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强奸罪立法之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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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改革开放紧接着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我国在经济上与国际社会产生了趋同化，进而跟随时代的发展，文化传播也跟上了信息时代的潮流，西方思想的良莠不齐随着这一股潮流无限制的涌入至国内，且与我国传统观念产生了冲击点，尤其是在性交方式的多重化方面，强迫性性行为的具体行为主体地位发生了改变。譬如同性性侵、女性性侵男性的现象逐渐显现出来，并与之俱增。以我国现行刑法关于强奸罪的相关规定为依照条件，剖析前者已存在的不足并给予相对应的完善意见，将国际社会对于该罪名的立法趋势与我国相较，阐述完善强奸罪的重要性、意义，给予确实有效的立法建议。

【关键词】强奸罪；犯罪对象；男性性权利

一、我国强奸罪现阶段的立法缺陷

我国现行刑法立法层面在对强奸罪的构成上，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的缺陷，以下具体阐述：（一）从犯罪主体角度存在的缺陷。我国对于强奸罪所适用的犯罪主体为男性，就是说只有男性才能作为该罪名的直接正犯，该罪名的帮助犯、教唆犯并没有具体的规定说必须是男性，因此女性也可能以强奸罪的间接正犯或共同正犯被做出判决。该情形的存在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传统的男权主义思想观念根深蒂固。中国历史上封建主义社会笼罩下的男权主义统治时间过于漫长，对于中国社会已经有了深远流长的影响。一直以来基于社会的主导力量是由男性搭建起来的，保持着统治地位的作用，将女性作为男性的附属品而并非是一个有着独立思想和行为的“人”，其所有的思想与行为是由男性进行灌输和规制，导致女性处在一个服从和被动的境地。第二个原因，中国古代对于强奸罪的认定适用“阳具插入说”。虽然中国的封建主义社会的“人治”思想严重，但是同样存在法律对于人们的约束，更甚有些朝代对于法律的发展起到很大的作用。对于在法律方面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中，男性对女性发生强迫性行为的犯罪行为或多或少是有一定研究与总结的。第三个原因，男性与女性的生理机能的不同。男性之所以作为家庭生产资料的主要劳动力，正是因为男性的身体机能等方面都要远强于女性。当然如此，多数人认为女性作为侵害人在对男性进行侵犯时，暴力、侮辱等行为的程度也远不及男性作为实施人，正是因为此种偏见，导致现阶段男性的性权利屡屡遭受侵犯，然而侵害人不能被依照法律合理地进行审判而付出应有的代价。（二）从犯罪客体和犯罪对象角度存在的缺陷。就以目前国内的刑法学教科书的编撰群体来看，基本所著的内容基本都是该种观点，对于男性性权利的不可侵犯性并以明确条文内容的形式在刑法中来保护，即使男性的性权利真实的被有所侵犯，依照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也不能按照强奸罪来进行适用处理。以此来推论，妇女在现实生活中若是对男性用以暴力或是胁迫的方式来进行强迫性行为，以及男性对其他被害男性实施非通常形式的性交行为，譬如或是肛交的方式，则不能以强奸罪对其进行认定。（三）从客观方面的角度存在的缺陷。纵观我国刑法条文未看到对于“性交”一词的具体概念与定义，更未明确对该词语进行限制性描述，只是以目前法学理论界是以“阳具中心性交观”作为主流学派，即男性的阴茎插入女性的阴道。只是从社会发展方面来看，目前定义的性行为已经无法达到有着新的性观念的群体，性行为的多重化其中包括要求、肛交、乳交甚至是手淫，其社会的危害性并不小于传统意义上的性交，并且此等非典型的性交模式还被法律条文屏蔽开来。

二、比照国际社会对强奸罪的相关规定及修改

根据20世纪中后期所形成的性交观念，为了更好地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国际社会针对强奸罪所涵盖的性交行为进行扩张式认定，并予以修订相关法律条款，完善趋势存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提高对男女平等原则的适用，妇女能够作为犯罪的直接主体。部分国家对强奸罪的犯罪主体在性别上没有具体的限定，而是以自然人为主体所规范的，并没有使用限定性词语或文字。在20世纪下半叶国际社会以英国、德国为首兴起司法改革的热潮，在刑法中的实体罪名也随之有所变化，加拿大特定在强奸罪进行有效改革，于1983年确定取消了强奸罪的性别限制问题；美国得克萨斯州在强奸罪的原有保留的状态下，另外又设立强奸男性罪，额外将妇女作为该罪的犯罪主体，为了是与强奸罪相平衡对称。（二）在犯罪对象的范围上扩大性解释，将男性纳入被害人的行列。以前文国际社会司法改革的热潮，德国、法国、意大利等欧洲发达国家在立法方面更具有指向性的作用，将其刑法典中关于强奸罪中的“妇女”改为“他人”，即包括了男人和女人。以简单的立法方式来完善现阶段的不足，但是同时能看出各国对此问题上趋向性是一致的。（三）以反向列举的手段对性交方式确认，保证强奸罪的行为方式多重性。仍有些国家将用其他罪名取代了强奸罪的相关罪名，例如加拿大所采取的就是“性侵犯罪”的名义。将该罪名实施行为进行等级划分，大致以三级来衡量：第一等级为单纯的性侵犯，在侵犯性自由权时未对被害人予以其他加害行为，即未使用暴力手段；第二等级为涉及武力、武器等具有暴力性、胁迫性的性侵犯，在实施过程中对被害人的其他人身权或者财产权进行携带性侵犯的可能性；第三等级为使用恶劣暴力手段使被害人严重受伤的性侵犯，犯罪实施行为在过程中或是结束后导致被害人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甚至是精神损失、心灵创伤等方面具有不可恢复性侵害。加拿大等国家依照上述内容进行深入分析，并规定了相应的惩罚机制与处罚量刑的规则。以此来证明加拿大等国家并不再以学术界的争论范围内的学说来认定该罪的惩戒制度，更不是以阳具是否插入女性阴道为唯一标准，而是以性侵犯的实施暴力等级来对犯罪行为人进行制裁。[1]

三、对我国强奸罪的完善势在必行及其影响

（一）完善原因方面。首先，就是目前社会在性自由权的保护方面具有急需性。是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的适用角度来看，不应当只有妇女的性权利能够给予完全的保护，男性的性自主决定权也应当受到同等保护。其次，为适应社会公众性观念的转变。现如今社会职场舞台开始出现两性文化，同时超常化的女权主义也开始裂变开来，不仅仅要求男女平等这一正常的基础原则，而是带有“报复性”的目的，在掌握一定政治权利或是经济地位后，想要弱势变强势开始征服男性的欲望尤其强烈。再者，顺应国际社会的立法潮流。根据前文的阐述，在法律相关条文的修改上已经有多数国家完成，对男性的性权利保护的条文有所增加，并且在强奸罪犯罪主体的范围上也扩大包括了女性。另外从强奸罪被害人为男性的角度分析其存在的可能性，应该有三个原因：1.现阶段公众的思想观念有相应的转变。以社会发展进程来说，当社会文化可接受性和开放性的提高起到以下作用：（1）女权主义逐渐兴起并深入人心，导致女性的社会地位、家庭地位都在上升，而且在社会公共交际中的政治、经济等层面上有了趋同于男性的作用；（2）性交方式的多重性、性交主体的多样化等特征的存在，推动着法律转变定罪既遂的依据，不应当只是把阳具插入女性阴道才能认定为性侵。2.现阶段社会生活存在的客观发展条件的影响。在经济发展的时代也意味着公众的社会压力随之增加，压力在没有转化成动力之前是有过渡阶段的，这个阶段的主要表现特征就是消极情绪。信息时代“双刃剑”的作用导致了色情、淫秽等不良信息也在这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上游走，公众长期徘徊于此类信息中间，不免造成心理与生理不合的情况，更得不到释放与排解，那么社会危害因此而逐渐产生。3.中国作为传统文化大国，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不外乎有“男风”盛行的阶段，但毕竟作为小众以及传统儒家思想孝道精髓的传承作用，并没有使得公众都有所了解、接受。由于历史观念的缘故，社会的接纳程度着实低下，同性恋者在此环境下处于心理扭曲的转态，甚者发展成为病态的三观，当社会压力触及一点时，同性之间的强暴行为的可能性就会大幅度提升。（二）在现阶段完善强奸罪的具体意义。首先从司法实践的角度来看，能够给法官提供相应的指示作用，节省司法资源将精力放入在更有价值的案件上，而不是只因一个犯罪行为未做具体规定而浪费过多的司法成本。其次还能推动司法改革的进程，约束法官的自主决定权，使得案件结果能够更能深入人心减少错案率，让被告人、被害人双方都能得到公平公正的结果，进而全面切实的在人权保障上得到应有的效果，而且也有跟随国际社会潮流的举措，在男性性权利保护方面法律滞后性的问题得以解决。

四、对完善我国强奸罪内容的具体建议

（一）从立法的层面。1.将女性纳入犯罪主体中。上文在女性作为犯罪主体的问题上有了一定的阐述，并也在可能性的层面上有着分析判断，女性在女权主义的影响下对于自身的情况或许会产生错误认识，这便是有几率成为女性实施强奸行为的诱因，故此不只是因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适用而增加的强奸罪女性主体问题，而是为了法律的更加完善作出方向性的突破。2.扩大犯罪对象和客体的范围。上文在将强奸罪的被害人从“女性”发展成为“他人”的理由有所阐述，主要是以男性的性自主决定权的层面进行考虑，使得男性的人身权利得以更好地保障，将“男女平等”原则深入贯彻。3.对“性交”的定义应当重新进行认定与划分。适时对“阳具中心观”做以改善甚至是摒弃，根据目前社会现实的情形，上文阐述了如今的性交的多重性，肛交、等行为的出现也在挑战法律对性交定义的底线。可借鉴我国台湾地区增设的性交的定义，将“性器以及以外其他身体部分或器物进入他人之性器、肛门或口腔之行为”都定义为性交。[2]（二）以实践角度促进观念转化、更新理念。性侵的方式已经出现了实质性的变更，不是简单的“插入”认定，而是其内涵性与外延性在内容上都有延展，也就是无论是从横向还是纵向都与现阶段的法律有着不契合点，也是间接地说明了我国现存的关于强奸罪的相关法律已经脱离了时代的主流。同性恋问题、女性性侵男性等问题，从出现开始只有自媒体与公众之间存在互动模式，在立法、执法、司法上都在逃避这些问题，甚至是不愿承认此类情形的存在，视而不见的做法更是直接衬托出立法不作为的恶劣作用。自宪法修正案后我国对于人权保障方面是格外地注重，性权利作为人身权利最为重要的一项，也是人权内容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人身权利不区分性别，那么在性权利保护方面也不应有性别限制问题，男女的性权利都要被宪法、法律有所保护，使得公众对社会更有安全感。因此，修改刑法中的立法缺陷，完善刑法体系，是保护公民权利的真正体现，对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影响深远。[3]

参考文献：

[1]苏彩霞:域外强奸立法的新发展[J].法学杂志,2001(2):56-58.

[2]杨丛瑜,郭治(等):大陆与台湾地区强奸罪比较研究[J].法治与经济,2012(5):226-228.

[3]孔祥钰:论我国强奸罪的立法缺陷及完善[J].西安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2):60-62.

作者:张皓铭 单位:大连财经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