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保障论文范文10篇

一、刑法廉政保障功能的界定

学界对于刑法功能的界定与分类有不同的观点:有侧重于对“功能”一词本身的界定，如将刑法的功能分为正功能、负功能与零功能;［1］有侧重于从刑法这一部门法性质的角度进行界定，如将刑法功能分为本质功能与非本质功能;［2］也有侧重于从刑法法律内容的角度进行界定，如将刑法功能分为为社会和谐防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秩序、维护社会管理秩序、保护国家社会经济利益、维护社会成员权益和维护法律的正常实施功能。［3］通说认为，刑法的功能指刑法可能产生的积极作用，可以概括为维持秩序功能、保护法益功能、保障人权功能三个方面。［4］(P5～6)本文在刑法的功能定义方面采通说，即刑法的功能指其可能发挥的积极作用。刑法的廉政保障功能必须通过刑法条文的规定和实施来发挥，因此，要界定刑法的廉政保障功能，除明晰刑法的功能概念之外，还必须明确刑法涉及廉政保障功能的条文范围。根据199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及其1个《决定》、8个《修正案》的规定，从广义上来看，涉及刑法廉政保障功能的罪名主要集中在第8章贪污贿赂罪、第9章渎职罪和第10章军人违反职责罪中。此外，《刑法》第3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的第3节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中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为亲友非法牟利罪，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失职罪，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滥用职权罪，徇私舞弊低价折股、出售国有资产罪，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第3章第4节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中的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编造并传播证劵、期货交易虚假信息罪，诱骗投资者买卖证劵、期货合约罪，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违法运用资金罪，违法发放贷款罪，吸收客户资金不入账罪，违规出具金融票证罪，对违法票据承兑、付款、保证罪，洗钱罪;第5章侵犯财产罪中的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挪用特定款物罪等罪名都属于腐败犯罪的范畴。［5］从狭义上来讲，涉及刑法廉政保障功能的条文仅指《刑法》第8章贪污贿赂罪这一章的法律条文。本文拟对此种意义上的刑法的廉政保障功能展开论述。由此得出，刑法的廉政保障功能主要是指通过制定出台关于国家工作人员贪污贿赂的刑法条文并运用这些条文来惩治贪污贿赂行为即在立法和司法两个方面，刑法所可能发挥的积极作用。法律的规范作用是指法律作为调整人的行为规范对人的行为所产生的影响。一般可将其概括为指引、预测、评价、强制、保护和教育六个方面。［6］(P14～18)刑法的廉政保障功能是指其在廉政方面所可能发挥的积极作用，也即在指引、预测、评价、强制、保护和教育六个方面对人的行为所可能产生的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立法和司法两个方面。

(一)刑法在立法方面的廉政保障功能

通过预先制定关于贪污贿赂的刑事法律条文，刑法在立法方面的廉政保障功能得到发挥。其主要体现在指引、预测和评价三个方面。在指引方面，关于贪污贿赂的刑事法律条文为行为人本人的行为提供了一个标准和模式，引导人们选择合法的行为方式避免违法的行为方式，也可以预测到自己在某种情况下应选择何种行为;在预测方面，根据关于贪污贿赂的刑事法律条文，人们可以预先推测出，在特定情况下别人将会如何行为以及自己应如何行为，从而得以建立法律秩序;在评价方面，关于贪污贿赂的刑事法律条文作为一种规范和标准，人们通过它来判断、衡量他人的行为是否合法，从而对他人的行为进行评价。

(二)刑法在司法方面的廉政保障功能

通过实施关于贪污贿赂的刑事法律条文，加深人们对罪与罚必然相系的确信，刑法在司法方面的廉政保障功能得到发挥。其主要体现在强制、保护和教育三个方面。在强制方面，通过实施关于贪污贿赂的刑事法律条文对贪污贿赂犯罪行为予以否定，并对犯罪者进行惩罚和制裁;在保护方面，通过实施关于贪污贿赂的刑事法律条文，维护国家廉政法律制度，保护国家和公共利益;在教育方面，通过实施关于贪污贿赂的刑事法律条文，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一般社会公众的思想，进而影响到人们未来的行为选择，实现对一般社会公众的普法教育。

摘要：人权保障是当代刑法的鲜明主题之一，刑法基于其所保护利益的广泛性、重要性及刑罚的严厉性，对人权的全面保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近年来，我国的人权保障事业有了很大进步，2004年宪法修正案中明确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写入宪法。然而，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执法人员滥用职权、侵害公民权利的现象，严重损害了司法部门的形象，亵渎了法律权威。本文将对人权保护在刑事司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简要分析，并对如何完善人权保护提出建议。

关键词：人权保障刑法宪法修正案

一、我国人权保障的立法现状

所谓人权，就是人在其生活的社会，特别是国家中所应当享受并得到充分保障与实现的各种权益。六十多年前，《世界人权宣言》中“作为所有人民和所有国家努力实现的共同标准”为联合国大会所通过；1993年6月25日世界人权会议通过的《维也纳纲领》再次重申，《世界人权宣言》是“各国人民和所有国家所争取实现的共同标准”。中国政府先后于1997年l0月和1998年10月分别签署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表明了中国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坚强决心意味着中国也同样重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反对～切侵犯公民合法权利的行为。

我国宪法全面规定了公民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文化权利等一系列权利，。这些规定为刑事司法领域保障公民人权提供了坚实的宪法依据。2004年，“人权入宪”是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标志着我国的立法正在与国际接轨，对人权保障的认识正在进一步深化。

二、我国人权保障在刑事司法中存在的问题

一、扩大解释概述

(一)扩大解释概述。扩大解释，是指“刑法条文所使用的文字的含义过于狭窄，不足以表达刑法条文的真实含义，于是扩张其真意义，对刑法条文作出超过其字面意思的解释”①，使其符合刑法真实意义的解释方法。(二)扩大解释对于刑法的意义1．弥补法律漏洞。在实际应用中，某些行为根据危害的严重程度与普遍的正义标准，应当作为犯罪处理，但由于立法者难以预见到将来可能发生的全部应当作为犯罪处理的行为以及立法时。间的局限性，法律不可能将所有应当作为犯罪处理的行为都包括在内，此时就需要进行扩大解释对法条字面意思进行扩大，从而弥补法律漏洞，实现公平正义。2．还原法条原意。扩大解释不是对法条漫无目的地进行扩大，而是在法条文字意义过于狭窄不足以表达法律真实意义时，扩大法条的字面意思，使其意义最贴近其原意，根据立法者的意图或客观目的进行解释，还原法条真实意图，实现蕴含在法条中的公平、正义。

二、扩大解释与刑法适用

(一)扩大解释的范围。1．符合立法原意。扩大解释是文义解释、目的解释等方法适用之后才予以考虑适用的解释方法，以表达刑法条文的真实含义为根本目的。所以扩大解释的首要范围就是不能超出立法原意，其解释结果所保障的客体应与立法原意一致。2．以刑法条文所可能具有的最宽含义为限。根据罪刑法定原则，扩大解释要以刑法条文所可能具有的最宽含义为限，不能超过刑法法条的字面含射意义，但是字面含射意义的外延是比较模糊的，所以在运用扩大解释的过程中，就要依托与司法人员的法律素养，不超出每一具体刑法条文可能具有的最宽含义。3．不超出一般人对法律效果预测的可能性。扩大解释的合理与否与民众对其解释结果的接受程度密不可分，其根本出发点是为了保障人权，即使人民事先能够预测自己行为的性质与后果，不致阻碍人民的自由行动，不致人民产生不安感。在立法公开的前提下，法律解释是否能够为民众所接受直接决定了民众的本项基本权利能否得到保障。所以扩大解释的解释结果不能超出一般人对法律效果预测的可能性。如果解释结果能够为一般人所接受，那么就没有超出其预测可能性，否则就不符合扩大解释的要求。(二)扩大解释与类推解释。在实际应用中，扩大解释与类推解释都超出了法条字面意思，但类推解释并不为我国所允许，所以二者的区分就显得十分重要。1．类推解释。类推解释，是指对于法律无明文规定的事项，就刑法中最相类似的事项加以解释的方法，被某些学者称为“过限的刑法解释”②，之所以允许合理的扩大解释，而反对类推解释，就是因为类推解释是对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内容进行解释，是将刑法适用于原本没有规定之事项，严重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2．扩大解释与类推解释的区别。(1)解释使用的方法不同。扩张解释不是采用类比的方法来扩张刑法规定的含义，而类推解释是借助于刑法规定的事项对于刑法没有明文规定的事项进行类比说明。(2)解释对象间关系不同。在扩大解释中，所解释的对象间的关系属于种属关系，但在类推解释中，解释对象间的关系通常是同级并列的，比较的是它们的相似之处。(3)解释结果是否超过刑法规范本身的蕴涵范围。扩大得到的结果具有被解释的对象在特定刑法规范中的核心属性，但类推解释得到的结果只具有一种近似性，且该结果不在法律规定的范围之内。该蕴含范围与之前所提及的扩大解释要以刑法条文所可能具有的最宽含义为限中最宽含义的范围不同。最宽含义是为了确定扩大解释的合理与否，其划分有一定的模糊性;但在区分扩大解释与类推解释中，刑法规范的蕴含范围是是否具有其核心属性，其范围较为宽泛，可以通过能否保障国民的预测可能性等因素体现。

三、结语

作为重要的刑法解释方法，扩大解释的扩大范围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其适用需要十分慎重，对司法人员的法律素养有较高的要求，其合理性与解释结果是否超过刑法规范本身的蕴涵范围及一般人对法律效果预测的可能性等外在表现形式有关。

关键词：表达权言论自由诽谤罪因言获罪罪刑法定

[摘要]：本文以我国近年发生的十几起因批评当权者而获罪的案例为背景，论证了言论多元的基本哲理、我国现有法律体系在保障人民表达权方面的不完善的方面，提出了若干审理关涉公共事务言论案件的法律准则。作者认为，动辄“因言获罪”不是民主与法治社会的正常现象，如何从法律上抑制“因言获罪”事件频发，是一个值得我们继续深入探讨的话题。

2007年召开的党的十七大上，总书记的政治报告完整提出了“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要求；2008年6月20日，他在视察人民日报的讲话时，再次申述了这四项人民的权利。提出保障人民的这些权利，是以我国社会生活中存在的问题为背景的。近些年来，“因言获罪”事件时有发生。十七大之前的2006年，发生安徽“五河短信案”、重庆“彭水诗案”、山东“高唐网案”；十七大召开的当年，发生山西“稷山文案”、山东“红钻帝国案”、江苏“无锡蓝藻案”、海南“儋州歌案”、陕西“志丹短信案”、河南“孟州书案”；2008年，又发生辽宁“西丰诽谤案”、安徽“灵璧侮辱案”、四川“通江诗案”；2009年，河南“灵宝帖案”、重庆“反涨价T恤案”、四川“遂宁帖案”、内蒙“鄂尔多斯帖案”等等。以上尚是受到传媒关注的，没有受到关注的同类事件更多。

如此众多的案例，同质异构，呈现出一个共同的问题，即人民的自由表达权如何得到法律法规和法治化理念的保障。本文主要探讨对言论的宽容及相应的法律调整准则。

要想使舆论一律是不可能，也是不应该的

在哲理上，言论不可能一律，因而至少应当容忍表达的多元，这是历史上众多学者的共同看法；而认定自己的观点、行为“绝对之是”，通常被视为主观意志上的“唯我论”现象。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IsaiahBerlin）曾用“独断式的确定感”（dogmaticcertainty）一语加以概括。[1]以约翰•密尔（JohnStuartMill）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在知识论上持“非独断”和“不确定”的观点。在认识论上，哈耶克（FriedrichAugustvonHayek）提出“不可避免的无知”（inevitableignorance），他指出：“有关主张宽容的经典论点，无疑是以承认我们所主张的这种无知为基础的。”[2]显然，要求言论一律，在认识论上也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因为没有人全知全能。

一、废除死刑的思想及实践

死刑根源于原始社会的同态血亲复仇,在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死刑被广泛地使用着,成为阶级社会统治者的重要工具。进入近代社会后,随着人文主义思想的兴起,死刑开始受到质疑。1516年,英国思想家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一书中首次提出废止盗窃罪的死刑。孟德斯鸠认为:“对于自然给予我们的领导人类的手段,应该谨慎地使用。”①著名法学家边沁也认为:“死刑几乎永远是一种不必要的或没有效果的权宜之计。对于那些使用轻刑或使用徒刑就能防止其再犯罪的人,使用死刑是没有必要的;对于那些把自己作为一个对付绝望的难民而放任自流的人,死刑是毫无效果的。对于每一种犯罪都用死刑来惩罚的立法者的政策,就如同一个小孩把自己不敢看的昆虫揉碎所具有的卑怯恐惧一样。”②

18世纪后期的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在其名著《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首次阐述死刑的弊端及废除死刑的理由,从而拉开了死刑存废之争的序幕。随着社会的进步,人权运动的发展,要求废除死刑以拯救作为基本人权的生命权的呼声日益高涨。尤其是国际人权运动的加剧和诸多国家废除死刑的实践,使废除死刑已成为国际社会刑罚改革的先导,并将是否废除死刑作为衡量各国或地区人权状况的重要因素。联合国大会1989年12月通过的《旨在废除死刑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任择议书》明确指出:“废除死刑有助于提高人的尊严和促进人权的持续发展”。“在本协议书缔约国管辖范围内,任何人不得被处死刑。每一缔约国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在其管辖范围内废除死刑”。死刑废除论已成为时代主流。

截止2005年2月12日,世界上已有83个国家废除死刑,其中欧洲40国、亚洲8国、非洲12国、北美洲6国、南美洲6国、大洋洲11国。废除死刑的国家中,近一半是欧洲国家,包括世界上第一个废除死刑的国家圣马力诺(theRepublicofSanMarino,1848年)。③

二、学界废与留的争论

在我国法学界,关于死刑废与留的问题一直争论不休。受我国“重刑主义”传统思想的影响,支持保留死刑的学者认为重刑乃至死刑是遏制犯罪的有力工具,是保卫社会的重要手段,主要理由有:1.死刑具有最严厉的惩罚性,可以实现对罪行特别严重的犯罪分子的惩罚;2.“杀人者死”,死刑复核最原始的罪行相应的正义观;3.死刑是剥夺人生命的极刑,可以有效的预防犯罪;4.与自由行相比,死刑具有执行上的现实性和简便性。

2006年度我国的刑法学研究，在基础理论和实务问题方面取得了进展，尤其就和谐社会语境下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刑罚改革、刑事和解等问题形成了研究热点。据粗略统计，2006年度出版刑法学著作包括个人学术专著、编著与译著不啻百部；在各类学术期刊上发表刑法学术论文2000余篇。①本年度刑法学学术交流频繁，举办了十余次富有成果的学术研讨会。②整体上看，2006年刑法学研究的热点问题突出表现为以下方面：

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问题研究

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提出为契机，学术界在2006年度内将刑事政策的应有地位及其发展走向等问题作为普遍关注的理论课题。

(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基本内涵及其定位问题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应该是我国现阶段惩治与控制犯罪的基本政策，而如何正确理解这一刑事政策所蕴涵的基本精神和内容也就成了贯彻该政策的前提。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内涵问题上，学界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那就是对于不同的犯罪应当分别采取宽严不同的刑罚：该宽则宽，该严则严。但这并不意味着宽而无严或者严而无宽。相反应当做到宽中有严，严中有宽，宽严适度，防止和纠正畸轻畸重。③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刑事政策的发展，经历了从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政策到注重严打政策再到强调宽严相济政策的起伏式变化过程。所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时代定位问题，即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以及严打政策的关系问题，是学术界极度关注的重要课题。就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的关系问题，有论者主张，我国刑法曾经确立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政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二者之间属一脉相承。④有论者认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的一部分，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的题中之义，属于具体的刑事政策。⑤也有论者基于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表述方式、侧重基点、司法倾向及关注重点等分析，指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新形势下对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的变革。⑥换言之，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提出的时代背景尤其是法治基础存在着很大差异。所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继承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的基本精神的同时，也具有与时俱进的新内容。⑦针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确立是否与严打政策存在冲突的问题，有观点指出，严打政策既不利于公民权利保障，也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严打政策只是对付犯罪的权宜之计，随着社会的转型，严打政策理论和实践暴露出局限性，作为一种刑事政策的历史使命已经完结。⑧也有观点认为，提倡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更多的是强调刑法宽缓的一面，但不能由此认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只是轻罪刑事政策。从这个意义上说，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不是对严打政策的取代，更不是对严打政策的否定，而应当将严打政策纳入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框架中确立其地位。⑨不过多数学者在分析严打政策存在弊端的同时，指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提出旨在矫正严打政策所形成的非理性的重刑主义倾向，所体现的正是人们期盼已久的注重“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二者之间保持动态平衡的进步司法理念。⑩

一、废除死刑的思想及实践

死刑根源于原始社会的同态血亲复仇,在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死刑被广泛地使用着,成为阶级社会统治者的重要工具。进入近代社会后,随着人文主义思想的兴起,死刑开始受到质疑。1516年,英国思想家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一书中首次提出废止盗窃罪的死刑。孟德斯鸠认为:“对于自然给予我们的领导人类的手段,应该谨慎地使用。”①著名法学家边沁也认为:“死刑几乎永远是一种不必要的或没有效果的权宜之计。对于那些使用轻刑或使用徒刑就能防止其再犯罪的人,使用死刑是没有必要的;对于那些把自己作为一个对付绝望的难民而放任自流的人,死刑是毫无效果的。对于每一种犯罪都用死刑来惩罚的立法者的政策,就如同一个小孩把自己不敢看的昆虫揉碎所具有的卑怯恐惧一样。”②

18世纪后期的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在其名著《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首次阐述死刑的弊端及废除死刑的理由,从而拉开了死刑存废之争的序幕。随着社会的进步,人权运动的发展,要求废除死刑以拯救作为基本人权的生命权的呼声日益高涨。尤其是国际人权运动的加剧和诸多国家废除死刑的实践,使废除死刑已成为国际社会刑罚改革的先导,并将是否废除死刑作为衡量各国或地区人权状况的重要因素。联合国大会1989年12月通过的《旨在废除死刑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任择议书》明确指出:“废除死刑有助于提高人的尊严和促进人权的持续发展”。“在本协议书缔约国管辖范围内,任何人不得被处死刑。每一缔约国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在其管辖范围内废除死刑”。死刑废除论已成为时代主流。

截止2005年2月12日,世界上已有83个国家废除死刑,其中欧洲40国、亚洲8国、非洲12国、北美洲6国、南美洲6国、大洋洲11国。废除死刑的国家中,近一半是欧洲国家,包括世界上第一个废除死刑的国家圣马力诺(theRepublicofSanMarino,1848年)。③

二、学界废与留的争论

在我国法学界,关于死刑废与留的问题一直争论不休。受我国“重刑主义”传统思想的影响,支持保留死刑的学者认为重刑乃至死刑是遏制犯罪的有力工具,是保卫社会的重要手段,主要理由有:1.死刑具有最严厉的惩罚性,可以实现对罪行特别严重的犯罪分子的惩罚;2.“杀人者死”,死刑复核最原始的罪行相应的正义观;3.死刑是剥夺人生命的极刑,可以有效的预防犯罪;4.与自由行相比,死刑具有执行上的现实性和简便性。

【论文摘要】政治权利是公民最重要的法律权利之一，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而法律对“政治权利”的范围并没有准确的规定，政治权利的保障机制需更好的完善。文章从宪法和刑法对“政治权利”的不同含义入手，将宪法中的政治权利与刑法中的“政治权利”相融合，对明确刑法中政治权利的范围进行探讨。

【论文关键词】宪法刑法政治权利

我国现行宪法只出现了一次“政治权利”一词，即我国《宪法》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但是，对于政治权利的范围是什么，即哪些权利属于我国宪法上所言的“政治权利”，现行宪法并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我国宪法学者传统上将“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等纳入政治权利的范围。但这种说法即使不能说违反我国宪法对政治权利范围的界定，也不能说符合后者。从我国现行宪法出发，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当属政治权利无疑，但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权利是否属于政治权利则存在疑问。我国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这条规定出现在规定政治权利的第三十四条和规定信仰自由的第三十六条之间，因此，政治权利在我国宪法中并没有明确的界限。

与宪法的模糊规定相反，我国《刑法》在关于“剥夺政治权利”刑的第54条明确规定了政治权利的范围：“剥夺政治权利是剥夺下列权利：(一)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二)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的权利；(三)担任国家机关职务的权利；(四)担任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领导职务的权利。”很显然我国刑法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的权利，担任国家机关职务的权利，担任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领导职务的权利列为政治权利，在一定的时候赋予国家剥夺的权利力，这是否会使宪法中对公民言论、出版、集会、结丰十、游行、示威的自由得不到完全的保障?我国刑法对政治权利范围的界定是否合理，乃至是否合宪?

以下从一个拟定的案例出发来提出对刑法上述规定的质疑：公民甲因违反刑法被依法判处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在剥夺政治权利的期间里写了一些非政治性的个人文章，而乙意外得到这些文章，并以自己的名义发表，乙是否存在侵犯甲的出版权的行为?根据法律规定，被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人没有出版权，这是否意味着甲不存在被侵犯出版权的可能性?权利被剥夺是否意味着没有权利?乙的行为有没有违法?对于无社会危害性的权利，却被剥夺合不合理?

一、从我国刑法的“剥夺政治权利”开始

摘要:民间融资犯罪的本质属于经济方面的犯罪，其发生由多方面的原因导致的，因而在应用刑法制度进行治理的过程中要谨慎对待。为了使人们更好的了解民间融资犯罪的刑法治理，笔者在本文中从两个方面进行了介绍:第一，民间融资犯罪刑法谨慎介入的必要性;第二，民间融资犯罪刑法治理制度的完善。

关键词:民间;融资犯罪;刑法治理

近年来市场经济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但是这并未影响刑法在民间融资犯罪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但是我们应该知道刑法在打击民间融资等一系列经济犯罪，保障社会秩序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经济的发展速度。刑法作为最后保障人们权利和社会稳定的手段应该谨慎使用，因而笔者在本文中对此进行了具体的介绍。

一、民间融资犯罪刑法谨慎介入的必要性

(一)刑法具有谦抑性

刑法的谦抑性指的是当能够通过其他法律进行规制的时候就不要使用刑法，如果通过较轻的法律就能够起到抑制犯罪和保护合法权益的目的，就不要使用重法。我国当前金融体制的现状是大企业能够很容易的获得融资，但是中小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很难通过银行正规途径获得融资，因而民间融资就成为普遍形式。民间融资在理论和现实上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国家也予以积极的肯定。但是民间融资的定性以及法律规定还不够完善，如果贸然的使用刑法进行治理是不合理的，因而笔者认为在民间融资犯罪的治理中应该谨慎使用刑法。

「内容提要」针对罚金刑执行难，通过论证，可以认为对故意不缴纳罚金者易科自由刑，对无能力缴纳罚金者易科公益劳动。文章具体论证了罚金刑易科制度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应实施的具体易科措施，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立法建议。

「关键词」罚金刑/易科/自由刑/公益劳动

犯罪非刑罚化和非监禁化已成为当今犯罪与刑罚制度发展的世界性趋势，许多国家都把扩大罚金刑的适用作为改革刑事制度的重要标志。多适用罚金刑，少适用徒刑，减轻财政负担，剥夺犯罪分子赖以犯罪的经济条件，已成为各国立法机关的共识。罚金刑的适用率在不断地上升，我国现行的97刑法大幅度增加了罚金刑的适用范围，突出了罚金刑的地位，使之成为仅次于自由刑的一种刑罚。罚金刑的这种变化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刑罚的适当宽缓、合理、有效的立法思想，揭示出我国刑罚改革的方向与目标。但是，罚金刑在大量的适用过程中也暴露出许多缺点，我国的罚金刑执行状况不容乐观。罚金刑执行难同样困绕着各国司法当局，尤其是适用率高的国家。针对实践中罚金刑的执行难问题，各国都在努力谋求救济的方法，以求得罚金刑得以圆满地执行。罚金刑易科作为其中的一种重要制度，已为世界许多国家的立法所承认。

罚金刑易科是指在罚金刑不能执行时，以其他刑罚方法或者强制措施代替所宣告的罚金刑制度。我国现行刑法中没有易科的规定，根据各国刑事立法，罚金刑易科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1、罚金刑易科自由刑，即被判刑人不能缴纳罚金时，易科徒刑（监禁）以代替罚金刑。

2、罚金刑易科劳役，即对不能缴纳罚金的人，易科不剥夺自由的劳动改造以代替罚金的缴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