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造民事证据的刑法解析

导语：伪造民事证据的刑法解析一文来源于网友上传，不代表本站观点，若需要原创文章可咨询客服老师，欢迎参考。

本文作者：赵红艳工作单位：西南政法大学

1当事人伪造民事证据行为概述

在民事诉讼中，伪造证据的行为屡见不鲜，既有当事人自己伪造民事证据，也有他人帮助当事人伪造民事证据。关于伪造证据的犯罪，我国刑法只设定了伪证罪，辩护人、诉讼人毁灭、伪造证据罪，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罪。其中，伪证罪限定了实施该罪的行为主体只能是刑事诉讼中的证人、鉴定人、记录人、翻译人，辩护人、诉讼人毁灭、伪造证据罪的主体只能是辩护人、诉讼人，而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罪的主体也排除了当事人本人构成该罪的可能。由此可见，对于当事人伪造民事证据的行为目前尚无刑事立法进行规制。然而，现实中存在着大量的当事人伪造民事证据的行为，严重影响了民事司法秩序的正常进行，扰乱了司法活动的公平性和正义性，有必要采取措施来加以遏制。当事人伪造民事证据的行为，根据不同的划分标准可划分为不同的类型。根据提起民事诉讼的当事人有无诉权可以分为有诉权的民事伪造证据行为和无诉权的民事伪造证据行为。无诉权的伪造民事证据行为是指行为人虚构民事法律关系，伪造证据，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以获得有利判决的行为。在这种诉讼中，不仅民事证据是伪造的，民事法律关系也是虚构的，是本来不存在的。而有诉权的民事伪造行为是指在真实的民事法律关系中，行为人伪造民事证据，以获得有利判决的行为。根据行为人的目的不同，可划分为以非法占有财产性利益为目的的伪造民事证据行为和以获取其他利益为目的的伪造民事证据行为。当事人以非法占有财产性利益为目的的伪造民事证据行为，我国大多数学者通常以“诉讼欺诈”、“诉讼诈骗”、“虚假诉讼”称之。所谓诉讼欺诈，一般认为是指行为人为了非法获取他人财产或财产性利益，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伪造证据并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致使法院作出有利于自己的判决，从而获取财产或财产性利益的行为。①从这一概念中，我们可以得知诉讼欺诈行为是以非法占有他人财产为目的的伪造民事证据行为，从而排除了以获取其他利益为目的提起民事诉讼的适用。这一行为是以提起本身并不存在的虚假诉讼作为手段，属于无诉权的当事人伪造民事证据行为。针对上述观点，笔者对于诉讼欺诈行为是以非法占有财产为目的的行为持赞同意见。但是，对于概念中所界定的诉讼欺诈只能发生在无诉权的情形下，笔者持不同的观点。不置可否，诉讼欺诈行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一方当事人虚构民事法律关系，伪造证据，向法院提起诉讼，从而达到侵害另一方财产性利益的行为。但是，这并不排除另外一种情形，即在一个真实的民事诉讼中针对原告提起的诉讼，被告一方采取伪造证据的手段反驳对方的诉讼请求或提起反诉的情形发生。如，甲欠乙钱，未还，已向法院起诉甲要求其还钱，甲在诉讼中仿造乙的笔迹伪造了乙的收据，借此证明已经还钱给乙，法院据此收据认定甲胜诉。这种情形就说明了在真实的民事诉讼中，只要一方当事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伪造证据，欺骗法院，获得非法财产利益，也可构成诉讼欺诈行为。因此，笔者认为，诉讼欺诈行为是指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民事诉讼中伪造证据，欺骗法院，以获得财产或财产性利益的行为。此外，还需要考虑的是，诉讼欺诈行为能否包括所有的伪造民事证据的行为?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如前划分标准中所述，民事伪造证据的行为按照行为目的的不同可分为侵财性的和非侵财性的，诉讼欺诈行为的属于前者。然而，除了诉讼欺诈之外，民事诉讼中还存在着为了谋取其它非财产利益为目的的伪造民事证据行为。这一行为我们之所以未将其纳入诉讼欺诈之中，是因为它不具有非法占有财产的目的，所以不能等同视之。

2当事人伪造民事证据行为的定性

2．1诉讼欺诈行为的定性

诉讼欺诈行为的定性问题，至今在司法界和学术界未形成统一定论。有学者认为，诉讼欺诈符合诈骗罪的犯罪构成，应当以诈骗罪认定;②有学者认为，诉讼诈骗行为只是敲诈勒索的一种特殊的行为方式，应以敲诈勒索罪定罪;③也有学者认为，现行刑法并未明确规定诉讼欺诈行为，根据法无明文规定不定罪原则，应按无罪处理。④司法实践中，最高人民检察院2002年10月出台了一个《关于通过伪造证据骗取法院民事裁决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能否构成诈骗罪的请示》的答复，从中可推知，诉讼欺诈行为被定性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伪造证据骗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所侵害的是人民法院正常的审判活动，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处理，不应定为诈骗罪，构成其他犯罪的，按相应罪名处理。此答复的出台引来了不少非议，并没有使诉讼欺诈行为的定性之争停止下来。笔者认为，该答复在一定程度上不具有合理性，诉讼欺诈行为可以当做诈骗罪处理。理由如下:

2．1．1诉讼欺诈行为符合诈骗罪的犯罪构成

2．1．1．1客观方面，从形式上看，行为人实施了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这也是欺诈行为的一种行为方式。从实质上来看，法院基于行为人提供的伪造的证据而陷于错误认识，做出了错误的裁判。可见，诉讼欺诈和诈骗罪一样都是使他人陷入错误认识，并作出行为人所希望的财产处分，只是两者欺骗的对象不同，前者欺骗的是法院，而后者欺骗的是受害人。有的学者对此持否定态度，认为民事诉讼中采取的是形式真实主义，法院根据证据规则作出裁判，而不问法院是否陷入错误，故利用民事诉讼本身还不是欺诈行为，法院是不可能被欺骗的。笔者不同意此种观点，法院虽然是利用证据规则进行断案，但是对于证据本身的真伪，它还是要通过自己的主观想法进行认定的，毕竟审判的过程并不是纯粹客观的行为，还要依据法官的自由心证。所以，法院是有可能陷入错误认识的，即法院是有可能被欺骗的．

2．1．1．2行为人的欺诈行为与被害人的财产交付行为具有因果关系。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关于诈骗罪的规定并没有限制受骗人与财产的处分人必须是同一人，只要欺诈行为与财产处分行为之间具有直接因果关系便可。在诉讼欺诈的犯罪中，受骗者是法院，而被害人才是财产的处分人。被害人没有陷于错误认识，其交付财物完全是基于法院是判决的强制性，并不是自愿的。表面上看，虚构事实的行为与被害人交付财产的行为存在因果关系上的断裂，实则不然，行为人正是利用了法院判决的强制力而取得被害人的财物，被害人也即财产处分人正是基于受骗者法院的错误判决而交付自己的财产。三者的逻辑关系可以这样表示:虚构事实和起诉行为—裁判行为(处分行为)—交付财产行为，由此可见，被害人的欺诈行为与被害人的财产交付行为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2．1．1．3客体方面，诉讼欺诈犯罪和诈骗罪都涉及到了对他人财产权的侵犯。与诈骗罪不同的是，诉讼欺诈的犯罪除侵害了他人的财产权之外还侵害了法院正常的审判活动。然而，这并不影响诉讼欺诈行为符合诈骗罪的犯罪构成。侵害的客体不一致但是构成同一罪的情况在我国刑法中并不少见。如，绑架罪中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的绑架他人和以其他目的的绑架他人行为侵害的客体就不一致，但是仍然同样以绑架罪定罪;又如，金融诈骗类犯罪属于诈骗罪的特殊罪名，它们除了侵犯财产权外还侵害了金融管理秩序。此外，诉讼欺作行为属于复合行为，侵害的是双重客体，其中手段行为即伪造证据的行为侵害了司法机关的正常司法秩序，而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目的行为，则侵害了他人合法的财产或财产性利益的所有权。由于复合行为中手段行为从属于目的行为，并且刑法中对犯罪的分类大多基于其目的行为，所以也应当将诉讼欺诈类的犯罪放在侵财类的犯罪中。

2．2非侵财类当事人伪造民事证据行为的定性

对于非侵财类当事人伪造民事证据的行为，即行为人为了获取非财产性的利益为目的，以提起虚假民事诉讼作为手段，或在民事诉讼中，伪造民事证据，情节严重的行为。对于这些以其他非财产性利益为目的而提起的民事诉讼，如为了损害他人名誉、商业信誉为目的提起虚假诉讼，笔者认为不用单独设罪来进行刑事处罚，理由如下:我国民法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与人身关系。当事人以获取非财产性利益为目的伪造民事证据的行为，发生在民事诉讼中，涉及到的是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具体包括生命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等。若这些关系遭到损害，民事法上的补救方式有:赔偿损失、消除影响、赔礼道歉。所以，对于情节较轻的非侵财类的伪造民事民事证据行为，可以当作一般的侵权行为，依据民法来处理。毕竟这些行为比起因诉讼欺诈行为而骗取巨额财产的行为来讲，社会危害性要小得多。也许有人会提出质疑，认为还存在这样的情况，即此类伪造民事证据的行为可能造成巨大的商业信誉的损失，社会危害性不容小觑。笔者认为，这一担忧是多余的，因为本身若当事人伪造民事证据的行为损害了他人商业信誉或损害他人名誉，并且造成了严重的后果，那么此种行为已经不能再由民法来调整了。在这种情况下，行为若情节严重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完全可以以诽谤罪或损害商业信誉罪来进行定罪处罚，也就无另设罪名的必要了。至于此类行为扰乱了法院正常的审判活动这一方面，则可以依据民事诉讼法来处理。民事诉讼法第102条规定:“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伪造、毁灭重要证据，妨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可见，对于那些一般的尚未达到犯罪程度的诽谤行为或损害商业信誉的行为，依照该条的规定处以罚款和拘留即可，无需再纳入刑法范围之内调整。情节严重而构成相应犯罪的，按照相应犯罪处理。

3小结

通过前文的分析，我们得知不同的民事伪造证据的行为，按照类型的不同，应该有不同的处理结果。非侵财类伪造民事证据的行为，正如前文所论述不应以犯罪论处，在此不多加论述。而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侵财类民事伪造证据行为，即诉讼欺诈行为，由于目前诉讼欺诈行为只是学理上的概念，我们对此可以以诈骗罪定罪，但这并不代表诉讼欺诈行为就要完全依照诈骗罪的法定型来处理，毕竟两者在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方面还存在着区别。诉讼欺诈行为不仅侵犯了他人合法的财产权益，还妨害了正常的司法秩序，浪费了有限的司法资源，社会危害性显然比诈骗罪要大，所以量刑也应当比诈骗罪重。至于如何将这一区别在刑法条文中加以体现，笔者认为，我国可以仿照西班牙的立法先例，把诉讼欺诈行为作为诈骗罪的加重处罚情节。《西班牙刑法典》将诉讼欺诈放在财产罪的范围进行调整，可以看作是从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目的出发的狭义的诉讼欺诈，而且是作为诈骗罪量刑的加重情节。行为人利用诉讼程序进行诈骗的，仍构成诈骗罪。《西班牙刑法典》规定对于一般诈骗罪的量刑，诈骗金额超过50000比塞塔的，处六个月以上4年以下徒刑。第250条第一项规定“假借诉讼或者诉讼程序进行诈骗的”，则处1年以上6年以下徒刑，或处6个月至12个月罚金。⑤这样的法条设计，将侵财类的诉讼欺诈行为放入财产罪的范围内，与笔者观点一致，同时又对该种行为区别于普通的诈骗行为而单列一条款作为加重情节，也符合了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因此是适宜的，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我国刑法条文对此可以这样设计，具体为: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以提起虚假民事诉讼，或在民事诉讼程序中，虚构事实，伪造证据，欺骗法院的，从重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