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刑法制度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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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伏阳工作单位：新疆大学法学院

一、独立司法系统的初创

随着近代民主化、法治化趋势的出现和分权制衡制度的产生,独立的司法系统才得以形成。清代新疆司法机构不统一,地方行政建制分别有郡县制、扎萨克制、伯克制治理,这些机构都兼理司法。伊犁将军是最高的军政长官,新疆实行军府制,管理所辖部队的各类诉讼案件;在哈密、吐鲁番的回部王公,土尔扈特、和硕特的蒙古王公实行扎萨克制,由部落头人依据部落习惯法审理案件;南疆维吾尔族聚居区实行伯克制,由哈孜伯克专理刑名案件。清末司法改革后,光绪三十三年新疆按察使改为提法使,并成立新疆高等审判厅、迪化地方审判厅、迪化初级审判厅,实行不久就被新疆巡抚袁大化废除,刑民案件仍由县知事审理。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颁布5中华民国临时约法6,宣布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由法院行使审判权,建立法官独立审判的司法原则。民国初期新疆仍实行行政兼理司法,受理民刑诉讼。民国元年,新疆废除提法使,改为司法司,刘长炳任司法司长,民国二年,司法司改称司法筹备处,刘长炳、张正地先后任司法筹备处处长。民国六年,司法部通令新疆建立省高等审判厅和地方审判厅,新疆省长杨增新以新疆人才缺乏,经费不足为由,请求缓设审检两厅。民国十四年,新疆司法筹备处撤销,成立司法厅。民国十五年,司法厅改为高等审判厅,厅长张正地,后又恢复司法厅旧称,同时成立高等检察厅,厅长屠文沛。民国初期,各县仍实行行政兼理司法,由县知事兼理司法审判。民国十六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陆续颁布宪法、民法、商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并在南京设全国最高法院,省设高等法院,基层审判机构为地方法院,实行三级三审制。民国二十五年前,新疆实行承审制度,在奇台、绥来(玛纳斯)、塔额(塔城、额敏)设立司法公署。后新疆高等法院根据司法行政部训令,废除承审制,依照审判独立的精神和5县司法处组织暂行条例6规定,当年6月2日,将奇台、绥来、塔额三处司法公署改为县司法处,并将监督审判官改为主任审判官。从此,新成立的司法审判机构除地方法院外,统一为县司法处,司法公署不再存在。民国三十三年九月,国民政府修正公布5县司法处组织条例6,依据条例,县司法处设置审判官,独立行使审判职权,县司法处检察职务由县长兼理。以后因成立地方法院条件成熟,又陆续将各地司法处改组为地方法院,同时不再新建司法处。故从民国三十六年起,行使司法审判职权的只有地方法院和兼理司法县政府¹。民国十八年,新疆高等法院成立。盛世才统治新疆时期,司法机构进一步完善,民国二十四年设立迪化地方法院,民国二十五年设立伊犁地方法院和喀什地方法院,民国二十七年设立和田地方法院,民国三十二年设立塔城地方法院。国民党统治新疆时期又在全疆设立了大量地方法院。民国三十三年设立阿克苏地方法院,民国三十四年设立承化、绥来、奇台、莎车、焉耆、哈密、吐鲁番地方法院,民国三十五年设立库车地方法院,民国三十七年设立叶城地方法院,民国三十八年设立鄯善、景化、库尔勒、巴楚、拜城、于阗地方法院等。迪化、和阗、喀什等法院均设有民刑两庭,各设庭长1~2人,推事4~7人,检察官2~3人,其余地方法院有推事2~3人,检察官1~2人º。据当时迪化、哈密、和阗、阿克苏、焉耆、喀什、奇台、吐鲁番、库车、莎车1个地方法院统计,实有人员311人,加高等法院7人,共有381人。各地方法院实有人数以迪化(55人)、喀什(4人)为最多,人数较少的是吐鲁番(24人)、库车(24人)和奇台(22人)»。尚未建立地方法院的由县政府兼理司法,新中国成立前,新疆兼理司法的县政府有15个。民国初期,新疆仍沿用清朝审判旧制,刑事案件按北洋政府颁布的新刑律拟判,造具初判书,分呈省都督府、省司法筹备处、主管道府,由省司法筹备处总核复判定案。民国十七年以后,南京国民政府颁布5法院组织法6及诉讼法,实行三级三审制。新疆省高等法院成立后,对一审判决不上诉,将刑事判决书同时呈报新疆省政府、高等法院、高等法院检察处及本区长官公署,由省高等法院总核复判定案。如果不服一审裁判,可向新疆高等法院提起上诉。新疆省高等法院自民国二十二年至民国二十六年,刑事复判共收案379件,结案386件¼。

二、近代刑法制度、概念的运用

民国时期,北洋政府继承了清末修律的成果,颁布了5暂行新刑律6、5暂行新刑律实施细则6,此后,又陆续颁布若干单行刑律和法规,如5易笞条例6、5惩治盗匪法6、5陆军刑事条例6等。民国十六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陆续颁布5六法全书6,即宪法、民法、商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这一时期是中国法制走向近代化的时期,从立法思想、法律原则、法律制度、刑罚体系等各方面都与延续几千年的传统刑法有了很大变革。民国新疆的统治者,从杨增新到金树仁再到盛世才,虽然拥兵自守、割据一方,实行独裁统治,但表面上都尊奉中央法统,在司法审判中基本上是亦步亦趋,按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的法律制度进行,新疆司法机构在审理刑事案件中引入了近代刑法原则,推动了新疆刑事司法的近代化。

(一)新的司法指导思想中国传统刑法重视礼教,主张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礼和刑是本和末的关系。强调维护封建纲常伦理关系,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所以一直有依据五服定罪的原则。民国时期新刑法,更加强调对于生命权、人身权的尊重,对于五服定罪的原则淡化了许多。对于家长侵害卑幼除轻微伤害外,一样要追究刑事责任。民国五年,叶城县上报案件:维吾尔人土的同其弟肉孜商议,欲获得其兄艾山新置地亩,未达到目的,非常气愤,将两岁幼女吊死在肉孜门口,意图诬陷肉孜½。由于受传统法律维护家长权力意识的影响,对于这一尊长杀死卑幼的行为,新疆司法官员不知道依据何种法律判决。经过请示,最后按照大理院判例,对土的判处一等有期徒刑¹。民国时期的刑律对尊卑相犯仍处刑不同,但因为子孙、奴婢及妻妾都是国家人民,他们的生命不能任由父母、尊长、丈夫剥夺,即使他们犯有应死之罪,也要由审判官审理,不能由他人擅自处断。尊长已不能随意杀伤卑幼,除轻微伤害外,尊长伤害卑幼也要负刑事责任,只是比常人犯罪处刑较轻。民国四年,沙雅县知事艾学书呈报案件:维吾尔人阿西木夫妻俩发生口角,阿西木用棒殴打妻,阿以提汉闪身躲避,阿西木将棒打在妻子怀抱的4岁女儿帕提汉头门,孩子顿时身死。沙雅县知事以新律中无生父误伤幼女的刑法明文规定为理由,判决阿西木无罪。案件上报到新疆司法筹备处后,认为判决错误,又上报到大理院,大理院回复:尊亲属伤害卑幼,除符合5暂行新刑律补充条例6第八条情形外(尊亲属伤害卑幼仅致轻微伤害者得因其情节免除其刑),应依常律科罪论减。该案阿西木伤害致其幼女死亡不得免除其刑,对阿西木依故意伤害罪定罪审理º。

(二)新的法律概念的使用随着使用近代刑法,一些新的法律概念被引入。例如正当防卫,中国传统旧律中没有正当防卫的制度规定,民国初期颁布的新刑律中规定,对正在发生的不法侵害,出于防卫自己或他人权利之行为不为罪,但逾防卫行为过当者减本刑一等至二等。民国四年,塔城上报案件:马槐得与马得六同居一室,马得六久病在床,气息奄奄。两人因发生口角,马槐得先啐马得六一口,马得六变脸动手,马槐得揪扭马得六发辫,并拳脚相加,将其殴打致死。塔城知事在判决书中以刑法15条,判决马得六故意侵害在先,马槐得是防卫过当,酌量在本罪上减轻一等处罚»。除普通刑事案件适用正当防卫外,杀伤通奸者也以正当防卫原则处理。民国二年八月,大理院覆甘肃司法筹备处,将要行奸或已行奸未完时,若有非杀死奸夫不能排除现实侵害情形,而本夫杀死奸夫者,应依刑律第15条,以紧急防卫论¼。

(三)新罪名的出现例如决斗罪,中国传统旧律中没有关于决斗的罪名,决斗一词是从西方引进的。民国六年,霍尔果斯县呈报案件:黄得功、陈金元和罗占标贩卖烟土,因运烟土过关卡时怕被查出,黄得功将所带一包烟土扔到胡麻地里。事后,黄得功邀约陈金元、罗占标同去寻找烟土却找不到。陈金元称黄得功怀疑是他将烟土藏匿了,于是乘其不备下毒手,用棒子连续殴打其额头,将其打倒在地,然后又打伤罗占标手腕。后来,他同黄得功揪扭在一起一同跌下水渠,结果黄得功被压在陈金元身下溺水而死。霍尔果斯县知事依据刑律318条决斗罪,判处陈金元4等有期徒刑2年8个月。

(四)新的刑罚原则出现如数罪并罚是指一人犯数罪,法院对其所犯各罪分别定罪量刑,按照法定原则,决定应执行刑罚的一种刑罚适用制度。中国传统刑律没有适用数罪并罚的原则,把犯有两种以上罪行,称作二罪以上俱发,规定以重者论,实行的是重罪吸收轻罪原则。在近代刑法中,数罪并罚原则规定:宣告最重刑为死刑者执行死刑;宣告最重刑为无期徒刑者执行无期徒刑;宣告多数有期徒刑,则在各刑中最长期以上,各刑合并刑期以下定刑期,但不得超过2年。数罪并罚有严格的界定,一行为人所犯数罪,并不是仅限于数个单纯一罪,也包括数个刑罚上规定和处断上的一罪。继续犯、想象竞合犯、惯犯、吸收犯、连续犯、牵连犯等不适用数罪并罚原则。民国二十九年,迪化地方法院检察官起诉书:范树滋之妻李洲兰与李朝福通奸,并携家财私奔,胡顺帮二人找房屋居住,范树滋报案后,公安局在古牧地捕获被告。胡顺在看押期间潜逃,已经捕获,迪化地方法院检察官以被告李朝福、胡顺诱拐、潜逃特提起公诉。被告李朝福实触犯刑法第239条及24条第2项之妨害婚姻家庭罪,并构成同法第55条从一重处断情形。胡顺帮助和诱李洲兰,实犯刑法第24条第2项及同法第3条第1项妨碍家庭从犯之罪,在侦查羁押期间,乘隙脱逃又犯刑法第161条第2项之脱逃罪,并又构成同法第5条数罪并罚之情形,合依刑事诉讼法第23条第一项之规定,相应送请审判¹。在该案例中,被告李朝福与有配偶者通奸,并和诱有配偶者脱离家庭,这构成了牵连犯的特征,即有两个以上的危害行为,也触犯了不同的罪名,但是属于实质的一罪,构成从一重罪处断情形。被告胡顺帮助李朝福和诱他人配偶,构成帮助他人犯罪的从犯,并在拘禁期间脱逃,构成数罪并罚情形。从该案例可以看到,民国新疆司法机关完全适用国民政府法律º,对近代刑法原则、概念的把握是比较精确的。民国时期,新疆司法机构按照近代刑法原则、制度审理的普通刑事案件为数不少,其中以盗窃伤害案居多。迪化地方法院民国二十三年至三十一年受理刑事案件559件,其中盗窃案1268件,占各类刑事案件的首位;伤害案1151件,占第二位;赌博案678件;妨害家庭婚姻案68件;鸦片及麻烟案539件。脱逃案、妨害婚姻及家庭案、鸦片及麻烟案、伤害案、盗窃案逐年有所增加。

三、刑事诉讼制度的近代化

(一)公诉制度、上诉制度等近代刑事诉讼制度的建立新疆各级司法机关依据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所颁布的刑事程序法办案。在诉讼中对重大案件实行合议制,由检察官出庭支持公诉;一般案件实行独任职;对政治犯实行秘密审判;在上诉审判中实行巡回审判制等。在民国三十八年被告陈福升吸食鸦片及窃盗未遂一案»中,首先对被告陈福升吸食鸦片作为特种刑事案件进行审理,由迪化地方法院刑庭推事(即法官)张建垣实行独任审判,对陈福升吸食鸦片行为作出民国三十八年特刑字第65号刑事判决,依据特种刑事案件诉讼条例第一条、第三条第二项,刑诉法第291条及禁烟禁毒治罪条例第8条第2项,第5项上及第17条,判决陈福升吸食鸦片处有期徒刑3年,并限2月内勒令禁戒,鸦片2分没收之。书记官程鸿丰印鉴本件证明与原本无异。并告知被告上诉权利、期限:如不服本判决自送达翌日起1日内,得向本院声请覆判于新疆高等法院。在对吸食鸦片行为作为特种刑事案件判决后,法院于窃盗未遂行为作为普通刑事案件,移交给检察机关,查本院受理迪化市警局移送被告陈福升吸食鸦片及窃盗未遂一案,除特种刑事部分业于本月23日迳予判决外,关于窃盗未遂部分系属普通刑事,相应于同该被告判决一份移送。贵处依法侦讯为荷。由检察机关调查犯罪事实、证据后提起公诉。

(二)更加重视近代刑事诉讼中证据规则、因果关系的运用,采用疑罪从无的原则南京国民政府5刑事诉讼法6第231条规定:有下例情形之一者,应为不起诉之处分,第十款规定:犯罪嫌疑不足者。疑罪从无原则是近代刑法有利被告思想的体现,即:既不能证明被告人有罪又不能证明被告人无罪的情况下,推定被告人无罪,是近代刑事司法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从笔者查阅的档案史料来看,这类案件较多。由于重视证据规则、因果关系的运用,采用疑罪从无的原则,检察机关最后均予以不起诉处理决定,兹录一二。民国三十七年,新疆吐鲁番地方法院检察官不起诉处分书:沙达特汗向吐鲁番警局控告艾结汗以药毒死其子阿不都亥尼案件中,检察院根据调查认为被告艾结汗犯罪嫌疑不足,依刑事诉讼法第231条第1款的规定不予起诉¹。民国三十八年,新疆迪化地方法院检察官不起诉处分书:胡玉麟状告朱玉兰与哈柏林有通奸嫌疑,哈柏林还有引诱朱玉兰脱离家庭的行为案件中,检察官依刑事诉讼法第231条第1款之规定,作出不起诉处分º。

(三)对于疑难案件,报请中央司法机关解释或批复民国时期,对于一些疑难刑事案件,新疆司法机关将案件上报大理院作出解释或批复。这说明当时中央司法机关对新疆刑事案件的审理具有指导、约束作用,保证了新疆刑事司法与全国的统一,也有利于疑难案件在法律适用的一致性和准确性。焉耆县知事徐堃呈报案件:蒙民因口角发生争斗,乔尔朴用棒殴打阿希木,阿希木夺棒回殴乔尔朴,没料到乔尔朴的弟弟早都跑到其身后,棒头误打到早都左额角,致其死亡。原判决认为案犯阿希木本意夺棒回打乔尔朴却误伤其弟早都,应按过失致人死伤罪判决。该案上报到新疆司法筹备处后,认为原判决有误,不应将误杀归于过失,呈请大理院作出解释。大理院回复:新刑律第313条伤害罪只需犯人有伤害的意思,对于他人施加暴行并有伤害的结果发生,就能成立。如发生在犯人所预期以外的人身上,还是故意伤害罪。本案阿希木本有伤害人的意思,只是他本想殴打乔尔朴,却误打到早都致使其死亡。大理院认为该案应依刑律第313条第1款判决,而不能适用过失致人死伤的刑律»。除了以具体案件报请批复外,新疆司法机关亦就法律条文如何理解、如何适用等问题请示中央司法机关。例如:新疆司法筹备处因法律无明文规定偶然斗牌俱乐的专条,不知可否按赌博科罪,请求大理院作出解释。大理院回复若系赌博财物,应依刑律第276条处断¼。又如新疆司法筹备处呈请大理院解释刑律第287条½规定奸非致被害人羞愤自尽或意图自杀而伤害者,是否专指妇女,还是包括妇女的父母及丈夫。大理院电复刑律第287条第二项羞愤自杀,以被害人为限,案件所列举情形不能构成该条之罪¹。

(四)其他诉讼及刑罚制度11死刑复核制度。中华民国成立后,将清末刑律中死刑复奏改为复准。新疆于民国一至四年,对普通刑事案件经司法部复准及呈准执行死刑人数如下:民国元年1人,民国二年12人,民国三年4人,民国四年6人,共计32人。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实施5六法全书6后,新疆司法机关执行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所确定的死刑复核制度。但在盛世才统治新疆后期,所谓阴谋暴动政治案件,均由公安管理处或地方公安局办理,被污蔑为暴动分子的民众往往不经法庭审判,就被秘密处死。21大赦及减刑制度。新疆司法机关依据民国三十六年的大赦令,在核准大赦人员的同时,对属于减刑条件的人员也分别核准减刑。各地减刑人数为,迪化法院及监狱2人,吐鲁番地院1人,库车地院及监狱22人,和田地院及监狱57人,哈密地院53人,景化县府1人,托克逊县府6人,叶城县府5人,合计减刑147人。31假释制度。假释指对犯罪分子在执行一定刑期之后,不致再危害社会,而附条件地将其予以提前释放的制度。民国二十五年十一月,伊犁地区法院据伊宁县管狱员孙祚森报请对监犯贾祖武等九人假释。同年十一月十九日,新疆伊犁区行政公署批复,龙万喜、开菊花2犯因距刑期太远(未达三分之二),不予假释;其余贾祖武等7名监犯一律假释。41司法鉴定制度。民国三年,新疆司法筹备处就维吾尔人卡比里用铁砍砍伤父亲刁列提致其死亡一案,呈请大理院作出解释因否适用刑律第12条精神病人行为的规定。大理院指令新疆司法筹备处应由专门医学诊察确定案犯是否为精神病人,判决相应徒刑º。51简易程序及保护民众诉讼权利制度。民国三十年,新疆省高等法院制定办案9条注意事项,规定除重要案件应缮写诉状,按照诉讼手续进行外,简易案件如当事人无法书写诉状,可以口头陈述请求裁判。各司法机关及兼理司法的县长,立时受理登记后,用简易手续随到随结,以便民众诉讼。不能撰拟汉文诉状的各少数民族民众,以本民族文字具状呈送。各司法机关均应予以翻译。

四、刑法制度近代化的片面性

(一)司法权严重受制于行政权民国时期新疆孤悬塞外,中央政府无暇西顾,杨增新、金树仁、盛世才等统治者大权独揽,任意干预司法。以杨增新为例,民国初期,新疆没有设置独立的司法机构,司法由行政兼理。县知事对刑事案件进行初审,然后将案件和审判结果呈送都督府、司法筹备处和本管道,最后由司法筹备处总核覆判定谳。都督府对重大刑事案件都要进行审查,司法筹备处在复审案件时往往遵从都督府的意见,因此,案件审理的最终决定权都掌握在杨增新手中。从5补过斋文牍6一书中所编辑的杨增新批复各地刑事司法案件的电文中可以看到杨增新对刑事案件审理的监督和指导。甚至,如果县知事不按照他的指示办案,杨增新就剥夺其审案的权力。例如,马振福杀害通奸的马振明和马马氏案,杨增新要求该县知事以紧急防卫处断,但知事不遵照其指示判决,并请求呈请大理院就案件适用法律做出解释,杨增新认为该知事固执己见,就将该案案犯马振福连同案卷一并解送到省城,将案件交由司法筹备处委员会同迪化县知事审讯判决,判决结果报司法部和省公署核夺。由此可见当时司法权严重受制于行政权。

(二)民国近代法律仍然存在带有传统色彩的不符合人权保护精神的内容民国二十四年,盛世才为了加强统治,经省府41次会议通过5特种刑事法庭组织条例6,成立新疆特种刑事法庭。庭长由新疆保安总局局长张义吾兼任。民国26年,省府第247次会议将5特种刑事法庭组织条例6修改为5新疆特种刑事法庭暂行章程6。该章程第四条规定,庭长、副庭长由新疆军政最高官署任命之,实际上完全由盛世才控制和操纵。盛世才为了实现独裁统治,多次发动大规模的阴谋暴动案,大批的无辜民众因为盛世才编制捏造的阴谋暴动案遭到逮捕并被强迫承认莫须有的罪名,司法程序被践踏,民众的生命安全得不到法治的保障。从民国二十六年到民国三十一年的残酷整肃中,身陷入囹圄的民众不下万人。审理阴谋暴动案的审判委员会任用的审讯人员不符合法律任职资格,性情残暴,任意给被捕者编织罪名,肆意对犯人滥施酷刑,完全失去了司法机关独立、公正审判案件的作用。

(三)民族习惯法仍然在刑事司法领域发挥一定作用杨增新实行牵制与羁縻的民族政策。为拉拢新疆各族上层,对于维护王公贵族利益的习惯法,杨增新听之任之。例如,在蒙、哈社会生活中有所谓赔偿命价的私法,即打死了人,凶犯拿出一定数量的牲畜或金银给被害人的家属,便可了事。当然,这条私法只能为贵族和富有者享受,一般贫民打死了贵族和巴依,无论有没有力量出命价,必须偿命。在南疆,大巴依对所谓损害他们私有财产的所谓惯贼,往往随心所欲地砍断双手,这种野蛮刑罚在民国法律和大清律里找不到任何依据,可是兼理司法的县知事却不闻不问,听之任之¹。在杨增新5指令塔城道尹哈萨盗案分别官办私赔两种办法文6中,明确规定:游牧犯盗酌量案件轻重大小,分别办理,重大案件由头目送官按律治罪,较轻小案件由头目按惯例处结,如何处结随时报官核察备案º,明确承认部落头人对于轻微刑事案件的司法权。民国时期新疆刑事司法变革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和社会价值,对陈腐的传统法律制度进行了一些突破,对于封建法、宗教法以及民族习惯法中一些落后的因素进行了破除,对近代法治、人权、司法独立、程序公正等思想传播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是法制近代化不是一个孤立的历史发展现象,它与政治体制、经济文化生活和思想观念的近代化紧密相连,而民国新疆的社会环境是无法提供这些土壤和养分的,这也注定了当时新疆刑事司法变革的不彻底性,因而也就无法真正完成近代化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