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刑法与生态利益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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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张健工作单位：广东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一、环境犯罪与环境刑法概述

环境犯罪具有不同于普通刑事犯罪的诸多特性。第一,具有灾难性的危害后果。环境犯罪不仅破坏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而且危害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不仅危害这一代人,而且很可能会危害下一代人。环境犯罪一旦发生,往往具有很大的危害面。第二,其运行时效不同于普通刑事犯罪。环境犯罪尤其是污染环境的犯罪,其危害后果往往具有长期潜伏性,危害行为与危害后果之间的关系不易察觉,其发案时间常常少则几年,多则十几年、二十几年,而我国现行刑法典规定的大部分环境犯罪的追溯时效为10年,这很可能会导致大量的环境污染犯罪得不到追溯。因此环境犯罪的追溯时效应适当延长。第三,环境犯罪具有高度的行政从属性。环境犯罪能否成立,全部或部分地取决于其是否符合行政法的规定,甚至多数环境犯罪的构成要件需要由其它环境行政法规的规定来填补。现行刑法典对于环境犯罪的规定没有有效地顾及到环境犯罪的特殊性,而实际上这也不可能做到。把环境犯罪规定到刑法典当中,只是过多地注意到体系的逻辑性和完整性,却忽视了环境犯罪的实际追溯效果。为了有利于追究环境刑事犯罪、便于司法操作,环境刑事立法在模式上应当具有独立性。环境刑法作为刑法的一个子系统,基于环境犯罪的特殊性,它应该有一个有别于其他类型犯罪系统的指导思想。对于环境刑法的指导思想,笔者认为可以从环境刑法保护的法益的角度来构架。人类社会发展到生态文明阶段,传统法律可以说已经难以适应变化的社会现实。环境刑法的法益,应以集体公益保护为基础。传统上刑法法益以个人法益受侵害为防卫的主要对象,我国现行环境刑事立法,大多数危害环境罪的成立均以对人的权益人身、财产造成实际损害为条件。环境犯罪的客体应当是环境权益,环境刑事立法应该具有更强的独立性。在目前环境保护形势相当严峻,以城市为中心的环境污染仍然在加剧,并向农村蔓延,生态破坏范围加大,我国环境刑法立法观念应由传统的人本主义中心立法向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立法转变。在2001年环境资源法国际研讨会上,与会代表主张根据可持续发展的时代要求,以/人类和生态共同利益0为中心作为价值观念取代以/人类利益0为中心的传统价值观念,并进而提出其法律价值取向应由人与人的社会秩序向人与自然的生态秩序扩展,由代内公平向代际公平迈进,由发展经济的绝对自由向相对自由推移,由对个人价值的承认向对其他生命物种种群价值的承认拓展。生态经济学认为,/当今时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生态与经济的矛盾已成为当代社会发展中的一对基本矛盾。0因此,人类想要实现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必然要遵循经济与生态相协调发展的规律,从生态学的角度保护环境,在立法中考虑环境要素,在经济运行中加入环境因素。

二、生态利益的保护是环境刑法的本质和目的

当今世界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目标及环境现状,向环保法律体系提出了更高要求,加强刑法介入环境保护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环境保护的目的是/为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与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破坏环境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环境资源、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等。0归根到底是对人与自然的保护。注重自然生态系统价值以及人与生态和谐统一的目标决定了在人与自然关系的领域中要有法律规则的介入,人与自然关系的秩序化和合法化已成为历史和现实的双重要求。环境资源具有多种功能,最主要的是经济功能和生态功能。在漫长的环境资源开发利用历史中,人类一直关注其经济功能,在立法上表现为将环境资源作为财产进行保护。随着人类对环境资源认识的深入,环境的生态功能开始得到重视,生态利益作为一种独立的利益形态要求在立法上体现出来。至此,人类利益中原本被忽略的一个重要利益生态利益进入了立法者的视野。环境刑事立法也开始发生了变化,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将环境犯罪作为一类独立的犯罪予以规范;二是将生态利益作为单独的保护法益。这样,环境刑事立法就从保护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转向生态安全,生态利益成为环境刑法的保护目标。环境刑事立法的根本目的在于保护人体健康及经济活动所必须的环境条件,维护生态系统的正常运转,使生态环境呈现为良好的质的状态,而这主要取决于对生态利益的保护。因此生态利益的保护才是环境刑法的本质和目的。环境刑法对生态利益的保护首先体现在法益目标的选择上。环境犯罪主要表现为两种形态:即对环境的污染和对自然资源的破坏。污染环境犯罪侵害的利益较为复杂,因为污染环境不单表现为对环境本身的损害,而且它还造成人身或财产损害,因此,对污染环境犯罪的立法来说,很多国家往往把生态利益和人身、财产利益均作为法益目标。破坏自然资源的犯罪一般不直接造成人身伤害,但因资源固有的财产属性,保护法益往往确定为生态和财产利益。但是,在几个保护法益中,有一个基本法益的选择问题。不同的基本法益选择导致犯罪构成设计上的不同和罪状表述上的差异,从而决定某些行为的罪与非罪。如果环境刑法以生态利益为法益目标,环境犯罪的客观方面必然表现为将生态利益的损害作为定罪和量刑的标准,将生态利益置于优先地位。如果环境刑法旨在保护人身或财产,则环境犯罪的罪与非罪就取决于人身或财产损害的程度,而人身和财产的保护通过其他章节的规定就可达到目的,完全没有必要单列环境犯罪。因此,环境刑法应将生态利益确定为法益目标,并以此来达到保护人体健康和自然环境的目的。

三、我国环境刑法对生态利益的保护

我国刑法将环境犯罪规定在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然而,从刑法规定的犯罪来看,大部分都不属于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行为。妨害社会管理秩序,按其本意应当是行为人故意妨害国家机关的社会管理活动、破坏社会秩序、情节严重的行为。而在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中,如第338条规定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其直接侵害的对象是土地、水体和大气,保护的客体是国家、社会组织和个人享有的良好质量的土地、水体和大气带来的生态利益,而不是国家对土地、水体和大气保护管理的正常运作状态。第341条规定的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所侵害的对象是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保护的客体是当代及后代人因生物多样性的保持而享有的生态利益。如果仅仅是对管理秩序的破坏,不可能对行为人施以如此严厉的惩罚。在这点上,5俄罗斯联邦刑法典6的立法经验值得借鉴,该5法典6将生态犯罪独立成章,将生态利益作为犯罪客体,对环境犯罪的制裁以生态利益的损害为标准,而不是只考虑经济利益。我国环境刑法对生态利益的保护体现为两种方式,即设置了污染环境和破坏自然资源两类犯罪。在刑法规定的这两类犯罪中,可以分为以生态利益为主要保护目标和以人身和财产利益为主要保护目标的犯罪两种情况。保护生态利益的有下列罪名,包括:第341条第一款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对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保护是对环境要素的直接保护,保护的利益是生态利益;第340条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和341条非法狩猎罪也体出了对生态利益的保护,因为其对一定期限、一定地域的水生、陆生动物给予保护,保证了这些动物的繁殖和生长,维持了生态系统平衡所必须的动物数量;第344条非法采伐、毁坏珍贵树木罪,对珍贵树木单独予以保护,体现了维护生物多样性的要求,保护了生态利益。此外,第399条第一款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将境外的固体废物进境倾倒、堆放、处置行为规定为犯罪,实际上就是对环境的直接保护,该罪将环境作为保护对象,体现了对生态利益的保护。然而,在其他相关犯罪中,却主要是保护人身和财产,如5刑法6第338条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列举的罪状并未将只造成环境严重损害的情况包括在内,衡量事故的标准是公私财产的重大损失和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跟环境是否遭到损害没有联系。由此可见,该罪忽视了生态利益的保护。第339条第二款擅自进口固体废物罪的规定也没有包括环境损害的要求,只关注了对人身和财产的损害,保护的是人身和财产利益,没有体现出对生态利益的保护。第342条非法占用耕地罪的犯罪对象是耕地,而耕地更多地体现为经济利益而非环境利益,另外该罪仅包括非法占用耕地改作他用的行为,既不包括其他类型的土地,又不包括污染和其他破坏土地资源的行为。就耕地而言,其体现的主要是农业生产带来的经济利益和其保障社会稳定的秩序利益,生态利益不是其主要方面。第345条盗伐林木罪、滥伐林木罪的认定标准是林木的数量,使用的是财产犯罪的认定标准,对生态利益的保护来说并不适合,因为不同种类的林木、不同地点的林木,其生态价值和环境意义相去甚远,仅用数量进行衡量是不合理的,如砍伐水源涵养区、风沙防护区、水土流失区的树木和其他地区的树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很不相同的。而上述两罪的构成显然并没有考虑生态利益的受损害程度,没有体现对生态利益的关注和保护。刑法设立环境犯罪的首要目的是保护生态系统最基本的平衡状态,以免危及人类生存所必须的生命支持系统,而只有将生态利益作为法益目标,注重对生态利益的直接保护方能实现上述目的。对生态利益的保护来说,我国环境刑法的诸多规定均存在缺陷,要想实现刑法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就要以生态利益为标准来完善我国环境刑法。而且,从理论上来说,生态系统是相互依赖和相互关联的,要保护生态环境,单纯只保护自然资源是不行的。如对野生动物的保扩,必须同时保护其生存条件,如对栖息地、食物来源的保护。因此,对具有特定功能的生态区域的严重破坏也应纳入刑法的调整范畴。从实践中来看,对特定生态区域的不当开发利用行为已对生态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如对草原的滥垦滥牧导致的土地荒漠化,正是北方沙尘暴频发的根源,它不仅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而且已威胁到国家安全。笔者认为,在破坏生态环境的犯罪中应增加一类新的犯罪,即破坏特定的生态系统或区域罪,可以考虑增设以下罪名:破坏草原罪、坡坏自然保护区罪、非法从事开发建设活动导致水土流失、土地沙化或地面沉降罪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