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罪刑相适应与刑法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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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李华平

欲求中鸿刑法的现代化,抛弃陈腐落伍的旧刑法观念、实现刑法观念的现代化应为其先导。中国刑法的现代化,始于民国时期资产阶级刑事法律的制定,但是,在中国刑法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一直是步履跳珊,迄今,一些与刑法现代化进程背道而驰的传统观念仍然严重阻碍着我国刑法的现代化进程。刑法理论中罪刑相适应蕴含的报应与复仇观念,便首先成为应予扬弃的观念。

罪刑相适应刑事政策在处理罪刑关系上采取的是一种寻求刑罚与犯罪行为的质与量、上的等价性的法律模式。这种观念可溯至蒙昧时期的同态复仇观念,宗教教义关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哲学信条,给这种法律模式戴上神圣的光环。近代资本主义自由商品经济所格守的等价、有偿、互利的民法原则,更使得人们在惩罚犯罪时以已然的犯罪行为的实际危害性作为裁量刑罚的唯一根据(至少是最重要的根据),锚蛛计较于二者质与量上的差异性,追求罪与罚的绝对均衡性显得天经地义、无懈可击。罪刑相适应的基质是报复主义,其立足点是建立在一种过去的心理之上的应受谴责性,因而,它是一种“向后看”的理论,循此行事,既掩饰了人类所固有的报复欲,同时,又使得人类矫治犯罪社会疾病上的科学性无从谈起。马克思早期曾一度探受黑格尔报应主义的影响,对罪刑相适应原则予以肯定,把犯罪人犯罪行为的界限作为社会对之进行惩罚的界限,犯罪行为的实际危害性的程度,制约刑罚在质与量上的规定性。这个思想在其《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中得到系统的阐述和发挥,(((马恩全集》第1卷第140一141页),但其后,马克思又对此进行了反思性的清理与批判,并指出:“这种把刑罚看成是罪犯个人意志的结果的理论只不过是古代“报复刑”一一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血还血一一的思辩表现罢了。”(同上,第8卷第579页)罪刑相适应作为刑法的一个基本原则,支配着我们的刑事立法、刑事司法与刑法学理论研究,同时也作为一种评判刑法制度的价值标准,存在于人们的法律意识之中。在社会科学化、科学社会化的今天,报复主义不能不说是刑法学界的悲剧。

其实,社会对犯罪人实施刑罚,其目的并不是为了惩罚,而是为了避免惩罚犯罪,即预防犯罪。科学的刑事政策应立足于预防犯罪,通过对受刑人的成功矫治,使之作为一个正常的人回归因犯罪而被排泄于其外的自由社会。当代中国社会再犯率的上升,要求我们对传统的立足于罪刑相适应的刑事政策进行反思和检讨。历史的、现实的经验表明,报复主义的刑事政策无力阻挡犯罪浪潮的袭击。研究刑法的人,都知道刑罚在降低犯罪率上的作用是极其有「,、的。19世纪末,在意大利出现的犯罪狂潮宣告了古典刑法学派时代的结束,而揭开了世界范围内刑法现代化的序幕。世界刑法现代化进程是循着一条由古典刑法学派所主张的客观主义,向刑法实证学派所主张的主观主义演变的道路,同样,中国刑法的现代化,也应实现由“行为中心论”向“犯罪人中心论”转轨。“行为中心论”刑法哲学着眼于犯罪结果,而无视犯罪人的存在。意大利学一者菲利嘲笑这种刑事政策思想“忘记了犯罪人的人格,而仅把犯罪作为抽象的法律现象进行处理。

这与旧医学不顾病人的人格,仅把疾病作为抽象的病理现象进行治疗一样。”而‘犯罪人中心论”则强调定罪量刑应以犯罪人的人身危险胜为依据,至于犯罪人人身危险性外化的客观危害性,仅仅是考察犯罪人人身危险性大小的依据之一而已。量刑机关对犯罪人的量刑过程,就是一个对决定犯罪人人身危险性诸因素:犯罪原因、犯罪动机、犯罪人的一贯表现、生理状况、情神状况、遗传关系、危害后果、经济状况、职业状况等进行综合考察,确定适合犯罪人重新塑造、重新适合社会正常生活之所需的刑量“剂量”的过程。行刑过程的重要任务之一便是根据犯罪人的矫正“疗效”对刑惫进行调济,从而避免刑最的“过”与“不及,。由于上述诸因素对犯罪人人身危险性决定作用在不同人身上是各不胡同的,因此,对不同的犯罪人就应采取不同种类、不同橄刻量”的邢罚方法。;一句话,中国刑法科学化与现代化的理论模式,应当是刑罚个别化。服务于刑罚个别化的刑罚立法、犯罪立法、量刑与行刑过程,则是中国刑法现代化这一未来走向得以达到的前提与保证。中国刑法现代化的理论要求体现为一:¹在犯罪论上,犯罪不应被视为基于自由意志的利害权衡的结果厂犯罪动力的大小也并非是由犯罪与刑罚之间利益“差额”大小决定的。相反,犯罪人之所以成为罪犯,根源于他所处的从内部、外部,从精神和物质上促使他走向犯罪的生活环境之中。一个人犯罪驱动力的大小,主要取决于他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所受的教育向他提出的需求,以及他的心理素质与生理素质。因此,要想最大限度地发挥刑法在预防犯罪上的作用,就必须抛弃企图借助罪与刑的均衡来抑制犯罪的刑事策略,同时,把犯罪作为一种社会疾病来怡疗。犯罪情祝,是社会有机体内部健康状况的人类学指标。犯罪人既是一个野蛮人,又是社会的牺牲品。面对犯罪率的上升,立法者首先想到的不应是刑罚,而应眷眼于社会的自我完善,在社会的自我完善中消除或削弱促使犯罪的社会基因,无视社会自身所固有的不健康因素,动辄诉诸刑罚,以为必杀一奸之罪,而止境内亡邪”,为现代科学刑事政策之大忌。º在刑罚论上,刑罚体系不应被视为根据犯罪行为的危害性而设立的刑量“价格表”,以便待行为危害之价而“沽”。刑种的选择与安排,只是为了矫正犯罪之所需。因而,刑种的规定,并不一定以惩罚性为前提,刑种的多样件,刑罚功能的多元化,」是刑法现代化的内在要求。苏联、东欧国家刑罚体系中大量非刑罚处理方法的渗入,便是苏东国家刑法日益现代化的一个标志。

在行刑制度上,行刑机构的一个重要任务便是根据刑罚矫治犯罪人“疗效”状况对刑罚进行诃整,因此,对那些疗效较好不需执行全部刑罚沓,可将其提前放归社会,以便尽早适应社会的正常生活;对于那些恶习未改,尚需进一步“治疗”者,可延长其刑期,对于那些虽具有一定人身危险性,但并不需要将其隔离者,就不必判处监禁处分。因此,现代刑事政策需要有灵活多样的行刑制度,除了缓刑、假释制度,还应有延长刑期制度。罪刑相适应的报复观念根植卜于我国国民的心理之中。‘在当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商品经济蓬勃发展,罪刑等价意识不仅不会被削弱,相反,还有可能愈益强化。因此,中国刑法的现代化进程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一方面,它要克服固有的报复观念,同时又要抵制商品经济等价意识的冲击。历史的十字路口,任何犹豫都是有害的。要么是熟视无睹于犯罪狂潮的到来,置刑罚无效性于不顾,要么是实现刑法由行为中心向犯罪人中心、由罪刑相适应向刑罚个-别化发展,这里是没有多少折衷余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