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网络传播权刑法保护研究

导语：信息网络传播权刑法保护研究一文来源于网友上传，不代表本站观点，若需要原创文章可咨询客服老师，欢迎参考。

著作权法诞生后，每一次技术发展都会导致著作权内容发生变化，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应用使得著作权法增加了信息网络传播权。互联网使作品传播变得极其便捷，传播手段与作品利用方式的变化产生了新的利益关系。“互联网+”是革命性的新技术，在带来便捷的同时，也带来了著作权法律保护的困惑。

技术发展带来法律保护的困惑

（一）技术发展影响法律制度变化。在互联网环境下，何种行为构成著作权侵权，是否需要刑事措施予以保护等问题，在理论与实践中均有争议。新技术的出现导致新的作品利用方式诞生，影响已经存在的作品利用方式，打破了原有的利益平衡关系。著作权制度无法预期新技术，亦无法预先控制新的作品利用方式，此时应当赋予著作权主体新的著作权类型，或者扩张原有著作权的控制范围应对新的作品利用方式，使失衡的利益关系恢复平衡。著作权法的发展史就是随技术发展而不断扩张的历史。（二）互联网技术要求控制信息网络传播行为。互联网技术使得传播作品等变得极其容易，复制与传播几近变成零成本，盗版作品在大多数情形下与正版没有实质区别。因新技术的广泛运用对著作权人利益影响巨大，相关国际公约要求保护著作权人在网络环境下的利益。由于各个国家或地区已有法律规定存在差异，国际条约不作统一要求，只是要求赋予主体以控制信息网络传播行为的权利，是将该行为纳入已有的传播权中还是新设专有权利，国际条约不作硬性规定，这就是著名的“伞形解决方案”。2001年中国修订著作权法时选择了新设专有权利，这就是著作权法第十条规定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三）司法解释未考虑法律秩序的统一性。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该司法解释将“通过信息网络传播他人作品的行为”视为刑法第217条规定的“复制发行行为”。上述解释字面理解无碍，但是如果将解释视阈置入整个法律体系中,就值得商榷。司法解释将“信息网络传播”视为“复制发行”未考虑法律秩序的统一性，这造成了法律规范之间的不协调与法律适用上的混乱。在著作权法中，复制、发行、信息网络传播三者是并列关系，互不包容与交叉，司法解释的理解既不符合著作权法理，亦违反罪刑法定原则。本文运用体系解释规则展开研究，探讨信息网络传播权刑法保护的出路。

复制发行行为无法包容信息网络传播行为

司法解释“无视传统刑法规范与网络犯罪事实之间的差异，混淆刑法解释与刑事立法之间的区别，通过扩张化解释，将传统刑法规范恣意适用于网络犯罪事实”，①将属于立法者的权力不当越位行使，造成了规则体系的错位与法律适用的混乱。笔者认为，应当将著作权法、刑法中的法律规范作为一个内部和谐一致的规则体系来解释“信息网络传播行为”的涵义，以建构内部协调一致的法律责任体系。（一）复制、发行、信息网络传播三者为并列关系。“享有著作权的意义应在于：他人未经许可不得以特定方式利用作品”。②通过信息网络传播作品是互联网时代产生的新的作品利用方式，是新的利益增长点。设定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意义在于主体通过权利来控制他人的信息网络传播行为。在著作权法中，复制是指以印刷等方式将作品制作一份或者多份复制件的行为。发行是指以转移作品载体所有权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的原件或者复制件的行为。信息网络传播是指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行为，其不涉及作品载体物的增加或载体所有权变动。（二）复制发行行为与信息网络传播行为有本质区别。在著作权法中，信息网络传播权是在既有的著作权无法控制信息网络传播行为的背景下新设的专有权利。司法解释将通过信息网络传播他人作品的行为视为刑法第217条规定的“复制发行”违反著作权法理，亦违反体系解释规则。发行系通过买卖或者赠与转移作品载体所有权的方式将作品的原件或者复制件转移至买受人或受赠人。在网络技术出现以前，需要作品之人如果想长期拥有或反复欣赏、阅读作品，必须获得作品的原件或复制件，而能够使其获得作品的行为只有出售、出租或出借作品的有形载体即作品的原件或复制件等方式。③国际公约之所以要求规定主体有权控制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行为，系因为传统著作权法中的发行权无法涵盖通过信息网络传播使用作品的方式。发行要转移作品载体的所有权，而信息网络传播行为系在网络空间中通过信息流传播作品，不存在转移作品载体所有权的问题，这是二者本质的区别。（三）技术发展超出立法者预期。1997年修订刑法时,立法者并未将未经许可通过信息网络传播他人作品的行为规定为犯罪，无论是立法者的有意为之还是思虑不周所致，在立法之时,立法者并不认为未经许可通过信息网络传播他人作品的行为可以构成犯罪。侵犯著作权犯罪需要以违反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专有权利为前提，在著作权法未规定信息网络传播权的1997年，未经许可的信息网络传播行为不可能构成犯罪。“关于某特定事项，法律未设规定时，在方法上，可采反面推论，亦可扩张解释或类推适用其他规定，予以补充。这不是逻辑问题，而是法律价值判断问题。法律之沉默，不是问题之结束，而是问题之提出，也是法律思维及创造活动之开始。”④这是因为现实生活纷繁复杂无限多样，未来社会的发展超出了立法者立法时的预期，立法者的有限理性决定了其在制定法律时不可能将未来所有应当由法律予以规范的事项事先规定下来。⑤著作权法未规范信息网络传播行为时，“可扩张解释或类推适用”复制发行或其他控制行为予以补充；如果在刑法中未规范信息网络传播行为就只能“采反面推论”，因为这“是法律价值判断问题”。欲想为其设定刑事责任，只能通过修改刑法，其他举措都是对刑事法治的怠慢之举。

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入罪的规范选择

上述问题的出现是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与版权法律的相对滞后必然导致的矛盾。如果认为应当为严重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为设定刑事责任，对刑法第217条作出修订是理想选择，笔者提出三种修正方案。（一）将现行司法解释内容纳入的保守方案。仅将现行司法解释内容纳入是保守修改方案。在刑法第217条第3项之后增加“未经著作权人许可，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他人文字作品、音乐、电影、电视、录像作品、计算机软件及其他作品的”作为第4项，将现在的第4项作为第5项，这样就将司法解释意见纳入刑法第217条中。之所以不将其作为第5项，是因为在著作权法第48条中“制作、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美术作品的”是该条的最后一项即第8项，而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是该条的第1、3、4项规定的，从合乎著作权法条文的协调和法律秩序的统一性角度考虑，应将其排在现在的第4项之前。（二）将邻接权一并纳入保护体系的折中方案。在刑法第217条第3项之后增加“未经著作权人许可，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他人文字作品、音乐、电影、电视、录像作品、计算机软件及其他作品；未经录音录像制作者许可，通过信息网络传播其制作的录音录像的”作为该条的第4项，然后将现在的第4项作为第5项，理由同上。本方案之所以增加上述内容，是因为第217条第1项规定“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其文字作品、音乐、电影、电视、录像作品、计算机软件及其他作品的”，第3项规定“未经录音录像制作者许可，复制发行其制作的录音录像的”，该两项是并列关系。既然认为应当为“未经著作权人许可，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他人文字作品、音乐、电影、电视、录像作品、计算机软件及其他作品的”设定刑事制裁措施，那么就没有理由不为与其并列的“未经录音录像制作者许可，通过信息网络传播其制作的录音录像的”设定刑事制裁措施。（三）与著作权法衔接重构刑法第217条的方案。刑法第217条的表述对应的是1990年著作权法的表述。笔者认为，应当将该条第1项修改为“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通过信息网络传播其作品的”。现行规定在罗列“文字作品、音乐、电影、电视、录像作品、计算机软件”六种具体作品后又加上“及其他作品”，“其他作品”显然是兜底规定。“其他作品”应与前面具体列举的作品相当，但是不相当的作品类型具体有哪些？在这里刑法应该学习著作权法第48条第1项的立法表述，直接将该项改为“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作品的”，侵犯第48条第1项保护的“表演、放映、广播、汇编”诸权利不设定刑事制裁措施。将该条第3项修改为“未经录音录像制作者许可，复制发行、通过信息网络传播其制作的录音录像的”，具体对应著作权法第48条第4项的规定，具体修改理由同上。

解释刑法规范应当以事理之当然与逻辑之当然的统一为依据。法律规范应当是事物内部规律之反映，是事物的不得不然之理。刑法规范的当然解释的依据是事物的本质与法条的旨趣。⑥网络环境下的著作权保护制度不是简单适用已有制度的结果，是利益博弈的结果，最后形成的法律和法理不过是利益妥协结果的承载和表达。利益博弈和妥协是实质，规则的表达是形式。⑦如果能够通过法理演绎，将利益博弈的结果予以协调的规则表达就是上佳选择，此亦是规则之治的要求。上述司法解释应予修正，立法机关应在广泛讨论的基础上决定如何规制上述行为，笔者认为与著作权法衔接重构刑法第217条的方案是较为理想的方案。

作者:郑承友 高峰 单位:山东理工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