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的刑法保障与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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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黄烨工作单位：信阳师范学院

1945年5联合国宪章6第一次将人权规定在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的文件中,成为应遵守的最基本的国际准则。我国已签署、加入了一系列的国际人权公约,而且新一届政府以人为本理念明确的提出,也反映了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理念和目标。24年3月,宪法的第四次修订,首次明确宣布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成为此次修宪的最璀璨的亮点之一。这一神圣权利宣言,虽然只有寥寥九个字,却浓缩了数十年来人权思想从禁区到权利之旗的巨大变迁[1]。在人权的法律保障体系中,刑法由于其保护权益的广泛性、重要性及其对违法制裁的特殊严厉性,因而对人权的全面保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2]。我国1997年新修订的当代刑法在人权保障方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可喜的进步,但在某些方面仍有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

一、人权的内涵及历史发展

1.人权的内涵人权,是指作为人类成员的权利或者人因为其作为人类成员而享有的权利。它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以及不同的场合会有不同的含义。具体地说,人权应当包括哪些权利呢?对此,有不同的看法。根据1948年联合国5世界人权宣言6和1966年联合国人权两公约,即5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6和5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6,人权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一类是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主要是指:生命权,人格尊严权,不受酷刑和不人道待遇权,不受奴役权,不受任意逮捕或拘禁权,告知被捕和被控原因权,不强迫自供或认罪权,无罪推定权,迁徙的自由和选择住所的自由权,生活不受侵犯权,宗教信仰自由权,婚姻自由平等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权,言论自由权,和平集会、结社、游行、示威权。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主要包括:工作权,财产权,休息权,男女同工同酬权,参加和组织工会权,罢工权,享有社会保障权,对母亲、儿童和少年的特殊保护权,适当的生活水准权,享有能达到的最高体质和心理健康的标准权,受教育权,参加文化生活和享有科学进步的权利等。从本质意义上讲,人权就是人为人而应当享有的权利。人从母体中分娩出来,来到这个世界,就成为有生命的个体,就要生存和发展。为了能够生存和发展就必需有一系列的权利和自由,这些权利和自由就是人权。因此,人权正像人们通常所说那样,是与生俱来的权利、固有的权利。西方学者更把人权称为天赋人权,认为人权是天、上帝赋予的,其意义无非是说人权不依赖于法律的规定而存在,宪法和法律不是基本人权的渊源,而是其产物。当然,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世上既无天也无上帝,人权实质上是由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生产方式、地理环境、人口等)和文化传统决定的[3]。2.人权思想的历史发展人权思想在人类历史上有着悠久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的自然法和自然权利中朴素的人权观念,到后来文艺复兴时期的启蒙思想家在自然法学说和社会契约论基础上以天赋人权为理论内涵的人权理论。再到西方各国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以此理论为基础,建立起的西方现代政治法律制度,直至成为人类文明的共识,并不断得到强化和制度性的保障。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对人权的保护引起了世界各国的极大关注,这一时期制定了5禁奴公约6和5禁止强迫劳动公约6等国际人权保护的公约。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生的大规模践踏基本人权,残酷屠杀人民的暴行,更是激起了世界各国人民的极大愤慨,人权的国际保护已发展成为国际性的重要问题[4]。这一时期国际人权保护公约也空前繁荣,制定了5联合国宪章6、5世界人权宣言6、5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6和5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6及其两个任择议定书,以及5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6,5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6,5儿童权利公约6等一系列国际人权保护公约,建立起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人权公约及执行措施体系,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把对人权的保护也向纵向、全面推进了一大步。3.我国人权保护的历史发展新中国建立以后,我国从过去把人权视为资产阶级的专利,到现在正式承认人权的普遍性,认为它是人类文明的共同结晶,标志着我国政治理念及民主与法制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到今天,在24年宪法修正案中正式写上国家保护和尊重人权这一内容,就更说明我国对人权保护的高度重视,并以此为契机,必将大力推动以人为本、人权保障在国家社会生活,尤其是各个部门法中的贯彻实施。当代刑法由于其在各个部门法中的特殊性,更应担当起保障人权的历史重任。

二、当代刑法的人权保障现状

1997年1月1日实行的新刑法,它是我国立法机关顺应时展的需要,对1979年及其以后的刑法规范进行全面的修订而成的当代刑法。它兼顾了社会保护功能与人权保障功能,并进一步强化了当代刑法对人权的全面而有效的保障。其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罪刑法定是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针对封建专制国家实行的罪刑擅断、肆意践踏人权的黑暗司法制度而提出来的。它的含义是:什么是犯罪,有哪些犯罪,各种犯罪的成立条件是什么,有哪些刑罚种类,各种刑罚如何适用,以及各种具体罪的具体量刑幅度如何,均由刑法加以明确的规定,它以人权保障为核心内容,绝对排斥不利于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类推制度、重法溯及既往、不定期刑、习惯法等。对于刑法分则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的行为,不得定罪处罚。即无法律则无犯罪;无法律则无刑罚;无法律规定的刑罚则无犯罪[5]156。我国1979年刑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没有明文规定罪刑法定原则,到了1997年3月修订的新刑法从完善我国刑事法治,保障人权的需要出发,明文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即在新5刑法6的第3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这一原则的确立,是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刑法领域的基本要求,也是我国刑法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同时它也在国家刑法权和公民个人自由权利之间划出了一条明确的界限,只有当行为人的行为符合法律规定的犯罪成立条件时,只能由法定国家机关按照法律的规定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否则,行为人的行为在刑法上就是自由的。这样,一方面可以保证无罪的不受刑事追究,另一方面也可以保证构成犯罪的人不受刑法规定以外的刑事追究,从而保障了公民的人权。因此,可以说,罪刑法定既是国民的自由大宪章,也是犯罪人的人权保护的大宪章[6]276。2.刑法对各种侵犯人权的犯罪做了详细明确的规定如果说刑法总则中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主要是用于防范国家权力的滥用而导致的对人权的侵害,那么,刑法分则中对各种侵犯人权的犯罪进行详尽的规定则是为了防范社会一般民众对社会其他民众人权的侵犯。关于这一问题在刑法分则中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对公民人身权利的保护。第一,对生存权的保护,规定了故意杀人罪和过失致人死亡罪。第二,对健康权利的保护,规定有故意伤害罪、过失重伤罪、强迫卖血罪等。第三,对人身自由权的保护,规定有非法拘禁罪、绑架罪、非法搜查罪等。(2)对公民人格权、名誉权的保护。规定了诬告陷害罪、侮辱罪、诽谤罪。(3)对公民民主权利的保护。规定了报复陷害罪、破坏选举罪。(4)对公民婚姻家庭权利的保护。规定了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重婚罪、破坏军婚罪、虐待罪、遗弃罪、拐骗儿童罪。(5)对公民宗教信仰自由,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权利的保护。规定了非法剥夺宗教信仰自由罪,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罪,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罪。(6)对妇女、儿童的特殊保护。规定了强奸罪,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猥亵儿童罪,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等。(7)对公民的财产权利保护。规定了抢劫罪、抢夺罪、盗窃罪、诈骗罪等。(8)另外,刑法还专门规定了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侵犯公民权利的犯罪,如刑讯逼供罪、暴力取证罪、虐待被监管人罪等。总之,刑法通过对侵犯人权犯罪的详尽规定,从而有力地打击这类犯罪,达到更好地保护人权的目的。当然,这个打击必须在法定的限度内,遵循罪刑法定的原则。3.刑法在立法规定上体现了有利被告原则有利被告是一种简称,它来源于古老的法律谚语。所谓有利被告,不是说只要有利于被告的就行,只是有疑问时才采取有利于被告的原则。在刑法这个实体法的立法中,仍然体现了这一原则,就是说当刑法本身存在疑问的时候,应该采取有利被告的原则。比如我国新5刑法6第12条第1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本法实施以前的行为,如果当时的法律不认为是犯罪的,适用当时的法律;如果当时的法律认为是犯罪的,依照本法总则第四章第八节的规定应当追诉的,按照当时的法律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如果本法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罚较轻的,适用本法。这就是我国刑法关于溯及的规定,即解决新旧两部刑法交替时怎么办的问题,采取了从旧兼从轻的原则,即适用行为时的旧法,新法原则上没有溯及力,但新法不认为是犯罪或处刑较轻的,则要按照新刑法处理。它也是法不溯及既往原则在我国刑事立法中的体现,显示了有利于被告人,保障人权的基本精神。同时,在我国刑法总则量刑情节的规定中,也可以看出来。在总则的量刑情节中总共规定了21个,而法定的从重情节只有教唆不满18岁的人犯罪的、累犯两个,而法定的可以从宽处罚情节有1个,应当从宽处罚的情节有9个[7]269。这也从另一侧面说明了立法精神实际上是体现了一个人权保障、有利被告的基本精神。4.强化了正当防卫制度根据5刑法6第2条规定,正当防卫是指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对不法侵害者实施的制止其不法侵害且未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损害行为。[8]223它的本质在于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国家利益以及制止违法犯罪行为,而被各国刑法所普遍重视。我国旧刑法即1979年5刑法6第17条有关于正当防卫的规定,但存在着过于原则,内容不够明确,尤其是防卫过当成立的条件不好掌握等问题。新刑法为了强化刑法的人权保障功能,在1997年刑法的修订中对正当防卫制度做了较大的修改。放宽了正当防卫的限度,缩小了防卫过当的构成;同时,增设了对抗制暴力犯罪的特殊防卫权的规定[9]。关于防卫过当的标准由1979年刑法的正当防卫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修改为1997年刑法的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在必要限度前加上明显的要求,并将不应有的损害修改为重大损害。这样就不仅放宽了正当防卫的条件而且也缩小了防卫过当的构成,更利于公民切实进行自卫,更好地保卫自己的人权免受非法侵害。5.在刑罚的规定上更为人性化刑罚人性化无疑是刑法保障人权的极其重要的方面,而且由于刑罚是以剥夺性痛苦为内容的强制措施,并且以国家的名义规定与适用,所以,首先要保护个人不受刑罚的恣意侵害;要保障人权,首先要保障刑罚不得侵犯人权。刑罚与人权保障的关系明显存在于刑罚的制定、裁量与执行三个领域[1]。在这些方面,当代刑法进一步努力贯彻着刑罚的人性化精神,其主要表现如下。(1)在刑罚的制定上。一是保留并更加重视管制刑的适用。管制刑是当代刑法中规定的最轻的主刑,属于限制自由刑,它对犯罪人不予关押,仍在其工作岗位上并可享受同工同酬的劳动待遇,也不离开自己的家庭和亲人,仅限制其一定的自由。它是我国刑罚制度的独创,符合世界刑罚的开放性和人性化的发展方向,而备受重视。二是努力限制和减少死刑。死刑是剥夺犯罪分子生命的刑罚方法,随着人类文明进程的不断发展,这一古老的刑罚方法受到了刑罚人性化的不断冲击。废除死刑在世界上已是大势所趋,我国现阶段虽不具备立即废除死刑的条件,但新刑法对死刑的限制和适用进行了积极的努力。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进一步限制了死刑的适用条件;第二,放宽了死缓减轻为无期徒刑的条件,由1979年刑法确有悔改修改为没有故意犯罪;第三,较大幅度地削减了死刑罪名。(2)在刑罚的裁量上。当代刑法在第3条、第4条、第5条中分别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以及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这些原则的确立一方面为司法机关在刑罚裁量的司法实践中提供了法律依据;另一方面也是用立法权限制司法权,明确量刑的根据和基准,采用合理的量刑方法,实现量刑公正,防止法官擅断,以维护公民人权。(3)在刑罚的执行上。当代刑法根据我国的行刑目的和行刑实践,在刑罚的执行中有:教育性新原则,人道主义原则、区别对待原则和社会化原则[7]39。以及减刑、假释和赦免制度。这些原则和制度的确立,无不显示了当代刑法人性化的一面。同时,我国政府正在不断努力去改善和提高监狱的人权状况。

三、当代刑法人权保障之完善

1997年的新刑法极大地闪耀着人权保障的光芒,表现了深切的人性关怀,体现了当代刑法的道德水准和人性深度。但从人权的保障角度而言,当代刑法在以下几个方面仍然可以有所作为。1.刑法宪法化刑法宪法化是指把有关犯罪与基本原则写入宪法,以彰显刑法人权保障功能的一种趋势。其实质是要转变刑法观念,树立民权主义刑法理念,是要确认刑法保障权益、规制国家刑罚权(包括制刑权、求刑权及量刑权)的功能。刑法宪法化在现代是一个普遍现象,也是大势所趋。据国际刑法协会前主席巴西奥尼对139个国家宪法进行研究发现:65个国家的宪法规定了生命权;13个国家的宪法规定了公民人身不受侵犯的权利;81个国家宪法规定公民不得被任意逮捕,不受酷刑、非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刑罚;48个国家宪法规定不得自证其罪;67个国家宪法规定了无罪推定;38个国家宪法规定了公平、公正的审判程序。刑法宪法化对于推进法治、保障人权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11]。我国的宪法在这些方面有许多明确规定,但在把有关犯罪与基本原则写入宪法方面,仍有一些需要努力的地方。2.刑法的观念层次上有待进一步改进,以更显示对人权的尊重刑法由于其保护权益的广泛性、重要性及其制裁措施的严厉性,因而对人权的保障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那么,它的立法在观念层次上应体现出对生命权这一最基本的人权在权益阶梯上的至上性。然而,现行刑法在这个层次上有待进一步改进。一般说来,在成文法国家或地区,立法者总将其认为的属于危及较为核心法益的犯罪置于分则中最为显著的位置。如俄罗斯由于在理念上承认人是文明世界中的最高社会价值,在2世纪9年代修订的刑法典里就将侵害生命和健康的犯罪作为刑法典分则的第一章[12]。5法国刑法典6亦如此。这种分则体系结构的变更,标志着人类社会在其历史进程中,法律价值观由重视国家(地区)权益到注重个人权益的重大历史性转变,它彻底及有建设性地脱离传统之制度,借此肯定了人之尊严为此刑事制度之根本价值[13]。而反观我国现行刑法,在分则中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的犯罪排在危害国家安全罪、危害公共安全罪和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罪之后,位列第4。如此地位,很难说明立法者对生命这一最高人权有至上性的认识,有必要在分则中将本章次序予以调整,以更彰显当代刑法对人权的保障。3.应当进一步限制和减少死刑死刑这种最古老的刑种,自1764年由意大利的刑法学家贝卡利里在其传世之作5论犯罪与刑罚6中,首次提出废除的主张以来,其存在的合理性遭到普遍的质疑,废除死刑在当今世界已是大势所趋。我国1997年新刑法在限制和减少死刑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努力,但是中国现阶段死刑的立法,还是偏多,核准程序也不完善。而且根据我国政府已签署的5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6第6条的规定:在未废除死刑的国家里,判处死刑只能作为对最严重的罪行的惩罚。而所谓最严重的罪行,根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5关于保护面对死刑的人的权利的保障措施6的解释,是指蓄意而结果为害命或其他极端严重的罪行。根据这一标准,我国现行刑法关于死刑罪的设置仍有许多不合理的地方。且根据联合国5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6而成立的人权委员会,在2世纪9年代的一个决议中就督促所有还保留死刑的国家,不要将死刑适用于是非暴力的经济犯罪。而我国刑法中经济类犯罪中死刑仍然存在着,这说明,当代刑法在限制和减少死刑,以保障人权方面仍有积极可为的地方。4.正当防卫制度的规定仍需改进和完善新刑法第2条关于防卫制度的规定有着积极和进步的意义。其第3款关于防卫权的规定,需要考虑两个方面,一是要有利于强化正当防卫,以充分保护公民的合法利益,二是要防止公民滥用防卫权而侵犯不法侵害人的合法利益。这两个方面都应当是刑法保障人权的题中应有之义。而新刑法第2条第3款几乎设立了公民的无限防卫权,因此就需要我们反思,即使对实施暴力的犯罪者,法律也不应放弃对其一切权利的应有保护,而放任或鼓励其他公民剥夺不法侵害人的应有权利。因此,对这一规定立法需要在认真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必要的改进,以充分发挥正当防卫制度的应有作用,避免弊端,达到全面保障公民(包括不法侵害人)人权的目的。5.确立符合现代法治精神的保安处分制度保安处分作为刑罚之外的一种辅助性的刑事制裁方法,因其具有惩罚犯罪现象和消除犯罪原因的积极功效,因而为现代各国在刑事法治体系中所普遍采用。[9]我国法律体系中尚无完整的保安处分制度规定,有限的劳动教养制度也由于其缺乏必要的诉讼程序和法治监督机制而出现很多有违现代法治精神和人权保障要求的问题,而广遭抨击。时至今日,我国刑法中尚没有保安处分的专门规定,这不能不是一大遗憾。从建立现代法治和充分保障人权的长远需要,应尽快建立符合现代法治精神的保安处分制度,在刑法典中设立保安处分专章,并在刑事诉讼法中予以程序上的配合不失为一个较为理想的方案[14]。总之,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背景下,应树立正确的刑法观,把它从刀把子这一统治工具的观念上转变到具有社会保护和人权保障双重机能的观念上来,完全地抛弃重刑尚刑的刑法观念,让刑法充满着对人权的保护内容,真正成为公民自由的大宪章,也是我们时展和历史进步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