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分析论文范文10篇

一、刑法中的义务冲突的概念

刑法中的义务冲突是排除犯罪的一种事由。刑法中的义务冲突具体是指行为人在面对同时履行两个以上不相容的义务时，因履行时间或履行能力的有限性，只能履行其中的某些义务，而不得已放弃其他义务的履行，并由此产生刑事法律后果，但行为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不承担刑事责任的法律现象。

对于刑法中的义务冲突的概念的把握要注意将其与刑事义务冲突分开。刑事义务冲突是指数个由刑法赋予的义务，不能同时履行却须得同时履行的矛盾状态。而刑法中的义务冲突指的是一种排除犯罪性的事由，分清两者的区别对于界定刑法中的义务冲突的范畴，特别是研究道德义务冲突是否归属刑法中的义务冲突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二、刑法中的义务冲突使行为人免责的依据

刑法中的义务冲突之所以有其存在的意义，主要在于它对行为人应当承担的刑事责任的阻却效力。那么，它对刑事责任产生阻却效力的依据是什么？对此，国内外学者对此有以下几种看法：

（一）紧急避险说。该说认为，义务冲突行为是行为人在紧急事态下不得已实施的一种侵害行为，它是紧急避险的一种特殊形式。该学说采取此种理论的理由有两条：一是刑法中的义务冲突和紧急避险二者出现的情况相同，都是发生在紧急情况下；二是行为人为了避免较大利益的损失，采取牺牲较小利益的行为，强调行为人对造成的损害都是出于不愿其发生，但是无力阻止起发生的主客观情形。

一、单位犯罪主体资格否定标准的设定

1999年6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的《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2条规定：“个人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实施犯罪的，或者公司、企业、事业单位设立后，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的，不以单位犯罪论处。”

此司法解释以设立单位的目的是否进行违法犯罪，或者以单位的主要活动是否实施违法犯罪作为区分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的标准。但是对“以犯罪为主要活动”的认定标准又没有作出明确规定，使得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很多不一致的做法。单位是民法上所拟制的权利义务主体，其社会活动是由作为其组成人员的自然人实施的，其自身不可能实施所谓单位犯罪行为。但是作为单位组成人员的自然人，一方面是单位组成人员，受制于单位意志；另一方面又是具有自己独立思想的个人，他可以影响单位意志并作为独立于单位的社会关系主体的身份出现，独立处理自己的事务。作为单位组成人员的这种双重身份决定了他的业务行为既可能是单位行为，也可能是他个人行为。因此，以设立单位的目的是否进行违法犯罪，或者以单位的主要活动是否实施违法犯罪作为区分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的标准，不具有可操作性。

二、“情节严重”的认定

2002年7月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通过的《关于单位有关人员组织实施盗窃行为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批复》：“单位有关人员为谋取单位利益组织实施盗窃行为，情节严重的，应当依照刑法第264条的规定以盗窃罪追究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批复》对单位盗窃只规定情节严重的，应当盗窃罪追究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至于情节严重的标准是什么、情节严重究竟应对应盗窃罪哪一个量刑档次，《批复》未予明确。

对“情节严重”问题的认定，理论界主要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上述《批复》可以看作为单位有关人员组织实施盗窃行为按照个人盗窃处理的成立条件，而不是现行《刑法》第264条中的第二个量刑幅度的条件意义上的量刑情节。其具体内容，一般来说，应当是指实施盗窃犯罪数额巨大、影响恶劣、社会危害严重等情形。”另一种观点认为：“《批复》规定单位盗窃情节严重才追究个人的刑事责任，那么，情节严重应当是单位盗窃的起刑点，应当适用刑法第264条规定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至于情节严重的具体认定，盗窃罪应当是一个主要参考标准。单位盗窃追究刑事责任，毕竟是《批复》作扩张解释的产物，因而，在刑罚适用上应当严格控制，不能完全对应个人盗窃犯罪的量刑档次。否则，明显是违反了罪行相当的原则。在具体操作中，可考虑设两个量刑档次，即情节严重，在三年有期徒刑量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在三年以上有期徒刑量刑。”

（一）转变刑法的权利本位思想在此背景下，如何树立正确的刑法理念，我国刑法泰斗马克昌在接受记者访问时，曾提及此问题，马教授回答到：市场经济体制下，如要发展，必须要更新刑法观念。一要，改变阶级斗争的刑法观，树立正确的、健康、良性的社会主义市场服务的新型刑法观。从刑法的功能角度来说，要关注刑法所规范的行为及维护社会秩序的同时也要更加关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及公民合法权益保障的功能。二要，补充、丰富、完善危害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犯罪观，改变以往传统的犯罪观念，将生产力发展是否受到危害也定为构成犯罪的标准。三要，计划经济的刑法观要适应社会形式，在此基础上要更加的发展与市场经济想适应的刑法观。鉴于该观点上，就是要突出强调刑法的权利本位观，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刑法过于的服从了政治阶级，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逐渐以政治因素为目的的观念开始由主位变次位，以民主、人权为观念的思想在开始不断强大，推演出刑法所具有新型的使命，即维护社会秩序与人权保障的功能。人们越来越关注的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下的人类社会及自我价值的体现，伴随社会的进步，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个人的全面发展。为使刑法观念彻底的改变必须要改变以权利本位为核心的刑法观念，这样才能实现权利保障、社会秩序的维护及刑法价值的平衡。

（二）强化刑事法治理念的微观面陈兴良教授谈及了他对建立现代刑法理念的三点看法，指出如下，追求法律真实、实现对实质理性的建构与形式理性的守护、从实体正义的关注转向对程序正义的关注。从他的观点看就是强调刑事法治，分析研究此问题者，多以宏观刑事法治的精神与实质角度来论述，刑法作为刑事的核心和枢纽，必然要遵守刑事法治的理念，不能单从宏观角度出发，也要更多关注微观层面上的理念。首先，罪行法定要夯实。刑事法治的前提要件就是罪行法定，它的底线也是罪刑法定，在规定中要求法无明文规定不可以定罪、不可以不处罚。以其衍生的一些原则包含禁止类推解释和类推适用、排斥绝对不定期刑、排斥习惯法、禁止溯及既往等。由于此原则与权利本位刑法观有接连，所以允许类推解释和类推适用以及从旧兼从轻原则的并存。其次，对程序正义的关注。我们要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从立法中心主义向司法中心主义的转变、从最高机关释法向法官释法的转变、从职权主义诉讼向对抗主义诉讼的转变、从客观真实到法律真实的转变。”立法中心主义向司法中心主义的转变，要有法必依，法治的关键在于司法而不是立法，司法令行禁不止的话，那就可怕了，俨然一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套路，这不是法治而是人治，因此立法权的形成对司法领域的司法权的约束和正义的维护是法治实现的关键点。最高机关释法向法官释法的转变，使我们对程序的独立价值关注度变高了，司法权的恰当与高效运转对实现法治具有不可磨灭的作用，由于对司法解释和司法权的关注，必然要求我们在法律运作的核心和主体上确立法官的地位，他是国家正义的代表和化身，我们可以通过他们对案件做深入了解，对法律深入剖析，对双方的陈述与意见的裁决做出明确的判断，这样法律才有了鲜活的生命力。职权主义诉讼向对抗主义诉讼的转变，诉讼模式的改革在我国已有好长时间了，可在诉讼结构和诉讼模式上依然有很尖锐的矛盾，基于此因，我国的诉讼模式是一种滞后性的无奈结局，其导致的影响是恶劣的，所以要对其进行深层次的改革和总结，坚持诉审分离的原则下，实现正真的有效的对抗，确立司法与审判为核心的诉讼模式。客观真实到法律真实的转变，必须以案件的事情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为准绳，这种对案件客观目标的评定是很高的，恰反映出一个问题来，客观真实永远都是人们向往正义的一种愿望，它的过于理想化和不现实化在法律面前是行不通的，我们不能为了敷衍或形式搞理想来践踏人权，这样是不划算的。

（三）明确刑法的谦抑性刑法谦抑性，即在对待犯罪的各种社会反应机制中应保持刑法的克制性。也就是只把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作为犯罪来看待；只有在其他社会规范、其他处罚方法都不能很好调整和抗衡以及处罚某一严重危害行为的前提下，才能够让刑法来做出相对应的处罚。即刑法应当是控制不法行为的最后一道防线，也就是能用其他法律不用刑法，能用轻刑法不用重刑法来调整。该原则要求我们必须以三思再三思，谨慎再谨慎的态度来对待刑法，不能过分的迷信和依赖刑法。著名的刑法学家李斯特在《德国刑法教科书中》表述了其观点：即我们在利用法制与犯罪做斗争的过程中，要想取得好的成果，必须具备两个要素：一是正确认识犯罪的原因；二是正确认识国家刑罚可能达到的效果。这也是刑法发展中对自身的功能和价值理性反思的结果。现今许多国家的刑法谦抑理念有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更为恒久的生命力，这离不开刑法的轻刑化、非犯罪化、非监禁化在世界范围内的提出。刑法谦抑性跟人的自律性有一定的相似性，那就是围绕自身的一种自律、自我约束和限制。这种带有自律性的限制与轻刑化、非犯罪化、非监禁化一起已成为指导当代各国刑法的重要理念。中国的传统刑法是比较残忍的，即使新中国成立后也有着严重的刑法依赖思想和重刑主义倾向，对我们而言更有必要明确刑法谦抑性的理念。我们国家的法律并不健全，现今花花绿绿的社会诱惑性比较大，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出现一些之前没有过的新的危害行为，此时切不可脑袋一热就要修改刑法将其定为新罪。再者，我们国家的死刑偏多，应当考虑像经济犯罪、财产犯罪等贪利型犯罪的死刑可视情况适当减少。在定罪量刑的时候万万不能通过具有类推性质的扩张释义来定罪，更为甚者科以重罪。也就是“立法者在权衡罪与罪之间刑罚的协调问题时，不能以两罪之间较高的法定刑为基准，而应以较低的法定刑为基准”不然，我国刑法中的法定刑会越来越重。只有这样才能更有利的推动我们的轻刑化改革，更好的实践刑法的谦抑性。

本文作者：翟笑梅工作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摘要】作为美国刑法中基本概念，犯意的重要性勿庸置疑。但由于犯意本身的特征又直接导致了于犯意的认定十分困难和复杂。只有通过对于犯意证成问题若干理论前提的反思。才能设定对于意证成这一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借由区分推定与推论这一对概念范畴，明晰美国刑法中犯意的证成范式。

【关键词】美国刑法；犯意；证成

总体而言，虽然犯意在不同犯罪阶段和不同犯罪样态当中的表现不一，但“行为无罪，除非内心邪恶”（actusnotfacitreumnisimenssitrea）{1}这种表述仍然可以作为美国刑法的主流观点，而作为例外出现的犯意边缘化趋势其实也恰恰从相反的方向证明了前者的有力程度。甚至可以说，美国刑法理论的历史或许可以表述为犯意证成与证否的历史，这样的观点虽然稍显偏颇，但绝对深刻。

但从实然的角度而言，我们必须面对的是另外的一个现实问题，即虽然犯意在美国刑法当中具有无可辩驳的重要性，但其本身所具有的内在特性却导致我们很难直接对其加以认定，于是美国刑法中犯意的证成就成了一个非常棘手，但也无法回避的问题。

一、美国刑法中犯意证成的理论前设

（一）身心二元模式是否成立

摘要：刑法是规制行为的法律，是行为刑法。而行为是以心理为基础的。因此一部刑法能否发挥它的行为规制功能，实现保护社会与保障人权的双重效果，它是否符合人的心理规律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也是刑法科学性的要求，它不同于传统的以价值理念为指导的刑法构建。对此，运用心理学理论对刑法和刑法理论进行心理学分析。关键词：刑法；心理学；精神分析

1引言

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表述中，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是阶级斗争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揭露资产阶级法的本质时指出:“你们的法不过是被奉为法律的你们这个阶级的意志。”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也指出:“法律就是取得胜利，掌握政权的阶级的意志的表现。”对于法的这种表述，如果我们抽掉其中的阶级概念，则可以简单地表述为:法是意志的体现。在此，法成了一种心理产品，刑法则是这一心理产品的具体类型。而作为人的心理产品之一，刑法的产生与存在就必须遵循基本的心理规律。在这些心理规律之中，刑法所必须遵守的第一个心理规律是刑法缘于人的需要。人的需要是人活动的心理动力源泉。只有人们从内心需要刑法，刑法才能产生和存在。

在弗洛伊德那里，人的需要主要缘于两种本能，即自我保护的本能(生本能)和毁灭、破坏的本能(死本能)。犯罪是一种对外的破坏与毁灭，从根源上看，它是人的死本能的一种体现。而要阻止犯罪对外界的破坏，则必须有一种抑制力量，这种力量的源泉就是人的生的本能。“生的本能和死的本能相互压抑。死的本能供给自我能量，使其在道德化的超我的命令下压抑欲望;生的本能则提供了压抑死的本能的能量，使其不至于冲动地满足致命的欲望。”刑法是对犯罪的抑制。从这个角度看，刑法缘于人的自我保护本能，它是人的生本能对死本能的抛弃与抑制。也正是人的自我保护本能，才促使了刑法的产生与存在。

2刑法的心理学基础

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对人的需要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他将人的需要分为若干层次，基于最低层次的是生理的需要，它是人的一切需要的基础。只有在生理需要获得满足后人才可能进一步追求更高层次的需要。作为人的基本需要主要有四类: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与归属的需要和尊重的需要。这些基本需要的满足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而作为最后的法律手段，刑法保护的就是人的这些基本需要的合理满足。从现今世界各国刑法规定的内容来看，刑法保护的无外乎六个方面，即公共安全、社会制度安全、公共道德、社会资源保护、社会秩序和个体生活。保护这些基本需要的合理满足是刑法产生与存在的基础。

摘要：学习刑法绝不是机械地记忆冰冷的刑法条文，教师讲授刑法也绝不是简单地向学生解释刑法条文的含义。刑法格言是刑法学人智慧的结晶，在教学与考核过程中教师如果能够巧妙地运用好刑法格言，充分发挥刑法格言在刑法教学与考核中的独特作用，则会使教与学相得益彰，大大提高教学效果。

关键词：刑法格言教学运用教学效果

0引言

法律格言是法律文化遗产的精华，刑法格言也不例外。在刑法学理论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刑法学前辈们总结出了很多刑法格言，比如：“没有法律就没有犯罪，没有法律就没有刑罚”；“紧急时无法律”等等。可以说些脍炙人口的刑法格言无不饱含着刑法学前辈们的睿智，每一句刑法格言都闪耀着他们伟大的思想的光辉，可以说，他们总结出来的这些刑法格言都具有相当程度的真理性和合理性。刑法学的教学不仅仅是简单地记住刑法条文就万事大吉，更重要的是要能够深刻地把握刑法条文背后的刑法原理，掌握刑法条文的真正含义。刑法格言由于其比较容易记忆而且本身又包含丰富的知识源的特点，注定了刑法格言在刑法学的教学中大有用武之地，笔者在数年的刑法学教学中，有意识地尝试这一教学方法，取得了比较满意的教学效果。笔者认为，无论是在刑法学的教学过程中还是在对学生的考核中，刑法格言都应得到充分的重视与运用。

1刑法格言在教学中的运用

我们来谈一谈刑法格言在刑法课堂教学中的运用问题。刑法格言是刑法理论知识的高度概括，尤其是刑法学总论知识的精华浓缩，在刑法学的教学中，如果能有效地运用刑法格言的教学方法，往往会收到比较好的教学效果，就笔者几年的教学实践来看，可以把在教学中运用刑法格言的教学方式的良好效果归结为这样几个方面：

案例教学法在民族院校开展的必要性及其存在问题

（一）案例教学法在民族院校刑法教学开展的必要性我国传统上的法学教学方法主要是“以理解法律含义、传授法律知识为宗旨的教育模式”。我国刑法的教学方法也是如此，主要采用“演讲式教学”，教师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学生缄默无语，寂静无声。学生处于被动状态，教师在教学中较少考虑学生的需求，学生也很难表现出自己的能动性。民族院校法学专业的本科教育主要是以培养实用型人才为主，刑法学教学过程中实施案例教学法尤为必要。首先，犯罪现象都是存在于一定的时空条件之下，犯罪原因也具有多样化的特点，实践中的刑事案件都是复杂的，民族地方的刑事案件则更为特殊，它不可能如同刑事法律规定的那样单一化，如果只是注重理论的基本掌握，忽视灵活运用，学生面临实际则无所适从。［2］其次，我国处于畅行法治的时代，法律条文的数量正以令人震惊的速度增长，其修改和变化的速度同样令人目不暇接，把所有现行刑事法律条文及其解释的知识都传授给学生不现实。同时，国家介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赋予民族地方自治权，刑法在民族地方的贯彻执行还需要顾及民族地区特殊情况，可以变通实施，其实施中需要考虑社会危害性等因素，此需要透彻理解刑法的精神，案例教学可以将民族地方刑事案例引入教学，以便了解对民族地方情况。（二）案例教学法在民族院校刑法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刑法学的“原理”“原则”“制度”规范等来自于社会实践，又指导社会实践。刑法学教学必须紧密联系我国立法、司法实践，联系实际越多，学生对知识理解越深刻，越容易接受。虽然各大院校都提出进行刑法教学改革，并声称将案例教学法已经运用于实际教学，然而事实不尽如此，部分院校在案例教学法的实践过程中存在大量问题，民族院校则不能脱俗。1．将案例教学法理解为讲授中的举例说明。在法学教育改革中，多个学校提倡案例教学法，但是在教学过程中部分教师对于案例教学认识存在偏差，在教学实践中误认为举例说明就是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法是由老师提供案例，由学生做好充分准备，从而对案例进行分析讨论，激发学生的思维，提高学生运用法律的能力。举例说明法是在讲授教学中，通过教师系统讲授法律理论和规则之后分析相关案例，由教师进行案例讲解或者由教师积极主动地指导学生分析案例，这种教学方式实质上还是解释法律理论和规则，难以培养学生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2．无视教材内容，盲目实施案例教学。教材内容是教学方法的直接对象，选择教学方法，必须根据教材的内容和特点。在教学改革的过程中，案例教学法是教改的重要部分，但是并非所有的科目和课程全部内容都适合于案例教学。刑法学是应用性学科，但具有特殊性，其是由总论和分论两个部分构成，总论是全部刑法理论的基础和核心，也是比较原则和概括化的内容，应该先从概念、特征原理，原则部分开始，只有掌握了基本理论，才能进行法律解析。在刑法总论部分盲目开展案例教学，会形成老师问，学生不能答，事实上成为了老师的一言堂，根本无法体现案例教学法的真谛。3．无视学生情况，全面推行案例教学法。学生是教学方法的实质对象，教学应依学生实际情况来安排，实行因材施教。教师授课的目的是为了使学生获得知识，提高其自身的素质。案例教学法是完全脱离教师的讲授，由学生通过对案例的讨论分析和对教师的提问获解决案例问题的知识和能力，所以这种方法对学生的要求也比较高，老师要有意识的对学生进行思维训练和培养，逐步培养法学思维。对于民族院校的学生更是如此，如果老师不考虑学生实际情况盲目实施案例教学法则根本无法发挥其真实意义，反而使学生无所适从，不知所终，从而引发对个人能力的质疑，产生自卑心理，不利于他们的心理健康，更就无法谈及激发兴趣。

案例教学法在民族院校刑法教学中的实践

高校教学方法改革如火如荼开展促进了案例教学法的实施，其通过活生生的案例调动学生分析的精神和思考的兴趣，它的互动性、启发性和创造性培养了学生运用法律解决实际法律问题的能力，激发了他们的创新性思维。民族院校实施案例教学法需要细致的思考，量力而行。（一）教学的课前准备1．教师要根据教学内容和学生的实际情况选择刑事案例。案例教学法的案例的选择至关重要，其可来自案例教材，甚至报纸、杂志、电视台和网络等媒体，也可以由民族院校老师自己编制。民族院校学生程度不同，斟酌选择案例，充分调动每个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激发学习兴趣。通过典型性案例巩固基本理论；通过具有深度和难度的启发性案例锻炼和提高学生思考的广度和深度；通过现实热点性案例引起学生浓厚的学习兴趣，如刑法中热点的许霆案件、贵州习水的嫖宿幼女案、躲猫猫案件、湄公河惨案等，既可以丰富教学内容，活跃课堂气氛，又可潜移默化的培养学生信息素质和分析能力。2．根据刑法教学目标和案例的内容确定问题。案例准备好后，教师应当研究供学生讨论的案例。根据民族院校各班具体情况巧妙设置问题，考虑案件定性可能引发的争议，掌控全局。既要随时解决学生提出的问题，又不能让学生远远偏离教学内容，放任自流，同时考虑到各个学生的不同程度，有针对性的提问。题目选择上要具有一定的启发性、诱导性、可争辩性，诱导学生展开讨论、促进争辩，从而进一步深化所学刑法理论知识。3．根据教学资源和学生人数来布置案例。问题设置好后，需要把案例提前展示给学生，以便学生有充分的时间去查阅刑法资料、深入思考。在此过程中，教师需要告知学生必读的材料及其具体的组织方式。案例教学是师生互动的过程，学生参与程度与参与质量是案例教学法成功与否的关键，参与前的准备非常关键。［2］教师要根据教学目标、案例案情、学生人数、教学环境等确定具体采取的组织形式。（二）案例教学的课堂组织1．引导发言。刑法案例教学成功的关键在于学生发言，教师要以学生为主，引导学生多方面、多角度分析案件，组织学生讨论、辩论，鼓励学生提出独立见解。根据学生的情况采取不同引导策略，对思维敏捷，表达清晰的学生提出质疑，深化刑法理论问题；对反应慢，表达能力普通的学生及时提示，提高每个层级学生的理论水平与实际分析能力。对发言的同学积极肯定，引导他们畅所欲言，不轻易对某一问题下结论，给学生自由发挥的空间。讨论中老师可以随机设定提问，控制讨论主题，有针对性的诱导学生思考，鼓励主动发言，避免冷场。2．教师点评。精辟的点评对案例教学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点评可以穿插在案例讨论过程中，也可以对某个学生的发言情况做简要评论，还可以在案例讨论结束时进行总结点评，包括对讨论情况的客观评价、罪与非得罪分析评判。对总体情况的评价涉及到刑法理论问题和具体表达方式的全面评价，并提出问题引导课后思考；对案例的分析，既要给出案例结论和相应的依据，又要结合法律理念对该罪进行评判。最终达到掌握刑法基本理论，锻炼法律思维的目的。（三）案例教学的课后综述案例教学的课后综述是案例讨论的总结，即对思考和实践的结果进行归纳总结，通过小论文方式进行。小论文是案例教学的后续环节，是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3］通过撰写小论文，使学生将一些尚不成熟的想法通过写作进一步论证成熟，诱导学生对课堂上言犹未尽的刑法理论进一步思考，拓展思维空间，还可以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教师可以就小论文的选题切入点、论证的完善度、研究的深入化进行考核评价，作为平时成绩。通过此过程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徒法不足以自行”，如果只有法律规则，而没有适用规则的高素质人才，规则之治就是空中楼阁。民族地方法律人才的培养是我国民族地方法制现代化建设的根本，案例教学法可以在很高的程度上锻炼和提升民族院校学生实际应用法律的能力。尽管我国是成文法国家，传统的讲授式教学方法根深蒂固，还不具备完全移植英美国家的案例教学法的土壤和基础。［4］但是我们可以借鉴和吸收英美国家案例教学法的合理内容，结合我国的传统教学方法，不断创新和完善刑法教学方法，以期增加民族地区学生学习的乐趣、深度和广度，为民族地区培养更为专业化的法律人才。

本文作者：王亚妮黄军锋工作单位：西藏民族学院

摘要：以往司法机关和金融机构在处理金融诈骗案件时，多倾向于作为经济纠纷处理。论文由于经济制裁手段的滞后性及缓和性，结果往往是赢了官司却无法挽回损失。但如果从刑法的角度来防范和调控金融诈骗案件，就可能会收到较为理想的效果。但金融诈骗罪的成立必须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作为其主观要件。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认定应该根据客观情况以综合考量。

关键词：金融诈骗；刑法；非法占有

一、金融诈骗案件并不一定只是经济纠纷

在现实中，金融诈骗案件大多数作为经济纠纷来处理。一般而言，受害人或受害单位向法院的经济庭起诉实施金融诈骗的人，法院最后虽然判决被告人败诉，但此时被告人早已挥霍或转移走了诈骗的财物。结果不仅使受害人无法追回经济损失，反而耗费了漫长的诉讼时间以及昂贵的诉讼费用和律师费用等。

实际上，很多金融诈骗的案件，并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经济纠纷，而可能已经触犯了刑法关于金融诈骗罪的规定。将金融诈骗的犯罪行为按照经济纠纷来处理，不仅使犯罪分子轻易地逍遥法外，有损刑法的权威，而且还让犯罪分子充分利用经济制裁手段的滞后性和缓和性的弱点，从容地游离于刑法与经济法的空隙之间，保留住了诈骗的果实。相反，如果用刑法来处理金融诈骗案件，不仅使犯罪行为“罪有应得”，而且会减少受害人或受害单位的诉讼成本，提高司法效率。

司法部门之所以将现实中发生的大量的金融诈骗案件简单地界定为经济纠纷，毕业论文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受传统刑法理论的影响，认为“对于某种危害社会的行为，国家只有在运用民事的、行政的法律手段和措施，仍不足以抗制时，才能运用刑法的方法”。所以，对于金融诈骗首先应该考虑运用经济法的手段来处理。第二，没有从法益侵害和具体构成要件符合性的角度对金融诈骗的性质进行具体的分析，其结果不仅模糊了刑法作为公法的意义，而且也使刑法保护法益的目的流于口头。

关键词:区际刑法;跨境犯罪;刑事管辖权冲突;刑事司法协助

内容提要:当今中国客观地存在“一国、两制、三法系、四法域”的现状,因而区际刑事法律冲突不可避免,中国区际刑法应运而生。中国区际刑法主要针对跨境犯罪而展开,研究如何处理不同法域的刑事管辖权冲突,并有效地开展区际刑事司法协助。中国区际刑法在范畴上包括跨境犯罪、基本原则、各法域刑事法主要规定、刑事管辖权冲突、刑事司法协助五个方面的内容,因而具有独立的对象、内容。关于中国区际刑法的研究也具有独立的方法,中国区际刑法具有独立学科的属性。

一、中国区际刑法问题的产生

区际刑法的问题既可以产生于某一个联邦制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又可以产生于分裂的国家,如未统一前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①。这两种情况也是香港、澳门未回归前世界上区际刑法的主要两种模式。当然,这并不是说在香港、澳门两地区未回归祖国大陆之前,不存在两个地区与大陆刑事法律的冲突与协调问题,而是说,这种冲突与协调问题并不是很突出和明显。其实,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大陆与台湾在刑事法律方面的冲突在某些时期表现得还是非常激烈的。最为典型的莫过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发生多起大陆居民劫持航空器到台湾的严重刑事案件,而台湾方面并没有移交犯罪人或给予严厉刑事处罚。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三个法域与大陆地区之间的法律冲突是客观存在的。

随着香港、澳门以及台湾地区与中国大陆之间经济文化交往的加深,特别是在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大陆、建立特别行政区之后,在中国范围内,一个国家、两种(政治)制度、三种法系、四个法域的格局显得尤为明显,解决四个法域之间在各种法律制度方面的冲突也较为迫切。其中,相对而言,解决中国大陆内地与其他三个法域的法律冲突则更为重要。而刑事法律方面则尤为值得关注,因为刑事犯罪对当地的社会秩序有着严重乃至根本性的侵犯,当地司法部门通常都会给予充分的重视和严厉的打击,但对其他司法部门来说就意味着义务和负担,乃至会涉及政治上的责任,不容易解决刑事法律方面的冲突和纠纷。因此,该问题引起了两岸四地诸多刑事法学者的积极关注与认真研究。这也是当前打击刑事犯罪,处理刑事管辖权冲突等司法实务面临的急切任务,中国区际刑法问题由此产生。

二、中国区际刑法研究状况

论文关键词：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犯罪

论文内容摘要：本文从学理解释的角度，对个人信息犯罪构成的有关刑法规定进行了解释，以有利于司法实践对个人信息犯罪的认定。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是指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行为。目前，在我国，非法使用个人信息或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并以公民个人信息进行非法营利的行为十分猖獗，加强包括刑法在内的一切法律手段对个人信息进行包括是非常必要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其中第七条规定重新规定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内容，是我国加强个人信息法律保护的体现。因此，研讨理论上如何解释刑法修正案（七）第七条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法益

刑法法益就是被犯罪行为所侵害的利益。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反过来说明犯罪的本质是侵犯法益。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法益就是公民的个人信息权。个人信息权利是人格权的一部分。某种事物之所以值得刑事法律加以保护必然是其承载了重要的利益。个人信息值得法律加以保护的原因是其承载了重要的人格利益。人的利益或人权是现代法律所保护的重要客体，而人格权又是人权的最为基本的组成部分。就个人信息与人格权相联系的角度而言，个人信息是人格的外在表现形式，对人格权的侵害往往是通过对个人信息的侵害加以实现的。人格权的内容包括：其一，人格独立；其二，人格自由；其三，人格尊严。个人信息不受他人非法干涉、支配和控制是人格独立的必然要求。个人信息不受他人非法干涉、支配和控制为人格自由及其自由发展提供了空间，如果个人信息被随意侵害，人格的自由便无立锥之地。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客观要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