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立法思路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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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我国刑法在1997年经历了一次重大修订，之后到2017年，我国又通过了一个单行刑法和十个刑法修正案，刑事立法活动可谓频繁。诚然，每次立法活动都是对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新型犯罪和人民群众强烈呼声的快速反应，体现了我国刑法“权为民所用”的理念。然而，刑乃国之重器，以谦抑为尺度，在肯定快速立法正面作用的同时，也应对其进行理性分析和对待。例如;立法活跃为社会带来了哪些负面影响?刑法干预过度是否影响社会发展?刑法立法的思路和方法需要如何设计?这已经成为摆在我国法学界面临的关键问题。

一、对近期我国刑事立法的总结与分析

近期我国刑事立法趋于严厉方向发展，非刑罚化和非犯罪化只是立法中附带思考的问题和情况，刑罚从报应工具开始趋于教育国民的重要手段，注重惩罚向预防方向发展。当前，刑法已经不再是消极的对待犯罪行为，而是更加关注类似行为在未来的展望。同时，从我国刑事立法的频繁程度分析，刑法保障机能也开始趋于社会管控方向发展，刑法的工具性以及干预性特征逐渐突出。

二、刑法立法的未来思路

(一)能动立法。我国刑法沿袭前苏联的犯罪概念，指出危害社会的行为是犯罪本质，当做出的行为危害到社会后，刑法才能启动，这种立法思路是实施立法犯罪量与质的统一。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传统的立法思路已经难以满足时代的需求，对社会制度的良性运转带来一定的阻碍。而能动立法思路更加突出社会的基本运行秩序，以宪法价值保护为导向，明确指出哪些行为是不可容忍和不可忽视的，需要对其进行罪刑规范，而不需要强调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和严重性。例如敲诈勒索、抢夺以及盗窃等罪刑，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只有在行为比较严重以及金额达到一定数量后，才会追究刑事责任。在能动立法思路下，侵占或者盗窃价值很小的物品，如果在损害被害人以及公共利益下，也要进行刑事追究。这种立法理念更加符合时代的发展，更加务实以及合理。(二)理性立法。在和谐社会背景下，刑法不能作为社会治理的最佳方式，只有在特定针对的目的下使用刑法，才能推动社会文明的不断前行，如果使用不当，不仅导致刑法无效，甚至可能对社会带来更大危害，在此背景下，呼吁理性立法符合时代要求和人民诉求。首先，为了防止滥用立法权，需要对刑事制裁开展科学评估，例如在侵犯人民安宁权的行为中，需要综合考虑行政规制和民事赔偿进行立法，进而有助于恢复社会关系;又例如在保留死刑中，对于所谓的民意也要在立法过程中进行审慎对待和仔细甄别，不能在民意的要挟下而失去理性判断，其次，在刑法立法中，法益稀薄化、抽象化以及早期化是立法者所推崇的，在这种立法思路下，增设了危险犯、预备犯以及未遂犯，但是这种立法方式对社会治理的效果十分有限，法益保护是立法依据，但是也不能将稀薄和抽象的法益纳入到立法范围内，例如，在很多西方国家，多次拨打骚扰电话的行为属于一种犯罪行为，但是我国并没有针对这一行为进行立法。(三)多元立法。多元立法的重要体现是对犯罪行为进行有效分层，并且结合犯罪类型以及犯罪程度配置相应的刑法制度。多元立法要求立法者不能使用犯罪概念统一衡量所有责任人，需要结合犯罪行为的轻重，对犯罪进行区别对待。因此，在多元立法思路下，我国刑法立法可以借鉴西方国家的作用，采用轻罪和重罪之分。多元立法要求立法者具备较高的法学素养，例如，如何防止刑法典和特别刑法中的罪名出现重合和交叉，其是司法部门面临的关键问题，如果不妥善处理好这一问题，很可能导致刑法规定之间出现互不照应、相互重复以及互不协调的混乱局面。

三、刑法立法的未来方法

(一)制定轻犯罪法。轻犯罪法主要是将具有一定危险性和群体危害性的犯罪纳入其中，在明确刑法内容后，需要结合社会具体情况以及刑法典，将影响社会关系的重要条文和罪名保留以及稳定下来即可。(二)刑法典修改与制定。在修改和制定刑法典的过程中，需要结合具体情况对其进行大规模的修改和整合，促使刑法典更加趋于合理科学，与轻犯罪法协调互补。首先，扩大刑法典规模，在刑法典中，需要规定造成实害或者侵害被害人权益的重罪，提升违法的明确性和可感性。同时，还要加强立法的稳定性和理性化，缓解立法者面临的滥用刑法压力，增设有关财产没收、数罪并罚以及保安处分等规定。

四、结语

总而言之，立法想要更加活跃科学，需要立法者利用自己的智慧，反思立法方法和设计中存在的不足，倾听社会各界的不同声音。

［参考文献］

［1］仝其宪．我国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体系完善研究［D］．安徽大学，2016．

［2］周光权．转型时期刑法立法的思路与方法［J］．中国社会科学，2016(03):123－146+207．

作者:薛新红 单位:焦作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