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法章节结构存在的问题及完善

时间:2022-08-27 08:0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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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刑法章节结构存在的问题及完善

摘要:刑法的章节结构布局决定着刑法内容的合理布局;刑法章节结构的设置应具有必要性、相对独立性、集中性和独立性。从总体而言,我国现行刑法章节结构的设置比较合理,但也存在单独设章而设置成章节、章标题所含摄的内容与其下节所规定的内容不周延等问题,需要立法进一步完善

关键词:刑法总则;刑法分则;章节结构

如果我们把刑法典看成是一座建筑,刑法的章节就是这座建筑的脊梁,章节的结构布局决定着刑法内容的合理布局,从而使刑法承载的各项刑法内容之间协调、统一和有序,不会导致冲突、逻辑混乱不清等。为此,立法机关对刑法章节结构的设置应当有所讲究,使刑法的功能得到充分发挥。笔者认为,从总体而言,我国现行刑法章节结构的设置还比较合理,但有些地方还需要立法进一步完善。鉴于章与节之间联系非常紧密,本文放在一起讨论。

一、刑法章节结构设置的要求

根据立法理论,章节在法的整体中有重要作用。章节的设置是否恰当,从宏观上,关系到法的整体框架是否科学;从中观上,关系到法的结构中各组成部分是否和谐;从微观上,关系到各个具体条文、规范是否能得以妥善安排。同理,在刑法立法过程中,关于刑法章节的设置就显得非常重要。刑法章节的设置是否恰当,从宏观上看,关系刑法的整体架构是否合理;从中观上而论,关系到刑法结构中各个构成要件之间是否协调、和谐;从微观角度上讲,关系到具体各个刑法条文是否能得到合理安排。笔者认为,刑法立法过程中,关于刑法章节的设置要符合以下要求:

(一)必要性。刑法章的使用频率仅次于刑法条文和款。一般而言,具有中等篇幅的刑法内容都可以或应当分章排列构成。章与章之间的内容不能悬殊过大。不能有的包含太多,而有的则非常少。到底多少?各章的长短应当根据各章的内容确定,可以大体一致,也可以有一定差别。有必要设置章的才设置,没有必要设置章的就不要设置。综观现代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刑法,章所涵盖的刑法内容比较适中,章与章之间所包含的刑法内容量相差不大。根据刑法章所规定内容的性质、内容的多寡确定是否分节,该分则分,避免盲目凑数。

(二)相对独立性。刑法各章之间所规定的内容具有相对独立性是指各章之间的内容集中表现一方面的刑法内容,刑法章与章之间的内容各就各位,相互补充,共同构成刑法的整个内容。章与章之间的内容不能相互混淆,即属于甲章的内容被设置到乙章之中去了,造成理解上的混乱。比如,规定刑法基本原则的刑法条文就不能与规定共同犯罪的刑法条文同时放到一章之中,因为刑法的基本原则与共同犯罪的内容除了都属于刑法总则内容的范畴以外,从其他方面看,恐怕很难扯到一起。各节之间的内容相互独立,不能把本来应当归位到A节之下的刑法条文张冠李戴归位在B节之下,造成逻辑混乱。

(三)集中性。刑法各章所规定的内容应当具有集中性,强调相同的刑法内容应当集中规定在一章之下,而不能拆分成多章。尽量减少章的数量,要求该分则分,该集中的则集中。能用一节就能统括的刑法条文应当只用一节而不能设置成多节。

(四)周延性。这是指刑法章标题的设置要具有周延性。这要求刑法各章章标题所承载的内容应当能够含摄其下节或下条所包括的所有内容。一般而言,绝大多数国家都给刑法的章设置了章标题。章标题是对本章所规定内容进行高度抽象的概括,从理论上讲,章标题所含摄的内容要与其下节或下条文所含摄的内容要周延,章标题所包含的内容过于宽泛还是过于狭窄都不符合逻辑规则。因为根据逻辑学理论,章与其下的节或条之间的逻辑关系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刑法各章之中所设置的各节节标题所承载的刑法内容应当含摄其下所有刑法条文规定的内容。这要求所设置节标题的内涵及外延不能过于宽泛或过于狭窄,否则就违反了逻辑规则,导致混淆不清。

二、刑法总则章节结构存在的不足及完善

我国现行刑法与现代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刑法一样,主要分为总则与分则。总则共分为5章101条,其中第一章的章标题为“刑法的任务、基本原则和适用范围”,其下未分节;第二章的章标题“犯罪”,其下又分为四节,节标题分别是“犯罪和刑事责任”、“犯罪的预备、未遂和中止”、“共同犯罪”和“单位犯罪”;第三章的章标题“刑罚”,其下又分为八节,节标题分别是“刑罚的种类”、“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罚金”、“剥夺政治权利”和“没收财产”;第四章的章标题“刑罚的具体运用”,其下分成八节,节标题分别是“量刑”、“累犯”、“自首和立功”、“数罪并罚”、“缓刑”、“减刑”、“假释”和“时效”;第五章的章标题“其他规定”,其下未分节。笔者认为,以上刑法总则章节结构存在有待进一步完善的问题。首先,刑法总则第一章应当分节而未分节和刑法总则第五章没有必要单独设章而设置成章节。前文所述,刑法章节结构的设置应具有必要性。该设置章节的则设置,不用设置的就不应设置。刑法总则第一章的标题是“刑法的任务、基本原则和适用范围”,明示了本章的内容应当包括刑法的任务、刑法的基本原则和刑法的适用范围,然而,其下具体刑法条文规定的内容是立法的目的、根据、任务、原则和效力范围。问题在于刑法基本原则的重要性未能从章节结构上得到体现,占本章条文多数规定刑法适用范围的条文未能以“节”来集中。这样第一章因没有分节而难免混杂,且不利于知晓刑法基本原则的重要性。因为刑法基本原则,是贯穿整个刑法立法与司法始终,在今天大力提倡公民权利保障时代,尤其是罪刑法定原则,它在刑法中应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刑法的编排体系中应当凸现出来。在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刑法中,第一条就规定了刑法基本原则中的罪刑法定原则,体现它在刑法中的重要性,如《德国刑法》第一条规定:“本法只处罚行为前法律已明文规定予以处罚的行为”。然而,我国现行刑法中的第三、四、五条才规定它,并没有其他标志凸显出重要性。笔者建议,本章现有的刑法条文可用两节加以集中,节标题分别为“刑法的根据和原则”、“刑法的适用(效力)范围”。为何“刑法的根据和原则”独立成一节呢?一是现行刑法第一条对刑法目的的规定和第二条对刑法任务的规定可以“合成为”刑法的根据。那么采用“刑法的根据和原则”这一节标题就可以避免现有章标题对第一条的概括遗漏。

二是将刑法的根据和基本原则“合成”一节,较之现有的不分节更能体现刑法基本原则的章节体系地位。这将刑法基本原则规定在刑法的根据之后而将刑法效力范围条文单独成节,更能凸显刑法基本原则的重要性。刑法总则第五章没有必要单独成章,并且用“其他规定”作章标题不恰当。因为通常理解“其他规定”是指对刑法总则与分则未尽事宜或不适合规定其中的内容作出补充性规定。那么“其他规定”本应作为附则安排在刑法分则之后。然而从现有内容来看,“其他规定”既涉及总则问题,又涉及分则问题且规定分则内容的条文明显多于规定刑法总则内容的条款。为了维持整个刑法结构和谐和方便刑法条文的援用,本章所规定的内容可以作“二分解”,即按照其涉及问题的归属消解到刑法总则与分则的相关章节之中,而不宜分解到刑法总则及分则的规定,可以将其设置于“附则”之中。例如,刑法第九十条关于“民族自治地方对刑法的变通、补充规定”就可以分解到刑法总则第一章关于刑法效力范围的规定中去。其次,刑法总则第二、三章标题所含摄的内容与其下节所规定的内容不周延。前文所述,在对刑法进行章节结构设置时,章标题所含摄的内容与其下节所包含的内容要周延,章标题要能够统括其下所有节的内容,但又不能过于宽泛。刑法总则第二章章标题“犯罪”,不能完全涵盖节所规定的内容,没有凸显出“排除刑事责任事由”的重要性,把“犯罪的预备、未遂和中止”、“共同犯罪”、“单位犯罪”单独分节,显得比较散,不够集中。因为章标题“犯罪”的基本内涵应当包括犯罪的定义及形态等内容,尽管犯罪与刑事责任之间有内在逻辑联系,但是两个内涵完全不同的概念。刑法本章第一节节标题“犯罪与刑事责任”的内涵要大于本章标题的内涵,犯了不周延的逻辑错误。笔者认为,可以把本章章标题“犯罪”修改成“犯罪与刑事责任”,把本章原来的第四节和第四章的第八节关于“时效”的相关规定合并起来分成3节。具体是原来第一节中的关于规定犯罪的条文与原来的第二、三、四节合并为第一节,节标题为“犯罪”;原来第一节中的17、17条之一、18、19条及第四章的第八节关于“时效”的相关规定合并成第二节,节标题为“刑事责任影响事由”;原来第一节中的16、20、21条合并为第三节,命名为“刑事责任排除事由”。因为在权利保障时代,排除刑事责任事由,应当在刑法立法中体现出来,便于知晓,防止司法机关滥用刑罚权,保障基本权利。刑法明确规定,排除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有三:不可抗力与意外事件、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当前的立法现状是被隐没在本章第一节“犯罪与刑事责任”之中,不但无明显重要位置,而且“排除责任事由”的内涵与“犯罪与追究刑事责任”的内涵刚好矛盾。“时效”是直接关系到是否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的规定,理论上应当与追究刑事责任的条款放在一起,然而,却被放在第四章“刑罚的具体运用之下”。此外,“犯罪的预备、未遂和中止”、“共同犯罪”、“单位犯罪”实质上是规定“犯罪”的相关问题。刑法总则第三章的章标题“刑罚”,其下又分8节,其标题“刑罚的种类”、“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罚金”、“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刑罚”除了包含刑罚的种类以外,还应包括刑法第四章“刑罚的具体运用”等内容,而第三章的8节内容实质上只是刑罚的种类。由此可见,章标题所含摄的内容与下面节所包含的内容不周延。再次,刑法总则第三章第一节节标题与其他各节节标题存在矛盾,没收财产与罚金的条文不相邻,条与条之间的规定不连贯;刑法总则第四章中第八节“时效”放在其中不妥当。前文所述,刑法节的设置,节与章之间不能相互脱节,节与节之间不要相互抵牾;刑法条文的归位要能被节标题统括,条与条之间应连贯。刑法总则第三章第一节节标题与其他各节节标题存在矛盾。第一,第一节节标题是“刑罚的种类”,而其他各节的标题依次是第一节“刑罚种类”中的具体刑罚名称,同一章下面的各节之间应是平等和平行关系,然而刑法中本章的规定却是第一节的内容涵盖其他各节的内容。笔者认为,本章第一节的安排没有必要存在,存在反而与后面几节的名称相混淆,其中36、37条所规定的内容,即“赔偿经济损失与民事优先原则”、“免予刑事处罚与非刑罚处罚措施”,实质上是第四章刑罚具体运用之下的内容。第二,没收财产与罚金都属于财产刑,应当相邻规定,而刑法的规定在它们之间规定了“剥夺政治权利”,使条与条之间的规定不连贯。刑法总则第四章中第八节“时效”放在其中不恰当,“时效”应当规定在第二章“犯罪与刑事责任”中,作为影响刑事责任成立与否的一个因素。因为司法机关在定罪时,就要考虑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是否已过追诉时效,如果过了追诉期,即使本来事实上犯罪该追究刑事责任的行为也予以终止,而不是已经定罪了在量刑适用刑罚或执行刑罚时才考虑“时效”。

三、刑法分则章节结构存在的不足及完善

刑法分则共有319个刑法条文,452个罪名,10章。①其中第三、六章下还分了若干节,其余八章没有分节。笔者认为,刑法分则章节结构编排体例以我国刑法学界犯罪分类理论为基础,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合理性,但还存在以下不足。

其一,“危害公共卫生罪”本应当属于刑法分则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的一部分,而被设置在刑法分则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之中;“侵犯知识产权罪”本应当属于刑法分则第五章“侵犯财产罪”中的一部分,而被设置在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之中,出现了张冠李戴的情形。前文所述,章与章之间、节与节之间所规定的刑法内容应该具有相对独立性和相对集中性,不能相互混淆,否则不利于刑法内容的学习、理解和掌握。刑法分则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的第五节“危害公共卫生罪”本应当属于刑法分则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的一部分。因为刑法分则第六章中的第五节“危害公共卫生罪”中所有条文的法益本质上也是公共安全。从语义上分析,“卫生”之一释义是指“能防止疾病,有益于健康。”[1]1313那么“公共卫生”可以总结为能防止疾病,有益于不特定多数人的健康。“危害公共卫生”就是阻止防止疾病,危害不特定多数人健康的行为。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的第七节“侵犯知识产权罪”所侵害的犯罪客体与刑法第五章“侵犯财产罪”相同,应当属于其中的一部分。因为“侵害知识产权罪”的客体是“知识产权”这无形财产的权利。“知识产权”是一种财产性权利,能够给权利人带来财产性利益,为此,知识产权属于财产的表现形式之一,所以本节内容放在“侵犯财产罪”之中比较恰当。

其二,刑法分则第四章中包含着两类犯罪客体完全不同的犯罪。前文所述,同一章中所规定的刑法内容要具有相对独立性,不能把相互之间不相干的多个内容规定在一章之中,否则会导致混淆不清。就刑法分则而言,同一章中不能同时规定多种犯罪客体不相同的犯罪。我国对刑法分则章节结构安排是以同类客体(相同法益)为基准,同一章中规定的所有犯罪行为侵害的是同种法益,不能几章中所规定犯罪行为只侵害一种法益或者同一章中规定的犯罪行为侵害多种法益。刑法分则第四章章标题“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包含着“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罪”和“侵犯公民民主权利罪”。这与刑法分则其他章标题的使用不同,其他都是一章规定一类犯罪客体。为何立法机关在本章将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罪与侵犯公民民主权利罪放在一起呢?有学者认为,公民的民主权利与人身权利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这主要是出于立法技术上的考虑。[2]83有的学者对本章的这种编排提出质疑,建议立法机关将“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罪”与“侵犯公民民主权利罪”分解两章。[2]84还有论者进一步分析认为,把侵犯公民民主权利罪与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罪合并规定在一章之中,仅从立法技术方面考虑既不科学也经不起推敲。刑法中侵犯公民民主权利罪的罪名和条文虽然少一些,但这绝不应妨碍其单独成章。是否应将某些犯罪单列成章,应首先和主要考虑的是分类是否科学和单列一章有无重要意义,而不是条文、罪名的多少,如果将侵犯公民民主权利罪单列一章,还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和可能增补和充实一些罪名与条文。[2]85笔者认为,把“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罪”和“侵犯公民民主权利罪”合并成一章的编排体例值得商榷,应当分解成两章。一方面,这种编排方式与刑法分则其他章节的编排方式不同,从整个刑法分则上看,形式不统一,缺乏一致性;另一方面,把“侵犯公民民主权利罪”单独成章,可以凸显刑法机能的转变,即由重视维护社会秩序向重视保障公民权利的方向转变,凸显刑法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处于“后盾之法”与“保障之法”地位。此外,当今世界上,有许多国家的刑法就是分章设置的。例如,俄罗斯联邦刑事法典分则第十六章中规定了侵害人身方面的犯罪,而在第十九章中规定了民主权利方面的犯罪。

其三,刑法分则第六章标题“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不能涵盖其下第二节“妨害司法罪”、第六节“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所规定的内容。前文所述,章标题所含摄的内容应要与其下节所规定的内容具有周延性。同时,刑法章节的设置应具有必要性,该独立设置成章节的就独立设成章节。刑法分则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②中第二节“妨害司法罪”是本章章标题不能统括的。笔者认为,社会管理秩序有广义与狭义之分。从广义上看,它包括的内容非常宽泛,可以说危害公共安全与破坏经济秩序的行为都是破坏社会管理秩序的行为。显然,本章中的社会管理秩序是从狭义方面理解,因为在刑法分则中“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作为一种犯罪类型与其他章节中规定的犯罪类型是并列的。然而,本章第二节“妨碍司法罪”所规定的13条中305、306、307、308、310、311、312、313、314条③很难看出犯罪的客体是“社会管理秩序”,而只有309、315、316、317条之规定的犯罪行为所直接侵害的客体是社会管理秩序。为此,把“妨害司法罪”归位在本章之中并不妥,它同时也与刑法分则其他章的犯罪客体不属于同一类,它单独侵害一类犯罪客体,应当单独成章。曾经有学者提出过此种建议,理由如下:首先,这是对有关的犯罪进行科学归类的需要;其次,将这类犯罪单列专章,有助于保障国家司法活动的顺利进行和加强法治;再次,现代许多国家的刑法中都有妨害司法活动这类犯罪的专门规定,可供立法机关借鉴。[2]86刑法分则第六章章标题“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也同样不能涵盖其下第六节“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所规定的内容。因为环境资源涉及到的客体是多方面的,既涉及公众的健康、生命、财产利益,还包括社会经济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客体是最具有公益性的。可见,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客体具有综合性,把它放在刑法分则任何章之下都不恰当。有学者提出本节单独成章的见解,理由如下:首先,满足加强国家对自然资源保护的迫切需要;其次,满足完善有关刑法规范的需要;再次,满足便利司法实践的需要。[2]81该论者的观点有一定的合理性,笔者认为,为了凸显保护环境的重要性,加强环境刑法自身的发展,并且避免造成刑法章节分类的混乱,有必要把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单独列为一章。

其四,刑法分则第七章“危害国防利益罪”与第十章“军人违反职责罪”和刑法分则第八章“贪污贿赂罪”与第九章“渎职罪”都不应当分开并列。前文所述,刑法章所规定的内容应具有相对集中性,相同的内容应当由一章来集中,而不是分散设置成章。刑法分则章的设置,侵害同类客体的犯罪行为应当集中规定在一章之中,而不是设置成多章。刑法分则第七章“危害国防利益罪”与第十章“军人违反职责罪”,不应并列分开且之间还隔着第八章“贪污贿赂罪”和第九章“渎职罪”的距离,而应合并成一章。因为从法条的规定来看,两者之间所侵害的法益从本质上是相同的,危害国防利益的犯罪所侵害的利益都可归为军事利益,而军人违反职责的犯罪所直接侵犯的就是军事利益。军事是国防的保障,两者紧密联系着,应合并在一章之中才比较符合以同类客体为标准的犯罪分类旨意,而不是相互并列。将这两章合并成一章,章标题为“危害军事罪”。章标题不用“危害国防利益罪”是源于“国防利益”与“国家安全”几乎同义,假如用之则与第一章“危害国家安全罪”变得模糊不清。此外,军人违反职责也是一种渎职,取用这个章标题也可以避免“军人违反职责罪”和第九章“渎职罪”的逻辑重叠。把这两章合并成一章过后,防止条文过于拥挤,并且原来“危害国防利益罪”的行为人主要是普通自然人,而“军人违反职责罪”的行为人是特殊主体,所以分成两节比较恰当,即“非军人危害军事利益罪”和“军人危害军事利益罪”。刑法分则第八章“贪污贿赂罪”与第九章“渎职罪”应合并成一章,章标题使用“渎职罪”。从语义上分析,“渎职”是指“不尽职,在执行任务时犯严重过失”。[1]311从该释义可见,实施渎职行为的主体应当具备某种职权,并且有相应的职责,在工作中,应当尽职尽责,不应当谋取私利或者不尽职而损害他人的利益,这是拥有一定职权的人本应该尽的“本分”。“贪污”一般是指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地取得财物。“贿赂”包括为了获取某种非法利益而买通别人或者接受他人收买而利用职权为他的收买人获取不当利益。“贪污”与“贿赂”最终都是拥有职权之人没有尽职尽责,都是属于职务犯罪。所以本章应与第九章合并成一章“渎职罪”。世界上有不少国家的刑法就是把“贪污贿赂罪”与“渎职罪”的规定作为一章。如《德国刑法》第三十章“职务犯罪”中规定了“接受利益”、“索贿”、“给予利益”、“行贿”、“索贿和行贿的特别严重情形”、“不为职务上的行为”、“酬报仲裁员”、“财产刑和扩大之追缴”、“枉法”、“职务上的身体伤害”、“刑讯逼供”、“对无罪人的追诉”、“对无罪人执行刑罚”、“职务上的虚伪记录”、“超收费用”等。又比如《日本刑法》第二十五章“渎职罪”中规定了“公务员滥用职权”、“特别公务员滥用职权”、“特别公务员暴行、凌辱、虐待、受贿、斡旋受贿、行贿”等。这些国家的立法例对我们如何处理“贪污贿赂罪”和“渎职罪”在刑法分则中的关系提供了参考。

作者:邹易材 单位:中共贵州省委党校

注释:

①章标题是:“危害国家安全罪”、“危害公共安全罪”、“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侵犯财产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危害国防利益罪”、“贪污贿赂罪”、“渎职罪”、“军人违反职责罪”。

②即“扰乱公共秩序罪”、“妨害司法罪”、“妨害国(边)境管理罪”、“妨害文物管理罪”、“危害公共卫生罪”、“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走私、贩卖、运输、制造罪”、“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罪”、“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罪”。

③具体规定的是“伪证罪”、“辩护人、诉讼人毁灭、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妨害作证罪,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打击报复证人罪”、“窝藏、包庇罪”、“拒绝提供间谍犯罪证据罪”、“转移、收购、销售赃物罪”、“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罪”。

参考文献:

[1]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2]赵秉志.刑法修改研究综述[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