行为,是一切故意犯罪的意志因素的基本内容。⑦其次,行为人对票据犯罪危害结果的发生是积极追求的。票据犯罪是直接故意犯罪。那么,行为人的放任行为能否成立票据诈骗犯罪?例如,有的行为人冒用他人票据时,可能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行为人在签发空头支票时,对能否骗过他人亦心存疑虑。这种情况下,行为人的意志因素仍然是希望而不是放任,因为“希望也有程度的差异。有的行为人对发生危害结果的希望迫切、强烈;有的行为人对发生危害结果的希望不很迫切、不很强烈,但也不失为希望,二者也反映了行为人主观恶性的大小……”。⑧尽管冒用他人票据和签发空头票据的行为人对行为危害结果的期盼可能存在一些侥幸心理,但其心理目的的指向是明确的,是希望犯罪得逞的,所以不存在间接故意成立本罪的可能。此外,从本罪是目的犯的角度,也可排除间接故意行为成立本罪的可能。

(三)非法占有的目的一般认为,票据故意犯罪均有犯罪目的,作为故意内容,在认定票据故意犯罪时具有犯罪构成要件意义。但是,由于伪造变造票据犯罪和票据诈骗犯罪,刑法均未明确规定犯罪目的,所以也有观点认为,“本罪在主观上是否要求某种特定犯罪目的,法律并无明文规定,似可解释并不要求某种特定目的,凡是故意伪造或者变造票据即可构成犯罪”。⑨但笔者认为,票据犯罪目的的认定应为票据犯罪主观要件的重要内容,它在票据故意犯罪中是必备要素,属于定罪情节,具有犯罪构成意义。一方面,票据诈骗犯罪是从传统的诈骗犯罪中分离出来的,既侵害了票据管理制度,又侵害了公私财产所有权,所以非法占有的目的是本罪的题中之义;另一方面,刑罚之所以没有明确规定该目的是因为本罪的目的包含在行为之中,是直接目的犯,正如盗窃无须作此规定一样;至于金融诈骗罪一节的其他罪名规定了非法占有的目的,立法原意在于区别相近的罪名(如集资诈骗罪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⑩在票据诈骗犯罪中,行为人的目的内容一般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为自己非法获取票据权利。票据故意犯罪在本质上属于诈骗犯罪,是直接追求非法经济利益的犯罪,所以利用票据欺骗他人非法谋取利益是票据犯罪的主要目的。二是使他人遭受票据利益损失。由于实际生活的复杂性,有些票据故意犯罪并非出于自己牟利的目的,而是出于损害他人的目的,例如为了挤垮竞争对手,通过以其名义签发票据使其造成额外经济负担;又如,为了陷害他人,通过变造票据重要记载事项,使其承担出票责任以及票据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