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安乐死的刑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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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黄素欣工作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安乐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个颇具争议的话题。这是种结束他人生命的行为，人们自然无法轻易从感情上接受这种行为。然而，随着人类自我意识的增强，他们试图掌握自己的生与死。在传统理念和现实的需求之间，难题敲击着每个人的头脑：我们有死的权利吗？安乐死该何去何从？在本文中，笔者将从刑法角度对安乐死进行评价和分析，论证安乐死的合法化，并初步提出安乐死的立法构想。

一、安乐死的涵义

1.安乐死的概念

“安乐死”的英文单词euthanasia来源于希腊文，本意指“快乐的死亡”或者“无痛苦死亡”。《牛津法律大词典》的定义是：“安乐死，特别是用来指在不可救药的或病危患者自己的要求下，所采取的引起或加速其死亡的措施。”《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的定义是：“对于现代医学无法挽救的逼近死亡的病人，医生在患者本人真诚委托的前提下，为减少病人难以忍受的剧烈痛苦，可以采取措施提前结束病人的生命。”我国著名的刑法学者高铭暄将安乐死定义为：“安乐死是指身患绝症治愈无望，处于难以忍受的极度痛苦之中，濒临死亡的病人应其本人要求，采取措施，使其死亡或加速死亡的发生。”笔者比较赞同《中国大百科全书》中的观点，并借助高铭暄教授的语言，将安乐死完整定义为：安乐死是指对于身患绝症治愈无望，处于难以忍受的极端痛苦之中，濒临死亡的病人，应其本人要求，由医生采取措施，使其死亡或加速死亡。

2.安乐死的分类

我国学者对安乐死的分类研究，主要是建立在外国安乐死理论基础上的。以下三种安乐死的分类是最常见的分类情况：（1）狭义安乐死与广义安乐死。根据安乐死适用的对象不同，可分为狭义安乐死和广义安乐死。狭义安乐死，指对濒临死亡、处于极度痛苦之中的绝症患者，促使其无痛迅速死亡的一种方法。广义安乐死，是除了狭义安乐死之外，还指对于一些出生时即为重残、痴呆的婴幼儿、社会上的一些重度精神病者、重度残废者、以及处于昏迷中的“植物人”，促使其无痛加速死亡的一种方法。广义安乐死扩大了安乐死的对象，忽视了对病人主观意志的尊重。这两种安乐死的涵义都不是本文要讨论的对象。（2）自愿安乐死与非自愿安乐死。根据是否基于患者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可分为自愿安乐死和非自愿安乐死。自愿安乐死是基于患者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即由本人亲自提出实施安乐死的申请。非自愿安乐死是指对于那些无行为能力的病人实行安乐死，它不是基于患者本人的要求、愿望和同意与否。非自愿安乐死扩大了安乐死的申请主体，其实质是基于广义和狭义安乐死分类的前提下，对其申请主体的不同所作的分类。这两种安乐死的涵义也不是本文要讨论的对象。（3）积极安乐死与消极安乐死。根据临终医疗措施的不同，可分为积极安乐死和消极安乐死。积极安乐死是指医生为解除身患不治之症的濒危患者死亡过程中的痛苦而采取某种措施加速病人的死亡。消极安乐死是指医生对身患绝症而濒临死亡的患者，终止维持其生命的医疗措施，让病人自行死亡。这种分类比较符合我们的定义。但是消极安乐死与自然死亡接近，更容易为伦理和法律所接受，我国对消极安乐死所采取的态度是默认和宽容的。相反，受到社会各界更为关注的焦点是主动结束患者生命的积极安乐死。我们在下文中所讨论的安乐死，主要是指积极安乐死。

二、安乐死合法化的刑法分析

1.从犯罪的本质特征来分析

犯罪的本质特征是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通说认为，社会危害性是主观恶性和客观危害的统一，即只有在罪过心理支配下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才可能具有刑法意义上的社会危害性。一行为如果随着时间发展，其社会危害性逐渐减弱或者消失，则根据该条文可以不再受到刑法的追究。判断安乐死的社会危害性，我们从以下四点来进行分析：（1）主观恶性。在安乐死的案例中，医生往往是在病人的主动请求下，出于恻隐之心，才对病人实施的，其直接目的是为了解除绝症病人不堪忍受的痛苦，因而主观上与一般怀有不法企图而杀人的行为是相区别的。（2）人身危险性。安乐死的前提是要有病人的授权，亦即启动安动死程序的是病人的个人意愿，而不是医生本人的主观意志。在严格的安乐死实施条件和程序下，医生在安乐死的全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只是实行者，而不是决策者。导致安乐死行为能够发生的，是病人的请求，不是医生对社会的危险倾向。（3）客观危害性。在病人极其痛苦且生命无法挽回的情况下，提前无痛苦地结束病人的生命可以说是对死亡过程的一种优化，并不同于对一个健康生命的随意终结。对于病人家属而言，这可减轻心理和经济上的负担，更为重要的是，安详而无痛苦地死去是病人希望达到的结果。只要制定严谨的实施条件和程序，就能有效防止安乐死的随意性，保证安乐死是在病人的主观愿望下才被施行的。（4）社会相当性。所谓社会相当性是指社会上一般公众的认识标准，也就是社会大部分人对某一事物或行为的认可度和容忍度。为了使社会秩序能够正常运作，我们不能单纯地从法律形式特征判断一行为是否违法，还要考虑人们是否普遍认可和肯定。有不少地方对安乐死的支持率进行过调查。上海曾经对200位老人调查，赞成率为73%；北京市曾发放的500例问卷中，赞成的有399人，占79.8%；河北职工医学院对保定市4001名工人、农民、干部和医务工作者进行调查，赞成安乐死的占61.59%。综上所述，实施安乐死的行为不具有刑法上所要求的犯罪的本质特征，即社会危害性。至此，我们似乎可以得出结论：安乐死不是犯罪。为了使我们的论证更具有说服力，我们进一步从违法性阻却事由对安乐死进行分析。

2.从违法性阻却事由看安乐死的非罪化

笔者主张借鉴大陆法系犯罪构成的违法性阻却事由来分析安乐死的非罪化。目前在大陆法系刑法学界，针对违法性阻却事由的理论基础，存在着三种学说，即“优越的法益说”、“目的说”和“社会的相当性行为说”。下面就借用这三种学说的基本原理，对安乐死行为进行分析。（1）优越的法益说。该学说认为，以违法性的实质作为侵害权益的思想基础，该行为是为了保护价值大的法益而牺牲了价值小的法益。一般情况下，生命权是人类所有法益当中“最优越”的法益。但是，当个体生命已经进入濒死且不可逆的阶段时，生命权的价值已经大大降低，取而代之的是患者的其他利益。病人主动提出安乐死，一来是为了解除自己的痛苦，二来是避免日后丧失生存的尊严。这时，病人的这些特殊利益显然已经成为高于生命利益的“优越的法益”，安乐死就是为了保护优越法益的行为。（2）目的说。该学说认为，行为人的行为之所以构成阻却违法，是因为该行为符合了国家承认的共同的生活目的，即稳定的社会秩序。安乐死的实施是受到条件和程序所严格限制的，并不存在破坏国家稳定秩序的可能性。相反，安乐死的实施能够帮助病人实现其选择的结果，使其得以从非人的疼痛中解脱出来，这也是一种对人权的尊重表现。（3）社会的相当性行为说。该学说认为，行为具有阻却违法性是由于该行为得到了现实的国家社会中形成的社会伦理秩序的允许。前文的数据，可以表明公民对安乐死的赞同已经成为一种主流伦理评价，说明安乐死已逐步被社会伦理所接受，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和肯定。因此，安乐死是社会的相当性行为，从而阻却了违法性。综上得出，大陆法系的违法性阻却事由理论认为安乐死行为虽然符合犯罪构成的客观表现，但是基于特殊事由的考虑而不成立犯罪。

三、我国安乐死的立法构想

1.立法模式

笔者在前面论证了安乐死的合法性。我国刑法理论体系中没有违法性阻却事由的概念，而只有阻却犯罪性的说法，并明文规定了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两种排除犯罪的行为。因此我国可类似于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解决安乐死在刑法中的归属问题。笔者建议，应该在保持现行刑法结构的基础上，将安乐死置于我国刑法第二十条、二十一条之后，亦即将安乐死与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并列为一项刑法制度。

2.制定严格的实施程序

要防止安乐死被滥用，保护社会的稳定秩序，必须制定严格的实施程序，包括安乐死的申请、审查、执行和备案等环节。（1）申请。基于自愿原则，安乐死的申请只能由病人提出书面申请，或者是由人书写并且病人亲笔签名才能提出。对于无法提出书面申请的病人，可以提出口头申请，并有至少两名公证机关的公证人员在场。另外，对提出安乐死申请的主体范围要有严格限定。病人必须是在有相应资质的医院和具有资格执行安乐死的医生的确诊意见，而且确诊意见表明该病人已无法治愈并忍受极端痛苦的基础上才能提出。（2）审查。根据我国的现状，可以在每个地级市设立一个安乐死委员会，该委员会由医学、伦理学和法学专家组成，专门负责对病人提出的安乐死申请进行审查。在确定病人符合安乐死的实施条件，并且确实是病人自愿提出申请后，安乐死委员会便将病人的申请递交当地中级人民法院，由该法院进行法律审查。至于安乐死的实施条件，必须由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制定统一的标准。（3）执行。从审查批准安乐死的文件送达病人之后，应经过规定时间的等待期，给予病人可能反悔的冷静思考阶段。执行的医护人员应经过专门培训以及具备相应的执业资格,并且要有审查法院派人到场监督、记录安乐死的执行过程。如果病人有近亲属，应通知其近亲属到场。执行结束后，由执行的医务人员、法院人员和病人近亲属签字，并加盖医院公章。（4）备案。安乐死实施完毕后，应建立完备的档案，并配备专职管理人员进行管理。这些档案应包括：病人的病历资料、病人所提交的安乐死申请书、安乐死委员会和法院的审查意见、执行情况记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