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法国的刑法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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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何鹏

一、法国刑法改革的概观

法国自一八一O年制定刑法典以来,经过了一百七十余年,至今依然保持着所谓拿破仑刑法典的传统。但是随着若干政治上的变革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个曾经给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刑事立法以很大影响的著名法典,已经逐渐表现出有不少内容难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形势了。从十九世纪中叶以来,法国的刑法学家为了消除这种矛盾,开始设立比较刑法讲座,对各国刑法进行比较研究,吸收新兴的刑事立法理论,作为立法改革的借鉴,曾经多次对刑法加以部分的修订或通过制定单行法规来加以解决。力求适应近代资产阶级刑法新理论和社会发展的新形势。但是,由于一八一O年法国刑法典是近代资产阶级的第一个法典,它推翻封建刑事专横擅断的制度,贯彻古典刑法学派罪刑法定主义的主张,成为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刑事立法的典范,所以法国学者常会产生自满情绪,墨守成规,对刑事立法改革,进展不大,这就是法国刑法改革缓慢的原因。一八一O年以来,法国刑法改革的进程一般可分作下面四个时期。1。第一个时期(一八一O到一八七五年)。这个时期自由主义思想的发展推动了刑罚缓和化。法国大革命后制定的拿破仑刑法典,是作为对一七九一年法国制宪议会制定的“过分宽大”的革命刑法的反动而著称的,采取了严罚主义和加强镇压的措施。在增加了死刑处分的同时,恢复了无期徒刑和没收财产刑。在许多场合都规定处以死刑,特别是绝对的法定刑是死刑的很多。但是随着七月革命(一八三O年)、二月革命(一八四八年)、第二共和制的成立,接着又由“第二帝政”(一八五三年)向第三共和制(一八七五年)的转变,在所谓新刑法古典主义影响之下,邢罚的缓和化已成为一般性的倾向,主要是推进了限制刑罚权方面的改革。如废除了没收全部财产刑(一八一四年),扩大了一般性的减轻情节,废除了烙印刑等野蛮刑罚;对政治犯实行特殊处置(一八三二年)等。而且有些规定已被广泛适用于司法实践中,从而收到了刑罚缓和化的实际效果。2.第二个时期(一八七五到一九一四年)。这是从第三共和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期,在这个期间除继续着第一时期的倾向外,由于在思想上受到意大利实证学派的影响,刑罚的个别化和刑事政策方面的改革成了这个时期的特点。表现在创立了对职业犯、常习犯处以送往殖民地的终身流刑制度(一/\/又五年);引进了假释制度(一/\/又五年);对于初犯者实行缓刑制度(一八九一年);新设立了少年法和少年法院制度(一九一二年)等。3。第三时期(一九一四到一九四四年)。这个时期是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在内的期间,这时,法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处于不稳定和非常动荡的时期。为了再次强化镇压,以紧急法令的形式制定了特别刑事法,在威吓性的严罚主义思潮下,对政治犯恢复了死刑(一九三九年),对于风俗性犯罪也强化了处罚(一九三九年的家族法);把保安处分规定在法国刑法总则当中,作为法国预备刑法草案(一九三二年),并与刑法分则一起作为“法国刑法修改草案”加以公布(一九三四年)等。4.第四个时期(一九四四年以来)。自一九四四年法国解放以后,一般地说,刑事立法实行刑罚人道主义,关于处罚犯罪的规定,普遍带有缓和的倾向,但个别犯罪行为的处罚,仍存在着过重的偏向。例如对持械盗窃罪规定处以死刑(一九五O年),又如一九六O年,对危害国家的犯罪,如对叛逆罪、间谍罪都规定适用死刑。同时,又把以前极为复杂的自由刑体系在种类与期间方面进行了整理和修改。废除了流刑,把流刑与禁锢刑合在一起成为新的禁锢刑等。值得指出的是,经过长期的辩论,法国终于在一九八一年九月宣布了废除死刑,从而成为欧洲理事会成员国在反对死刑议定书上签字的国家之一。这件事被认为是“法国历史上的一项划时代的决定”。总之,从法国刑法的发展与改革中可以看出,随着法国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为了适应资产阶级统治的需要,相应地调整刑法规定的内容,处罚犯罪比较宽大,借以缓和阶级矛盾,这恰好反映了这个刑法的阶级本质。另一方面,由于比较立法研究的发展,法国刑法已经从传统的刑罚严酷主义,逐步吸收一些近代资产阶级新刑法学派的思想、制度与措施,如刑罚的缓和化、个别化思想,采用了缓刑、假释制度,以及保安处分等措施。但是,这些形法改革都是通过一些单行刑事立法来实现,而一八一O年的刑法典,基本上仍保持着现行法典的地位。难怪有一些资产阶级刑法学者评价说,法国刑法的改革不过是al日瓶装了新酒”。当然我们在评价法国刑法改革的问题上,并不能从这一点来加以衡量,而是要从其刑法制度的阶级实质来进行分析评价。法国在刑法改革的过程中,吸收和引进了一些近代资产阶级刑法的内容和主张,对此相对而言,也包含着某些革新的因素,但始终是以能够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为其条件的。因此新与旧并不一定能够反映本质上的差别,而只能说在程度上(如宽与严)有所不同而巴。法国刑法在改革中,从其指导思想上来分析,突出表现了接受“新社会防卫论”的影响。

二、“新社会防卫论”的影响

“新社会防卫论”这一用语,直接来自法国学者马尔克•安赛尔(MaroAncel)著的《新社会防卫论》一书中所表明的理论。这一理论是为了适应二次大战后的新形势在刑事政策方面的一些主张。其中心内容是,进一步强调人道主义和保障人权的观点,主张把各项刑事科学的新成果,积极地吸收到刑事政策和实践活动中去。这个理论在战后不久成立的“国际社会防卫学会”的“最低纲领”中集中表现出来,并以此为基础积极地推进了刑法改革运动。这样就把由李斯特(Lis:t)、普林斯(Prins)、哈迈尔(Hamel)等人所创办的,在“国际刑事学协会”上推广起来的“社会防卫论”,加以人道主义的、民主主义的改革并使之得到发展,成为“新社会防卫论”。这一理论的基调虽然与过去的“社会防卫论”并无很大的差别,但是在下面几点上也有着基本区别:¹主张超越对犯罪者只是为了防卫社会这种刑事政策的观点,确立以“复归社会”的权利为轴心的福利政策观点,建立保护处分的体系,º主张与其为了阐明“犯罪者的危险性”,不如把着力点放到去研究犯罪者的“人格”上面;»主张以处分体系一元化为目标的刑法和刑法理论的改革,应当努力排除妨碍新的处分观点实现的极端的法律理论,同时应当努力实现刑法及刑法理论的固有机能,特别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机能。目前“新社会防卫论”的思想在法国已经逐步发生了巨大影响,成为推动法国刑法改革的积极因素。如在立法方面对犯罪者强调实行人道主义处置,在刑罚的执行上采用了以其他处分来代替刑罚的执行。在执行死刑上,一方面仍然宣告死刑,另一方面又常常使用赦免挽救的办法而不实际执行。又如在处理少年犯罪方面,一九四五年二月二日公布了新的少年法,对十八岁以下的少年,原则上是作为再教育处分的对象。以后又经过了两次修改,更加突出了改造思想和保护主义的精神。这些,都被认为是体现“新社会防卫论”的有力明证。诚然,“新社会防卫论”不仅在法国,而且在不少西方国家的刑法和刑法理论中,都被作为一种新的理论主张日益发挥着显著的影响。不过我们在评价其实质意义上,不能单凭其所标榜的人道主义、保障人权、使犯罪者“复归社会”等这些漂亮的口号。从这一理论的实质目的来看,不过是在处理犯罪者所采取的手法上更加巧妙而已。因此只要法国刑法的资产阶级本质未变,无论他们提出多少立法改革的主张,其实际效果都只能是有限的和表面的。虽然我们不能否认其中也有若千合理的因素,或者在客观上存在着有益于劳动人民之处,但这些毕竟都是次要的、微小的。比如安赛尔主张把对犯罪者的各种处分方法实行“处分体系一元化”。其实,越是一元化,越是对统治者使用起来方便,得心应手。因为既然一元化了,使用的范围扩大了,当然就可以根据需要随意选择,不受限制地加以使用,这就破坏了罪刑法定主义的原则。

三、在刑事政策领域的一些改革

二次大战后,法国在刑事政策方面的改革也是颇具特点的。“新社会防卫论”在法国刑法学中虽然还未获得一致的拥护,但在刑事政策方面,特别是在对犯罪者的处置方面,已经越来越受到了群众的支持。在改善犯罪者处置这方面,其所以首先吸引了法国人的关注,与二次大战时法国人民在希特勒法西斯的占领下的遭遇有关。当时许多爱国者在敌人的监狱里饱尝了非人的严酷生活,所以在解放后,对于行刑方面的改革,要求强烈。法国在一九四五年即成立了有关的改革委员会,曾经提出过十四点改革方案,创设了新的行刑制度。如实行了犯人在服刑伊始即对其进行所谓人格调查制度,规定了新的执行程序和基本原则等,都进一步体现了人道主义思想。对于犯人处置方面的一些新观点也能加以勇敢地采纳。如为了实行刑罚的个别化,建立了“执行法官”的制度,规定执行法官干预刑罚的执行并拥有广泛的权力。这些都形成了与法国的传统刑法鲜明的对照。其次,广泛地适用半自由刑制度。半自由刑与其他西方国家实行的“外部通勤制”有相似之处。即白天可以在设施(如监狱)外进行自由劳动,夜间归监。不过法国的半自由刑不仅限于外部通勤,而且还包括学习、参加职业训练、接受治疗等在内。按照“人权保障强化法”的规定,对六个月以下的受监禁者,可以从服刑开始之时起而实行半自由刑。第三,实行刑事保护制度。在法国,于一/\/\五年对于常习犯人和职业犯人,为了消除他们的危险性,曾规定了送往殖民地处以流刑制度。到了一九三五年已有近二万人适用过流刑。从一九三六年起,在司法实务方面中止了这个办法,而改在国内执行。为了适应累犯的“分类制度”,以及实行个别化的处置,替代了流刑而实行了刑事保护制度。这个制度据认为是为了对多次的累犯犯人提供“复归社会”的可能性,也是为了保卫社会的安全而设立的。适用刑事保护制度是有不少条件的,同时要以社会调查以及在医学上和心理学上的检查为基础才能宣告适用。其期间是在服刑期满以后的二十年之内。既可以在设施内执行也可以在假释中(即社会内)执行。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法国也逐步承认了在社会内进行处置的办法。第四,制定了若干个关于犯罪者处置方面的法律草案。如青年犯罪法案(一九五八年)异常犯罪者法案(一九五九年)、刑事自由劳役法案(一九五九年)、周末监禁及断续监禁法律草案(一九六一年)等。这些草案虽然并不是每一种都具有国家法律的性质,但是由于这些草案的制作者都是在法国占有领导地位的学者或刑事司法的实际工作者,加上都反映了“新社会防卫论”的观点,从而具有重要的意义。当然这些草案至今还未被宣布完成立法手续。据学者们分析,这是由于这些草案中的某些革新的主张还不能完全适合法国刑法的传统,实际上就是不能适应统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第五,关于法国的保安处分。保安处分制度在当今世界上已被大多数资产阶级国家所接受并日益成为统治者手中与刑法并用的一种制裁手段,他已被一些国家吸收到刑法之中,成为刑法的一个组成部分,即在立法上“一元化”了。然而法国刑法由于注重保持法典的一贯传统,致使保安处分在法国始终还没有形成体系,某些本来属于保安处分性质的措施也仍然以刑罚来命名,而且通常是作为补充刑、附加刑来使用的。如限制居住、禁止某种职业、取消驾驶执照等都是这样。此外,有的保安处分在法国还以行政处分的形式出现来使用。从法国在刑事立法方面的改革看,集中反映了法国比较刑法学者自本世纪上半期以来积累起来的研究成果。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再次确认,一个国家无论是刑法改革还是刑事政策改革,也无论采取缓和一些还是严厉一些的制度与措施,这些都是以一个国家的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为转移的。虽然我们对于某些专门问题可以进行具体研究和具体分析,不宜采取简单化的态度,甚至其中也存在值得我们借鉴之处,但是不能忽视这个法律制度的根本性质,以致不自觉地把法律看成是“超阶级”、“超政治”的东西,这种客观主义的态度是值得我们加以警惕的。我们研究法国的刑法改革时必须明确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