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观念论文范文10篇

摘要：以往司法机关和金融机构在处理金融诈骗案件时，多倾向于作为经济纠纷处理。论文由于经济制裁手段的滞后性及缓和性，结果往往是赢了官司却无法挽回损失。但如果从刑法的角度来防范和调控金融诈骗案件，就可能会收到较为理想的效果。但金融诈骗罪的成立必须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作为其主观要件。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认定应该根据客观情况以综合考量。

关键词：金融诈骗；刑法；非法占有

一、金融诈骗案件并不一定只是经济纠纷

在现实中，金融诈骗案件大多数作为经济纠纷来处理。一般而言，受害人或受害单位向法院的经济庭起诉实施金融诈骗的人，法院最后虽然判决被告人败诉，但此时被告人早已挥霍或转移走了诈骗的财物。结果不仅使受害人无法追回经济损失，反而耗费了漫长的诉讼时间以及昂贵的诉讼费用和律师费用等。

实际上，很多金融诈骗的案件，并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经济纠纷，而可能已经触犯了刑法关于金融诈骗罪的规定。将金融诈骗的犯罪行为按照经济纠纷来处理，不仅使犯罪分子轻易地逍遥法外，有损刑法的权威，而且还让犯罪分子充分利用经济制裁手段的滞后性和缓和性的弱点，从容地游离于刑法与经济法的空隙之间，保留住了诈骗的果实。相反，如果用刑法来处理金融诈骗案件，不仅使犯罪行为“罪有应得”，而且会减少受害人或受害单位的诉讼成本，提高司法效率。

司法部门之所以将现实中发生的大量的金融诈骗案件简单地界定为经济纠纷，毕业论文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受传统刑法理论的影响，认为“对于某种危害社会的行为，国家只有在运用民事的、行政的法律手段和措施，仍不足以抗制时，才能运用刑法的方法”。所以，对于金融诈骗首先应该考虑运用经济法的手段来处理。第二，没有从法益侵害和具体构成要件符合性的角度对金融诈骗的性质进行具体的分析，其结果不仅模糊了刑法作为公法的意义，而且也使刑法保护法益的目的流于口头。

摘要：学习刑法绝不是机械地记忆冰冷的刑法条文，教师讲授刑法也绝不是简单地向学生解释刑法条文的含义。刑法格言是刑法学人智慧的结晶，在教学与考核过程中教师如果能够巧妙地运用好刑法格言，充分发挥刑法格言在刑法教学与考核中的独特作用，则会使教与学相得益彰，大大提高教学效果。

关键词：刑法格言教学运用教学效果

0引言

法律格言是法律文化遗产的精华，刑法格言也不例外。在刑法学理论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刑法学前辈们总结出了很多刑法格言，比如：“没有法律就没有犯罪，没有法律就没有刑罚”；“紧急时无法律”等等。可以说些脍炙人口的刑法格言无不饱含着刑法学前辈们的睿智，每一句刑法格言都闪耀着他们伟大的思想的光辉，可以说，他们总结出来的这些刑法格言都具有相当程度的真理性和合理性。刑法学的教学不仅仅是简单地记住刑法条文就万事大吉，更重要的是要能够深刻地把握刑法条文背后的刑法原理，掌握刑法条文的真正含义。刑法格言由于其比较容易记忆而且本身又包含丰富的知识源的特点，注定了刑法格言在刑法学的教学中大有用武之地，笔者在数年的刑法学教学中，有意识地尝试这一教学方法，取得了比较满意的教学效果。笔者认为，无论是在刑法学的教学过程中还是在对学生的考核中，刑法格言都应得到充分的重视与运用。

1刑法格言在教学中的运用

我们来谈一谈刑法格言在刑法课堂教学中的运用问题。刑法格言是刑法理论知识的高度概括，尤其是刑法学总论知识的精华浓缩，在刑法学的教学中，如果能有效地运用刑法格言的教学方法，往往会收到比较好的教学效果，就笔者几年的教学实践来看，可以把在教学中运用刑法格言的教学方式的良好效果归结为这样几个方面：

论文关键词：适用刑法平等原则立法体现司法适用

论文摘要：我国刑法第四条明文规定：＂对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容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这就是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的基本含义是：（1）任何人犯罪，都应当受到刑法的追究；（2）任何不得享有超越刑法规定的特权；（3）对一切犯罪行为，用一律平等适用刑法，定罪量刑时不得印犯罪人的社会地位、家庭出身、职业状况、财产状况、政治面貌、才能业绩的差异而有所区别；（4）任何受到犯罪侵害，都应受到刑法的保护；（5）不同被害人的同等权益，应受到刑法的同样保护。

一、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的基本含义

我国刑法第四条明文规定：＂对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容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这就是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的基本含义是：（1）任何人犯罪，都应当受到刑法的追究；（2）任何不得享有超越刑法规定的特权；（3）对一切犯罪行为，用一律平等适用刑法，定罪量刑时不得印犯罪人的社会地位、家庭出身、职业状况、财产状况、政治面貌、才能业绩的差异而有所区别；（4）任何受到犯罪侵害，都应受到刑法的保护；（5）不同被害人的同等权益，应受到刑法的同样保护。

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在刑法领域贯彻实施的表现。强调刑法面前人人平等的是基于我国司法实践中刑法适用不平等的现象在现阶段还较严重。当然，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并不否定犯罪人或被害人的特定个人情况对定罪量刑的合理影响。在刑事立法、司法，犯罪分子的主体情况以及被害人的个人情况，如果对犯罪的客观社会危害的犯罪人的主观恶性大小有影响，则要求在适用刑法上有所区别和体现。例如，对累犯低于其主观个性及人身危险性而从重处罚，对未成年人犯罪基于主体的个人情况而减免刑事责任。由此可见，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并非是孤立、机械、单一化的刑法准则，它必须与罪责刑相适应等刑法基本原则相结合，共同指导刑法适用。

二、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的立法体现

一、废除死刑的思想及实践

死刑根源于原始社会的同态血亲复仇,在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死刑被广泛地使用着,成为阶级社会统治者的重要工具。进入近代社会后,随着人文主义思想的兴起,死刑开始受到质疑。1516年,英国思想家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一书中首次提出废止盗窃罪的死刑。孟德斯鸠认为:“对于自然给予我们的领导人类的手段,应该谨慎地使用。”①著名法学家边沁也认为:“死刑几乎永远是一种不必要的或没有效果的权宜之计。对于那些使用轻刑或使用徒刑就能防止其再犯罪的人,使用死刑是没有必要的;对于那些把自己作为一个对付绝望的难民而放任自流的人,死刑是毫无效果的。对于每一种犯罪都用死刑来惩罚的立法者的政策,就如同一个小孩把自己不敢看的昆虫揉碎所具有的卑怯恐惧一样。”②

18世纪后期的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在其名著《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首次阐述死刑的弊端及废除死刑的理由,从而拉开了死刑存废之争的序幕。随着社会的进步,人权运动的发展,要求废除死刑以拯救作为基本人权的生命权的呼声日益高涨。尤其是国际人权运动的加剧和诸多国家废除死刑的实践,使废除死刑已成为国际社会刑罚改革的先导,并将是否废除死刑作为衡量各国或地区人权状况的重要因素。联合国大会1989年12月通过的《旨在废除死刑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任择议书》明确指出:“废除死刑有助于提高人的尊严和促进人权的持续发展”。“在本协议书缔约国管辖范围内,任何人不得被处死刑。每一缔约国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在其管辖范围内废除死刑”。死刑废除论已成为时代主流。

截止2005年2月12日,世界上已有83个国家废除死刑,其中欧洲40国、亚洲8国、非洲12国、北美洲6国、南美洲6国、大洋洲11国。废除死刑的国家中,近一半是欧洲国家,包括世界上第一个废除死刑的国家圣马力诺(theRepublicofSanMarino,1848年)。③

二、学界废与留的争论

在我国法学界,关于死刑废与留的问题一直争论不休。受我国“重刑主义”传统思想的影响,支持保留死刑的学者认为重刑乃至死刑是遏制犯罪的有力工具,是保卫社会的重要手段,主要理由有:1.死刑具有最严厉的惩罚性,可以实现对罪行特别严重的犯罪分子的惩罚;2.“杀人者死”,死刑复核最原始的罪行相应的正义观;3.死刑是剥夺人生命的极刑,可以有效的预防犯罪;4.与自由行相比,死刑具有执行上的现实性和简便性。

一、废除死刑的思想及实践

死刑根源于原始社会的同态血亲复仇,在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死刑被广泛地使用着,成为阶级社会统治者的重要工具。进入近代社会后,随着人文主义思想的兴起,死刑开始受到质疑。1516年,英国思想家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一书中首次提出废止盗窃罪的死刑。孟德斯鸠认为:“对于自然给予我们的领导人类的手段,应该谨慎地使用。”①著名法学家边沁也认为:“死刑几乎永远是一种不必要的或没有效果的权宜之计。对于那些使用轻刑或使用徒刑就能防止其再犯罪的人,使用死刑是没有必要的;对于那些把自己作为一个对付绝望的难民而放任自流的人,死刑是毫无效果的。对于每一种犯罪都用死刑来惩罚的立法者的政策,就如同一个小孩把自己不敢看的昆虫揉碎所具有的卑怯恐惧一样。”②

18世纪后期的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在其名著《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首次阐述死刑的弊端及废除死刑的理由,从而拉开了死刑存废之争的序幕。随着社会的进步,人权运动的发展,要求废除死刑以拯救作为基本人权的生命权的呼声日益高涨。尤其是国际人权运动的加剧和诸多国家废除死刑的实践,使废除死刑已成为国际社会刑罚改革的先导,并将是否废除死刑作为衡量各国或地区人权状况的重要因素。联合国大会1989年12月通过的《旨在废除死刑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任择议书》明确指出:“废除死刑有助于提高人的尊严和促进人权的持续发展”。“在本协议书缔约国管辖范围内,任何人不得被处死刑。每一缔约国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在其管辖范围内废除死刑”。死刑废除论已成为时代主流。

截止2005年2月12日,世界上已有83个国家废除死刑,其中欧洲40国、亚洲8国、非洲12国、北美洲6国、南美洲6国、大洋洲11国。废除死刑的国家中,近一半是欧洲国家,包括世界上第一个废除死刑的国家圣马力诺(theRepublicofSanMarino,1848年)。③

二、学界废与留的争论

在我国法学界,关于死刑废与留的问题一直争论不休。受我国“重刑主义”传统思想的影响,支持保留死刑的学者认为重刑乃至死刑是遏制犯罪的有力工具,是保卫社会的重要手段,主要理由有:1.死刑具有最严厉的惩罚性,可以实现对罪行特别严重的犯罪分子的惩罚;2.“杀人者死”,死刑复核最原始的罪行相应的正义观;3.死刑是剥夺人生命的极刑,可以有效的预防犯罪;4.与自由行相比,死刑具有执行上的现实性和简便性。

一、诉讼欺诈的概念以及特征

(一)诉讼欺诈的概念

诉讼欺诈也被称为“诉讼诈欺”或者“诉讼诈骗”。可是诈骗两字存在“诉讼诈骗”中的往往会给人“诉讼诈骗”乃是“诈骗罪”的一种表现形式。①是以,笔者认为“诉讼欺诈”这一称谓。在我国“诉讼欺诈”只能在民法中发生,可是近年来我国在刑法管辖范围之内频频发生了所谓的“诉讼欺诈”,而刑法上没有一个具体的概念与之相适应。

当今国内外并未对“诉讼欺诈”的概念有统一的认识,大致的观念可以分为以下三种:1.行为人以非法的手段获取他人利益,此种非法的手段主要为:虚构事实和隐瞒真相两种,向法院提起名事诉讼,并使法院作出错误判决,而获得财产行为;②2.诉讼人参与人通过恶意串通手段架构虚假法律事实以及民事法律关系,利用法院的通过合法的诉讼程序,损害他人利益并以此获得非法目的;3.在民事诉讼中诉讼关系主体恶意串通,采取非法手段制作证据,致使法院无法做出正确的判决,从而达到损害诉讼相对人的权益,造成了破坏审判秩序以及损害司法公正的行为。以上观点笔者较为同意第一种观点。

(二)我国现阶段“诉讼欺诈”的特征

对于“诉讼欺诈”有了一定的认识以后我们对其概念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诉讼欺诈拥有以下特征:1.行为发生时间的单一性,“诉讼欺诈”由于诉讼的限定,所以发生在由案件受理开始直至案件结束的诉讼过程。2.主观目的以经济利益为主。民事诉讼是以获得非法的财产利益为目的的情况是行为人在此目的下的支配采提起的诉讼的,因此一般来说“诉讼欺诈”的行为人都是以经济利益为主的;3.参与主体的固定性,由于行为发生点都是诉讼期间,所以在“诉讼欺诈”的行为中,行为主体一般为:行为人、被害人以及法院;4.侵犯客体的双重性,在“诉讼欺诈”中行为人采用了通过欺诈的手段来获取不正当利益,所以它具有的欺骗性、隐蔽性等特征,从而造成法院判断发生错误——从而造成两种损害:司法不公以及司法资源的浪费。

2006年度我国的刑法学研究，在基础理论和实务问题方面取得了进展，尤其就和谐社会语境下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刑罚改革、刑事和解等问题形成了研究热点。据粗略统计，2006年度出版刑法学著作包括个人学术专著、编著与译著不啻百部；在各类学术期刊上发表刑法学术论文2000余篇。①本年度刑法学学术交流频繁，举办了十余次富有成果的学术研讨会。②整体上看，2006年刑法学研究的热点问题突出表现为以下方面：

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问题研究

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提出为契机，学术界在2006年度内将刑事政策的应有地位及其发展走向等问题作为普遍关注的理论课题。

(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基本内涵及其定位问题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应该是我国现阶段惩治与控制犯罪的基本政策，而如何正确理解这一刑事政策所蕴涵的基本精神和内容也就成了贯彻该政策的前提。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内涵问题上，学界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那就是对于不同的犯罪应当分别采取宽严不同的刑罚：该宽则宽，该严则严。但这并不意味着宽而无严或者严而无宽。相反应当做到宽中有严，严中有宽，宽严适度，防止和纠正畸轻畸重。③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刑事政策的发展，经历了从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政策到注重严打政策再到强调宽严相济政策的起伏式变化过程。所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时代定位问题，即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以及严打政策的关系问题，是学术界极度关注的重要课题。就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的关系问题，有论者主张，我国刑法曾经确立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政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二者之间属一脉相承。④有论者认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的一部分，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的题中之义，属于具体的刑事政策。⑤也有论者基于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表述方式、侧重基点、司法倾向及关注重点等分析，指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新形势下对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的变革。⑥换言之，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提出的时代背景尤其是法治基础存在着很大差异。所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继承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的基本精神的同时，也具有与时俱进的新内容。⑦针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确立是否与严打政策存在冲突的问题，有观点指出，严打政策既不利于公民权利保障，也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严打政策只是对付犯罪的权宜之计，随着社会的转型，严打政策理论和实践暴露出局限性，作为一种刑事政策的历史使命已经完结。⑧也有观点认为，提倡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更多的是强调刑法宽缓的一面，但不能由此认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只是轻罪刑事政策。从这个意义上说，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不是对严打政策的取代，更不是对严打政策的否定，而应当将严打政策纳入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框架中确立其地位。⑨不过多数学者在分析严打政策存在弊端的同时，指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提出旨在矫正严打政策所形成的非理性的重刑主义倾向，所体现的正是人们期盼已久的注重“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二者之间保持动态平衡的进步司法理念。⑩

本文作者：赵进华牟瑞瑾工作单位：东北大学文法学院

一“、原心定罪”的由来

汉代大儒董仲舒说：“《春秋》之论事，莫重于志。”[1]《春秋》为何重“志”？因为《春秋》的主旨是要弘扬一种“礼”的精神，而“礼之所重者在其志”[1]，只有“志敬”才能“节具”，也才能谓之“知礼”；只有“志和”才能达臻“音雅”，方可称得上“知乐”；也只有“志哀”才能做到真正的“居约”，这才是真正的“知丧”。正是本着这种“重志”的精神，董仲舒在《春秋》决狱的实践中正式提出了“原心定罪”的审判理论。董氏在《春秋繁露•精华篇》中将他的审判宗旨归纳为“《春秋》之决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可以看出，董氏在坚持“事”和“志”相结合的基础上，特别看重一个人的主观意志对于定罪量刑的关键意义，并以之为依据将犯罪分为不同的类型，针对不同的情况处以不同的刑罚。董氏之后，《盐铁论》又进一步发挥了“原心”的理论，将《春秋》决狱的基本原则概括为“论心定罪”，即“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2]。只不过这样一来，就从相对的“重志”滑向了单纯的主观归罪。不可否认的是，如果将董仲舒的“原心定罪”发挥到极致，就会蜕变成毫无任何限制条件的“赦事而诛意”，即中国人常说的“诛心”。这当然不是董仲舒的本意。这种纯粹主观归罪从而惩罚思想的范例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极端恶劣的影响，典型的例证就是“腹诽”罪名的问世。同时“，诛心”的观念对于民族性格的塑造和民间心理的形成也影响至深。中国人在评陟人物时总喜欢做“诛心”之论。“诛心”说在当代的新表现，就是动辄对人们的言论文字或行为上纲上线，乱扣大帽子“，”中此类事例真是擢发难数。“诛心”的观念的思想根源何在？为何在中国古代能够泛滥成灾？郝铁川认为，儒家的“性善论把人心视为一切美好价值观念的源头，引导人们向内挖掘，使得中国传统的刑法以‘诛心’为目的，即‘论心定罪’”[3]。可是，令笔者疑窦丛生的是，法家虽信奉性恶之说，却同样主张“诛心”，试看韩非子的经典论述“：是故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又《韩非子•外储说上》云“：患之可除，在子夏之说《春秋》也：善持势者，蚤绝其奸萌。”更证实了儒法两家在钳制思想方面立场的不谋而合。无疑，他们都是主张“绝恶于未萌”[4]的，这也是由他们的学说为专制主义服务的本性决定的。那么，如果说一定要冠以“专制主义的帮凶”的名号的话，似乎也应该由儒家和法家来共同承担才对。就这样，由董仲舒所发起的《春秋》决狱，其审判宗旨最终被概括为“原心定罪”，尽管其间充满了曲解和误会，然而终于和中国悠久的“诛心”传统合流了。

二“、原心定罪”对客观归罪的矫正

秦代法家奉行“诛名而不察实”的形式规定，实践中往往只看效果，不看动机，只看现象，不看实质，于是导致客观归罪风气肆虐，不利于个案公正的实现，“为善者不必免，而犯恶者未必刑”[5]的现象比比皆是。至于为何会演化为这般局面，据吕思勉先生的分析，是由于世易时移，“德与礼之用穷”，而“不得不舍其意而诛其事”[6]。而从学术的层面上来讲，这种现象的出现，亦是先秦时代以申商、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学说发展到极致的一个必然结果。因为“，从法家的眼光看来，一良善不为恶的人，与一畏刑不敢为恶的邪人，在客观的行为上并无分别，不必注意其内心上的差异……”[7]323以“原心定罪”为指针的《春秋》决狱的启动和实施，其初衷乃在于力矫汉法僵化、苛酷的弊端，而在客观上的确遏制了当时刑罚的深刻和泛滥。武帝时儿宽以博学为奏谳掾，后擢为中大夫，迁左内史，史称其“缓刑罚，理狱讼”[9]。廷尉于定国“，延师学《春秋》……其决疑平法，务在哀鳏寡，罪疑从轻，加审慎之心”，朝野称颂曰“：于定国为廷尉，民自以不冤。”[10]又陈宠虽以法律传家，为理官，但“性仁矜……，数议疑狱，常亲自为奏，每附经典，务从宽恕。帝辄从之，济活者甚众。”[11]东汉时“（何）敞在职，以宽和为政，举冤狱，以《春秋》义断之，是以郡中无怨声”[12]。《春秋》决狱的一个题中应有之义就是“察狱重情”，而“民情不易得，则蔽狱不免失实，而不得不力求其轻，故曰：‘附从轻，赦从重’”[6]399。董仲舒曾经运用《春秋》经义处理过这样一个案子，儿子为救助父亲，却误伤了父亲，依当时律法应按殴父罪处以“枭首”之刑。董仲舒却有截然不同的解说“:父子至亲也，闻其斗，莫不有怵怅之心，扶杖而救之，非所以欲诟父也。春秋之义，许止父病，进药于其父而卒。君子原心赦而不诛。甲非律所谓殴父，不当坐。”[13]164在此案中，董仲舒依据“君子原心，赦而不诛”的“春秋大义”，认为父子乃至亲之情，子执仗救父，动机本非殴父，所以不应将其治罪，应予赦免。如果按照沿袭自秦朝的纯客观主义的归罪原则，固然可以维护法令的形式公正和表面的权威，但因其在深层次的意义上瓦解了儒家伦理主义的秩序观念，因此必将导致实质的偏离公正和权威的丧失。“原心定罪”一方面是对秦朝法家严格客观归罪的纠正，另一方面也是对上古社会重视犯罪人主观心态的断狱指导思想的再度回归。“古之听讼，所以异于后世者何与？曰：古者以其情，后世则徒以其事而已矣。”[6]396自董仲舒始，后世的司法官员大都以“原心论罪”作为断案判罪的最高鹄的，由此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因而得到史家的盛赞。

三“、原心定罪”与现代刑法理念的暗合

一、诉讼欺诈的概念以及特征

(一)诉讼欺诈的概念

诉讼欺诈也被称为“诉讼诈欺”或者“诉讼诈骗”。可是诈骗两字存在“诉讼诈骗”中的往往会给人“诉讼诈骗”乃是“诈骗罪”的一种表现形式。①是以,笔者认为“诉讼欺诈”这一称谓。在我国“诉讼欺诈”只能在民法中发生,可是近年来我国在刑法管辖范围之内频频发生了所谓的“诉讼欺诈”,而刑法上没有一个具体的概念与之相适应。

当今国内外并未对“诉讼欺诈”的概念有统一的认识,大致的观念可以分为以下三种:1.行为人以非法的手段获取他人利益,此种非法的手段主要为:虚构事实和隐瞒真相两种,向法院提起名事诉讼,并使法院作出错误判决,而获得财产行为;②2.诉讼人参与人通过恶意串通手段架构虚假法律事实以及民事法律关系,利用法院的通过合法的诉讼程序,损害他人利益并以此获得非法目的;3.在民事诉讼中诉讼关系主体恶意串通,采取非法手段制作证据,致使法院无法做出正确的判决,从而达到损害诉讼相对人的权益,造成了破坏审判秩序以及损害司法公正的行为。以上观点笔者较为同意第一种观点。

(二)我国现阶段“诉讼欺诈”的特征

对于“诉讼欺诈”有了一定的认识以后我们对其概念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诉讼欺诈拥有以下特征:1.行为发生时间的单一性,“诉讼欺诈”由于诉讼的限定,所以发生在由案件受理开始直至案件结束的诉讼过程。2.主观目的以经济利益为主。民事诉讼是以获得非法的财产利益为目的的情况是行为人在此目的下的支配采提起的诉讼的,因此一般来说“诉讼欺诈”的行为人都是以经济利益为主的;3.参与主体的固定性,由于行为发生点都是诉讼期间,所以在“诉讼欺诈”的行为中,行为主体一般为:行为人、被害人以及法院;4.侵犯客体的双重性,在“诉讼欺诈”中行为人采用了通过欺诈的手段来获取不正当利益,所以它具有的欺骗性、隐蔽性等特征,从而造成法院判断发生错误——从而造成两种损害:司法不公以及司法资源的浪费。

在世界范围内,真正意义上的环境领域的刑事立法开始于上世纪70年代初,而我国的环境刑事立法开始于1979年刑法典,以后不断地在非刑事法律中规定了一些环境刑事责任条款,1997年刑法典设立单章规定环境犯罪,以后又在《刑法修正案》中,修改和增设了一些环境犯罪罪名和环境刑法规范。可以看出我国的环境刑事立法还处于一个明显的变化过程当中。这一过程一方面是保护环境的需要,另一方面也体现我国环境刑法的不断完善。在环境刑事立法中,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确定环境刑法应当保护什么?也就是环境刑法法益是什么?它制约着环境刑事立法的目的,进一步制约犯罪的性质、范围与种类,因此,环境刑法法益的确定对环境刑事立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环境刑法法益的确定应当遵循什么样的价值理念或标准呢?无疑环境伦理以及环境伦理学的发展为我们寻求判断环境刑法法益的价值理念或标准提供了去处。伦理的“属性及其合群、建构社会秩序、善待他者的正义取向,使它与实在法有天然的同构性、亲合关系,并为实在法提供判断标准和秩序依归的善的资源。”①

一、环境刑法法益与环境伦理的一般关系

所谓法益是指“根据宪法的基本原则,由法所保护的、客观上可能受到侵害或者威胁的人的生活利益。其中由刑法所保护的人的生活利益,就是刑法上的法益。”②由此可以说环境刑法法益就是刑法所保护的与环境有关的人的利益。环境伦理是指调整有关人与自然之间以及与自然有关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观念、原则和规范的总和。作为一种行为规范,伦理本质上是调整与自然有关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关系的。因为道德产生的目的就在于调整人们的利益关系。“只有当发生个人利益同整体利益的关系的时候,只有当人类意识到这种关系并需要加以调节的时候,才会出现道德。”③“刑法规范也是行为规范。……违反刑法规范的行为,就是侵犯法益的行为。”④既然伦理规范、刑法规范同属于社会中人的行为规范,而行为规范本身是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关系的,环境刑法法益与环境伦理必然存在一定的关系。

“所谓法和伦理本来是互相关联的秩序,在本质上法只能是伦理性的东西的主张”。⑤从环境刑法法益与环境伦理的一致性来看,二者之间的关系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环境刑法法益本身是环境伦理所调整的人的利益的一部分。环境伦理所调整的人与自然之间以及与自然有关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关系是十分广泛的,这些利益关系的调整是诉诸于社会舆论、习惯和人们内心的信念等非强制性方式来进行的。当公众或立法者认识到道德的手段不足于有效调整与环境有关的利益关系时,立法者就把部分的与环境有关的利益关系上升为法律所调整的利益关系,以期用强制性的调整手段达到有效的调整效果。因此,环境伦理所调整的人的利益包含了环境刑法法益。其次,环境刑法法益以环境伦理价值判断为基础。伦理不仅仅是一种行为规范,其自身也蕴含着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的价值判断标准。伦理价值观念构成了整个社会价值判断的基础或价值源泉。环境刑法法益能够成为刑法所保护的客体,首先必须属于依环境伦理判断为善或正义的部分。如果环境刑法法益违背社会上主流的环境伦理道德,那么环境刑法就丧失了合理性或合法性的基础。

最后,环境伦理的变化将改变环境刑法法益的范围。环境伦理的变化常常伴随着道德关怀对象范围以及人们对某一对象价值属性基本观念的变化。当人们的道德关怀对象范围扩大或缩小,特别是人们对某一道德对象是否善恶、正义与非正义及其程度的价值观念产生变化的时候,整个社会的伦理将产生变化,而这种变化最终将导致法律调整范围的变化。现今,当人类把道德关怀的对象超越人类自身而扩展至在地球上生存的所有生物甚至整个自然界,当人们视环境污染或灭绝物种的行为为日趋严重的危害行为时,环境刑事立法所保护的环境刑法法益的范围越来越大,其表现就是环境犯罪种类和罪名也越来越多,甚至作为强制制裁方式的刑罚也越来越重。环境刑法法益与环境伦理所调整的人的利益并非完全一致,首先环境刑法法益都是人类重大的利益。

“由于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和多层次性,社会道德生活领域的广泛性,以及人们精神生活的差别性,决定了道德规范体系的复杂性和多层次性。”⑥这决定了环境伦理所调整的利益的重要性程度有很大的不同,立法者不可能将所有的环境伦理所调整的利益纳入环境刑法保护的范围,只能选择一些重要的环境刑法法益加以保护,否则,将导致刑罚的滥用,公民的权利或自由反而会受到侵害。同时,由于环境刑罚制裁的严厉性,把一些次要的环境利益当作环境刑法法益加以保护,其本身也是不正义的。其次,环境刑法法益的利益诉求具有普遍性。在社会现实中,环境伦理的价值观念、原则和规范是纷繁复杂、层次众多的,社会中不同的阶层、不同的群体、不同的利益团体通过环境伦理所反映的利益诉求是不同的,因而,某一具体社会阶层、群体或利益团体的利益诉求可能不具有普遍性。而环境刑法法益必须是全社会普遍的共同利益诉求,这是由法律的普遍性所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