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刑法控制与保障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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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彭辅顺工作单位：湖南大学法学院

现代社会是公众、社团乃至国家追求利益的高风险社会，在经济、科技、社会等方面获得迅速发展的同时，各种犯罪也随之产生或发展。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2010年《法治蓝皮书》显示:2009年1—10月，中国刑事案件立案数大幅增长，达到530万件，增幅在10%以上。［1］显然，中国控制犯罪正面临严峻形势，用刑法控制犯罪成为人们的迫切需要，也成为国家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任务。但是，法学家耶林曾指出:“刑罚如双刃之剑，用之不当，社会和个人两受其害”。［2］因此用刑法控制犯罪需要慎重。然而，在控制犯罪的急功近利心态下，刑罚权的扩张很容易受追捧，而人权保障却容易被忽视。①然而，人权保障是现代刑法的重要机能，也是我国履行有关国际人权公约的要求，万万不可忽视。因此，刑法应当在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实现利益平衡，并通过这种利益平衡，来取得最大的刑法效益。

一、刑法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利益诉求

人类社会是以利益为原动力的社会。古人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史记•货殖列传)。”马克思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人类的全部社会劳动都莫不与利益和对利益的追逐有关，人们之间的全部社会关系也都莫不是建立在利益关系之上。”［3］因此，“追求利益是人类最一般、最基础的心理特征和行为规律，是一切创造性活动的源泉。”［4］刑法也就是在人们追求利益保护的过程中产生、演变和发展的。现代刑法具有保护法益和保障人权的机能和目的。可以说，保护法益和保障人权是现代刑法基本的利益诉求。刑法保护法益是通过用刑法确认刑罚权、控制犯罪实现的。刑法控制犯罪的目的就在于保护法益，即保护人们的生活利益。［5］刑法上的法益不仅包括个人的生命、身体、自由、名誉、财产等利益，而且包括可以还原为个人利益的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6］因此，刑法控制犯罪的利益诉求具体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第一，刑法控制犯罪具有保护国家利益的诉求。国家利益是超越个人利益之上的、国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所具有的利益。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国家政权的稳定、国家经济和社会的有序发展等均属于国家利益。自从有国家以来，国家利益历来为统治者所重视。而犯罪是“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7］严重危害国家统治秩序，危害国家政权的稳定、危害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家如果不运用刑法对犯罪进行控制，国家政权就会面临危机，国家生存和发展就会面临危险或障碍。因此，运用刑法控制犯罪是国家立法者首要的利益诉求。第二，刑法控制犯罪具有保护社会利益的诉求。社会利益是“涉及文明社会的社会生活，并以社会生活的名义提出的主张、要求和愿望”，［8］是社会共同体全体成员共同拥有的超越个人利益的东西。“社会利益具体包括社会公共安全与安宁、公共信任、公众健康、公众福利、公众善良习俗、自然资源与环境，等等。”［9］它主要表现为人们对社会秩序的需求，因为社会秩序是人们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人们只有在一定的社会秩序下活动，才能实现各自的利益目标。秩序有益于人们，秩序满足人们的需要，成为人们共同追求的价值。［10］犯罪是“蔑视社会秩序最明显最极端的表现”，［11］是对社会秩序的严重破坏，而刑罚则是控制此种侵害的工具。因此国家通过在刑法中规定犯罪并对之进行刑罚处罚，具有维护社会秩序、保护社会利益的重要意义。第三，刑法控制犯罪具有保护个人利益的诉求。个人作为社会的组成部分，均有自身的利益。个人的生命权、健康权、人身自由、财产权利、人格尊严等均是个人的重大利益。这些个人利益均有可能在他人追逐利益的过程中受到侵害，因而需要法律调整和保护。刑法作为法律体系中最强有力的法律规范，对侵害这些利益的犯罪行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是对个人利益的有力保护。此外，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国家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一致性，社会公共安全与安宁、公共健康、自然资源与环境等以及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国家的统一等对于个人利益的实现均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所以，刑法对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的保护，也是在间接地保护个人利益。［12］现代刑法不仅是法益保护法，而且是人权保障法。［13］刑法具有保障人权的机能，即刑法具有“透过犯罪与刑罚之法定，而保障国民之权利，限制刑罚权恣意发动之机能”。申言之，就社会公众而言，如果没有适合刑法分则所规定的犯罪行为，就享有不受刑罚权干涉之自由。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言，也享有不逾越法定范围而受科处过当刑罚之权利。［14］具体说，刑法保障人权的利益诉求表现在:首先是要通过限制国家的刑罚权来保障国民的个人自由。自由是“一个人能够做他应该做的事情，而不被强迫去做他不应该做的事情”。［15］自由是个人发展的基础，是个人利益的重要内容。但是，个人自由既可能受到他人犯罪行为侵害，也可能受到来自国家刑罚权的侵害。这就需要通过刑法对犯罪与刑罚进行法定，规制国家刑罚权，保证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其次还要保障有罪的人不受法外制裁和轻罪重判。有罪的人理当依法受到刑事制裁。但是，有罪的人也有自己正当的利益，这就是:获得公正追诉和裁判，不受法外制裁和轻罪重判。而刑法通过对犯罪与刑罚的法定来限制国家刑罚权的任意行使，有利于保障犯罪人不受法外制裁和轻罪重罚，保障犯罪人的合法权益。最后，通过保障个人权利来实现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的保护。社会利益、国家利益虽然不同于个人利益，但是个人利益的保护也有利于社会利益、国家利益的实现。刑法通过限制国家刑罚权的行使，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和有罪的人不受法外制裁和轻罪重判，能够形成和保持社会的正义观念，培养和坚定国民对刑法的忠诚，树立和维护刑法的权威，减少因刑事司法的非正义性而导致的国民对社会的不满情绪和社会怨恨，这些最终都是有利于社会整体秩序的维护和延续的。简言之，刑法对个人权利的保障，实际上是对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的一种保护。

二、刑法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利益冲突

人类社会是利益主体多元的社会，人们的不同利益及其对自身利益的追求使人类社会无时无刻不处在利益冲突之中，特别是在利益主体不断分化、利益格局不断调整的现代社会，利益冲突更是社会发展的常态。由于刑法中存在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两极”，而这两极存在着如下对立，其利益冲突必然存在:首先，二者的目的存在着对立，即刑法控制犯罪的目的在于保护法益不受犯罪侵害;而刑法保障人权的目的在于保障国民、特别是被刑事追诉人的人权不受国家刑罚权的非法侵犯。因此，如果过于强调和重视刑法控制犯罪保护法益的目的，就有可能忽视或削弱人权保障，从而可能损害公民个人的权利;如果过于强调人权保障，就有可能会削弱法益保护，影响刑法控制犯罪目的的充分实现。其次，二者实现目的的手段存在着对立，即刑法控制犯罪是通过利用、行使国家刑罚权来惩治和预防犯罪从而保护法益的。而刑法保障人权则是通过限制国家刑罚权的行使来保障公民个人权利，防止受到刑罚权的非法侵犯的。显然，一方面要限制刑罚权的行使，而另一方面则要充分利用刑罚权。而要限制刑罚权，就有可能不能充分利用刑罚权，削弱刑罚权的行使;要充分利用刑罚权，就有可能使限制刑罚权行使难达目的，所以，刑法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必然存在着利益冲突。笔者认为，这种利益冲突存在于刑法立法到刑法适用的整个过程中。第一，这种利益冲突存在于刑法立法之中。立法是利益的表达方式，也是法治国家中的人们寻求利益保护的依据。然而，现代社会，立法是多元主体利益的立法，多元主体利益冲突必然会反映到立法中，从而形成立法中的利益冲突。刑法立法也是如此。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利益冲突在刑法立法中表现为:一方面，刑法要控制犯罪，就要将严重危害社会的种种行为在刑法中规定为犯罪，划定犯罪圈的范围，为认定和惩处犯罪提供司法标准，而犯罪圈范围的划定，实际上是设定国民行为的禁区，确定国民自由的边界。如果犯罪圈的范围越大，国民的自由空间就相对越小;反之，犯罪圈的范围越小，国民的自由空间就相对越大，这样，刑法控制犯罪中的犯罪圈大小与保障人权中的国民自由度形成了直接的对立:任何一方的“开疆扩土”都会导致“此长彼消”的现象:当控制犯罪的目标凌驾于保障自由的目标之上时，国民自由的空间必然会被压缩;反之，国民自由的空间则有扩张的机会。另一方面，刑法不但是规定犯罪之法，更是刑罚之法，只有用刑罚来对付犯罪，才能达到控制犯罪的目的，而对付犯罪的刑罚方法越严厉，犯罪人的权益受剥夺就越严重，这样，刑法处罚犯罪的力度与犯罪人的权益被剥夺程度也形成了直接的利益对立:任何一方的有利，都是另一方的不利。因此，刑法立法中，无论是犯罪圈的划定，还是处罚力度的确定，均存在着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利益冲突问题。第二，这种利益冲突存在于刑法解释之中。刑法用语的多义性、概括性、模糊性等特征使刑法的适用离不开刑法解释。刑法解释具有“实际地参与犯罪圈划定，有细化犯罪构成标准和统一司法判断尺度的功能”，［16］它一方面同刑法所要保护的各种法益存在关联，另一方面又同犯罪人的人权保障发生关联。［17］由于刑法解释同不同主体的利益具有相关性，不同主体的利益冲突就会在刑法解释中表现出来，特别是在扩张解释和限制解释中表现出来。例如，对涉及犯罪构成要件的刑法解释，如果对其进行扩张解释，就会扩大犯罪圈的范围，刑罚权的适用也相应地得到了扩张，这可能会对控制犯罪带来好处或利益，但同时却对国民自由、权利产生了本来不该有的限制，且直接涉及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犯罪与否，关系到被告人的切身利益。反之，如果对其进行限制解释，就会缩小犯罪圈的范围，从而刑罚权的适用得到了节制，被告人的行为被排除在犯罪圈之外，但同时刑法控制犯罪保护法益的目的就会受到不利影响。此外，对不涉及犯罪构成要件、但涉及对犯罪人处罚宽严的刑法解释，如果是对有利于犯罪人的刑法规定进行限制解释，就会给犯罪人带来不利的处罚结果，但同时可能对保护法益带来好处;反之，如果是对不利于犯罪人的刑法规定进行限制解释，就会给犯罪人带来有利的处罚结果，但同时可能对保护法益带来不利的影响。第三，这种利益冲突存在于罪刑裁量之中。罪刑裁量包括定罪和量刑两个环节。无论是定罪还是量刑，都存在着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利益冲突问题。在定罪中，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利益冲突主要表现在法官对边缘刑事案件的处理上。所谓边缘刑事案件，是指处于犯罪圈的边缘上，罪与非罪界限模糊、可以认定为犯罪也可以不认定为犯罪的刑事案件。犯罪圈的存在决定了边缘刑事案件不可避免。边缘刑事案件在罪与非罪的认定上具有不确定性或不明确性，对于一种行为的定性，存在着定罪与不定罪两种可能性。例如，我国刑法中有以“情节严重”、“情节恶劣”等为构成要件的情节犯，到底什么是情节严重或情节恶劣，法律没有提供一个唯一正确的答案。在缺乏有权解释作为适用刑法依据的情况下，法官有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如果法官倾向于控制犯罪、保护法益，就会选择定罪，这可能有利于通过定罪来惩处和威慑此类危害行为，实现控制犯罪的目标，但同时相对缩小了个人自由空间，不利于保障人权;反之，如果法官选择做非罪处理，就有利于保障人权，但同时不利于控制犯罪。在量刑中，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利益冲突主要表现在法官量刑轻重上。如果法官量刑过重，虽然有利于利用重刑来惩罚和威慑此种犯罪，从而控制此种犯罪的发展态势，但却对犯罪人的人权保障不利;反之，如果法官量刑过轻，虽然有利于犯罪人的人权保障，但却不利于通过发挥刑罚应有的功能来控制此种犯罪，达到保护法益的目的。第四，这种利益冲突还存在于刑罚执行之中。刑罚执行是刑法适用的关键环节，能够产生惩罚和威慑犯罪的效果，达到控制犯罪的目的。但刑罚执行过程也存在着保障人权问题。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在刑罚执行中的利益冲突主要发生在减刑、假释制度的适用过程中。减刑、假释制度本身是有利于罪犯的制度，但是，由于减刑、假释的适用需要具备刑法规定的条件，而在条件规定不具体明确的情况下，就会出现适用减刑、假释宽严的选择问题，从而出现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利益冲突问题。例如，我国刑法中的假释要以罪犯“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为实质条件，但刑法用语对之表述较为模糊，如何认定这一实质条件，直接关系到罪犯能否被假释，如果标准过严，有的罪犯就得不到假释，就会对罪犯不利，但却对特殊预防、控制罪犯再犯有利;反之，如果标准过宽，就会有较多的罪犯得到假释，可以说这对罪犯有利，但却对特殊预防、控制其再犯不利，因为在罪犯悔改表现不足、人身危险性并没有消除的情况下，罪犯提前结束教育改造，很有可能会重新犯罪，危害社会，侵害法益。所以，假释适用过程中存在着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利益冲突问题。

三、刑法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利益平衡之路

有利益冲突，就需要进行利益平衡。利益平衡是指在一定的利益格局和体系下出现的利益体系相对和平共处、相对均势的状态。法律、规则和制度都是建立在利益平衡的基础上。在法律层面上，利益平衡是指“通过法律的权威来协调各方面冲突因素，使相互各方面的利益在共存和相容的基础上达到合理的优化状态”。［18］刑法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利益平衡是相对的、动态的平衡，是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的利益关系相对均势、相对稳定、合理优化的状态。笔者认为，要实现这种利益平衡，应当采取以下措施:

(一)通过刑法立法的合理、优化来实现利益平衡

刑法立法是刑法适用的依据，是整个刑事法律活动的基础。因而刑法立法合理、优化不仅是刑法立法本身实现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利益平衡的内在要求，而且也是整个刑事法律活动实现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利益平衡的基础。而要实现刑法立法的合理、优化，立法者应力求做到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合理划定犯罪圈的范围。犯罪圈的范围关系到刑法控制犯罪的广度，同时关系到国民自由空间的大小。犯罪圈范围如何划定，直接关系到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利益平衡。为了实现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利益平衡，对于犯罪圈范围的划定，笔者认为，应以刑法谦抑为原则。刑法的谦抑性要求在刑法立法上应从行为的性质、代替刑罚的手段、处罚规定对有利行为的影响、处罚的公正性、目的与效果等方面考虑将某种行为作为犯罪处理的必要性。行为只有符合下列条件时才能将之规定为犯罪:一是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并且为社会上绝大多数人不能容忍并主张以刑法规制;二是其他制裁力量不足以抑制这种危害行为，只有动用刑法才能充分保护法益;三是运用刑罚不会导致禁止对社会有利的行为及使公民的自由受到很大限制;四是对这种行为刑法能够进行客观的认定和公平的处理;五是动用刑罚会有预防或抑制该危害行为的效果。［19］按照上述五个条件考量一种危害行为是否纳入犯罪圈的范围，既考虑了控制犯罪的合理需求，又考虑了保障人权的需要，在犯罪圈范围的划定上能够实现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利益平衡。第二，合理地确定控制犯罪的处罚力度。控制犯罪不但需要采用刑罚手段，而且需要采用一定力度的刑罚手段。但是，如果刑罚力度不够，就可能不利于控制犯罪、保护法益;如果刑罚力度过大，就可能损害人权。因此，控制犯罪需要合理地确定刑罚处罚的力度，避免刑罚的过度运用和刑罚力所不及。无论是刑罚过度运用，还是刑罚力所不及，都会导致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利益失衡。因此，有必要合理确定控制犯罪的处罚力度。笔者认为，控制犯罪处罚力度的确定应以罪刑均衡为原则。罪刑均衡不但是刑罚公平正义的体现，而且是对刑罚运用的制约。立法上要实现罪刑均衡，首先应在刑法总则中规定合理的刑罚结构，使其能够适应不同性质、不同情节、不同危害结果、不同主观罪过的种种犯罪;其次应在刑法分则中根据罪质与罪量配置个罪的法定刑，使其能够适应个案罪质和罪量差异性的要求，使司法裁判结果能够实现罪刑均衡。否则，刑法结构不合理，法定刑配置不当，就会导致司法不公，影响刑法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利益平衡的整体实现。第三，优化刑法规范的表达方式，合理地处理刑法规范的明确性与概括性的关系。无论是犯罪圈范围的划定，还是处罚力度的确定，最终都要通过既有的语言文字来表达刑法规范。如果刑法规范的表达方式不明确或者不能反映立法者的意图，仍然可能形成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利益冲突，前面述及到的刑法解释、罪刑裁量和刑罚执行中的利益冲突也大多根源于此。如果在刑法立法中能够使刑法规范尽量明确，就有利于确定犯罪圈的范围，有利于确定处罚的宽严度;就能避免很多刑法适用上的利益冲突问题，就可节省司法资源，提高刑法效益。反之，如果刑法规范含混不清，就会“使人民处于对少数法律解释者的依赖地位，而无从掌握自己的自由，或处置自己的命运。”［20］因此，刑法规定的明确性非常重要。可以说，刑法规定的明确性是避免刑法适用上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利益冲突的有效途径。但是，刑法规范不但具有明确性，同时具有概括性。刑法规范的概括性是刑法生命力的保证，因为只有刑法规范具有概括性，才能使之具有普适性和涵括力，也才能在规范和制约法官司法行为的同时，赋予其运用概括规定于所裁判的具体个案的司法能动性，使法官将刑法规范的一般正义具体化为案件的个别正义。［21］可以说，刑法规范的概括性不可避免。然而，概括性必然带来一定程度的模糊性。刑法规范的概括性赋予刑法生命力、保证司法能动性的同时，也容易因模糊性而导致刑法适用上的利益冲突，因此，立法者在进行刑法规范的文字表达时，应合理地处理好明确性与概括性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要注意恰当处理涉及犯罪圈范围的划定和处罚宽严的刑法规范的明确性和概括性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对于涉及犯罪圈范围的划定和处罚宽严的刑法规范应以明确性为原则，以概括性为例外。因为刑法规范的明确性是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其旨在限制国家权力、保障国民自由，因为不明确的刑法规范，不具有预测可能性的功能，国民在行为前仍然不明白其行为的法律性质，会限制国民的自由;不明确的刑法还为国家机关恣意侵犯国民自由找到了形式上的法律根据，违反法治原则;法治国的刑法要求反映民意，不明确的刑法还意味着有意或无意地抹杀民意。［22］因此，刑法规范的明确性为保障人权所必须。在不影响刑法规范的普适性的情况下，刑法规范能够明确表达的，应尽量明确表达;只有在因立法技术方面的局限而使刑法规范不能明确表达立法意图的情况下，才可概括表达。

(二)通过建立民众参与机制来实现刑法解释

中的利益平衡前已述及，刑法解释一般与犯罪圈的范围和处罚宽严有关，因而它不但与国家利益、社会利益的保护有关，而且与被害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犯以及其他民众的个人利益保护有关。因此，无论是采用何种刑法解释方法，解释结论都会影响广大民众的利益，它也许对被害人有利或不利，也许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犯有利或不利，特别是在采用扩张解释和限制解释的情况下，更是直接影响民众的利益，因为扩张解释和限制解释的结论难以保障国民的预测可能性，对保障人权不利，被告人、罪犯的利益受到的影响更直接。既然如此，刑法解释应当避免有权刑法解释主体的单方话语权，赋予广大民众一定的话语权，因为只有广大民众的参与，包括被害人、被告人、罪犯以及其他民众的参与，才能反映广大民众的利益诉求，这既包括民众对控制犯罪、保护法益的利益诉求，也包括民众对保障人权的利益诉求;也只有这样，才能在充满着利益博弈的刑法解释中，有两种不同方向的力量的牵制，从而避免单方面的解释结论，导致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利益失衡。因此，为实现刑法解释中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利益平衡，国家应当建立刑法解释的民众参与机制，让代表着不同利益诉求的民众参与到刑法解释过程中来，特别是代表着被害人利益和被告人利益的民众参与到刑法解释中，最终使刑法解释结论反映民意，获得民众的认同。在民众参与机制中，有权刑法解释主体应主动通过多种途径，让民众参与刑法解释的制定，尤其要缩短被害人、被告人及其代表接近刑法解释的路途，使得被害人、被告人在刑法解释过程中不致成为被“遗忘的人”，不致被作为一个旁观的等待处理的对象。民众参与刑法解释的制定，包括公民个人可以就某一刑法解释提出相应批评，尤其是在解释的孕育过程中;公民可以就某一涉及到他的刑法解释提出是否违法或者违宪的审查要求;尤其要充分发挥代表当事人利益的律师在刑法解释中的作用，在解释过程中及时征求律师的意见。惟有如此，作为当事人个体乃至广大民众才不再是对刑法解释单纯的依从者，而是成为刑法解释中实现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利益平衡的重要力量。

(三)通过加强法官裁量权的制约来实现刑法适用中的利益平衡

无论是在罪刑裁量中，还是在减刑、假释裁量中，法官都是刑法适用的主体，因而也是刑法适用中利益平衡的主体，对刑事司法中实现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利益平衡，乃至于对整个刑法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利益平衡的实现都具有关键作用。因为即使刑法立法和刑法解释在自己的领域内实现了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利益平衡，也还需要通过法官对其适用，才能贯彻到个案裁判中，最终通过司法裁判予以实现。更进一步说，法官对于刑法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利益平衡肩负着至关重要的责任。只有法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在查清案件事实的前提下，紧紧把握案件的实质，结合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利益诉求，比较各方面的利害关系，做出符合公平正义的裁判，才能最终实现刑法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利益平衡。然而，从人性的角度看，法官也是“常人”，具有自己的欲望和需要，具有人性之恶的一面，具有非理性的一面。基于这些人性，法官可能进行权力寻租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和需要，可能基于某种利益考虑滥用刑罚权或不用刑罚权。但是，如果法官在个案裁判中不能超脱和中立，不正确对待刑罚权，滥用刑罚权，用刑无节制，就会侵害被告人或者罪犯的人权;反之，如果法官感情用事，办“关系案”、“人情案”，将刑罚权弃置不用，就会使被告人或罪犯得不到应有的惩处，会使法益得不到保护，其结果都会破坏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利益平衡。因此，要实现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利益平衡，必须加强对刑事法官裁量权的制约，防止其滥用刑罚权或不用刑罚权，保证刑罚权的合法、正当行使。而要加强对法官裁量权的制约，就要在健全刑事审判规则、确立控辩双方地位平等的诉讼机制、强化辩护方的诉讼防御能力、加强刑事审判体内监督的基础上，建立刑事法官的体外监督机制，特别是要注意形成民众对刑事案件的裁判过程和形成结论的监督机制，从而使裁判结果在遵循刑法基本原则、符合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反映民意、符合民意，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最终使控制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利益平衡在法官的个案裁判中得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