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事故“推定责任”及定罪机能的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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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司法解释将“分清事故责任”作为交通肇事罪成立的基础要素加以规定，而以不同方式确定之事故责任在交通肇事罪的司法认定中有何差异却并不明确。“推定责任”是在法律法规预设的特殊情形下，直接以推定的方式确定交通事故责任，并不以查清事故事实为必要。“推定责任”虽在行政法、民法层面有其正当化根据和实践价值，但因不符合刑事证明的要求，有悖于“分清事故责任”的规定，未满足交通肇事罪的犯罪构成，从刑法评价的独立性出发，应否定其定罪机能，不应将其作为追究刑事责任的基础。

关键词：交通肇事罪；交通事故责任；推定责任；定罪机能

一、问题缘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将“分清事故责任”作为交通肇事罪成立的基础要素加以规定，而以不同方式确定之事故责任在交通肇事罪的司法认定中有何差异却并不明确。追究行为人交通肇事罪的刑事责任离不开对行为人交通事故责任的科学确定，但是司法实践中却长期且普遍存在以下司法逻辑，即在交通事故处理中，如果一方当事人因逃逸而被公安机关交管部门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道交法实施条例》）第92条在作出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中“推定”承担事故全部责任，而若事故造成1人以上死亡，检察机关往往以行为符合《解释》第2条第1款第（一）项（“死亡一人或者重伤三人以上，负事故全部责任或者主要责任的”），构成交通肇事罪为由，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也常照此判决逃逸者构成交通肇事罪，追究其刑事责任。①此种司法逻辑不问“分清事故责任”是“认定责任”还是“推定责任”，而径直肯定“推定责任”具有定罪机能，将以推定方式得出的交通事故责任分配直接用于追究当事人刑事责任。这似乎表面上于法有据，实则极可能是错误认定案件事实、机械理解司法解释、僵化适用刑法规定，进而不当追究了刑事责任。剖析交通事故“推定责任”的刑法规范意义离不开对下述问题的回答，即“交通事故认定书”确定的交通事故责任的法律属性究竟为何，其是否属于法律责任？在何种情形下，可采用“推定责任”的方式确定当事人的交通事故责任？如何理解《道交法实施条例》第92条规定的“推定责任”，其具有何种正当化根据以及实践价值？是否应肯定其定罪机能而作为认定交通肇事罪的基础呢？本文拟照此逻辑径路，顺次展开论述。

二、“交通事故责任”之辨明

道路交通事故是指车辆在道路上因过错或者意外造成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件。作为法律规定的、能够引起一定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事实，道路交通事故是追究事故当事人法律责任的事实要素。通常而言，追究法律责任需要公安机关交管部门出具“交通事故认定书”，以确定事故当事人的“交通事故责任”，但“交通事故责任”究系何种性质的“责任”，是有责主体必须承受的法律上的不利负担还是仅为对交通事故发生之原因力的客观分析，直接影响到交通事故责任的刑法规范意义。“责任”乃语义内涵丰富的概念，“只要存在着一种调整社会关系的社会规则体系，就必然存在一种与之相适应的责任”。[1]因“责任”具有多义性和不确定性，人们不仅用之于法律生活领域，在许多社会生活领域也广泛使用，这导致“责任”一词在实践中引起了相当混乱和误解，而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究竟是在何种意义上使用“责任”，其是否是一种法律责任呢？对此，有不少学者作出肯定回答，如杨立新教授就认为：“广义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是指由于道路交通事故而发生的法律责任。包括道路交通肇事人的刑事责任、行政责任及民事赔偿责任……狭义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是指由于道路交通事故而发生的责任人对受害人应当承担的侵权赔偿责任。”[2]本文并不赞同这种定义，辨明“交通事故责任”应该特别注意交通事故责任和交通事故法律责任的区别。交通事故责任仅是有责主体承担交通事故法律责任的责任要件之一，而非其法律责任本身，不应将二者同视。首先，从发生史来看，“交通事故责任”是对交通事故原因力的客观分析结论。“交通学报事故责任”是《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率先使用的一个法律术语。①国务院法制局政法司和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联合编写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释义》对其解释道，“交通事故责任，是指公安机关在查明交通事故原因后，依照道路交通管理的法规和规章，对当事人在交通事故中所起的作用，作出的定性、定量的结论，也是用以说明事故发生原因的结论”。[3]正因如此，有观点主张，考虑到概念的明确性以及人们对交通事故责任本质的正确认识，将“交通事故责任”改称为“交通事故原因”更为合适。[4]可见，原初意义上的交通事故责任具有相当的客观性，是对交通事故发生原因及当事人所起的作用大小（“原因力”大小）的一种定性与定量分析的结论。究其性质，交通事故责任属于法律事实，是就当事人在事故中是否存在过错、其过错与交通事故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以及因果关系程度的客观分析和描述，其内容与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分配无涉，只是作为进一步追究当事人民事赔偿责任、行政责任以及刑事责任等法律责任的事实依据。其次，从具体成立要件来看，交通事故责任仅为追究当事人法律责任的前提和基础。虽然交通事故法律责任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但主流见解皆认为交通事故法律责任是当事人应当承受的一种“不利法律后果”，当事人承担这种“不利法律后果”的必备要件之一是：责任主体须达到法定责任年龄，具备责任能力且主观上具有一定过错。同时承担这种“不利法律后果”必然意味着当事人实体权利义务的变更或消灭。然而交通事故责任却无须具备上述要件，负有交通事故责任也未必意味着权利义务的变更或消灭。《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道交法》）第4章第4节“行人和乘车人规定”中详细规定了行人和乘车人参与交通应注意的事项，不论行人和乘车人年龄大小、精神状况如何，只要参与交通，都完全有可能违反相应交通管理法规，进而成为道路事故责任者，但有交通事故责任并不必然承担交通事故法律责任。最后，从“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内容来看，交通事故责任也非法律责任。“交通事故认定书”是公安机关交管部门根据交通事故现场勘验、检查、调查情况和有关的检验、鉴定结果制作的，记载事故当事人交通事故责任的法律文书。虽然“交通事故认定书”的称谓有过变迁，但其事故认定事实、分析事故成因的机能并未发生实质变化。②而根据《道交法》第73条，交通事故认定书应当载明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实、成因和当事人的责任，该“责任”是公安机关交管部门依照交通运输管理法律法规确定的事故当事人所负之“全部责任、主要责任、同等责任、次要责任以及无责任”，并不包含事故当事人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的具体内容。以追究行政责任为例，后者恰恰是在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之日起5日内，公安机关交管部门对当事人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依法作出的处罚。此外，在意外事件引起的交通意外事故中，由于根本不存在交通违法行为或交通违法行为与交通事故欠缺因果关系，自然不会产生事故责任认定的问题，但公安机关交管部门仍须作出“交通事故认定书”，只是仅需载明事故事实及成因即可。假使交通事故责任真是一种法律责任，就难以解释为何“交通事故认定书”从来都不曾明定这种“法律责任”的具体内容。承认交通事故责任和交通事故法律责任分属两类不同的“责任”，并不否认二者之间的密切联系。“‘交通事故责任’表述的是当事人的违反交通管理行为对造成交通事故后果过错的大小，它是当事人承担交通事故法律责任的决定性因素。”[5]在交通事故处理中，交通事故责任是对事故当事人发生交通事故这个客观事实的定性及定量的分析和描述，是追究交通事故法律责任的前提和基础，事故责任的有无及大小直接影响事故当事人是否应当承担法律责任以及承担何种形式的法律责任。二者的关系可归结为：交通事故责任是追究当事人交通事故法律责任的事实根据，而交通事故法律责任则是当事人应当承担的一种不利法律后果。

三、道路交通事故中的“推定责任”

(一)确定交通事故责任的两种方式

确定交通事故责任是公安机关交管部门按照《道交法》和《道交法实施条例》等规定，以“认定责任”或者“推定责任”的方式确定当事人是承担全部责任、主要责任、同等责任、次要责任还是无责任。其中，“认定责任”是指《道交法实施条例》第91条所规定的确定当事人交通事故责任的方式，即公安机关交管部门在查清事故事实的基础上，根据交通事故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的责任。这是确定交通事故责任最常用的方法，其适用前提是公安机关交管部门根据交通事故现场勘验、检查、调查情况和有关的检验、鉴定意见等证据材料，客观剖析事故成因并得出当事人的交通违法行为对事故发生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的结论。而所谓“推定责任”主要是指出现法律法规预设的某种特殊情形，公安机关交管部门直接依照相关规定推定当事人承担交通事故责任及其份额，而不论其实际是否承担责任。只要当事人的行为符合法律法规所设定的情形，就应当被推定为责任者。此乃确定当事人事故责任的辅助方法。

(二)“推定责任”的具体形式及适用条件

推定是“据查明的已经存在的基础事实和人们在大量社会实践基础上总结出来的行为规律或经验法则，来作出某种判断。判断的内容是某事物的存在、不存在或该事物的状态，允许当事人提出反证予以推翻”。[6]在推定的构造中，“基础事实与推定事实以经验法则为连接纽带，而经验法则多为概率性的，相对于社会生活的繁杂性，固化经验的法律推定往往难以满足个案的特性，易导致事实误判”。[7]也就是说，“推定责任”源自于法律法规的直接规定，而非建立在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基础上，事实根基不牢靠，推定之结论完全有在后续事故处理中被相关证据推翻之虞，其适用必须慎之又慎，严防出错。我国法律法规明确规定适用“推定责任”的特殊情形散见于《道交法实施条例》及一些地方性法规，其中引用最频、聚讼最多的莫过于《道交法实施条例》第92条。该条确立了两种“推定责任”，即第1款规定之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逃逸的，逃逸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以及第2款规定的“当事人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承担全部责任”。较之于以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等积极作为的方式掩饰自己交通违法行为以逃避法律责任的行为，当事人单纯的逃逸只是通过不作为来懈怠《道交法》规定之法定义务以逃避法律责任的行为，在规范的否定性评价上更轻微，故该条第1款以“但书”的形式规定在有证据证明对方当事人也存在过错的场合，可以减轻逃逸者的交通事故责任。就此而论，如果以对方当事人过错是否可以减轻行为人交通事故责任为准据将前者视作“相对型推定责任”，则后者毋宁称为“绝对型推定责任”。存在疑问的是：“推定责任”的适用是否仅限于因为法定特殊事由导致无法查清事故原因，无法客观认定当事人事故责任的场合呢？换言之，在交通事故责任确定方式的选择上，是否需要坚持“认定责任”优位于“推定责任”，只有在适用“认定责任”不能确定交通事故责任时，才运用“推定责任”呢？大多数学者都持肯定态度，认为“推定责任”是“由于发生了特定的情况，事故事实无法查清，当事人的学报违法行为及行为与事故之间的因果关系无法查清，而依法推定事故责任”。①应当说，这种观点具有一定的历史性法律依据，即国务院于1991年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20条和第21条规定的“推定责任”中均含“使交通事故无法认定”的表述。彼时，“推定责任”的适用是以交通事故当事人事后的过错行为导致无法查明交通事故原因，无法确定当事人的交通违法行为与交通事故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违法行为在交通事故中的作用为前提。但《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已被国务院2004年的《道交法实施条例》废止，而后者并未规定“推定责任”的适用前提包括“交通事故责任无法认定”，亦即当下的“认定责任”与“推定责任”是在不同适用前提之下，两种相互并列的确定当事人交通事故责任方式，而非此前的补充与被补充的关系。然而，即便“推定责任”不以当事人事后的过错行为“使交通事故责任无法认定”为前提，也不能就此认为在“推定责任”的场合，不需要查清事故事实和分析事故成因。一则，查清事故基本事实和成因是公安机关交管部门的法定义务。《道交法》第72条规定了交通警察应当对交通事故现场进行勘验、检查，收集证据并且在出现需要专业性较强的检验时，公安机关交管部门还应当委托专门机构进行鉴定的客观义务，这主要是出于查清事故的基本事实和成因的需要，至于最终以何种方式确定交通事故责任并不影响其履行法定义务。二则，查清事故基本事实和成因是“推定责任”的逻辑构造所决定的。“推定责任”以经验法则为依托，通过当事人事后过错行为反推其事前行为，其结论具有高度盖然性，通常能够与实际发生的事前行为契合，但也不排除在特殊情形下，推定所得的事前行为与实际发生的事前行为存在冲突，推定所得的事故责任与当事人实际应承担的事故责任不相符。②况且，既然《道交法实施条例》第92条规定了“相对型推定责任”，允许在有证据证明对方当事人存在过错的场合，减轻逃逸者的交通事故责任，那么要求公安机关交管部门全面收集可能证明对方当事人存在过错的各项证据材料，查清事故基本事实和成因就有其合理根据。因而以推定方式确定交通事故责任不仅不能忽视对交通事故基本事实和事故成因的调查分析，还应特别防止依赖公安机关交管部门直接给出事故责任的结论而怠于查清事故基本事实和分析事故成因。

(三)“推定责任”正当化根据及其实践价值

尽管以“推定责任”的方式确定事故当事人的交通事故责任可能与有责当事人实际应承担的交通事故责任不相符，但交通事故发生后，事故当事人因实施事后过错行为以逃避法律责任被推定承担事故责任，也有其正当化根据及实践价值。其一，“推定责任”的适用并非随心所欲、恣意为之，而是有相应经验法则作为依据。经验法则是人们从生活经验中归纳获得的关于事物因果关系或属性状态的法则或知识。[8]即令归纳不能得出必然结论，依经验法则推定推导之结论也不一定全都真实或完全、充分反映事物存在的客观规律或事物的性质，其仍在很大程度上或基本反映了事物的性质和状态，是一种事物的常态。[9]交通事故发生后，当事人逃逸或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或者毁灭证据之所以被推定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就是因为存在以下经验法则，即在通常情形下，人人皆有趋利避害之本能。在因自己行为导致交通事故发生时，有责当事人出于本能，都想千方百计逃离事故现场或者掩饰自己行为所造成的后果，从而避免承担法律责任。换言之，当事人在交通事故发生后故意实施逃避法律责任的行为就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出极有可能是该当事人的交通违法行为导致交通事故，因而根据《道交法实施条例》第92条推定事故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不无合理性及正当性。其二，“推定责任”的适用是因为当事人事后的过错行为直接违背交通事故当事人应当履行的行政法律义务，具有相当的社会危害，应当追究其行政法律责任，而确定交通事故责任正是实现该目的的重要过程。根据《道交法》第70条，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抢救伤员并及时报警。然而，当事人在事故发生后非但不履行这些法定义务，还为逃避法律责任而逃离事故现场，更有甚者，不惜以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的方式掩盖自己的交通违法行为，企图逃避应该承担之法律责任，此等公然对抗我国道路交通管理秩序的行为，使事故事实因现场被破坏或者证据匮乏等原因无法查清，无法客观分析事故发生原因以至于无法科学确定当事人的交通事故责任，使有关机关处理案件迟滞，对维护交通秩序、保障交通安全造成严重危害。为降低确定交通事故责任的难度，提高公安机关交管部门执法效率，推动公安机关交管部门高效、快捷处理交通事故，有必要在特定情形下以“推定责任”的方式确定当事人的交通事故责任。其三，“推定责任”的适用对于保障交通事故被害人的利益，及时解决因交通事故产生的民事赔偿纠纷具有重要价值。为了最大限度控制并降低交通事故给被害人财产或者人身带来的损伤，《道交法》第70条赋予了事故当事人的抢救伤员的绝对义务，即只要是公民介入交通事故，成为交通事故的当事人，不论他参与交通的行为是否客观上导致了交通事故的发生，其是否实际上应当承担交通事故责任，都应在交通事故发生时及时救助被害人，挽救被害人生命和利益。而事故当事人逃逸或者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不仅与其抢救伤员的义务直接抵触，还极有可能因其事后过错行为导致无法查清或无法及时查清事故基本事实和成因，增加被害人获得其应得赔偿的难度。“推定责任”的适用可以提高有关部门处理交通事故的效率，缩短确定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的时间，有效避免被害人因得不到及时救助而引起更为严重的损害后果，抑或被害人及其家属因得不到及时赔偿而承受更大的痛苦。

四、“推定责任”的刑法规范意义：定罪机能之否定

在确定交通事故责任的两种方式中，“认定责任”是在查清事故事实的基础上进行的，得出的结论与当事人实际应该承担的责任无异，以其为基础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并不存在疑问。然“在没有充分事实证据的情况下，或者仅仅出于纯粹的怀疑就给某人定罪会造成严重的不正义。”[10]“推定责任”并非建立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应从根本上否定“推定责任”的定罪机能，将其作用限于追究行政责任与民事责任领域。

(一)“推定责任”不符合刑事证明的要求

“推定如同悬崖边的舞蹈，运用得当，则可严密刑事法网，于公共利益保护和公民人权学报保证皆大欢喜；用之不当，则会严重侵犯公民人权、危及现代刑事法治。”[11]为规避推定的负面效应，在刑事案件之客观事实证明中，尽管没有绝对禁止推定的适用，却也将其局限于极其例外的场合，而这并不包括通过“推定责任”所确定的当事人的交通事故责任。首先，“推定责任”不符合刑事证据“客观性”要求。客观性作为刑事证据的本质属性，是指“证据事实必须是伴随着案件的发生、发展的过程而遗留下来的、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而存在的材料”。[12]刑事证据的客观性不单指证据形式的客观性，还包括通过各种证据形式固定或反映的内容是客观存在、符合真实情况的事实。“推定责任”是在出现法定特殊情形时，直接根据当事人事后的过错行为确定其承担事故责任，其本身并不一定反映交通事故的真实事实。而且载明“推定责任”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虽然是公安机关交管部门依法制作的，但其作为刑事证据使用，人民法院就必须以法定程序查证属实，方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如果交通事故责任仅是一种未经查实的推定责任，欠缺刑事证据客观性特征，难以肯定其刑事证据的属性。为此，有论者尖锐地批评道，“将一种从法律推定出来的事实作为定罪的重要依据来使用，其结果不是冤枉了无辜，就是放纵了真正的罪犯。”[13]其次，“推定责任”有违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的规定。“在刑事领域，推定几乎总是具有使指控和定罪变得容易的功能，因而几乎总是具有不利于被告人的效果。”[14]推定意味着在相当程度上减轻举证者的证明负担、降低其证明难度，鉴于“无罪推定”和“疑罪从无”，在公诉案件中，提供证据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原则上由公诉方承担，被告人不承担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如若在追究行为人交通肇事罪的刑事责任时，以“推定责任”推定当事人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就会相应采用“主张者不举证，否认者举证”的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由行为人承担提出相反证据证明推定事实不成立的责任，这无异于强加给被告人证明自己无罪的举证责任，无端加重辩护方的举证责任，有违刑事正义的基本要求。最后，“推定责任”不及刑事责任的证明标准。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95条，证明被告人有罪的标准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就要求追究刑事责任必须查清有关事实和情节，相关证据足以对所要证明的案件事实得出确定无疑的结论，能够排除合理怀疑。但与追究刑事责任不同，行政执法以及民事赔偿无需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只要达到优势证据标准即可。详言之，由于在交通事故处理中追求效率的缘故，公安机关交管部门用以确定交通事故责任的证据要求不高，通常只需肯定案件事实的证据比否定案件事实的证明力强，案件事实的存在比不存在更具有可能性即可。此外，《道交法》规定的是具有较大波动幅度而非精确的五类交通事故责任，即便以查清事故基本事实和成因为基础的“认定责任”的证明标准都恐不及刑事责任，遑论“推定责任”。

(二)“推定责任”有悖于“分清事故责任”的规定

《解释》第1条规定，“从事交通运输人员或者非交通运输人员，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发生重大交通事故，在分清事故责任的基础上，对于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解释》第2条也明确行为人的交通违法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需满足“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及“负事故同等责任的”。这里的“分清事故责任”、“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以及“负事故同等责任”该做何种理解，其是否包括以“推定责任”的方式所确定的交通事故责任，《解释》并没有给出明确答复。本文认为，一方面，《解释》第1条省去“分清事故责任”的主体。毋庸置疑，这个被省略的主体在我国是专司审判权（定罪权）的“人民法院”，而非“公安机关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2条，“未经人民法院依法e52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人民法院是享有定罪权、判决确定被告人有罪的唯一主体。而人民法院分清事故责任，必然要根据一定的法律事实，但这个事实除在法定特殊情形以外，并不包括推定的事实。因为人民法院“虽然可以基于客观事实推定行为人主观上具有某种认识，但只能基于证据认定存在某种客观事实，而不应推定存在某种客观事实”。[15]另一方面，根据《解释》第2条第2款，交通肇事致1人以上重伤，负事故全部责任或者主要责任，“为逃避法律追究逃离事故现场的”（该款第六项），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由于在一起交通事故中当事人只可能逃逸一次，其之所以“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就必不是因“交通事故发生后逃逸”，而只能是以“认定责任”的方式确定的当事人实际应当承担的责任。若承认“分清事故责任”包括以推定方式确定的事故责任，则会在确定事故责任时，公安机关交管部门对逃逸行为进行评价，确定逃逸者“负事故全部责任或者主要责任”，而在认定是否构成交通肇事罪时，人民法院又再次评价该逃逸行为，确定其属于“为逃避法律追究逃离事故现场”，这属于应当禁止的重复评价的现象。再者，“推定责任”所确定之当事人交通事故责任的结论是清楚的，只是在事故基本事实和成因方面可能存有不明之处，而后者正是判断行为是否构成交通肇事罪最为核心的部分。就此而言，“推定责任”并非“分清事故责任”的方式。

(三)“推定责任”未满足交通肇事罪的犯罪构成

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必须要满足犯罪构成的各项要求，齐备刑法规定的各类主客观要件。交通肇事罪的构成必须满足刑法所规定的犯罪构成，而“推定责任”是以当事人事后过错行为为由推定当事人承担交通事故责任，其主要是针对当事人事后过错行为，而不是交通肇事行为的评价结果，不符合刑法规定的交通肇事罪的主客观要件。基于罪刑法定原则的考量，追究刑事责任必须严格依照刑法规定，对刑法分则个罪罪状进行妥当解释。刑法第133条规定的交通肇事罪之基本罪状为“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追究行为人交通肇事罪的刑事责任，客观上必须具有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发生了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后果，并且违规行为是重大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作为事故内容之“重伤、死亡或者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应能客观归属于交通违法行为。从实质评价的立场出发，构成要件行为“必须是能够认定为具有引起构成要件结果的客观危险性的行为”。[16]并不是所有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都足以评价为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件行为，也不是任何交通事故后果都足以称作构成要件后果，只有内含了发生重大事故且有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之客观危险的行为始能评价为本罪之构成要件行为，也只有构成要件行为所内含之客观危险现实化所产生的结果才应认定为构成要件结果，因此，单纯交通违法行为，以及因为被害人自身的交通违法行为抑或完全出于意外原因所导致的重大事故的后果都不是本罪的构成要件行为及结果，不能依此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作为“推定责任”适用前提的逃逸或者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等事后过错行为虽然都是违反《道交法》（主要是该法第70条）的交通违法行为，但因其并不具有可客观现实化为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内在危险，不能评价为本罪的构成要件行为，也就不能据此为基础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在刑法规范评价上，这些表征行为人违法犯罪后的态度的行为，至多具有量刑的机能，而不能影响定罪，除非刑法将这类行为单独规定为犯罪。“因果关系作为现象的发展过程，具有时间上的顺序性，即原因总是在结果之前存在，学报结果总是在原因之后发生。”[17]尽管发生在前的行为不一定是产生该结果的原因，但结果的原因却只能存在于发生在前的行为之中。交通肇事罪的因果关系是行为人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与重大交通事故之间的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其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是重大交通事故的直接原因，必然要先于交通事故的发生，不能以事故发生以后行为人所实施的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来“推定”其之前的行为是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而应当科学审查并评判公安机关交管部门查清的事故基本事实以及对事故成因的专业分析，确定行为人的交通违法行为是否是交通事故发生的原因。现实生活中，事故双方通常均存在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对交通事故的发生都有一定原因力，追究当事人交通肇事罪之刑事责任必须分析当事人之交通违法行为与交通事故发生的原因力大小，将《解释》规定了“负事故同等责任”与“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行为评价为本罪的构成要件行为。易言之，交通肇事罪的成立不但要确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与重大交通事故之间的因果关系，还要确定其因果关系的大小，而“推定责任”的前提只是出现法律法规明确预设的特殊情形，是否查清事故基本事实和成因并不重要，但连当事人有无交通违法行为、违法行为与事故后果之间有无因果关系尚且不能清晰确定，何谈因果关系大小。此外，交通肇事罪的罪状描述中特别规定“因而”二字，用以连接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件行为和构成要件结果，该类似情形在我国刑法分则中总共仅出现六次，且均存在于过失犯罪的规定当中。①这主要是因为这些犯罪的罪状所描述的行为类型十分宽泛，通常包含大量需要排除的无法现实化为具体构成要件结果的行为，或者其构成要件结果规定得过于抽象以至于除了罪状所描述的行为类型外，尚存在其他行为可以导致该结果的发生，立法者为限制相应过失犯罪的成立范围，将其打击对象集中于违反注意规范之目的并造成刑法规范所避免之构成要件结果的行为。在适用这些刑法条文时，必须以相关注意规范之目的限制解释罪状，仅将对构成要件结果发生具有直接关联性的违反注意规范的行为评价为该过失犯的构成要件行为，而作为“推定责任”之法定依据的《道交法实施条例》第92条的规范目的并非防止当事人事后的过错行为造成重大交通事故，而是为督促事故当事人积极履行《道交法》第70条规定之四项法定义务。相应地，行为人因违反《道交法》第70条，被公安机关交管部门推定承担事故责任的“推定责任”并不成其为追究交通肇事罪刑事责任的基础。

(四)“推定责任”消解了刑法评价的独立性

诚然，在空白刑法规范的解释和适用中，刑法评价和非刑事法评价之间存在着相当的契合与沟通，但由于刑法作为“唯一规制犯罪与刑罚的部门法，具有独立的规制对象和范围，具有相对于其他法律部门而言独立的价值观念和评价机制”，[18]“某行为即便在其他法律领域属于违法，但并不能因此而直接认定其在刑法上也是违法行为”。[19]刑法评价具有自身独特价值和独立品格，不可能、也不应该唯非刑事法评价马首是瞻。刑法第133条即是典型的空白刑法规范，认定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构成交通肇事罪，虽要结合刑法、《解释》和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相关规定对行为人的行为进行综合评价，但最终应以刑法评价为落脚点。如若肯定“交通事故认定书”所载明的“推定责任”的定罪机能，将其作为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的基础，那么，根据刑法第133条及《解释》认定行为人是否构成交通肇事罪就只需要客观判断交通事故后果有多严重、是否符合《解释》第2条的具体规定了，这样势必虚置甚至架空交通肇事罪的各种主客观构成要件，使刑法适用沦为一种机械地查找法律的过程，也必然混淆刑事责任与非刑事责任的界限。再者，公安机关交管部门确定当事人交通事故责任实质上是行政权力行使行为，其“推定责任”便是行使行政权力之行政行为的结果。然而，“对入罪和量刑之行政行为必须建立一般司法审查机制，这是控制大肆扩张之行政行为以及罪刑法定和人权保障的基本要求”。[20]如果以“推定责任”作为刑事责任的基础，必然导致公安机关的行政判断取代法院的司法认定，出现行政权侵蚀司法权的局面，这是任何一个法治国家最不愿看到的。

五、结语

在我国交通事故处理的实践中，推定是确定当事人交通事故责任的重要方式，由其得出的交通事故“推定责任”对于行政处罚以及追究民事赔偿责任没有理论和法律上的障碍，但这并不能符合逻辑地导出“推定责任”本身具有刑法规范意义，进而肯定其定罪机能。尽管“推定责任”适用前提的当事人事后过错行为直接懈怠了《道交法》赋予的法定义务，在相当程度上征表出当事人对法规范的漠视态度，但这至多在已经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前提下，影响行为人刑事责任的轻重，不能决定刑事责任之有无，而当事人是否承担交通肇事罪的刑事责任，应当在查清事故事实和分析事故成因的基础上，从刑法规范评价的立场出发，以刑法规定的具体犯罪构成作为检验标准，对当事人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进行规范评价并得出妥当结论。

作者:曹波 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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