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刑法改革的现状与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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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赵秉志鲍遂献工作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

我国第一部刑法典颁布于1979年7月1日,正式施行于198。年元月1日。其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从1981年开始,对《刑法》进行了多次重要的修改补充,迄今为止已制定和颁布了21个单行刑法法规。同时,国家行政立法机关也在已颁行的50余件行政法规中,增加了刑事责任的规定。为了切实保障和促进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发展和保障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使刑法规范协调发展,改进和提高刑事立法技术,解决司法实际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我国刑法典需要进一步修改。然而,在刑法改革的许多重大问题上,社会各界的看法并不一致,甚至存在相当大的分歧。本文仅就六个方面的热点问题作一述评,并表明我们的观点。

一、类推制度之存废

在修改和完善刑法的讨论中,类推制度的存废问题,一直是各界关注的热点,并形成了“保留说”和“废除说”的论战。主张保留类推制度的人认为:(1)类推制度符合国情。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情况千差万别,法制建设刚刚起步。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刑法》对所有犯罪都作出明文规定,显然是不可能的。而设立类推制度,就可以弥补刑事立法之不足,以便更好地发挥刑法对社会生活的调控作用。(2)类推制度有利于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在目前我国社会大变革时期,形形色色的犯罪层出不穷,而法律又不可能穷尽规定一切犯罪现象。通过适用类推对刑法没有明文规定的犯罪予以刑事制裁,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3)保留类推有利于保持刑法的稳定性。一部刑法典颁布施行以后,应当在一定时期内保持稳定。保留类推制度,可避免法律的频繁修改。(4)类推制度是实行罪刑法定原则的必然要求。我国刑法上的类推制度,是一项在实体和程序上具有严格条件限制的法律类推,它既不同于封建刑法中的比附援引,也不同子违背法制原则的罪刑擅断。因此,类推制度的存在,是对罪刑法定原则的必要补充,而不是对罪刑法定原则的否定和破坏。(5)保留类推制度有利于刑事立法的不断完善。刑事立法的完备是相对的,一部永远完备的刑法典是不可能出现的。刑法总是处在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实行类推制度,可以为刑法的修改完善积累丰富的素材。(6)保留类推制度符合世界刑法的发展方向。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传统的罪刑法定原则受到怀疑,类推制度的价值和作用被重新肯定。一些曾经废除类推的国家,正在考虑恢复类推,以适应同犯罪作斗争的需要。我国刑法保留类推制度,与这一发展趋势相吻合。我们认为,类推制度自身存在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即使确有某些积极作用,也是利小于弊。因此,刑法改革的一项重大举措,就在于彻底从立法上废除类推制度。理由是:(1)实行类推制度违背罪刑法定原则。从罪刑法定原则的产生、演变和发展来看,无论是早期的绝对罪刑法定原则,还是近现代的相对罪刑法定原则,都把禁止类推作为其基本内容。把类推制度作为罪刑法定原则的必要补充,实在是牵强附会。类推制度的存在只会削弱和破坏罪刑法定原则,丝毫无助于这一原则的贯彻执行。(2)实行类推制度不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制约我国法制建设的两个最大障碍,就是法律虚无主义的深远影响和公民法律意识淡薄的基本现实。从总体上看,我国的法制建设方兴未艾,法制观念远未深入人心,司法人员的素质较差,公民的守法意识不强,法制的推行仍步履维艰。面对这种现实,法制的权威应当强化,而不是人为地去削弱。因人多、地广、情况复杂,进而保留类推制度,正是法制观念薄弱的表现。(3)实行类推制度不利于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在现代法制社会里,公民的权益大多是通过法律规定的,并用法律的手段给予保护。作为调整国家与公民关系的刑法,理应事先明文规定人们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以规范和指导人们的行为。类推制度实际上是对法律无明文禁止的行为处以刑罚,这就把刑法变成了“威猛不可测”的“怪物”,使公民的权益难免陷于任人宰割的境地。(4)实行类推制度有背于世界刑事立法的发展趋势。从罪刑擅断到罪刑法定,从大量实行类推到禁止和废除类推,是世界刑事立法发展的总趋势。这一趋势既反映了法律制度的变迁和兴衰,又是人类由愚昧到文明、由专制到民主、由黑暗到光明的历史进程的真实写照。(5)司法实践证明类推制度形同虚设,继续保留实无必要。据统计,从1980年到1989年10年间,我国最高法院共核准适用类推定罪判刑的案件仅60余件,只占十年间全部已判刑事案件的万分之零点一七,其罪名大部分限于破坏婚姻家庭罪。其中不少类推案件随着最高立法机关对《刑法》的不断修改和补充,已无必要也不能再适用类推。

二、法人犯罪的立法之争

我国法人犯罪现象的出现,始于本世纪80年代初期,猖撅于80年代中期以后。率先从立法上规定法人犯罪的行政法规,是1987年1月22日公布的《海关法》;最早规定法人犯罪的刑法法规,则是1988年1月2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施行的《关于惩治走私罪的补充规定》和《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此后又陆续制定了一系列法人犯罪的法律、法规。迄今为止,刑事立法上规定的法人犯罪共计有29种。从理论研讨的情况来看,对于法人能否成为犯罪主体的争论,已经告一段落,并形成了肯定说和否定说两大派。以这种学术之争为背景,在未来修订刑法典中要不要规定法人犯罪,也有两种截然不同的主张。但从立法趋势来看,承认并规定法人犯罪已成定局。对于采用何种立法模式,尚存在几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对法人犯罪问题只应在刑法总则中作原则性规定,而不宜在刑法分则中作具体规定。第二种意见认为,对法人犯罪应当在刑法典总则中作出一般规定,同时在刑法分则中作出具体规定。第三种意见认为,对法人犯罪问题既不在刑法总则中规定,也不在刑法分则中规定,而应当制定一部专门的惩治法人犯罪单行法规来解决法人犯罪的有关问题。第四种意见认为,对法人犯罪问题应采用两种立法模式,一是在刑法典总则和分则中予以规定,二是以特别刑法的方式加以规定,前者规定已有的法人犯罪,后者规定新生的法人犯罪。

三、死刑的限制与扩张

综观我国1980年至1993年13年来的死刑立法和司法实践,可以对我国的死刑现状作出如下基本估价:(1)死刑的数量多。据笔者统计,截止1993年底,规定死刑的刑事法律已达16部,规定死刑的条文近40条,规定可以判处死刑的罪名达70余个。这意味着,在大陆刑法中有近35%的犯罪可以判处死刑。值得注意的是,在死刑立法急剧膨胀的同时,伴随着十余年来持续不断的“严打”斗争的深入发展,司法机关实际判处死刑的人数也在日益增多。(2)死刑的范围广。从刑事立法规定可以判处死刑的罪名来分析,死刑的罪名涉及到危害国家安全罪、危害公共安全罪、破坏经济秩序罪、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罪、侵犯财产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读职罪、违反军人职责罪等八类犯罪,只有一类犯罪(妨害婚姻家庭罪)中未设死刑条款。(3)死刑的条款增长快。1980年施行的刑法典中,规定死刑的条文仅15条,规定可以判处死刑的犯罪28种。1981年至199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以通过特别刑法的方式,对《刑法》作了许多修改和补充。在15个特别刑法法规中,新增死刑条文32条,新增可以判处死刑的罪名达40余种。平均每年增加两个死刑条款、三个死刑罪名。这样的增长速度,在世界各国刑事立法史上是不多见的。针对死刑立法和司法的现状,在未来修改和完善刑法中应怎样对待死刑问题?刑法学界大多数学者力主控制和减少死刑,并发表了相当数量的理论文章,而司法界和普通民众中不少人却要求加强死刑立法和司法,主张增加死刑条款,多判死刑。主张加强和扩张死刑的主要理由是:(l)我国正处于建立商品经济的初级阶段,要建立新的经济秩序,必须强化死刑的作用,实行严刑峻法。(2)我国的社会治安状况持续恶化,犯罪变化无常,必须加强死刑以维护社会稳定。基于这种认识,有的人提出,应当废除现行《刑法》第四十四条关于“对审判时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的规定;有的要求对诈骗罪、伪造国家货币罪、非法涨价罪、高利贷罪、挥霍浪费罪、海盗罪、劫持交通工具罪、妨害国交罪、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等犯罪增加死刑。我们认为,在目前条件下,从立法上废除死刑,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和民情。但是,减少和控制死刑则是修改和完善刑法应持的基本态度。因为:(l)减少死刑是打破对死刑的迷信观念的需要。应当看到,死刑不是控制和预防犯罪的最重要的和唯一的手段。历史和现实经验证明,死刑的存废和多寡与犯罪率的升降并无必然的联系。如果把扭转社会治安恶化的希望寄托在增加死刑上,在刑事立法上不断增加死刑条款,其结果只能进一步误导人们对死刑的盲目崇拜。特别是当大量适用死刑使治安状况短暂好转时,极易造成一种假想:似乎死刑沟作用是万能的。在这种情况下,民众对死刑的迷信心理被一再强化,使得控制和减少死刑的立法改革难以为继。作为立法者,对死刑的作用应有冷静、客观的认识,并努力从立法上减少死刑,淡化民众强烈的死刑意识。在饱受重刑主义思想熏陶的中国,这种立法改革更有其深远的意义。(2)减少死刑是尊重和保护人权的需要。生命权是第一人权,而以剥夺生命为唯一内容的死刑,是对生命权的否定。尽管目前尚不能从立法上完全废除死刑,但从保护人权的角度来看,死刑愈少愈好。尤其应当注意的是,死刑注定无法纠正错案,由此往往影响司法机关的权威。(3)减少死刑符合世界各国刑事立法的发展方向。从大量规定死刑到逐步减少死刑,以至最终废除死刑,是世界各国刑事立法发展的总趋势。目前世界上已有45个国家全面废除了死刑,有16个国家对普通犯罪废除了死刑,有21个国家实际上十多年来未执行过死刑。继续扩大死刑的适用范围,与世界刑法发展趋势背道而驰。要减少和控制死刑,必须制定正确的死刑政策,从立法上进行实质性的削减,从司法制度上严格控制死刑的适用。我们的具体设想是:(1)坚决贯彻执行“少杀慎杀”的死刑政策。规定和适用死刑要慎之又慎,对可杀可不杀的罪犯,坚决不杀。(2)重新调整死刑的适用范围。死刑只适用于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对绝大多数经济犯罪、财产犯罪和部分刑事犯罪应当废除死刑。例如,可以考虑对投机倒把罪、盗窃罪、故意伤害罪、传授犯罪方法罪、强迫妇女罪等几种犯罪废除死刑。此外,在从总体上减少死刑的同时,也不排除在严格限制范围的前提下对某些严重犯罪增加死刑。(3)重视死刑缓期执行制度的作用。死缓制度是中国刑法的独创,它为减少和控制实际执行死刑的数量找到了一种最佳的替代性方法。在目前尚不能废除死刑的情况下,死缓制度应当加强和完善.并充分发挥其特有的作用。(4)尽快收回已下放多年的部分死刑案件的复核权,恢复统一由最高法院复核死刑的制度。(5)在省、直辖市、自治区和最高法院设立专门的“死刑审判复核委员会”,专门负责死刑案件的审判复核工作,死刑案件的终审复核权属于最高法院。

四、管制刑的存废与完善

根据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管制刑是一种限制人身自由的刑罚,位居主刑的地位。管制刑主要适角于罪行较轻的犯人,其最低期限为三个月,最高期限为二年,数罪并罚时最高不得超过三年。被判处管制的犯人,不在监狱、劳改场所执行刑罚,而由公安机关负责、群众监督,在社会上进行教育改造。在刑罚体系中是否应当设立管制刑的问题,我国早在50年代起草刑法的过程中,就曾展开过争论。改革开放以后,由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影响,使得管制刑的执行发生了一些变化,法院判处管制刑的比率逐年下降。在这种背景下,管制刑的存废问题,再度成为修改刑法中争论的热点之一。从研讨、争论的情况来看,主要有三种主张:(一)废除论。其主要理由是:(1)设立管制刑的历史条件已不复存在。管制刑萌芽于抗日战争时期,确立于50年代镇压反革命运动初期,历来是作为惩治反革命分子的一种刑罚方法,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我国目前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反革命犯罪已大大减少。因此.管制刑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已不存在。(2)管制刑的存在有损刑罚体系的科学性。按照我国现行刑法对五种主刑的排列顺序,管制是最轻的一种主刑。然而,从管制的刑期和管制•刑与其他自由刑的法定折算关系来看,管制刑并不是最轻的主刑•它实际上比拘役刑严厉。拘役的最低刑期是15夭,这与行政拘留的最高期限相衔接;拘役的最高刑期是六个月,这与有期徒刑的最低刑期相衔接。可见,在行政拘留与拘役之间插入一个管制刑,破坏了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之间的衔接关系,有损刑罚体系的科学性。(3)管制刑的存在不符合我国的国情。自从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政治、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都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广大农村全面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形成了以一家一户为核心的分散的农业经济体制;其次,厂矿、企业实行了承包、租赁、股份制等经济体制,成为名符其实的单纯经济实体;再次,经济的大发展带来了人口的大流动,使治安管理工作更加困难。在这种形势下,以群众监督教育为实质内容的管制刑,难以得到有效的执行。因此,法院不愿判处管制,一些被判处管制的犯罪人放任自流,在全国不少地区,管制刑等于虚设,成了多余的刑钓。(二)存留论。这种观点的主要理由是:(l)管制刑是我国独创的刑罚方法,具有中国特色。管制刑经过了50余年的实践,积累了改造犯人的经验。对轻罪犯人不予关押,依靠群众进行监督改造,既可减轻监狱的负担,又可避免狱内犯人之间交叉传染的弊端,有利于对犯人的改造。(2)管制刑符合刑罚的目的。刑罚不是为了惩罚和报复,而是要将罪犯改造成为新人。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可以采用剥夺自由的方法,也可以采用限制自由的方法-一管制刑,将罪行较轻的罪犯改造成新人。(3)管制刑有利于保持刑罚体系的完整性,目前中国刑法中的自由刑体系,由限制自由的管制刑和剥夺自由的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组成。如果废除管制刑,就会造成自由刑结构的缺损,有损刑罚体系的完整性。(4)管制刑有利于贯彻罪与刑相适应的原则,重罪重判、轻罪轻判。要达到这一要求,首先必须在立法上设立轻重不同的刑罚种类。管制刑是针对罪行较轻、不需要关押的罪犯而设立的.有其特定的适用对象和独特的作用。(5)管制刑的存在符合刑罚的发展方向。当今世界各国刑罚改革的总趋势是:由严厉转向轻缓、由封闭转向开放。作为限制自由、在社会上执行刑罚的管制刑、与这一发展趋势相吻合。废除管制刑,则是刑罚制度的倒退。笔者认为,管制刑自身的优点不容抹煞,但对管制刑在立法上存在的缺陷和在实践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也必须重视。应当在继续保留管制刑的前提下.对管制刑加以修正和完善。具体设想是:(1)把管制刑由单纯的主刑,改变为兼有主刑和从刑双重性质的刑罚。作为主刑.它主要适用于罪行较轻的罪犯;作为从刑,它适用于罪行比较严重的罪犯,即对严重罪犯在执行完剥夺自由的刑罚之后,再执行管制。(2)扩大管制刑的适用范围。管制刑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它可以适用于各类不需要关押的犯罪分子。如果管制刑适用范围太小,则与其主刑的地位不相称。(3)明确规定管制犯的权利义务,确立管制犯服刑期间的行为准则。(4)制定管制刑执行细则,使对管制犯的教育改造有法可依、有章可循。(5)设立专门的管制委员会,负责对本辖区内管制犯的监督、考察和帮教。管制委员会由基层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和治安保卫组织派员组成。

五、罚金刑地位的改善

在我国现行刑法中,罚金刑是从刑中的一种。从刑事立法和审判实践的现状来看.罚金刑地位偏低。首先,罚金刑的适用范围较小。刑法典分则条文中规定罚金的共计20条.加上特别刑法中增加的罚金刑,能够适用罚金的犯罪仍只占全部犯罪的一小部分。其次.罚金刑的适用颇具弹性。按照刑法的规定,罚金刑大多采用“可以单处或者并处”的立法模式.使审判人员在是否判处罚金的问题上,具有相当大的选择余地。再次.司法实践中对罚金刑不够重视,罚金的适用率偏低。造成罚金刑地位偏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立法上看,立法者对罚金刑的作用不够重视.导致罚金刑地位的下降。从司法上看,受以自由刑和死刑为中心的传统刑法思想的影响,使某些司法人员对罚金刑抱有偏见。从理论上看,某些人片面夸大罚金刑的消极作用,认为罚金刑违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罪刑均衡”的原则,会造成刑罚无效。此外,经济不发达、人民生活水平较低的现实,客观上也限制了罚金刑的广泛适用。在修改刑法的讨论中,提高罚金刑的地位已成为大家的共识。但是,对于如何提高罚金刑的地位,则有不同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仍应将罚金刑列入附加刑中,保持其既可以附加适用又可以单独适用的特性,以发挥其适用的灵活性和广泛性。第二种意见认为,应将罚金刑上升为主刑,同时规定可以附加适用。这样,一方面表明立法者对罚金刑的重视,另一方面又可以扩大罚金刑的适用范围。第三种意见认为,应当取消主刑与附加刑的划分,刑罚体系仍按刑种的轻重依次排列为罚金、没收财产、剥夺政治权利、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这样,罚金刑与其他刑种之间地位平等,彼此没有主从之别,从而可提高罚我们认为,应将罚金刑上升为主刑,同时规定罚金刑与死刑、自由刑并科适用。理由是:(l)将罚金刑确立为主刑,既可为刑法分则扩大罚金刑的适用范围奠定立法基础,又可引起司法机关对罚金刑的重视,纠正一些人对罚金刑作用的错误认识。(2)规定罚金刑与其他主刑并科适用,既扩大了罚金刑的适用范围,又符合当今许多国家的立法趋势。关于怎样扩大罚金刑的适用范围,我们认为应扩大适用于下列犯罪:(l)对经济犯罪、财产犯罪和其他营利性的犯罪,普遍规定罚金刑。(2)对犯罪性质和犯罪情节较轻的过失犯罪,应规定罚金刑。(3)对某些轻微的故意犯罪,也可规定罚金刑。(4)对法人犯罪普遍规定罚金刑。为了进一步从立法上完善罚金制度,还应着重解决下列问题:(1)明确规定罚金的最低数额标准,最高数额可不作具体限定。(2)增设罚金刑的延期缴纳制度,对于犯罪人在判决确定的期限内,由于某些原因暂不能缴纳的,法院可以裁定延长缴纳期限,以保证罚金刑的执行。(3)增设罚金刑缓刑制度,对于单处罚金的犯罪人,如果犯罪情节较轻或有悔罪表现,可以予以缓刑;如果在判决规足的期限内没有重新犯罪,原判罚金可不予缴纳。(4)增设罚金与自由刑的易科制度,对于不能按期缴纳罚金的犯罪人,可易科拘役或一年以下有期徒刑。(5)增设罚金的替代性缴纳方式,对于确实无力缴纳罚金的犯罪人,可以用无偿劳动替代。

六、反革命罪名的更改

反革命罪是我国现行《刑法》规定的一个类罪名,包含了从《刑法》第九十一条至一百零二条的20种具体犯罪。《刑法》自1980年实施以来,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变化,反革命犯罪逐年下降,在全部刑事案件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小。同时,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反革命目的难以认定,以致造成定罪上的不少困难,客观上影响了对案件的正确处理。有鉴于此,从1983年开始,有些学者提出在立法上将反革命罪更名为危害国家安全罪,后被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于1988年的刑法修改草案所采纳。但也有少数学者持反对意见。个别学者称此举是“一个危险的抉择”,“它必将极大地削弱我们同反革命的斗争,从而给人民民主专政带来危害”。还有个别学者认为,取消反革命罪名没有宪法根据,不符合“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政策精神,有背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状况,是“盲目照搬国外立法例”。我们认为:(1)反革命罪不是严格的法律概念。“反革命”一词本身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它是政治斗争的产物,是两种敌对势力之间的相互称谓。从历史和现状来看,“反革命”一词的内容经常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政治体制下,反革命的内容往往千差万别。因此,把“反革命”的概念引入刑法领域称之为反革命罪,使该类犯罪的法律性质难以确定。(2)保留反革命罪名与“一国两制”的构想相矛盾。按照“一国两制”的方针,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港澳台特别行政区的资本主义制度将同时并存,共同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显然两种制度都应在保护之列。如果继续沿用反革命罪的名称,刑法将陷入两难的境地,而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罪,矛盾将迎刃而解。因为,对两种制度的危害,都是危害国家安全。(3)保留反革命罪名称不利于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我国刑法中的反革命罪在国际上一直被视为政治性犯罪,而政治犯不引渡是一条公认的国际法准则。然而,我国的反革命犯罪中并非都是政治犯罪,有不少犯罪是国际上公认的普通刑事犯罪。对此,尽管我国在不同场合向国际社会进行过多次解释,但由于某些犯罪被规定在反革命犯罪中,仍引起不少国家的误解。此外,我国从70年代末以来,已陆续加入了不少有关惩治国际犯罪的国际公约。按照公约的规定,我国司法机关有权按照本国法律对有关犯罪进(下转第65页)出现了。人权法始终存在于应然权利(主观权利)和实然权利(法定权利和实有权利)的状态中。人权法是从精神世界中的应然权利不断向客观世界的法定权利和实有权利转化的。在人权法的发展过程中,又不断地在诸多环节上呈现出主观与客观的相互转化。因此,人权从应然状态进入实然状态,便是法的逻辑发展与历史发展的同一性的表现。就逻辑发展过程而言,人权首先停留在主观世界之中;就现实历史发展过程而言,人权在法律共同体的历史的早期,也主要是停留在主观世界之中。随着人类法律共同体的历史发展,人权才逐渐走出主观世界步入客观世界。学术界普遍认为:人权(不分应然权利与实然权利)产生于欧洲文艺复兴乃至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这种观点的错误恰恰在于忽视了人权的逻辑发展和历史发展的同一性,忽视了法的自在自为性。关于人权的实然状态姑且不论的话,即使是处于应然状态的人权也是在人类进入法律共同体时就出现了。人权观的产生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不是近代的事情,早在人类文明史的古代的早期阶段,人权观便已经出现了(参见拙文《关于人权的若干理论问题》,《浙江学刊》1992年第1期)。作为法的人权从一开始就是单个的意识同共同体权力相抗衡的权利。人权的抵抗性最能突出地反映出法的权威性,彼此平等对待的单个意识面临强大的公共权力的异化,必然会铸造自己的盾牌,这就是人权。人权从一开始就是同公共权力相对应的,无论就国内法领域看,还是从国际法领域看,都是如此。当弱小的单个意识在强大的公共权力的压迫下忍无可忍的时候,就会或独立地或联合起来行使自己的抵抗权。抵抗权是人权的最终防线,也是法的权威的最坚实的堡垒。从人权的抵抗性中,便产生了恶法非法的问题,即法哲学的核心的论辩。作为法的人权虽然产生于精神世界,但它从最初起就注定要冲向外面的世界。作为法的人权与作为人权的法,虽然由于从不同角度看问题而存在些微差别,但它们自始至终都是同一个具有自在自为性的主体,单个孤立的意识只不过是这主体借以栖身的客栈,它只在其中作短暂停留便接着向下一站走去,它必定要超越每个人的意识能力和每代人的意识能力,终将沿着人类历史的长河奔向遥不可测的远方。就人类历史发展而言,法的水恒性就是人权的永恒性。法与人权同在,从而与人类历史同在,人权的永恒性存在于人的精神对人类历史的无限期望中。当主观与客观的条件都成熟时,人类意识会深入到法的精神本性中去努力达到人权的理想境界。人权法将为法哲学的发展铺设一条通往人类理想的精神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