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刑法论文范文10篇

一、我国环境刑法行政从属性的理论基础及其表现

(一)理论基础

在我国，环境刑法的行政从属性依托于“空白刑法”这一特殊立法技术来完成。之所以如此，原因有二:

1．保持刑法稳定性的需要。

任何一部法律都需要保持相对的稳定性，朝令夕改只会使人们产生一种不确定感从而无所适从。要保持刑法的相对稳定性，就不能动辄对原有的条文恣意地进行增删或改动。而使用“空白罪状”这一立法技术后，就可以实现对某一行为违法与否交由行政法律规范来衡量，从而最大程度上保持了刑法的安定性。

2．是弥补刑法滞后性不足的需要。

摘要:免予刑事处罚和免除处罚是不同的两个概念。《刑法》第37条规定的非刑罚处理措施，只能适用于免予刑事处罚的犯罪分子，不能适用于免除处罚的犯罪分子。免予刑事处罚的适用，不需要具有法定的减轻处罚或免除处罚事由。

关键词:免予刑事处罚;免除处罚;区别

我国刑法中的免予刑事处罚，规定在《刑法》第37条，该条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但是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对于免予刑事处罚，我国刑法理论界对其研究较少，相关学术论文搜遍各大期刊网站，也只找到简单的几篇论文，研究很不深入。笔者研究发现，免予刑事处罚在司法适用中并不是没有争议，只是争议没有得到重视和关注。免予刑事处罚在司法适用中至少存在三大问题需要统一认识，分别论述如下。

1免予刑事处罚和免除处罚的区别

我国刑法中，免除处罚的规定有16种情况，涉及16个刑法条文，免予刑事处罚的规定只有1种情况，涉及1个刑法条文即刑法第37条。对于免除处罚和免予刑事处罚，大多数刑法教科书，将两个概念混同，将免予刑事处罚，看做免除处罚的情形之一。司法实务中也存在将两者混用的情况，搜索裁判文书网，能找到一定数量的根据刑法第37条判决免除处罚的情况。对于两者的区别，理论上少有关注。笔者认为，两者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不能混同。其区别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1免除处罚和免予刑事处罚的逻辑前提不同根据《新华字典》，“免”的含义有三种，（1）去掉，除掉；（2）不被某种事物所涉及；（3）不可，不要。免除的“免”，是去掉，除掉的意思，“免”和“除”是同义反复，免除，即除掉，免除处罚，即除掉处罚。而免予的“免”，是不可，不要的意思，免予，即不要给予，免予刑事处罚，即不要给予刑事处罚。“免”字含义从差别，揭示了免除处罚和免予刑事处罚不同的逻辑前提。免除处罚的逻辑前提，是需要处罚，本来是需要给予刑罚处罚的。但由于某种特定事由，比如自首、立功等，而将本该施加于犯罪人的刑罚处罚免除。而免予刑事处罚的逻辑前提，是不需要判处刑罚。根据《刑法》第37条的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1.2免除处罚和免予刑事处罚的理由不同刑法中免除处罚的理由有：（1）域外犯罪在外国已经受过刑罚处罚的；（2）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犯罪；（3）预备犯；（4）从犯；（5）胁从犯；（6）中止犯；（7）防卫过当；（8）避险过当；（9）自首；（10）立功；（11）行贿非国家工作人员的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12）拒不支付劳动报酬者在提起公诉前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并依法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13）非法种植罂粟或者其他原植物，在收获前自动铲除的；（14）贪污犯在提起公诉前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避免、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的；（15）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对侦破重大案件起关键作用的，或者有重大立功表现的；（16）介绍贿赂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介绍贿赂行为的。综合考量上述16个免除处罚理由，笔者认为，免除处罚的规定有以下几个特点：（1）免除处罚，理由单一，只需要一个法定的特定事由，即可免除对犯罪人的处罚；（2）免除处罚，往往不是因为犯罪人的犯罪情节轻微，从犯罪情节考量，犯罪人往往是需要给予刑罚处罚的，之所以可以或应当免除处罚，或者是从人道角度的考虑，或者是从罪刑均衡角度的考虑，或者是对犯罪人的奖励或鼓励措施。上述（1）、（2）事由，是从人道角度考虑，做出的免除处罚规定，考虑到在国外已被处罚，考虑到辨认能力控制能力低于正常人，从情感上道义上人道上，做出的宽免规定，这种免除，和犯罪人的犯罪情节无关。上述（3）、（4）、（5）事由，涉及到犯罪情节，但更多是从罪刑均衡角度的考虑，以犯罪预备为例，犯罪有预备、未遂、既遂，犯罪还有重罪和轻罪之分，对于轻罪的既遂，处罚本就不重，对于其预备形态，理应做出可以免除处罚的规定，是刑法的预先设定，和犯罪人的具体犯罪预备情节关系不大。上述（6）到（16）事由，是鼓励犯罪人中止犯罪，鼓励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奖励自首立功，奖励认罪悔罪，是鼓励奖励措施，不涉及犯罪人的具体犯罪情节。免予刑事处罚的理由，根据《刑法》第37条的规定，是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该理由是基于案件情节的考虑，是对案件情节的综合考虑综合判断，考虑的事实涉及犯罪主体、犯罪人主观恶性、犯罪客观危害等诸多方面。只有单一事实，不能认定为犯罪情节轻微，不能根据刑法第37条免予刑事处罚。1.3免除处罚和免予刑事处罚的法律性质不同、轻重不同免除处罚是法定量刑情节，必须有刑法的明确规定，才可以免除处罚，法官不可以在犯罪人没有法定免除处罚事由的情况下，免除对犯罪人的处罚。而免予刑事处罚，是酌定量刑情节，法官享有酌定裁量权，法官可以综合全案情况，决定对犯罪人是否需要判处刑罚。免除处罚和免予刑事处罚虽然最终结果都是不给予刑事处罚，但仍然存在轻重的差别。从刑法第十三条（犯罪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到刑法第37条（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再到刑法其他16个条文所规定的免除处罚，再到其他众多刑法条文定罪并给予刑罚处罚的规定，可以清晰地体现出层层递进的逻辑关系。从不成立犯罪，到成立犯罪但不需要判处刑罚，再到成立犯罪需要刑罚处罚但免除处罚，再到成立犯罪并给予处罚，刑法将纷繁复杂的犯罪现象，分类处理，根据社会危害性的大小，区别对待。因此，从逻辑上，免予刑事处罚是比免除处罚更轻的对犯罪的处理措施。

2免予刑事处罚后的非刑罚处理措施的适用范围

被告人杨某担任村民委员会主任期间，为牟取一定的经济利益，违反土地管理法规，未经土地主管部门批准，多次参与、决策以村委会的名义，将该村集体所有的农民承包经营的基本农田及该村集体所有的林地、旱地等土地非法转让给马某等十五名矿主采矿或开办选矿厂，至使该村有78亩基本农田遭破坏，现已无法复耕。被告人杨某在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期间，多次向多人索取、收受财物达52万元。

二、分歧意见

在审理该案过程中，就被告人杨某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意见较统一，一致认为被告人杨某的行为已构成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罪。但就被告人杨某多次向多人索取、收受财物达52万元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形成二种意见：

第一种观点认为，被告人杨某多次向多人索取、收受财物达52万元的行为构成受贿罪，应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理由如下，2000年4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立法的形式对《刑法》九十三条第二款作出解释，该解释规定：“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协助人民政府从事下列行政管理工作时，属于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一）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的管理；（二）社会捐助公益事业款物的管理；（三）国有土地的经营和管理；（四）土地征用补偿费用的管理；（五）代征、代缴税款；（六）有关计划生育、户口、征兵工作；（七）协助人民政府从事的其他行政管理工作。”，虽然被告人杨某的行为不属于该解释前六种情况，但其行为符合该解释第七种情况，其身份属于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应以受贿罪对其定罪量刑。

第二种观点认为，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被告人杨某多次向多人索取、收受财物达52万元的行为不构成罪。理由如下，被告人杨某的行为不属于该解释前六种情况，而该解释的第七种情况为兜底性条款，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没有对这一兜底性条款作出进一步的解释之前，依据罪刑法定原则，法无明文不为罪的要求，司法机关不易引用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刑法》九十三条第二款解释的第七种情况。因此，被告人杨某多次向多人索取、收受财物达52万元的行为不构成罪。

三、评析

摘要：学习刑法绝不是机械地记忆冰冷的刑法条文，教师讲授刑法也绝不是简单地向学生解释刑法条文的含义。刑法格言是刑法学人智慧的结晶，在教学与考核过程中教师如果能够巧妙地运用好刑法格言，充分发挥刑法格言在刑法教学与考核中的独特作用，则会使教与学相得益彰，大大提高教学效果。

关键词：刑法格言教学运用教学效果

0引言

法律格言是法律文化遗产的精华，刑法格言也不例外。在刑法学理论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刑法学前辈们总结出了很多刑法格言，比如：“没有法律就没有犯罪，没有法律就没有刑罚”；“紧急时无法律”等等。可以说些脍炙人口的刑法格言无不饱含着刑法学前辈们的睿智，每一句刑法格言都闪耀着他们伟大的思想的光辉，可以说，他们总结出来的这些刑法格言都具有相当程度的真理性和合理性。刑法学的教学不仅仅是简单地记住刑法条文就万事大吉，更重要的是要能够深刻地把握刑法条文背后的刑法原理，掌握刑法条文的真正含义。刑法格言由于其比较容易记忆而且本身又包含丰富的知识源的特点，注定了刑法格言在刑法学的教学中大有用武之地，笔者在数年的刑法学教学中，有意识地尝试这一教学方法，取得了比较满意的教学效果。笔者认为，无论是在刑法学的教学过程中还是在对学生的考核中，刑法格言都应得到充分的重视与运用。

1刑法格言在教学中的运用

我们来谈一谈刑法格言在刑法课堂教学中的运用问题。刑法格言是刑法理论知识的高度概括，尤其是刑法学总论知识的精华浓缩，在刑法学的教学中，如果能有效地运用刑法格言的教学方法，往往会收到比较好的教学效果，就笔者几年的教学实践来看，可以把在教学中运用刑法格言的教学方式的良好效果归结为这样几个方面：

【论文关键词】逃税；行政处罚；刑事处罚

【论文摘要】如何衔接好行政程序与司法程序的双向互动，对于加强对逃税行为公法控制，规范税收管理秩序意义重大。

“对多次实施前两款行为，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数额计算。”“有第一款行为，经税务机关依法下达追缴通知后，补缴应纳税款，缴纳滞纳金，己受行政处罚的，不予追究刑事责任；但是，5年内因逃避缴纳税款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被税务机关给予二次以上行政处罚的除外。”对照修改前的规定，此次修改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罪名由“偷税罪”改为“逃税罪”；逃税的手段不再作具体列举，而采用概括性的表述；数额标准不再在刑法中具体规定；对逃税罪的初犯规定了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特别条款。[1]

一、逃税行为的双重性质

逃税的行政处罚与逃税的刑事处罚两者的关系，从本质上说，是关于行政违法行为与刑事违法行为之间的界限问题。逃税行为是具有刑罚后果的行政违法，属于刑事违法的领域，但就其本质而言，它首先违反的是行政秩序，具体而言，其一，逃税行为侵害的是国家税收征管秩序，进一步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2]逃税本质是行政违法行为，因此才能合理的解释将“受到行政处罚”作为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一种可能途径。按照修正案的规定，符合以下几个条件，可以不予追究刑事责任：补缴应纳税款、缴纳滞纳金、己受行政处罚。其三，修正案对具体的构成犯罪的逃税数额不再在刑法层面作出规定，而是代之以“数额较大、数额巨大”的规定，体现了更加务实的立法理念。

由于刑法修正案逃税罪制裁的税收违法行为同时也是依据《税收征收管理法》（以下简称征管法）进行行政处罚的对象，而征管法的相关规定并没有随刑法修正案而改变，因此，在对逃税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这两者关系上，[3]就存在实体规定和程序操作两方面的区分与衔接的问题。

一、考试范围

本次公共基础知识考试范围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思想概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事业单位概况、职业道德、法学、公文与论文写作、科技常识和环境保护、文史知识、**省情知识等方面的内容。

考试时限为120分钟，满分100分。

二、作答要求

《公共基础知识》考试要求携带的作答工具为黑色钢笔或黑色签字笔、2B铅笔和橡皮。《公共基础知识》均要求在答题卡上作答，应聘人员必须在指定位置上填写自己的姓名和准考证号码等信息；不得在试卷及答题卡留有与答题内容无关的任何信息，违者按作弊处理。

三、考试参考用书

川有峨眉山，巍峨磅礴;鄂有神农架，钟灵毓秀。2017年湖北省法学会刑法研究会年会暨“灵秀湖北与生态刑法”学术研讨会于8月10日———12日在湖北省神农架林区木鱼镇召开。本届年会由湖北省法学会刑法研究会主办，湖北省神农架林区人民检察院和湖北省神农架林区人民法院联合承办。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对生态文明建设做出了顶层设计和总体部署。由此，中央层面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还相继制定了相关文件，进一步突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以及落实新的“绿色化发展”的前进道路。在系列国家政策的宏观指导下，自1979年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制定了32部有关环境资源的法律。2014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更是审议通过了修改后的新《环境保护法》，不但使这部法律更具可操作性，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环境违法成本低，难以发挥阻遏破坏生态的环境犯罪的作用以及容易逃避法律制裁尤其是刑事处罚的问题。2016年12月，最高法、最高检了新的《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进一步加强了对非法处置危险废物、在环境检测数据上弄虚作假、无证排污行为的打击力度。2017年1月，环境保护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环境保护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办法》，为进一步有效解决有案不立、有案难移、以罚代刑等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重大难题提供了合法依据。但如何加强立法与实务的对接，消解理论与实务的隔阂，夯平理论与实务的鸿沟，使理论研讨适用新形势和新要求，使两者在防控与打击日益凸显的生态环境犯罪上协同并进、齐心一致，仍旧是刑事理论界与实务界探究的重点，也是本次刑法学研究会年会探讨的核心。

“灵秀湖北”的诞生始于2009年湖北省旅游局按照省委省政府的要求，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旅游形象主题口号、形象标识的过程，并最终于2011年由省政府审定通过成形。“灵秀”二字，取自“钟灵毓秀”，寓涵“灵韵雅致，山明水秀，人杰地灵、德才兼具、学养深厚”之境意，又有“天然去雕饰，清水出芙蓉般行云如水，浑然天成”之美意。如明朝张居正的《宫殿纪》:“二大都在寰宇间，皆据百二之雄胜，萃岳渎之灵秀，鸿图华构，鼎峙於南北。”又如清朝陆以湉的《冷庐杂识?神缸》:“天台为仙境，为佛地，无怪钟灵毓秀，甲於他邑。”“灵秀湖北”，山川秀美之湖北，鸾翔凤集之湖北，含义隽永，言简意赅，既有对湖北自然山水的赞美(如三峡人家、清江画廊、武汉东湖、神农架、西陵峡口等景区，富有地域特色)，也有人文历史的含量(因华夏始祖炎帝神农氏架木为梯，采尝百草，救民疾夭，教民稼穑的神农架;荆州古城三国时期的楚文王、屈原等。古隆中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和刘备;因苏轼《赤壁赋》而得名的文赤壁和东汉末年的赤壁之战的武赤壁。元末明初，开创成为我国中华武术流派之一的武当派道人张三丰;近现代的才人有李先念、董必武等)，可以说是对湖北多姿多彩旅游产品的点睛之笔。“生态”一词，现在通常是指生物的生活状态，也包括它们之间以及它与环境之间环环相扣的关系。在日常生活中，许多美好的事物，如健康的、美的、和谐的等事物均可冠以“生态”修饰。“生态犯罪”是指违反国家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侵犯生态环境法益，其行为导致生态环境受损或者陷入受损之风险，严重危害生态安全的行为。生态犯罪的本质是行为人侵害了生态环境利益，破坏了生态系统的平衡性。作为对生态犯罪认识升华的“生态刑法”，它是指保护生态法益的罪刑规范。广义的生态刑法不仅包括刑法典中保护生态法益的法律规范，而且包括行政法律法规中保护生态法益的罪刑规范。狭义的生态刑法，也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刑法典中保护生态法益的罪刑规范，另一种是特别生态刑法。随着人类对生活品质高标准的追求，绿色化发展的生态观也逐渐成为了普遍共识，在刑事法律上，就要求刑法“生态化”。“刑法生态化”，是按照21世纪环境时代的要求，逐渐将生态原理引入刑事立法领域，对现行刑法进行全方位的调整、改进和创新。其具体途径是重新界定环境犯罪，完善相应的刑事处置措施，使刑事立法更加符合生态规律的要求。刑法生态化以“实现环境与自然资源保护的目标、在法律上充分体现环境与自然资源的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为立法原则。这既是符合生态学的公平性、持续性、协调性、循环性、生态平衡性的基本原则和原理，也是体现了将环境保护思想和可持续发展观融入刑法制定和实施的全过程，使刑法制度朝着环境友好与可持续发展的方向改革的环境时代客观要求。

神农架林区，1970年经国务院批准建制，直属湖北省管辖，是中国唯一以“林区”命名的县级行政区。林区内生物矿产土地资源极为丰富，自然景观密集且秀丽多奇可观性极强，更具有许多林区独特的动植物品种，因此，林区享有最美中国目的地景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等多个国家级品牌称号，还拥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人与生物圈”保护区网成员、亚洲生物多样性永久性示范基地、世界地质公园、国际重要湿地名录等多个世界级品牌称号，更是在创建“全域旅游”与国家“一带一路”战略、长江经济带战略、湖北“一元多层次”战略和林区“一园一地一区”战略发展中具有重要政治经济地位。由于在对林区进行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对原生态环境的保护不足，林区内的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破坏，动植物物种种类的减少;林区内的香溪河、沿渡河、南河、堵河四大主要河流有不同程度的污染，鱼类明显减少，对居民饮用水也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交通等大量基础设施建设，小水电过度开发、矿山大量开采、旅游开发，造成大量植被被破坏，地质灾害时有发生，存在严重的隐患;日常生活垃圾也影响整个生态环境质量。再加上态保护资金投入少与投入渠道单一，科研力量有限导致生态保护能力建设滞后，生态监测处于起步阶段导致信息不足，渠道不畅，这些都是林区生态环境保护面临的现实重大威胁。所以，以保护环境优化的经济增长模式，充分发挥“环境保护”参与宏观调控的倒逼先导作用;加强宣传教育，扩大公民环境权利，建立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新机制;建立政府监管与引导居民清洁公共空间环境的长效机制;完善刑事立法与实务在防控与打进生态犯罪上的有效对接等举措，应是有效解决包括林区在内的生态环境破坏与污染的较好路径。本届年会主题定为“灵秀湖北与生态刑法”，并拟定四个子题，即“生态刑法的一般问题”、“生态刑法中的具体个罪制度”、“生态环境保护执法中的“两法”衔接问题”以及““一圈两带”与神农架生态、安全与反恐之刑法规制问题”。按照年会的惯例在会前进行了论文征集。截止2017年7月20日，会议共收到投稿论文150余篇，经论文集编委会多次研究讨论，最终审议决定编辑收录论文140篇，分为上下两册印行发送读者。古有西晋文学家左思《三都赋》之千古佳作的“洛阳纸贵”，今有湖北省刑法学年会《会议集》之“班马文章”的“争相传阅”。在不胜枚举与浩如烟海的学术机构中，在汗牛充栋，左图右史的世界书库中，湖北省刑法学年会及其文集的弦歌不辍与薪火相传，无不是“不积跬步，不至千里;不积小流，不成江海;锲而不舍，金石可镂”的全心致力于刑事理论与实务研究的治学格物精神的硕果。《尚书?大禹谟》有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人心是危险难测的，道心是幽微难明的，只有自己一心一意，精诚恳切的秉行中正之道，才能治理好国家。那么，在通过刑法的律法之治规范民众的言行，惩治犯罪行为，以助力于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之时，求真务实，不偏不倚，公正廉明，允执厥中亦是诸位法律人员的座右铭。

作者:康均心 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本文作者：陈奇伟胡祥福工作单位：南昌大学

自德国刑法学家、行政刑法之父郭特希密特(J1Goldschmidt,又译为高尔德修米德)在其192年出版的5行政刑法6(Verwal-tungsstrafrecht)著作里首次提出行政刑法这一概念以来,行政刑法的界域等问题就一直是法学界争论不休的论题。我国学界开始注意到行政刑法是在1989年国际刑法学协会第十四次大会召开之后,但出版的著作和发表的论文并不多,研究水平基本处于萌芽和初始阶段[1],争论的焦点也主要集中在行政刑法的界域等相关问题上。根据5辞海6的解释,界域一词主要是指事物的分界和区域。就法律而言,就是指法律的分界和法域,而法律之间的分界是指不同的法律有不同的规范对象。因此,行政刑法的界域也就是要确定行政刑法的法域及其规范对象。

一关于行政刑法所属的法域

关于行政刑法所属的法域,学界存在三种观点,即刑事法域说、行政法域说和行政法域与刑事法域双重法域说(或独立说)[2](35页)。笔者认为,行政刑法应当属于刑事法的范围。我国学者对行政刑法属于刑事法域从形式、程序、实质等法理角度作了很好的论述[3],本文试从行政刑法一词的语法逻辑的角度,结合我国法制的实际,进一步说明行政刑法属于刑法范畴,是刑法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行政刑法一词从语法上讲,词根是刑法,刑法是行政刑法的中心词,行政则是行政刑法的修饰和限制成份,即定语。这从语法上可以说明,行政刑法只是刑法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刑法的一个子部门。本文并不赞成行政刑法是一种特殊的、具有双重性的法律体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行政刑法才有-行政.与-刑法.之名)[4]的观点,因为按照此说法,行政与刑法是并列关系,那么行政刑法应该可以叫做刑事行政法了,如果这样,刑法作为保障法、后盾法的地位就会发生动摇。从逻辑上看,行政刑法概念的属概念是刑法,行政则是行政刑法概念的种差,刑法除了行政刑法外,还有诸如固有刑法(普通刑法)、经济刑法等,据此,也可以说,行政刑法除了其行政种差外,还具有刑法的一般属性,是刑法的一个分支。因此,按中国的语法习惯和逻辑方法分析,可以确定行政刑法属于刑事法域。从法制建设实际看,刑法是我国所有法律的后盾法、保障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是对第一次规范(民事法、行政法、经济法等)所保护的法益进行强有力的第二次保护,是对不服从第一次规范的行为规定科处刑罚的第二次规范[5]。行政刑法正是在行政法这种第一次规范的力量难以完成保护行政法益的任务时,以补充行政法规范的目的所设立的第二次规范。我国法律体系分类的标准主要是法律的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依据法的调整对象,可以将我国法律体系中的第一次规范划分为民事法、行政法、经济法等法律部门,刑法作为上述第一次规范的保障法,因为其独特的刑罚调整方法,而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如果将行政刑法独立,那么法律体系的分类标准又怎么确定?而且如果行政刑法要独立,则依同理经济刑法、普通刑法等势必也要独立,如此刑法作为一个传统的独立法律部门的地位将会丧失。进而推之,取消刑法这个法律部门也具有合理性,其结果是将相关的刑法规范全部在相应的第一次规范中加以规定,这显然违背了我国法律体系建构的实际,也与世界各国的法律体系划分理念相悖。从我国现有的行政刑法的表现形式来看,主要有刑法典、单行刑法中的行政犯罪与刑罚规范以及行政法律中的附属刑法规范。刑法典、单行刑法中的行政犯罪与刑罚规范属于刑法,这是毫无疑问的。行政法律中的附属刑法规范,从形式上看不是刑法,但从实质上讲,仍然是刑法规范。因为无论从刑法作为保障法的特征还是从附属行政刑法规范的结构、调整方法和适用司法程序上看,皆具有刑法的基本性格,行政刑法应属于刑法范畴[6]。德国等欧陆国家之所以将行政刑法界定为行政法,主要是因为他们的犯罪观和刑法观与我国根本不同,他们对犯罪和刑罚均作广义理解,凡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命令性规定的行为都是犯罪,即行政不法(行政违法)和刑事不法(刑事违法)都属于犯罪;一切具有刑罚性格的法律效果包括刑事刑罚、保安处分、行政罚等都被认为是刑罚。而我国目前对犯罪和刑罚均作狭义理解,将一般的行政违法与行政犯罪、刑罚与行政处罚严格加以区分。如果将我国的行政刑法界定为行政法,除了从我国的语法习惯和逻辑方法上讲不通外,还势必混淆一般行政违法与行政犯罪、行政处罚与刑罚、行政权与司法权的界限,严重脱离目前我国的法制实际。因此,将行政刑法确定为刑事法域,是刑法的一个部门,既符合我国的语法逻辑,又与我国的法制实际相融。当然,行政刑法除了属于刑法的分支外,行政刑法还可以分为更小的分支,如环境刑法、军事刑法、公安刑法、卫生刑法等等,这也完全与我国法律体系的结构划分一致。

二5违法行为矫治法6的立法应

定位为行政刑法由于行政刑法所属法域的争议,导致对行政刑法的研究对象也有很多不同的观点[2](75页)。既然我们确定行政刑法属于刑法,按照刑法研究对象的理论,我们认为行政刑法应以行政犯罪及其刑事责任为研究对象。但是,应当将行政犯罪及其刑事责任作扩大解释,除了现有的刑法典、单行刑法中规定的行政犯罪和刑事责任以及附属在行政法中的行政犯罪和刑事责任外,还应将今年全国人大列入五年立法规划的5违法行为矫治法6定位为行政刑法,作为刑法体系中的一种刑事特别法。在这里,我们不打算对现有的刑法典、单行刑法中规定的行政犯罪和刑事责任规范以及附属在行政法中的行政犯罪和刑事责任规范进行探讨,也不打算对5违法行为矫治法6纳入行政刑法范畴的理论根据进行研究,仅就5违法行为矫治法6应纳入行政刑法提出一点立法的思路。将5违法行为矫治法6纳入行政刑法的范畴,不是要将行政法规范中规定的一般违法行为全部纳入行政刑法的范围,混淆行政法与行政刑法的界线,而仅仅是要将5违法行为矫治法6需要矫治的违法行为犯罪化。因为我国目前犯罪的面太窄,我国欠缺的不是非犯罪化,而是犯罪化[7]。犯罪化与非犯罪化是同步的刑法观念,刑事法范围不断地将一些新形式的危害行为纳入,同时将一些传统的已无多大危害性的行为摒弃。现代西方经济刑法膨胀,就是犯罪化的实例,其实质上就是把一些新形式的严重行政违法行为规定为犯罪。因此,将5违法行为矫治法6规定的违法行为犯罪化,既符合国际社会的犯罪理念,也是保障我国日益复杂多样的社会关系和行政管理秩序的需要。我国的5违法行为矫治法6可以借鉴日本的5轻犯罪法6和香港的5简易程序治罪条例6的规定,引进西方国家的轻罪概念,将5违法行为矫治法6需要矫治的违法行为界定为轻罪,而将刑法典、单行刑法中的行政犯罪规范和附属在行政法中的行政犯罪规范规定的行政犯罪界定为重罪,均纳入行政刑法的研究范围。轻罪化主要是将那些实施了不宜刑罚处罚的轻微犯罪行为或多次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而一般以治安行政处罚又难以达到预期效果的行为予以轻罪化,轻罪化的目的就是要区分5违法行为矫治法6矫治的违法行为与施以行政处罚的一般违法行为,同时又与传统的行政犯罪相分离。轻罪化还有利于对上述违法行为进行矫治。既然将5违法行为矫治法6需要矫治的违法行为轻罪化,就要为此类违法行为设计相应的刑事责任。我国目前承担刑事责任的主要方式有刑罚、非刑罚刑事制裁、单纯的有罪宣告三种主要形式。对于传统的行政犯罪即重罪依照现有刑法追究刑事责任适用刑罚,这是毫无疑问的,也是行政犯罪实现刑事责任最基本、最主要的方法,但不是惟一的方法。由于行政犯罪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而日益多样化、复杂化,社会危害性和犯罪人身危险性也各不一样,因此,我们有必要把行政犯罪分为重罪和轻罪。轻罪往往不需要判处刑罚而通过一些非刑罚刑事制裁方法就能达到预防行政轻型犯罪的目的。这种非刑罚刑事制裁就是在5违法行为矫冶法6中规定除刑罚以外的其他强制教育和矫治犯罪等各种刑事制裁方法。轻罪化和非刑罚化也正是我国新5刑法6颁布之后刑法改革的主流思想,这种非刑罚刑事制裁在性质上属于刑事制裁,而非行政制裁,因而必须司法化,可以依据刑事诉讼程序由相关机关提出申请,人民法院作出裁决,检察机关进行监督。鉴于5违法行为矫治法6是人大代表们针对废除已经不合时宜的劳动教养制度提出来的,如果将劳动教养制度取消,那么,对其原来适用的违法行为就缺乏相应的制裁措施,会出现立法上的断层,但将其纳入刑罚体系,又有违轻罪化和非刑罚化的思想。因此,建议借鉴西方国家的保安刑制度,在将5违法行为矫治法6需要矫治的违法行为定性为轻罪的同时,将劳动教养改革为保安处分,并将轻罪的处罚保安处分化,纳入行政刑法责任体系,作为非刑罚刑事制裁的主要方法。对违法行为(轻罪)矫治司法化和保安处分化,既是现代法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完善我国刑事责任体系的需要。

由国家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主办、北京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协办的首届“和谐社会语境下的环境刑法学术研讨会”2009年4月4日在中国人民大学隆重举行。来自国内实务部门和科研院校的著名刑法学者、环境法学者、法官、检察官、政府官员以及韩国青州大学法学院的知名刑事法学者等一百余人出席了本次研讨会。

本次环境刑法学术研讨会共收到国内外学者撰写的论文六十余篇。研讨会共分四个单元，与会国内外学者主要围绕“环境刑法的科学定位”、“环境刑法的立法与政策”、“环境刑法的基础理论”、“具体环境犯罪研究”等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因为研讨会发言人较多且思想丰富，这里仅将主要代表性观点综述如下：

关于环境刑法的科学定位

关于环境刑法的定位问题，中南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之雄从环境问题的五个特点出发，归纳出环境刑法的特质：规范刑法系统自身之外的高度依赖型。具体体现为高度的科技性、高度的政策依赖性、高度的行政从属性。

关于环境刑法学学科构建的根本性问题，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副教授付立忠提出构建环境刑法学将会发挥以下积极作用：滋养和促进新学科的孕育与形成；有利于提升科研开拓创新的几率；有利于有效地解决全球性的环境问题。环境刑法学具有以下三项学科功能：第一，直接引导人们生活健康发展的功能；第二，间接调和人与自然和谐有序演进的功能；第三，最终遏制人类社会迈向自毁之路的功能。

关于刑法在生态安全保护方面的拓展空间问题，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副教授颜九红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出发，认为刑法在生态安全保护方面，有很大的拓展空间。提出应当从司法解释入手，降低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犯罪的定量数额，同时从立法上降低环境犯罪的入罪门槛。

论文关键词：内幕交易行政责任民事责任信托责任

论文摘要：从社会危害性、主观恶性及制度缺失等层面分析，对内幕交易罪应采取严厉的政策；加大自由刑的幅度，增设无期徒刑，将倍数罚金制改为无限额罚金制；积极发挥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的作用，强化监督管理部门的集中统一管理，赋予监管部门更多的监管权力。

在我国证券市场上，存在法律制度不健全，公司治理不规范，职业道德不到位等消极因素，致使内幕交易犯罪频发而得不到抑制。近年来，虽然证券监管部门先后出台了相关的政策，加大了对违规操作行为的处罚力度，增加了内幕交易行为的违法成本，但总的来看，效果并不明显。针对证券市场上内幕交易罪多发现象，防治措施到底应取何种价值趋向才能达到防治内幕交易行为之目的，则是下文所要探讨的话题。

一、内幕交易罪性质辨析

对内幕交易罪应采取什么样的刑事政策，必须先对内幕交易罪的社会危害性有明确的认识，只有明确了内幕交易罪的社会危害性及证券市场的背景，才能对应采取何种刑事政策给予科学的回答。

(一)内幕交易罪的客观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