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恐刑法问题与完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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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关于恐怖活动犯罪的刑事立法集中于《刑法》第120条的规定。在司法适用时应注意《刑法》与《反恐法》之间的有效衔接。《反恐法》难以成为《刑法》的适用渊源，需要在《刑法》中明确恐怖活动犯罪的具体概念。在具体的罪名设置方面，恐怖活动犯罪的章节设置还存有争议;帮助恐怖活动罪的外延过窄，缺少对网络恐怖犯罪的刑法评价。在提升反恐刑事立法技术的基础上，应适当扩展帮助恐怖活动罪的外延范围，并对网络恐怖犯罪作出恰当的刑法评价。

关键词:反恐刑法;恐怖主义犯罪;反恐刑事政策

在全球范围内恐怖活动时有发生，面对恐怖活动犯罪的蔓延和扩散，世界各国都在加强反恐刑事立法，采用法律手段遏制和打击恐怖活动犯罪已经成为必然选择。

一、我国反恐刑事立法现状

2011年10月29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了《关于加强反恐怖工作有关问题的决定》，旨在打击恐怖活动犯罪，这是我国反恐刑事立法的开端。在《刑法修正案(九)》通过以前，《刑法》中仅有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罪和资助恐怖活动罪。为了应对恐怖主义在国内的抬头趋势，国家修改法律，对恐怖活动犯罪进行早期干预，也即将准备实施、宣扬恐怖活动等行为都纳入刑法的规制范畴［1］。《刑法修正案(九)》对恐怖活动犯罪的修订完善了我国反恐刑事立法体系，其明显的进步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将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概念纳入刑法体系中，区分了恐怖活动犯罪与普通刑事犯罪之间的界限。二是以增设新罪名、修改罪状等形式扩大了恐怖活动犯罪的规制范围，进一步完善了恐怖活动犯罪的刑法惩治体系。三是针对恐怖活动犯罪增设了财产刑，加大了对恐怖活动犯罪的打击力度。我国没有针对恐怖活动犯罪的单行刑法。2015年12月通过的《反恐法》是一部“反恐行政法”［2］。规制恐怖活动犯罪的全部法律规定都体现在《刑法》第120条。

二、我国反恐刑事立法存在的问题

(一)刑事政策理念问题

《刑法修正案(九)》将准备实施、宣扬恐怖活动、非法持有恐怖活动物品等行为纳入规制范畴，目的在于彻底消除恐怖活动的根基，从其有成长之势之日起即将其斩除。这其中的刑事政策考量即在于，恐怖活动犯罪的危害性极大，极易造成社会恐慌，《刑法》需要在具有实施犯罪的特定嫌疑之时即介入，将预备行为、帮助行为都作入罪化处理。但《刑法》对恐怖活动犯罪的此种扩大化规制可能会导致其适用范围过宽。《刑法》第120条之一将资助、培训、招募、运送恐怖活动组织或其成员的行为规定为犯罪。但《反恐法》第80条规定，情节轻微，尚不构成犯罪的几类行为，应当由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或罚款，这些行为类型无法被《刑法》中的帮助恐怖活动罪所涵括。这就反映出刑法扩大化规制恐怖活动犯罪可能带来的问题，即在犯罪实际发生之前，个人有实行犯罪的特定嫌疑之时《刑法》就介入可能导致刑法的最后手段原则、确定性原则被削弱，“过于灵活化的刑法可能导致法律被引入令人遗憾甚至危险的方向”［3］162。

(二)反恐刑法的规范渊源问题《刑法》

没有明文规定恐怖活动犯罪概念。恐怖活动犯罪有其特殊性，对于恐怖活动犯罪的概念，学界仍有争议，如恐怖活动犯罪是否必须基于“主义”即有不同观点。有学者认为，基于特定的政治或民族诉求，旨在实现特定的政治、意识形态目的而实行的犯罪才是恐怖活动犯罪，也即虽然放火、决水、劫持航空器等一般为恐怖主义活动犯罪的主要表现形式，但其若无特定政治目的则不宜界定为恐怖活动犯罪［4］。部分观点则认为，恐怖活动犯罪应当同时包含“主义型”与“非主义型”犯罪，非主义型的，如无特定目标的故意杀人等都构成恐怖活动犯罪［5］。由此，可以看出恐怖活动犯罪应是一个范畴，《刑法》有必要对恐怖活动犯罪进行专门界定。我国《反恐法》中的概念界定条款能否直接适用于刑事司法存在争议。一是《反恐法》的“主义型”的犯罪概念与《刑法》第120条所规定的“恐怖活动”表述相冲突。二是《反恐法》能否直接作为刑事司法的规范来源存在疑问。一般认为，与司法判定有关的刑事法律规范有两类，一类是刑法渊源，即刑法典、单行刑法、附属刑法;另一类则是具有参考性的法律规范，如“违反公司法的规定”等条文表述［6］。《反恐法》为反恐行政法，并无刑法渊源的地位，亦没有参照《反恐法》来认定恐怖活动犯罪的明文规定。由此，在刑事司法实践中适用《反恐法》的概念界定条款就无理论支撑。

(三)罪名设置问题

第一，恐怖活动犯罪的章节设置。有学者认为，恐怖活动犯罪应当安排在妨碍社会管理秩序罪一章中。原因在于，恐怖活动犯罪侵犯的客体较为复杂，妨碍社会管理秩序罪可以被认为是《刑法》当中的“兜底章节”，可以将侵犯多种复杂客体的行为纳入到该章节中［7］。有学者认为，应当将恐怖活动犯罪纳入到危害国家安全章节中较为合理［1］。还有学者认为，鉴于当前恐怖主义活动的去政治化趋势，以及国际上反恐怖主义立法的脱政治化趋向，我国《刑法》将其列入危害公共安全罪一章中具有合理性，应当将恐怖活动犯罪的主要客体要件确定为公共安全［2］。第二，帮助恐怖活动罪的外延过窄。我国《刑法修正案(九)》将“资助恐怖活动罪”改为“帮助恐怖活动罪”。在罪状上增加了为恐怖活动组织、实施恐怖活动培训招募、运送人员等内容。但帮助恐怖活动的手段层出不穷，我国《刑法》对帮助恐怖活动罪的犯罪手段的界定范围较窄，无法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网络恐怖主义犯罪表现为将网络作为辅助工具的工具型网络恐怖主义，以及将网络作为攻击目标的目标型网络恐怖主义［8］，其在犯罪手段方面与以往的恐怖活动犯罪有着明显区别。由此，为恐怖组织或恐怖分子提供虚拟犯罪信息及技术支持的帮助行为也大量出现［9］，针对此类情况我国《刑法》并未予以明确规定。第三，对网络恐怖主义犯罪行为的评价缺位。恐怖分子利用网络散布恐怖谣言，制造恐怖气氛，引起社会恐慌;甚至利用网络破坏国家的重要基础设施，意图造成电力、能源、交通系统瘫痪。恐怖活动犯罪日益信息化、现代化，网络恐67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怖活动犯罪已经成为恐怖活动犯罪的新型方式，学界早在2000年左右即对网络恐怖主义犯罪有所关注［10］，但刑事立法还存在一定的滞后性。目前，网络恐怖主义犯罪行为主要表现为三种情况:一是直接对网络实施破坏，危害国家网络安全与公共安全;二是通过网络为实现恐怖主义犯罪获取更多的信息资源;三是在网络平台上不断散布恐怖主义信息，引起社会恐慌。我国刑事立法未针对网络恐怖主义活动犯罪进行专门规制，出现了反恐刑事立法的盲点。

三、我国反恐刑法的完善路径

(一)与《反恐法》有效衔接

第一，将《刑法》第120条的规定与《反恐法》第80条和第81条的规定相结合，界定清楚《刑法》关于恐怖活动犯罪的构成要件及《反恐法》中适用行政处罚的情形，实现二者的有效衔接。《刑法》对恐怖活动的早期化干预致使本来应当由反恐行政法干预的行为成为了刑法干预的对象［1］。《刑法修正案(九)》的颁布早于《反恐法》，但在其颁布之后，由于新增条款存在模糊性与抽象性，造成了法律适用中的一些问题。为解决上述问题，立法机关制定了《反恐法》。但是，在《反恐法》出台之后又发现了《刑法》与《反恐法》在适用上的衔接问题，主要表现在《刑法》对预备行为、帮助行为的入罪化处理与《反恐法》的规定发生了重合。为解决上述问题就需要界定清晰罪与非罪之间的界限。第二，在关于恐怖活动的几个罪名中，仅有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罪中有“情节严重”的表述，其他罪名并无“情节严重”的要求。因此，在司法适用中，明确何为《反恐法》所指的“情节轻微，尚不构成犯罪的”成为两法适用衔接的关键。对于这一问题，应从个罪所保护的法益与罪责刑是否相适应两个方面来进行判断。一方面，《刑法》应当遵循谦抑原则，即使面对的是涉嫌恐怖主义活动的犯罪，也应当结合个案判定，切不可一刀切地将所有行为都认定为犯罪。“法益具有作为犯罪构成要件解释目标的机能”［11］216，恐怖活动犯罪侵害的是包含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公民生命及财产安全在内的多重法益，在具体适用法律时，要结合个案中行为所侵害的法益，认定其为行政违法行为还是犯罪行为。另一方面，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要求在法律适用中，判定对犯罪嫌疑人所判刑罚与其行为是否相适应。《刑法修正案(九)》新增条款的法定刑最低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与《反恐法》最高为15日行政拘留的处罚形成明显对比;在具体适用法律时即需要考虑到罪责刑是否相适应，以个案情节判定其应当为一般违法行为或是犯罪行为。

(二)明确恐怖活动犯罪的犯罪概念

有学者认为，我国《反恐法》已经明确了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概念，没必要在刑事立法中进一步体现［12］。但是，《反恐法》与《刑法》属于不同的部门法，《刑法》的严厉程度远高于具有行政法属性的《反恐法》，在司法实践中适用《反恐法》亦会受到其能否作为刑法渊源的质疑。刑法应将涉恐犯罪概念予以明确。综合考量专门反恐立法以及其他法律文件，可以将刑法中的“恐怖活动犯罪”定义为:恐怖组织或恐怖分子以实现相关政治、意识形态目的，采取暴力、破坏、恐吓等方式，实施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等一系列犯罪行为的总称。“以实现相关政治、意识形态目的”的限定表明了《刑法》仅惩治“主义型恐怖活动”，一方面，这与《反恐法》的法律术语保持一致，避免引发适用的冲突。另一方面，所谓“主义型恐怖活动犯罪”与“非主义型恐怖活动犯罪”仅是学理上的分类，针对后者，可参考《刑法》第120条第2款“犯前款罪并实施杀人、爆炸、绑架等犯罪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之规定进行定罪量刑。

(三)完善罪名设置

第一，恐怖活动犯罪具有危害性较大、影响范围较广、极易造成社会恐慌、有组织性、难以根除等特征，对其规制的重点在于预防，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对于恐怖活动犯罪的预防大于打击［13］。因此，出于立法技术的考量，可以将其归入危害公共安全罪一章中。第二，合理界定帮助恐怖活动罪的外延范围。一是防止反恐刑事立法的“过度犯罪化”［14］。二是应当注重轻重有别，将刑罚适度化。刑罚是最后的制裁手段，如果适用不当，会适得其反［15］。三是根据社会的发展需要和打击恐怖活动犯罪的需要而适时调整反恐刑事立法。对帮助行为处罚的依据应当是帮助行为与实行行为共同引起法益侵害，也即作为原因力的帮助行为及对法益侵害的表现是融入犯罪结果或具体危险之中［16］。对于与实行行为关联程度不高、不能共同引起法益侵害的帮助行为要谨慎入刑。第三，对网络恐怖主义犯罪行为进行恰当的刑法评价。我国《刑法》并未规定“网络恐怖主义罪”，可采取刑法修正案的方式增设“网络恐怖主义活动罪”。世界各国和地区预防和打击恐怖活动犯罪的经验告诉我们，应对恐怖活动犯罪，不仅需要构建完备的反恐立法体系，还需要动员、协调各种力量参与其中，为打击恐怖活动犯罪提供制度保障。因此，应不断健全和完善反恐刑事立法。

作者：那斯尔江·依布拉音 热娜古·阿帕尔 单位：喀什大学法政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