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体制改革下刑法观念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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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游伟工作单位：华东政法学院

我国目前正处在深刻地社会改革过程中,其基点是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经济体制的根本性转换,将带来整个社会价值观念的改变。其中法制观的转变,对促进我国法制的现代化进程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而刑法观念的转变与更新,则是我国刑法直接为转型中的经济基础服务的重要前提。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法治型经济,它与法律机制之间存在着特殊密切的联系,而刑事法律是强制力程度最高的一种行为规范,因此,探讨体制改革过程中刑法观念的转变与更新,对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的进一步发展、完善,对保障以经济体制改革为核心的整个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事业的发展,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我们看来,建立在不同经济体制模式之上的各种刑法观念,其实质差异主要集中在对犯罪的本质属性、刑法功能娜及罪刑关系的总体认识上。正是由于在这些根本性问题上存在着认识分歧,才导致了在犯罪认定和具体刑法制度方面的差别。所以,探讨刑法观念的转变和更新,就必须首先从犯罪观和刑罚观的一些主要间题入手,并进而探索新型刑法观念指导之下的我国刑法的未来发展。

一、生产力标准与行为社会危容性的评价

确立正确的犯罪观,是实现刑法观念更新的一项重要内容。长期以来,我们在对犯罪本质属性的认识上,虽然一贯坚持“社会危害性是犯罪本质特征”的观点,但在对社会危害性内容的具体考察上,却始终没有摆脱机械、守旧的传统侄桔,表现出一种简单化、片面化把生活资料分配上的平均主义视作维系社会发展的重要条件,否认不同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别,结果是把不少通过业余时间取得劳务报酬的行为错定为犯罪,扼杀了社会成员的创造性和劳动积极性,虽然维护了表面上的分配“公平”,却使整个社会丧失了应有的活力和效率。又比如,在对犯罪社会危害性内容的确定上,人们习惯于注重行为结果本身的一些客观表象,尤其是在对经济犯罪、财产犯罪和贪利性职务犯罪的认定方面,更是偏重于财物“数额”,忽视了“社会危害性”作为一种综合性价值评判标准的应有特性,结果是把密切相关的决定行为社会危害性的主客观诸因素截然地割裂开来,在判断某种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如何适用刑罚问题时,往往对行为人的个人特性及其蕴含着的对社会关系更广泛破坏和危险的性质不屑一顾,表现出直观主义的价值取向,没有从更广泛、更全面的意义上去把握社会危害性的真正内涵。随着国家中心任务的转移,人们对行为社会危害性内容的认识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尤其是当我国社会开始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时,有关“社会危害性”的评价标准问题更是受到了刑法学界和司法实际部门的高度重视。不少学者认为,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质属性,同时也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它随着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当前,在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已经转为大力发展生产力的情况下,衡量和评价某种行为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大小,必须改变过去以产品经济为内容的标准,而应当以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的建立为出发点,以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为标准。¹一些学者进一步指出,当前,我们判断罪与非罪的最根本标准,就是要看某种行为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凡是有利于发展商品经济和提高生产力水平的行为,即使在形式上触犯某些不适应商品生产发展的法规,也不能作为犯罪对待;反之,凡是有害于生产力发展,以“改荤”、“开放”、“搞活”之名,行破坏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之实的,都是对社会有害的行为,对其中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治罪。º可见,是否坚持以社会生产力发展为标准,已经成为现时社会改革过程中犯罪观转变的一个核心问题,也是区分新旧刑法观念的一个重要标志。我们认为,将生产力标准作为评判行为社会危害性有无及其程度的价值尺度,并将其视为新的犯罪观的核心和基石,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我国社会的实践经验及发展需要的。但是,也应当看到,生产力标准终究是社会评价体系中的一个根本标准,不应被简单化和绝对化,应当进行全面、科学地理解和把握。从我国刑法学研究和刑事司法的实际出发,我们认为,尤其是在当前,对作为新的犯罪观核心与基石的生产力标准,更应避免抽象化、片面化的理解。

(一)不能把生产力标准曲解为纯粹的经济标准,避免将其庸俗化为金钱标准。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生产力既是一个经济范畴,也是一个最基本的社会历史范畴。但一个时期以来,在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一些人观念中的生产力标准,事实上演变成了单纯的经济标准。在衡量某种行为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的问题上,他们往往不是从社会发展的总体上去考察行为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而是片面强调其在某一方面所取得的经济收益,他们常常是只注重眼前的物质性利益,忽视了对促进社会发展更具意义的其他非物质性利益的综合考虑,结果使不少片面追求经济效益从而使自然环境、生态平衡和法制、伦理等“软环境”遭受严重破坏的危害性行为,没有得到及时、有效地遏制,造成了短时期内难以弥补的更大损失。所以,在强调判断罪与非罪界限的生产力标准时,必须坚决摒弃单纯考虑经济利益甚至只看重金钱效应的观念,要从社会发展的全局和本质上去把握某种行为是否真正有利于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

(二)不能把生产力标准等同于某个部门或者地区的发展标准,遨免将其单一化为局部标准。生产力水平是社会发展文明化程度的试金石,是一个综合性的评价标准,具有社会性、整体性和系统性的特点.虽然,某个单位、部门和地区的发展状况可以说明社会生产力总体水平的一个部分或者侧面,但却不是它的全部。我们在考察某种行为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以及在掌握罪与非罪的原则界限时,一定要坚持全面、客观的价值标准,不能把生产力的发展,孤立、片面地看作是某个单位、部门或者地区的发展。应当充分注意到生产力系统中社会发展整体与某些局部利益之间的对立统一及其相互制约关系‘应当看到,在社会生活中,某些单位和个人为了追求本单位利益和眼前利益,常常置国家的总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于不顾,甚至为了小团体的利益而不惜牺牲更大的社会利益。例如,为了本单位的所谓“正当利益需要”,一些企业和个人通过向国家公职人员行贿的方法去获取生产业务或其他经济利益。对于这类总体上有害于社会的行为的危害性,人们往往认识不足,甚至根本没有把它纳入到用刑法进行调整的“犯罪”的范围。这说明,在犯罪认定间题上,坚持生产力标准的整体性、系统性和科学性,是至关重要的。否则,将导致司法实践中的片面化理解,其结果必然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放纵了真正的犯罪行为人。

(三)不能把生产力标准误解为评价行为曲!的排他性标准,要遨免将其绝对化为唯一标准的倾向。依笔者之见,在一个完整的社会价值系统中,有各种不同的评价标准,它们既相互独立,又密切关联,分别处于社会评价体系坐标的不同定位上,发挥着各自独立的评价、引导和系统规范功能。在这样一个评价系统中,生产力标准不具有当然的排他性,而是居于“根本标准”的地位。因此,在强调生产力标准时,我们不能把它与社会上其他更为具体的评价标准绝对地对立起来。要看到,生产力标准具有终极评价的性质,它虽然功能独特,但不能脱离经济的、政治的、法律的、伦理的和社会的详价标准而独立存在,尤其是不具有目前被一些人所错误认为的那样具有检验、评判一切社会现象“唯一标准”的作用。所以,脱离具体的法律标准去谈行为社会危害性有无的正确评价,是策谬秘危险的。它不仅会使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的法治观念受到严重冲击,客观上助长法律虚无主义思潮的死灰复燃,而且,也会使生产力标准束之高阁,难以起到实质意义上的评价作用。我们认为,判断罪与非罪的界限必须以生产力标准为根本,同时不能脱离其他具体的社会评价(包括法律评价)标准。当现行法律所确立的评价标准与生产力标准发生局部冲突时,必须通过及时修改法律、确立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新的法律评价标准的方法去解决,只有这样,才能使罪与非罪的界限确定,始终建立在生产力标准与法律标准相吻合的价值评判基础之上,最终实现社会发展与法制秩序的高度统一。

(四)不能把生产力标准看作是人为自立的标准,要避免将其筒单化为个人标准的做法。如前所述,生产力标准是衡量行为社会危害性有无及其程度的根本尺度,是一种被高度抽象化了的综合性评价标准。这一标准并不是个人意志的体现,而是一种具有社会性、整体性和客观性的价值标准。正因为如此,我们在判断行为社会危害性问题时,就不能以个人的好恶或者长官意志为转移,应当进行全面、细致、客观、冷静的分析、研究。对那些一时性质难以确定的行为,务必特别慎重,要以已有的法律标准为依据,集思广益,透过行为的表象看到其本质,从而准确判定某种行为在实质上是否真正有利于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是否真正有利于增加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真正有利于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我们认为,在当前,警惕和杜绝生产力标准上的长官意志(个人标准),颇具现实意义。在我们看来,社会改革过程中短时期内的行为失范(即无序化)现象在所难免,各种不同价值观念的现实冲撞也是客观存在的。在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各社会成员由于观察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不同,对同一现象、行为的判断结论常常会出现很大的差距。在这种状况下,如果我们将生产力标准简单化为个人标准(自觉或不自觉的),势必会造成以领导者个人的好恶感去确定行为性质的现象。这将使生产力标准成为一种不确定的、任意性很大的衡量尺度,结果,势必丧失其作为评价社会现象根本标准的应有地位。总之,在对行为社会危害性问题的评价上,必须坚持生产力标准,但同时,也不能将生产力标准简单化、庸俗化和绝对化,要对其内在丰富涵义,进行全面、科学的理解和把握。

二、体制转换与不法经济行为的调整

刑事法律在多大的范围内参与对社会经济行为的调整,这不仅涉及到刑法本身有关经济犯罪的范围确定,而且直接影响到它干预社会经济活动的程度及其能否真正为体制转换、改革开放保驾护航的问题。刑法调整经济活动的范围大小,首先取决于一个国家一定历史时期内某些不法经济行为本身的社会危害量,但同时,也与这个国家现存的经济体制及经济运作的实际状态密不可分。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通过政府直接参与和介入社会经济活动,对企业的用工制度、生产计划、经营管理、分配形式和产品流通等进行全方位地干预,整个社会的经济运作,完全置于国家的严格控制之中。在这种经济体制下,社会经济的运行形态非常单一,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领域也十分狭小,评断行为是非的标准就是一个“国家计划”,即凡是遵照国家经济计划安排所进行的活动,就是合法活动,而超出国家计划允许范围之外的行为,则被视作非法甚至犯罪。所以,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刑法,对不法经济行为的调整显得十分机械,其调整范围也相当狭窄,司法人员处理经济罪案时按步就班的思维倾向表现得尤其突出。而所有这一切,又都是与整个社会的经济状态及由此决定的思维模式相适应的。社会改革的基础,是经济体制的转换.在我国,就是要实现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新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化。在新的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对社会经济活动的调控是宏观上的和十分间接的。企业作为独立的经济实体和商品生产者,其经营活动虽然在宏观方面也接受国家计划的间接指导,但更多地将直俨,,接依赖于不断变化着的市场关系的影响,呈现出较大的自主性和灵活性。在这样的体制‘下,社会经济活动表现得异常活跃,企业与个人的经济行为更趋多样化,其活动的涉及面也将愈来愈广。由于经济活动日益颇繁、活跃,社会关系的调整从总体上来讲,更需要包括法律手段在内的各种社会性规范的介入。不过,与此同时,国家经济繁荣发展的客观需要,又要求商品生产者有更大的活动“自由度”和“法外空间”。由此,作为强制力程度最高的国家刑法,其参与调整不法经济行为的范围和程度,也将发生重大的改变。其一,就调整的行为内容而言,由子社会改革过程中经济体制及相关制度率先发生了根本性转换,所以,企业或者个人经济活动的内容变得愈加多样化和复杂化了。刑事法律要在这些纷繁复杂的经济活动中找到自己确定的调整内容,就必须深入到变化多端的经济现象中去,找出那些深藏于正当经济活动之中,但却又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来。比如,应当在证券市场中,找到非法操纵、内部交易、制造假象、娜用谋利的行为;应当在科技市场中,找到泄露国家机密、盗卖技术资料、盲目引进致害的行为,等等。这一过程表明,刑法要在新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实现既保护经济运作又惩治犯罪的目的,难度更大,其涉及面也比计划经济模式下的规范性调整要来得广泛。这就反过来要求我们的立法者和司法人员必须迅速更新观念、开拓思路,要对不法经济行为的复杂性和危害性有一个充分的估计,要真正深入到经济活动的每一个环节,及时发现新的间题,寻求新的立法和司法对策。只有这样,才能及时有效地打击各种新型经济犯罪,保障体制改革过程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稳健发展。其二,就调整的对象范围来看,考虑到体制转换中经济行为主体的多样性,即不仅有自然人的行为,而且包含着大量的法人及非法人组织的行为,刑法的调整对象也必须作相应地改变。应当承认,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我国法人的独立经济地位将获得最终确立,它们对自身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的追求将变得起来越强烈,其从事各类经济违法和犯罪活动的可能性将进一步增大,而它们构成犯罪的行为范围也将大大超出我国已有刑法所严格限定的那几种类型。所以,在经济领域中,肯定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的犯罪主体资格,将这些主体与自然人主体一起并列为我国刑法统一调整的对象,将成为势在必行之举。我们认为,对经济犯罪中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主体地位的全面确认,将成为我国刑事立法为改革中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必然趋向,也是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刑法观念转变、更新的一项重要内容。为此,有必要首先在立法形式上突破以自然人犯罪为构架基础的模式,要在全面考察法人经济犯罪现状的基础上,重新调整已有刑法的内容,要在总结我国单项刑事法和附属刑法立法经验的同时,统一增补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犯罪的通则性规范,进一步充实其分则条款,扩大调整的对象范围,从而为我国市场经济秩序的稳定与发展,提供真正全面的法律保障。其三,就调整的方法选择而言,由于刑法规范具有强制力程度最高的性质,因此,它对不法经济行为的调整,与对其他危害性行为的调整一样,也有自己的一些特点。在笔者看来,对经济行为(包括对不法经济行为)的规范性调整,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会有各种不同的方法可供选择,有法律、经济、行政、伦理的方法和行业习惯的方法等等。由于具体经济行为本身牵涉面甚广,其涉及到的社会关系又相当复杂,所以,行为正当与不当、合法与非法、一般违法与刑事犯罪的特性常常相互交织,其原则界限不易划清。尤其是处在改革、开放时期的我国现阶段,各类“踩线”和“两可”性质的经济行为会时常出现,疑难杂症层出不穷,这就需要我们在运用刑法方法时,务必采取慎重、稳妥的态度。对于那些罪与非罪界限不甚清晰、法律标准不很明确的行为,应尽可能优先采取非刑法的方法去解决,切勿匆忙下判。要做到,对政策和法律规定不明确的,或者过去有的规定与改革开放的实际状况不相适应的行为,就不轻易以犯罪处理;对罪与非罪的界限一时难以划清的,也不急于处理,可以在广泛征求意见、慎重分析研究、及时请示报告的基础上,作实事求是地性质确定.¹我们认为,在对不法经济行为调整方法的选择上,也应坚持“刑法是对付危害性行为最终手段”的观念,À一般应侧重采用经济的、行政的处罚手段去解决,只有对那些违法性质十分明确、社会危害性达到刑法规定的标准、采取其他规范性措施已无法加以遏制的行为,才能使用刑法方法进行调整。其四,就调整的严厉程度来看,我们认为,与其他社会调整手段相比较,刑法手段虽然具有强制力程度最高的特性,但在对具体经济犯罪的处罚上,也还是有一个轻重程度的总体考虑问题。由于犯罪原因的多元化,导致了在经济犯罪中行为个体责任与传统犯罪的明显差别。虽然,我们不能以现代社会中犯罪原因的多元化去排除经济犯罪者个人的刑事责任,但在具体刑罚措施的使用上,还是应当严格把握罪与责、责与刑的相当关系。再从犯罪预防和惩治的角度来看,刑罚轻重与经济犯罪率的高低,并非绝对地成正比,这也使人们对重刑之于经济犯罪的遏制力产生了怀疑。事实上,因为经济犯罪形成的原因日趋复杂,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刑罚固有的威慑效应,企图依靠纯粹加重形罚的方法去控制社会上的经济犯罪,已经成为不切实际的幻想。故此,针对每一种特定的经济犯罪,查明其形成的不同原因,分析行为个体在该种犯罪构成中的责任大小,处以轻重不等的刑罚,才是科学明智的做法。诚如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林准在1992年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会议上所指出的那样,对经济犯罪案件的处理要十分注意方式、方法和整体的社会效益,对有些一贯表现较好或有突出贡献,或是在生产经营、企业管理中的骨干或科技人员确实构成犯罪,但罪行较轻、认罪态度好的,不一定非要判刑关押,可以依法判处缓刑或免刑,将他们放在社会上教育改造,以利于生产经营和科学研究工作。»笔者认为,这正是考虑了某些经济犯罪的特点,体现了刑罚个别化的适用原则。所以,在经济体制转换的我国现阶段,刑法对不法经济行为的调整必须做到及时、慎重和适度,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充分地发挥其对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发展的保障、促进作用。

三、社会进步与我国刑率法律的民主化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社会的政治结构也将发生重大的改变。经济体制与政怡结构的对应调整,将使我国社会迅速步入现代化的发展轨道。社会的进步,不仅改变着人们长期存积的陈旧观念,同祥也对法制的文明化程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我国刑法将获得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社会成员民主意识的提高,也将促使我国刑法朝着更加民主和科学的方向发展。我们认为,社会的民主意识是与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息息相关的,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自由、平等和民主,•实际上是“反映着商品生产关系的概念”。¹所以,要使我国刑事法律与社会的文明发展同步,使其真正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服务,就必须对我国目前刑事立法中尚存的一些封闭、僵化和不科学的内容进行改造,使它更加符合我国社会发展民主化进程的要求。.首先,我国刑法在立法指导思想上,应当全面贯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坚决扭转现有立法内容中对国家公职人员犯罪处罚偏轻的倾向。应当看到,平等的思想是与特权的观念完全对立的,它是我国刑事法律走向民主化的坚实基础。没有平等的思想,就没有民主的契机,更不可能有社会的文明与进步‘可是,长期以来,这一现代文明社会的墓本思想并没有在我国实际的立法内容和司法活动中得到全面充分地贯彻和体现。比如在犯罪构成标准的确定上、在法定刑轻重的设置上、在实际刑罚的适用上,都可以看到我国刑法对国家公职人员犯罪从宽处罚的现象。这种立法状况和司法倾向,不仅反映了我们的立法者和司法人员对职务犯罪危害性本质的认识不足,也说明了在现时社会中,一些人的民主意识还比较薄弱,没有真正认识到公职人员从宽处罚对国家政权稳定和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严重不良影响。因此,及时更新观念,对现行刑法中不符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内容作出调整,已成为完善和发展我国刑事立法的当务之急。当前,首先就是要协调好职务犯罪与同种类非职务犯罪之间的立案标准和刑罚比重,使它们更趋合理户同时,还应当确立国家公职人员犯罪从重处罚的原则,对职务犯罪设立较一般犯罪更重的刑种和刑度,从而实现我国社会主义刑法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其次,我国刑法应当改变只注重人身权利而忽视公民民主自由权利的思想,突出强调对公民民主自由权利的法律保障,逐步扩大其保护的范围,使公民能够在法律禁止的范围之外,充分行使各项民主自由权利。魂们认为,公民的人身权利虽然是其行使民主自由权利的重要前提和基础,但民主自由权利的实际保护状态,却更能说明一个社会的现代文明程度及其民主趋向。我国刑法要真正迈向现代化,实现推进政治民主、社会进步的目的,就必须强化对公民民主自由权利的保护。为此,必须考虑对现行刑法的分则结构进行一次总体调整,将侵犯公民民主自由权利的犯罪单独归类加以规定;同时,还应不断充实已有立法的内容,增设一些具体侵犯公民民主自由权利的犯罪类别,使诸如严重侵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权利或者严重侵犯公民行使监督、控告、申诉权利的不法行为,能够及时纳入刑法的规范性调整、以便使宪法斌予公民的上述各项民主权利和政治自由,获得切实、充分地实现和保障。第三,我国刑法应当迅速改变建立在传统报应思想基础上的侧重客观危害的观念,在犯罪确定及量刑情节的设置上,充分体现行为客观危害与行为人主观危险的统一,使它们在定罪或处刑过程中交相作用、互为结合,发挥其对定罪量刑不同的制约效应。依笔者之见,在犯罪认定和具体处罚上,由仅仅注重客观危害到同时关注行为个体的特性及再犯可能,这正是社会文明进步所带来的刑法民主化的结果。这表明,我国未来刑事立法和司法发展将更加趋向于对犯罪者个人的改造和矫治,罪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将注入新的刑罚个别化的丰富内涵,现行刑法中的某些内容也将因此而作出相应的调整.例如,为体现对未成年人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政策思想,对他们主观臀性程度较轻,但又有一些客观损害的行为(如防卫过当等),就可以采取“非犯罪化”的处理方法,而对于那些主观恶性较深、再犯可能性较大的行为人,在犯罪的认定和具体量刑上也应当有所体现。比如,可以考虑将“加重处罚”的原则和适用制度纳入刑事法典,并及时充实其内容,划定严格的情节、条件标准,使其实际运用更加明确和规范,以免产生歧义而被曲解、滥用。第四,我国刑法应当明确其在遏制、预防犯罪的整个社会防治系统中的应有地位,消除刑罚轻重与犯罪率高低有必然联系的片面化思想,逐步冲破现行刑法中以剥夺人身自由权为核心,广泛设置生命刑的封闭刑罚体系。应当看到,在当今世界文明化程度较高的一些国家里,刑罚的社会化已经成为刑法改革中的一种基本趋势。笔者认为,刑法的这一发展趋向,同样符合我国刑法民主化和社会进步的现实浦要。为此,有必要对我国现行的刑罚制度进行一些改造,应当重视我国刑法中限制自由、剥夺财产、取消资格刑种的设立与完善,应当对行为人主观恶性较小、客观危害不大的犯罪行为,广泛适用社会化程度较高的各种惩戒措施。比如,可以在司法实践中较广泛地适用管制、缓刑、免刑和假释制度,落实职能监督和社会帮教,可以扩大罚金刑的适用范围、增设缓刑物保制度,等等。从而建立起以自由刑、财产刑、资格刑并重为主,以生命刑为例外的新型刑罚体系,使它们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其他手段一起,相互作用,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犯罪防范系统,使我国刑罚朝着更加开放、平稳和民主的方向发展,全面发挥其惩治、教育、改造罪犯的综合功能。最后,我国刑法在其进一步发展过程中,还应当不断增加其立法本身的透明度,要让更多的各个阶层的人士直接了解刑事法律的起草、修订工作,全面贯彻社会主义立法的民主原则。我国刑法不仅应当在立法草案形成之前就立法的必要性、可行性问题作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而且应当在刑法草案的拟定及修改过程中,充分听取包括刑法专家在内的各界人士的立法建议,并通过各种渠道获取有关刑事立法总体构思是否科学、结构设计是否合理、逻辑体系是否严密、条款表述是否准确、理论依据是否充分、法条关系是否和谐等方面的咨询意见,集思广益,从而使我国刑法的每一次修改、每一步发展,都建立在坚实可靠的民主原则和科学论证的基础之上,改变其尚存的缺乏超前性、过分追求立法经济和仓促立法、缺乏整体构思,以及仅仅把刑事立法活动视为权宜之计、策略需要的不正常现象。我们认为,只有把刑事立法的整个过程真正置于社会主义民主原则的指导下,才能使我国刑法全面进入现代化的发展轨道,保障并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繁荣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