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改革论文范文10篇

摘要:社区矫正是矫正机构将罪犯放在社区里进行矫正教育,在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有效地利用社会资源矫正教育罪犯的新型矫正方式。从目前我国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实践来看,现行刑罚制度还难以适应社区矫正工作快速发展的需要。改革与社区矫正相关的刑罚制度,是保证我国社区矫正工作健康发展的客观要求。

关键词:社区矫正;刑罚制度;改革

一、“社区矫正”的概念

第一种观点认为,社区矫正是一种非监禁刑的刑罚执行活动。根据“两院两部”《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对我国社区矫正所下的定义,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在这个概念之下,该《通知》明确规定社区矫正适用于如下罪犯:(1)被判处管制的;(2)被宣告缓刑的;(3)被暂予监外执行的;(4)被裁定假释的;(5)被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通知》强调,对于这些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犯罪人中,罪行轻微、主观恶性不大的未成年犯、老病残犯,以及罪行较轻的初犯、过失犯等,应当作为重点对象,适用上述非监禁措施,实施社区矫正。

第二种观点认为,社区矫正仅是刑罚执行方式,并不是非监禁刑的执行方式,社区矫正并不完全等同于非监禁刑。非监禁刑是与监禁刑相对应的刑种概念,社区矫正不是刑种概念,而是一种刑罚执行方式。非监禁刑需要采取社区矫正的方式来执行,我国非监禁刑包括管制与剥夺政治权利;被判处监禁刑的罪犯经过法定程序裁定,也可以采取社区矫正的刑罚执行方式,例如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罪犯,如果符合一定的条件,包括认罪态度好、刑罚执行满一定年限等等,通过假释或保外就医、监外执行等,也可以对其采用社区矫正的执行方式。

第三种观点认为,应当将社区矫正的范围放宽一些,不能仅仅将社区矫正定位在刑罚执行方面,还应当考虑将出狱人的社会保护、受刑人的安置帮教工作、监狱行刑社会化等内容纳入这个系统,以发挥统一作战的协调功能,尽量从各个方面实现犯罪人再社会化的目的。因此,社区矫正就是指在国家专门机关的领导和指导下,发动社区群众、整合社区资源,对在社区中服刑和处遇的犯罪人给予教育、改造、保护的刑事执法活动以及对出狱人进行帮助、保护的社区社会工作。

一、可罚的违法性理论概述

(一)可罚的违法性的理论基础

关于可罚的违法性的理论根据，学者们有不同的见解，如宫本英修认为是谦抑主义;山中敬一教授认为是实质的违法概念、不法阶段的程度和谦抑主义的刑法观;张明楷教授认为可罚的违法性理论根据主要是刑法的谦抑性和实质的违法论。综合来看，刑法的谦抑性、违法的相对性以及实质的违法性对可罚的违法性理论的发展与完善，起到了重要的基础和导向作用。

1．刑法的谦抑性

刑法的谦抑性，是指刑法不应该以所有的违法行为、所有的有责行为为当然的对象，只限于在必要的不得已的范围内才应该适用刑罚。刑法的谦抑性虽然是在各国刑法中都实际存在的一种原则，但将其作为明确理论而提出的是日本学者宫本英修。宫本提出刑法的谦抑性作为可罚的违法性理论的思想背景，并进而创立了“行为性———违法性———可罚性”的独特犯罪论体系。现在，大陆法系刑法学者一般认为刑法的谦抑性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1)刑法的补充性，即刑罚只能作为防止犯罪的最后手段，只有运用刑罚之外的方法不足以保护法益时，才能够运用刑法。(2)刑法的不完整性，即刑罚规制不应渗透到生活领域的每一个角落，只应控制在维护社会秩序所必需的最小限度之内。(3)刑法的宽容性，即便行为人实施了犯罪，但如果不是为了保护法益而迫不得已的话，就应该基于宽容精神尽量不动用刑罚。刑法谦抑性理论的树立，明确了刑法以其补充、宽容的特性来规制社会，对社会中的违反秩序的行为需要区分其质与量的不同，从而为可罚违法性理论的产生开辟了道路。

2．违法的相对性

摘要：学习刑法绝不是机械地记忆冰冷的刑法条文，教师讲授刑法也绝不是简单地向学生解释刑法条文的含义。刑法格言是刑法学人智慧的结晶，在教学与考核过程中教师如果能够巧妙地运用好刑法格言，充分发挥刑法格言在刑法教学与考核中的独特作用，则会使教与学相得益彰，大大提高教学效果。

关键词：刑法格言教学运用教学效果

0引言

法律格言是法律文化遗产的精华，刑法格言也不例外。在刑法学理论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刑法学前辈们总结出了很多刑法格言，比如：“没有法律就没有犯罪，没有法律就没有刑罚”；“紧急时无法律”等等。可以说些脍炙人口的刑法格言无不饱含着刑法学前辈们的睿智，每一句刑法格言都闪耀着他们伟大的思想的光辉，可以说，他们总结出来的这些刑法格言都具有相当程度的真理性和合理性。刑法学的教学不仅仅是简单地记住刑法条文就万事大吉，更重要的是要能够深刻地把握刑法条文背后的刑法原理，掌握刑法条文的真正含义。刑法格言由于其比较容易记忆而且本身又包含丰富的知识源的特点，注定了刑法格言在刑法学的教学中大有用武之地，笔者在数年的刑法学教学中，有意识地尝试这一教学方法，取得了比较满意的教学效果。笔者认为，无论是在刑法学的教学过程中还是在对学生的考核中，刑法格言都应得到充分的重视与运用。

1刑法格言在教学中的运用

我们来谈一谈刑法格言在刑法课堂教学中的运用问题。刑法格言是刑法理论知识的高度概括，尤其是刑法学总论知识的精华浓缩，在刑法学的教学中，如果能有效地运用刑法格言的教学方法，往往会收到比较好的教学效果，就笔者几年的教学实践来看，可以把在教学中运用刑法格言的教学方式的良好效果归结为这样几个方面：

案例教学法在民族院校开展的必要性及其存在问题

（一）案例教学法在民族院校刑法教学开展的必要性我国传统上的法学教学方法主要是“以理解法律含义、传授法律知识为宗旨的教育模式”。我国刑法的教学方法也是如此，主要采用“演讲式教学”，教师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学生缄默无语，寂静无声。学生处于被动状态，教师在教学中较少考虑学生的需求，学生也很难表现出自己的能动性。民族院校法学专业的本科教育主要是以培养实用型人才为主，刑法学教学过程中实施案例教学法尤为必要。首先，犯罪现象都是存在于一定的时空条件之下，犯罪原因也具有多样化的特点，实践中的刑事案件都是复杂的，民族地方的刑事案件则更为特殊，它不可能如同刑事法律规定的那样单一化，如果只是注重理论的基本掌握，忽视灵活运用，学生面临实际则无所适从。［2］其次，我国处于畅行法治的时代，法律条文的数量正以令人震惊的速度增长，其修改和变化的速度同样令人目不暇接，把所有现行刑事法律条文及其解释的知识都传授给学生不现实。同时，国家介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赋予民族地方自治权，刑法在民族地方的贯彻执行还需要顾及民族地区特殊情况，可以变通实施，其实施中需要考虑社会危害性等因素，此需要透彻理解刑法的精神，案例教学可以将民族地方刑事案例引入教学，以便了解对民族地方情况。（二）案例教学法在民族院校刑法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刑法学的“原理”“原则”“制度”规范等来自于社会实践，又指导社会实践。刑法学教学必须紧密联系我国立法、司法实践，联系实际越多，学生对知识理解越深刻，越容易接受。虽然各大院校都提出进行刑法教学改革，并声称将案例教学法已经运用于实际教学，然而事实不尽如此，部分院校在案例教学法的实践过程中存在大量问题，民族院校则不能脱俗。1．将案例教学法理解为讲授中的举例说明。在法学教育改革中，多个学校提倡案例教学法，但是在教学过程中部分教师对于案例教学认识存在偏差，在教学实践中误认为举例说明就是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法是由老师提供案例，由学生做好充分准备，从而对案例进行分析讨论，激发学生的思维，提高学生运用法律的能力。举例说明法是在讲授教学中，通过教师系统讲授法律理论和规则之后分析相关案例，由教师进行案例讲解或者由教师积极主动地指导学生分析案例，这种教学方式实质上还是解释法律理论和规则，难以培养学生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2．无视教材内容，盲目实施案例教学。教材内容是教学方法的直接对象，选择教学方法，必须根据教材的内容和特点。在教学改革的过程中，案例教学法是教改的重要部分，但是并非所有的科目和课程全部内容都适合于案例教学。刑法学是应用性学科，但具有特殊性，其是由总论和分论两个部分构成，总论是全部刑法理论的基础和核心，也是比较原则和概括化的内容，应该先从概念、特征原理，原则部分开始，只有掌握了基本理论，才能进行法律解析。在刑法总论部分盲目开展案例教学，会形成老师问，学生不能答，事实上成为了老师的一言堂，根本无法体现案例教学法的真谛。3．无视学生情况，全面推行案例教学法。学生是教学方法的实质对象，教学应依学生实际情况来安排，实行因材施教。教师授课的目的是为了使学生获得知识，提高其自身的素质。案例教学法是完全脱离教师的讲授，由学生通过对案例的讨论分析和对教师的提问获解决案例问题的知识和能力，所以这种方法对学生的要求也比较高，老师要有意识的对学生进行思维训练和培养，逐步培养法学思维。对于民族院校的学生更是如此，如果老师不考虑学生实际情况盲目实施案例教学法则根本无法发挥其真实意义，反而使学生无所适从，不知所终，从而引发对个人能力的质疑，产生自卑心理，不利于他们的心理健康，更就无法谈及激发兴趣。

案例教学法在民族院校刑法教学中的实践

高校教学方法改革如火如荼开展促进了案例教学法的实施，其通过活生生的案例调动学生分析的精神和思考的兴趣，它的互动性、启发性和创造性培养了学生运用法律解决实际法律问题的能力，激发了他们的创新性思维。民族院校实施案例教学法需要细致的思考，量力而行。（一）教学的课前准备1．教师要根据教学内容和学生的实际情况选择刑事案例。案例教学法的案例的选择至关重要，其可来自案例教材，甚至报纸、杂志、电视台和网络等媒体，也可以由民族院校老师自己编制。民族院校学生程度不同，斟酌选择案例，充分调动每个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激发学习兴趣。通过典型性案例巩固基本理论；通过具有深度和难度的启发性案例锻炼和提高学生思考的广度和深度；通过现实热点性案例引起学生浓厚的学习兴趣，如刑法中热点的许霆案件、贵州习水的嫖宿幼女案、躲猫猫案件、湄公河惨案等，既可以丰富教学内容，活跃课堂气氛，又可潜移默化的培养学生信息素质和分析能力。2．根据刑法教学目标和案例的内容确定问题。案例准备好后，教师应当研究供学生讨论的案例。根据民族院校各班具体情况巧妙设置问题，考虑案件定性可能引发的争议，掌控全局。既要随时解决学生提出的问题，又不能让学生远远偏离教学内容，放任自流，同时考虑到各个学生的不同程度，有针对性的提问。题目选择上要具有一定的启发性、诱导性、可争辩性，诱导学生展开讨论、促进争辩，从而进一步深化所学刑法理论知识。3．根据教学资源和学生人数来布置案例。问题设置好后，需要把案例提前展示给学生，以便学生有充分的时间去查阅刑法资料、深入思考。在此过程中，教师需要告知学生必读的材料及其具体的组织方式。案例教学是师生互动的过程，学生参与程度与参与质量是案例教学法成功与否的关键，参与前的准备非常关键。［2］教师要根据教学目标、案例案情、学生人数、教学环境等确定具体采取的组织形式。（二）案例教学的课堂组织1．引导发言。刑法案例教学成功的关键在于学生发言，教师要以学生为主，引导学生多方面、多角度分析案件，组织学生讨论、辩论，鼓励学生提出独立见解。根据学生的情况采取不同引导策略，对思维敏捷，表达清晰的学生提出质疑，深化刑法理论问题；对反应慢，表达能力普通的学生及时提示，提高每个层级学生的理论水平与实际分析能力。对发言的同学积极肯定，引导他们畅所欲言，不轻易对某一问题下结论，给学生自由发挥的空间。讨论中老师可以随机设定提问，控制讨论主题，有针对性的诱导学生思考，鼓励主动发言，避免冷场。2．教师点评。精辟的点评对案例教学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点评可以穿插在案例讨论过程中，也可以对某个学生的发言情况做简要评论，还可以在案例讨论结束时进行总结点评，包括对讨论情况的客观评价、罪与非得罪分析评判。对总体情况的评价涉及到刑法理论问题和具体表达方式的全面评价，并提出问题引导课后思考；对案例的分析，既要给出案例结论和相应的依据，又要结合法律理念对该罪进行评判。最终达到掌握刑法基本理论，锻炼法律思维的目的。（三）案例教学的课后综述案例教学的课后综述是案例讨论的总结，即对思考和实践的结果进行归纳总结，通过小论文方式进行。小论文是案例教学的后续环节，是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3］通过撰写小论文，使学生将一些尚不成熟的想法通过写作进一步论证成熟，诱导学生对课堂上言犹未尽的刑法理论进一步思考，拓展思维空间，还可以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教师可以就小论文的选题切入点、论证的完善度、研究的深入化进行考核评价，作为平时成绩。通过此过程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徒法不足以自行”，如果只有法律规则，而没有适用规则的高素质人才，规则之治就是空中楼阁。民族地方法律人才的培养是我国民族地方法制现代化建设的根本，案例教学法可以在很高的程度上锻炼和提升民族院校学生实际应用法律的能力。尽管我国是成文法国家，传统的讲授式教学方法根深蒂固，还不具备完全移植英美国家的案例教学法的土壤和基础。［4］但是我们可以借鉴和吸收英美国家案例教学法的合理内容，结合我国的传统教学方法，不断创新和完善刑法教学方法，以期增加民族地区学生学习的乐趣、深度和广度，为民族地区培养更为专业化的法律人才。

本文作者：王亚妮黄军锋工作单位：西藏民族学院

川有峨眉山，巍峨磅礴;鄂有神农架，钟灵毓秀。2017年湖北省法学会刑法研究会年会暨“灵秀湖北与生态刑法”学术研讨会于8月10日———12日在湖北省神农架林区木鱼镇召开。本届年会由湖北省法学会刑法研究会主办，湖北省神农架林区人民检察院和湖北省神农架林区人民法院联合承办。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对生态文明建设做出了顶层设计和总体部署。由此，中央层面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还相继制定了相关文件，进一步突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以及落实新的“绿色化发展”的前进道路。在系列国家政策的宏观指导下，自1979年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制定了32部有关环境资源的法律。2014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更是审议通过了修改后的新《环境保护法》，不但使这部法律更具可操作性，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环境违法成本低，难以发挥阻遏破坏生态的环境犯罪的作用以及容易逃避法律制裁尤其是刑事处罚的问题。2016年12月，最高法、最高检了新的《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进一步加强了对非法处置危险废物、在环境检测数据上弄虚作假、无证排污行为的打击力度。2017年1月，环境保护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环境保护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办法》，为进一步有效解决有案不立、有案难移、以罚代刑等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重大难题提供了合法依据。但如何加强立法与实务的对接，消解理论与实务的隔阂，夯平理论与实务的鸿沟，使理论研讨适用新形势和新要求，使两者在防控与打击日益凸显的生态环境犯罪上协同并进、齐心一致，仍旧是刑事理论界与实务界探究的重点，也是本次刑法学研究会年会探讨的核心。

“灵秀湖北”的诞生始于2009年湖北省旅游局按照省委省政府的要求，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旅游形象主题口号、形象标识的过程，并最终于2011年由省政府审定通过成形。“灵秀”二字，取自“钟灵毓秀”，寓涵“灵韵雅致，山明水秀，人杰地灵、德才兼具、学养深厚”之境意，又有“天然去雕饰，清水出芙蓉般行云如水，浑然天成”之美意。如明朝张居正的《宫殿纪》:“二大都在寰宇间，皆据百二之雄胜，萃岳渎之灵秀，鸿图华构，鼎峙於南北。”又如清朝陆以湉的《冷庐杂识?神缸》:“天台为仙境，为佛地，无怪钟灵毓秀，甲於他邑。”“灵秀湖北”，山川秀美之湖北，鸾翔凤集之湖北，含义隽永，言简意赅，既有对湖北自然山水的赞美(如三峡人家、清江画廊、武汉东湖、神农架、西陵峡口等景区，富有地域特色)，也有人文历史的含量(因华夏始祖炎帝神农氏架木为梯，采尝百草，救民疾夭，教民稼穑的神农架;荆州古城三国时期的楚文王、屈原等。古隆中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和刘备;因苏轼《赤壁赋》而得名的文赤壁和东汉末年的赤壁之战的武赤壁。元末明初，开创成为我国中华武术流派之一的武当派道人张三丰;近现代的才人有李先念、董必武等)，可以说是对湖北多姿多彩旅游产品的点睛之笔。“生态”一词，现在通常是指生物的生活状态，也包括它们之间以及它与环境之间环环相扣的关系。在日常生活中，许多美好的事物，如健康的、美的、和谐的等事物均可冠以“生态”修饰。“生态犯罪”是指违反国家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侵犯生态环境法益，其行为导致生态环境受损或者陷入受损之风险，严重危害生态安全的行为。生态犯罪的本质是行为人侵害了生态环境利益，破坏了生态系统的平衡性。作为对生态犯罪认识升华的“生态刑法”，它是指保护生态法益的罪刑规范。广义的生态刑法不仅包括刑法典中保护生态法益的法律规范，而且包括行政法律法规中保护生态法益的罪刑规范。狭义的生态刑法，也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刑法典中保护生态法益的罪刑规范，另一种是特别生态刑法。随着人类对生活品质高标准的追求，绿色化发展的生态观也逐渐成为了普遍共识，在刑事法律上，就要求刑法“生态化”。“刑法生态化”，是按照21世纪环境时代的要求，逐渐将生态原理引入刑事立法领域，对现行刑法进行全方位的调整、改进和创新。其具体途径是重新界定环境犯罪，完善相应的刑事处置措施，使刑事立法更加符合生态规律的要求。刑法生态化以“实现环境与自然资源保护的目标、在法律上充分体现环境与自然资源的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为立法原则。这既是符合生态学的公平性、持续性、协调性、循环性、生态平衡性的基本原则和原理，也是体现了将环境保护思想和可持续发展观融入刑法制定和实施的全过程，使刑法制度朝着环境友好与可持续发展的方向改革的环境时代客观要求。

神农架林区，1970年经国务院批准建制，直属湖北省管辖，是中国唯一以“林区”命名的县级行政区。林区内生物矿产土地资源极为丰富，自然景观密集且秀丽多奇可观性极强，更具有许多林区独特的动植物品种，因此，林区享有最美中国目的地景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等多个国家级品牌称号，还拥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人与生物圈”保护区网成员、亚洲生物多样性永久性示范基地、世界地质公园、国际重要湿地名录等多个世界级品牌称号，更是在创建“全域旅游”与国家“一带一路”战略、长江经济带战略、湖北“一元多层次”战略和林区“一园一地一区”战略发展中具有重要政治经济地位。由于在对林区进行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对原生态环境的保护不足，林区内的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破坏，动植物物种种类的减少;林区内的香溪河、沿渡河、南河、堵河四大主要河流有不同程度的污染，鱼类明显减少，对居民饮用水也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交通等大量基础设施建设，小水电过度开发、矿山大量开采、旅游开发，造成大量植被被破坏，地质灾害时有发生，存在严重的隐患;日常生活垃圾也影响整个生态环境质量。再加上态保护资金投入少与投入渠道单一，科研力量有限导致生态保护能力建设滞后，生态监测处于起步阶段导致信息不足，渠道不畅，这些都是林区生态环境保护面临的现实重大威胁。所以，以保护环境优化的经济增长模式，充分发挥“环境保护”参与宏观调控的倒逼先导作用;加强宣传教育，扩大公民环境权利，建立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新机制;建立政府监管与引导居民清洁公共空间环境的长效机制;完善刑事立法与实务在防控与打进生态犯罪上的有效对接等举措，应是有效解决包括林区在内的生态环境破坏与污染的较好路径。本届年会主题定为“灵秀湖北与生态刑法”，并拟定四个子题，即“生态刑法的一般问题”、“生态刑法中的具体个罪制度”、“生态环境保护执法中的“两法”衔接问题”以及““一圈两带”与神农架生态、安全与反恐之刑法规制问题”。按照年会的惯例在会前进行了论文征集。截止2017年7月20日，会议共收到投稿论文150余篇，经论文集编委会多次研究讨论，最终审议决定编辑收录论文140篇，分为上下两册印行发送读者。古有西晋文学家左思《三都赋》之千古佳作的“洛阳纸贵”，今有湖北省刑法学年会《会议集》之“班马文章”的“争相传阅”。在不胜枚举与浩如烟海的学术机构中，在汗牛充栋，左图右史的世界书库中，湖北省刑法学年会及其文集的弦歌不辍与薪火相传，无不是“不积跬步，不至千里;不积小流，不成江海;锲而不舍，金石可镂”的全心致力于刑事理论与实务研究的治学格物精神的硕果。《尚书?大禹谟》有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人心是危险难测的，道心是幽微难明的，只有自己一心一意，精诚恳切的秉行中正之道，才能治理好国家。那么，在通过刑法的律法之治规范民众的言行，惩治犯罪行为，以助力于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之时，求真务实，不偏不倚，公正廉明，允执厥中亦是诸位法律人员的座右铭。

作者:康均心 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06年度我国的刑法学研究，在基础理论和实务问题方面取得了进展，尤其就和谐社会语境下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刑罚改革、刑事和解等问题形成了研究热点。据粗略统计，2006年度出版刑法学著作包括个人学术专著、编著与译著不啻百部；在各类学术期刊上发表刑法学术论文2000余篇。①本年度刑法学学术交流频繁，举办了十余次富有成果的学术研讨会。②整体上看，2006年刑法学研究的热点问题突出表现为以下方面：

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问题研究

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提出为契机，学术界在2006年度内将刑事政策的应有地位及其发展走向等问题作为普遍关注的理论课题。

(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基本内涵及其定位问题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应该是我国现阶段惩治与控制犯罪的基本政策，而如何正确理解这一刑事政策所蕴涵的基本精神和内容也就成了贯彻该政策的前提。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内涵问题上，学界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那就是对于不同的犯罪应当分别采取宽严不同的刑罚：该宽则宽，该严则严。但这并不意味着宽而无严或者严而无宽。相反应当做到宽中有严，严中有宽，宽严适度，防止和纠正畸轻畸重。③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刑事政策的发展，经历了从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政策到注重严打政策再到强调宽严相济政策的起伏式变化过程。所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时代定位问题，即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以及严打政策的关系问题，是学术界极度关注的重要课题。就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的关系问题，有论者主张，我国刑法曾经确立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政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二者之间属一脉相承。④有论者认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的一部分，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的题中之义，属于具体的刑事政策。⑤也有论者基于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表述方式、侧重基点、司法倾向及关注重点等分析，指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新形势下对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的变革。⑥换言之，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提出的时代背景尤其是法治基础存在着很大差异。所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继承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的基本精神的同时，也具有与时俱进的新内容。⑦针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确立是否与严打政策存在冲突的问题，有观点指出，严打政策既不利于公民权利保障，也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严打政策只是对付犯罪的权宜之计，随着社会的转型，严打政策理论和实践暴露出局限性，作为一种刑事政策的历史使命已经完结。⑧也有观点认为，提倡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更多的是强调刑法宽缓的一面，但不能由此认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只是轻罪刑事政策。从这个意义上说，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不是对严打政策的取代，更不是对严打政策的否定，而应当将严打政策纳入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框架中确立其地位。⑨不过多数学者在分析严打政策存在弊端的同时，指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提出旨在矫正严打政策所形成的非理性的重刑主义倾向，所体现的正是人们期盼已久的注重“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二者之间保持动态平衡的进步司法理念。⑩

一、废除死刑的思想及实践

死刑根源于原始社会的同态血亲复仇,在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死刑被广泛地使用着,成为阶级社会统治者的重要工具。进入近代社会后,随着人文主义思想的兴起,死刑开始受到质疑。1516年,英国思想家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一书中首次提出废止盗窃罪的死刑。孟德斯鸠认为:“对于自然给予我们的领导人类的手段,应该谨慎地使用。”①著名法学家边沁也认为:“死刑几乎永远是一种不必要的或没有效果的权宜之计。对于那些使用轻刑或使用徒刑就能防止其再犯罪的人,使用死刑是没有必要的;对于那些把自己作为一个对付绝望的难民而放任自流的人,死刑是毫无效果的。对于每一种犯罪都用死刑来惩罚的立法者的政策,就如同一个小孩把自己不敢看的昆虫揉碎所具有的卑怯恐惧一样。”②

18世纪后期的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在其名著《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首次阐述死刑的弊端及废除死刑的理由,从而拉开了死刑存废之争的序幕。随着社会的进步,人权运动的发展,要求废除死刑以拯救作为基本人权的生命权的呼声日益高涨。尤其是国际人权运动的加剧和诸多国家废除死刑的实践,使废除死刑已成为国际社会刑罚改革的先导,并将是否废除死刑作为衡量各国或地区人权状况的重要因素。联合国大会1989年12月通过的《旨在废除死刑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任择议书》明确指出:“废除死刑有助于提高人的尊严和促进人权的持续发展”。“在本协议书缔约国管辖范围内,任何人不得被处死刑。每一缔约国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在其管辖范围内废除死刑”。死刑废除论已成为时代主流。

截止2005年2月12日,世界上已有83个国家废除死刑,其中欧洲40国、亚洲8国、非洲12国、北美洲6国、南美洲6国、大洋洲11国。废除死刑的国家中,近一半是欧洲国家,包括世界上第一个废除死刑的国家圣马力诺(theRepublicofSanMarino,1848年)。③

二、学界废与留的争论

在我国法学界,关于死刑废与留的问题一直争论不休。受我国“重刑主义”传统思想的影响,支持保留死刑的学者认为重刑乃至死刑是遏制犯罪的有力工具,是保卫社会的重要手段,主要理由有:1.死刑具有最严厉的惩罚性,可以实现对罪行特别严重的犯罪分子的惩罚;2.“杀人者死”,死刑复核最原始的罪行相应的正义观;3.死刑是剥夺人生命的极刑,可以有效的预防犯罪;4.与自由行相比,死刑具有执行上的现实性和简便性。

一、废除死刑的思想及实践

死刑根源于原始社会的同态血亲复仇,在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死刑被广泛地使用着,成为阶级社会统治者的重要工具。进入近代社会后,随着人文主义思想的兴起,死刑开始受到质疑。1516年,英国思想家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一书中首次提出废止盗窃罪的死刑。孟德斯鸠认为:“对于自然给予我们的领导人类的手段,应该谨慎地使用。”①著名法学家边沁也认为:“死刑几乎永远是一种不必要的或没有效果的权宜之计。对于那些使用轻刑或使用徒刑就能防止其再犯罪的人,使用死刑是没有必要的;对于那些把自己作为一个对付绝望的难民而放任自流的人,死刑是毫无效果的。对于每一种犯罪都用死刑来惩罚的立法者的政策,就如同一个小孩把自己不敢看的昆虫揉碎所具有的卑怯恐惧一样。”②

18世纪后期的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在其名著《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首次阐述死刑的弊端及废除死刑的理由,从而拉开了死刑存废之争的序幕。随着社会的进步,人权运动的发展,要求废除死刑以拯救作为基本人权的生命权的呼声日益高涨。尤其是国际人权运动的加剧和诸多国家废除死刑的实践,使废除死刑已成为国际社会刑罚改革的先导,并将是否废除死刑作为衡量各国或地区人权状况的重要因素。联合国大会1989年12月通过的《旨在废除死刑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任择议书》明确指出:“废除死刑有助于提高人的尊严和促进人权的持续发展”。“在本协议书缔约国管辖范围内,任何人不得被处死刑。每一缔约国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在其管辖范围内废除死刑”。死刑废除论已成为时代主流。

截止2005年2月12日,世界上已有83个国家废除死刑,其中欧洲40国、亚洲8国、非洲12国、北美洲6国、南美洲6国、大洋洲11国。废除死刑的国家中,近一半是欧洲国家,包括世界上第一个废除死刑的国家圣马力诺(theRepublicofSanMarino,1848年)。③

二、学界废与留的争论

在我国法学界,关于死刑废与留的问题一直争论不休。受我国“重刑主义”传统思想的影响,支持保留死刑的学者认为重刑乃至死刑是遏制犯罪的有力工具,是保卫社会的重要手段,主要理由有:1.死刑具有最严厉的惩罚性,可以实现对罪行特别严重的犯罪分子的惩罚;2.“杀人者死”,死刑复核最原始的罪行相应的正义观;3.死刑是剥夺人生命的极刑,可以有效的预防犯罪;4.与自由行相比,死刑具有执行上的现实性和简便性。

一、司法考试中刑法学试题的特点

2002年开始的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其目标是为国家选拔优秀的法律实务人才，因此司法考试侧重于考查学生对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法学本科教学包括刑法学在内首先注重的是对学生进行比较完整的理论知识的传授，以课堂讲授为主甚至为唯一的方式，往往忽略了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和提升，因此司法考试侧重考查学生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对传统刑法学的教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从历年司法考试刑法学试题来看，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考题都以案例形式出现，并且紧密结合社会生活事件。司法考试中刑法学知识在卷二和卷四中。卷二中刑法学试题的题型包括三类：单项选题、多项选题、不定项选择题。一个单项选择题就等于是一个小案例；一个多选题就等于是四个小案例；一个不定项选择题一般就相当于是一个中型的案例。卷四中的题型即为标准的案例分析。所有这些刑法学的试题都要求考生能够灵活运用刑法学理论来分析、解决实际问题，并且有些案例就是来源于当年或上年的现实中受到广泛关注的真实案例，经过编辑而成为司法考试中刑法学的真题的。如曾经发生的许霆案、刘涌案、汽车修理工恶作剧将高压气泵塞入同事肛门充气事件等等。（二）考查的知识点中法律条文的细化甚至是偏僻化。司法考试中不少刑法学的试题中都融入了刑法典条文或者司法解释的条文，有些试题实际上就是借用选择题的方式直接考查考生对相关条文的理解和记忆。学生如果没有看到该条文，即使理论知识学得再全面完整，也很难答对题目。从涉及到的条文来看，有些是比较细化的，有些甚至是比较偏僻的，尤其是涉及到司法解释的条文时更是如此。但是刑法学教学中教师一般都不会要求学生去记忆法律条文，更不会涉及一些比较偏僻的刑法条文。（三）注重将总论知识点和分论知识点进行综合考查。刑法学知识体系以严密而著称。尽管严密的体系起到了对知识点的提纲挈领的作用，但是体系本身并不能有效解决实际问题。当实践中出现问题需要解决时，往往需要将各知识点超越体系或跨越体系进行有机结合。因此，司法考试中刑法学往往是同时将总论和分论各具体罪名交织在一起对考生进行考查。其要求考生不论是做选择题还是做案例分析题，尤其是案例分析题，不能顾此失彼，一定要有总论分论一体的理念，要将总论和分论综合运用起来进行问题分析，总论中涉及到分论的知识点，分论中又结合着总论的知识点。

二、面对司法考试挑战下的地方高校刑法学教学的反思

（一）刑法学教师实践能力的普遍缺乏影响着。学生实践能力的有效提升尽管近几年高校从指导思想上一直强调“双师型”教师的培育，但是由于大气候的影响，评判一个高校的综合实力，首先是看其科研实力。因此，高校在招聘法学专业教师包括刑法学教师的时候，首先关注的是应聘者的科研能力（尤其是在南大核心期刊上发表的文章篇数）、学历及学位（原则上都要求博士）、毕业学校（甚至包括应聘者硕士就读的学校是否是211或985高校）。按照这样的标准的应聘者，绝大多数都是一直从本科读到博士，从学校到学校，毕业后直接从学生身份转变为教师身份的。由于职称评审、科研考核等方面的压力，使得这些教师不得不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科研中。一些刑法学教师很少甚至都没有从事过具体的刑事司法实践。刑法学是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课程，如果教师实践能力缺乏，在讲授过程中自然地会倾向于概念的解释和理论的阐述，即使学生比较好地理解掌握了，但是一到实践中他们往往会发现所学理论对于实践问题解决的尴尬。这就意味着尽管学生较好地掌握了理论知识，而其实践能力却很难得到有效提升，形成了理论与实践的割裂。（二）刑法学教学内容缺乏有机整合。刑法学内容总体上可以分为两大部分，即总论和分论。总论又主要包括犯罪论和刑罚论，分论包括十类犯罪，有近480个罪名。国内目前大多数的刑法学教材体系总体上与刑法典的体系相类似，其章节的逻辑顺序与刑法典基本是一致的。教材的编写追求内容及逻辑体系的完整性和统一性应该没什么问题，但是作为教学而言，要想在有限的课时内按照教材的内容和逻辑体系进行讲解，往往会发现一是课时不够用，二是学生学习了后面的内容，往往会忘记了前面的理论，而在学习分论的具体罪名时，又往往会将一些相似的罪名或关联罪名混淆起来。这是因为教师在追求体系理论完整性的同时忽略了实用性，忽略了如何将教材体系转变成教学体系、将教材内容转变成教学内容、将教材语言转变为教学语言。（三）刑法学教学方法单一。目前，多数地方高校在刑法学教学中仍然沿袭传统的以课堂讲授为主的方式，注重刑法学的理论知识的完整性和追求其逻辑的完美性。尽管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会辅之以其他的教学方式，如案例教学等，但是因为刑法学知识体系的严密和内容的系统性，尤其是总论部分，再加上很多的刑法学知识点对于初学者难以把握，因此在课堂上主要是以教师的讲授为主，有时几乎就是一言堂，学生仅仅成了被动的听课对象。尽管教师也会经常将案例讨论引入到课堂教学中，但很多场合仅仅是作为对一个理论的印证，学生仍旧处于被动的听的角色，很难有效地参与到案例的分析中去。因此，“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教育理念就无法有效落实。这种单一的教学方式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创新型人才培养的要求，特别是面对司法考试的冲击，更是显得招架无力。（四）刑法学考核方式单一，考核题型偏重于记忆。当前刑法学考核方式主要还是期末一次性闭卷考试。考试题型一般为选择题、简答题或问答题、案例分析题，但是案例题所占比重一般不超过40%。也就是说考查学生综合运用能力的内容比例小，题型比较单一，而考查记忆性的内容则偏多。一些学生将老师上课的PPT内容进行整理记忆，有的可能是全班用一份统一整理的笔记内容，就能顺利通过期末考试，一部分学生甚至还能获得较高的分数。而一旦学生需要运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时，他们就会发现无从下手。因为这种单一的考试方式及偏重于记忆的考核并没有达到促进、提升刑法学教学的目标，更别说学生综合素质能力的有效提升。

三、以司法考试为契机改革刑法学教学

作为一名法学本科毕业生要想从事司法实务，必须首先通过司法考试。从某种程度上说，司法考试就是一座连接法学本科毕业生与法律职业的“桥梁”。就地方高校刑法学本科教学而论，司法考试对其既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同时也带来了难得的机遇。教师在刑法学教学过程中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一挑战与机遇，以此为契机，改革刑法学教学，使之既能符合地方高校法学培养目标，又能与司法考试相互促进，良性互动。（一）整合一支理论与实践经验有效结合的刑法学教学团队。刑法学的内容无论是犯罪论、刑罚论还是分论，都具有很强的实践性。教师在授课中不但要能使课程内容形象生动，使学生愿意听、愿意思考，更要使学生运用理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综合能力得到提升。而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的老师恰恰满足了这一要求，而一支理论知识扎实和实践经验丰富的刑法学教学团队则更能够发挥各自特长，形成合力。一般来说，刑法学教学团队可以由3名左右的专职教师以及司法实务部门人员组成，专职教师的年龄、学历、职称搭配合理。例如笔者所在学校的刑法学队伍有三名教师，其中中年教师一名，青年教师两名；博士学历一名，硕士学历两名，副教授两名，讲师一名。团队的每位成员通过多种方式参与到司法实践中去：两名教师属于“双师型”教师培养对象，在司法实务部门挂职；一名教师从事兼职律师。而司法实务部门的人员主要指导学生的实践活动的开展以及一些实务性很强的课程。通过这样的教学团队，既能使学生形成比较系统的刑法学知识体系，又能最大程度地满足司法考试对学生实践能力的要求。（二）有机整合刑法学教学内容。基于司法考试刑法学试题的特点，我们就应该在不违背法学本科教育目标的前提下探索其规律并在授课中加以解决。刑法学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犯罪与刑罚，而对这两个基本问题，刑法典又以总则和分则加以规定。在司法考试中，总则部分一直是司法考试的核心，分则部分的重点内容及一些重点法律条文也不容忽视，在考题中这些方面往往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重在考查学生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在刑法学教学中把握了以上的命题导向，结合刑法学基础理论知识，在教学中就要积极思考解决如何实现教材内容、法典规定、单行刑法与相关司法解释以及经典真题有机结合、融为一体。在教学过程中，特别要关注大量的刑法典之外的司法解释。与其他部门法不一样，刑法不是仅有较为全面、集中的解释或者意见，涉及到刑法问题的立法、司法解释也十分繁多。刑法的立法、司法解释许多就是针对刑法典某一条文而作出的，甚至是针对某个小制度或罪名而作出的，并非系统地针对刑法典全文的解释。对于学生而言，弄清这么繁多而又十分零散的立法、司法解释与刑法典是何关系、是否都要掌握、如何掌握、掌握到什么程度以及司法考试的考查角度等都是棘手的难题，而这又是司法考试的重点之一。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对繁多的刑事立法、司法解释加以取舍，并将其与刑法典一起穿插于各相关知识点之间而不单独零散介绍。立足于司法考试刑法学试题的规律，力争在授课过程中详略得当。对司法考试中不涉及而又非基础的理论知识、非重点内容简单讲授即可，而对司法考试涉及的重点知识点而且又是理论知识中的重点，如何详细讲解都不为过。如在分则部分，对一些常见的重点罪名如交通肇事罪、抢劫罪、盗窃罪、贪污罪、受贿罪等不厌其烦，并且尽量细致入微；而对其他司法考试中很少涉及到的章节条文内容则删繁就简、略作提醒，如分则第一章、第七章、第十章60多个法条近80个罪名可以简单地讲授。同时，在讲授分则内容时，可以有意识地将分则各章罪名进行合理调整而非局限于传统的类罪之下的讲授，以适应于司法考试灵活运用的需要。例如：讲授抢劫罪时，在系统讲授我国刑法典中第二百六十三条规定的抢劫罪的基础上联系第二百六十七条第二款“携带凶器抢夺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第二百六十九条“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第二百八十九条“聚众‘打砸抢’，……毁坏或者抢走公私财物的，除判令退赔外，对首要分子，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进行讲解。之后，再进一步将抢劫罪与抢夺罪、索财型绑架罪、敲诈勒索罪、强迫交易罪等罪名进行对比讲授。因此，围绕一个典型罪名，可以将许多相关罪名进行联系讲授，使学生能够有效地掌握相关罪名，加深其理解，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三）改革刑法学教学方法和构建多元化实践教学体系。传统刑法学授课的优势是能够系统讲解刑法学的知识点，能够使学生形成刑法学知识的完整性和逻辑的严密性，不足之处是将学生作为教学的客体，不能与学生形成有效的课堂互动。尽管这些年对传统的刑法学教学方法已经做了很大的改革，但是由于受到种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教师在课堂上更多的仍是一言堂，注重刑法学理论知识的阐述，缺少与学生的互动（尤其是一个班级的人数达到80人以上的），更无法提升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目前国内一些学者认为应该借鉴美国法学教育中运用的案例教学法，一些高校的刑法学教师也在课堂上运用。但正如一些学者提出的，案例教学法是在美国特殊的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在中国应该改革完善案例教学，但不是案例教学法。笔者在刑法学的教学中的做法是：借鉴吸收案例教学法的优点，在刑法学授课过程中，选取经典案例（但案例的选取要少而精），既可以是司法考试真题，也可以是其他来源的典型案例（如《今日说法》）。在授课过程中灵活运用所选案例，根据不同的需要，案例既可以课前给学生，让学生准备课堂上提出问题，分析问题，笔者进行引导和总结；也可以课堂上在讲解某个知识点后给学生，让学生对所学的理论进行验证。在课堂讲授中将课外的资料阅读、热点案件追踪、两高法律文本的学习与课堂讲授结合起来，强化课堂教学的实践性和理论性。培养方案中构建从大一到大四的不间断的多元化实践教学体系。例如：大一开设专业认识实习；大二开设社会调查；大三开设学年论文撰写、专业实习；大四开设模拟法庭、毕业实习。每年的“3•15”和“12•4”国家宪法日组织学生开展法律咨询和法律服务、假期组织学生到律师事务所及法院进行社会实践。（四）改革刑法学的考核方式。考试具有检测学生学习成绩和学习导向的双重作用。为了使考试的功能有效的发挥，教师需要精心设计刑法学考试的内容与方式。就考试内容来说，教师要能够将总论内容和分论内容有机结合，考试试题一部分可以直接来源于司法考试真题，一部分参考司法考试真题做一些修改，一部分借鉴法律硕士研究生考试真题及法学硕士真题，最后一部分则是教师根据授课实际及学生实际灵活出题。这样一来，既能使学生关注司法考试，也同时关注课堂老师的讲解。就考核方式来说，适当改革以闭卷考试为唯一的方式，有些案例分析题可以采取开卷考试的方式。合理确定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的比例。就考试题型来说，减少简答题和问答题，增加不定项选择题、法条分析题和案例题的分量。

被告人杨某担任村民委员会主任期间，为牟取一定的经济利益，违反土地管理法规，未经土地主管部门批准，多次参与、决策以村委会的名义，将该村集体所有的农民承包经营的基本农田及该村集体所有的林地、旱地等土地非法转让给马某等十五名矿主采矿或开办选矿厂，至使该村有78亩基本农田遭破坏，现已无法复耕。被告人杨某在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期间，多次向多人索取、收受财物达52万元。

二、分歧意见

在审理该案过程中，就被告人杨某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意见较统一，一致认为被告人杨某的行为已构成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罪。但就被告人杨某多次向多人索取、收受财物达52万元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形成二种意见：

第一种观点认为，被告人杨某多次向多人索取、收受财物达52万元的行为构成受贿罪，应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理由如下，2000年4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立法的形式对《刑法》九十三条第二款作出解释，该解释规定：“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协助人民政府从事下列行政管理工作时，属于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一）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的管理；（二）社会捐助公益事业款物的管理；（三）国有土地的经营和管理；（四）土地征用补偿费用的管理；（五）代征、代缴税款；（六）有关计划生育、户口、征兵工作；（七）协助人民政府从事的其他行政管理工作。”，虽然被告人杨某的行为不属于该解释前六种情况，但其行为符合该解释第七种情况，其身份属于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应以受贿罪对其定罪量刑。

第二种观点认为，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被告人杨某多次向多人索取、收受财物达52万元的行为不构成罪。理由如下，被告人杨某的行为不属于该解释前六种情况，而该解释的第七种情况为兜底性条款，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没有对这一兜底性条款作出进一步的解释之前，依据罪刑法定原则，法无明文不为罪的要求，司法机关不易引用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刑法》九十三条第二款解释的第七种情况。因此，被告人杨某多次向多人索取、收受财物达52万元的行为不构成罪。

三、评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