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野生动物资源刑法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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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为出发点讨论刑法对野生动物资源的保护，针对长期以来认为该条所规定的属于行为犯的观点，本文认为基于生态法益的考量，将其理解为具体危险犯更为合适。本文对关于本罪的相关判决作出评述，认为部分判决在具体细节上还需要结合野生动物所保护的法益加以界定。

关键词:野生动物资源;刑法

一、野生动物资源的保护与法条规定

野生动物指在自然状态下，非人工饲养的动物。野生动物是生物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重要的意义。野生动物资源的保护从更宽广的视角看属于生态环境的保护，后者被我国确定为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在建设生态文明之时，为了保护野生动物资源，并为了与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的行为斗争，就有发挥刑法这一“最终手段”的必要性。刑法中间接或直接保护着的野生动物资源的条文并不少，本文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为核心展开讨论。

二、条文的分析

(一)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界定。第一款中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有明文的规定。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本罪第一款所称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是指“包括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国家一、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一、附录二的野生动物以及驯养繁殖的上述物种。”需要注意的是，第二款并不要求对象是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二)本罪的保护法益。刑法规范的最终目的在于对法益的保护。因此，在解释分则条文时要立足于法益保护立场，比照案件事实得出妥当的结论。以本条在刑法分则中的位置来看，能得出本条旨在保护国家对野生动物的管理秩序的结论。野生动物资源无疑是属于国有的，在这个角度上来说，也可以认为本条保护的是国家对于野生动物占有或所有。但是，还可以提出这么一种理解的思路。考虑到本条在刑法中的位置，本文认为本条首先是以保护国家对野生动物的管理秩序为出发点的，但在第一款的场合，完全可以认为，仅仅抽象违反这种管理秩序并不足以提供充足的违法性，必须把第一款也保护着野生动物资源这种新的“生态法益”纳入考虑之中。我国有学者提出了“生态法益”的概念用来解释和指导司法和立法实践，按照其理解，生态法益应当作为一种新型法益，虽然暂时还不能与国家法益、个人法益等一样建立起强大的刑事保护机制，但作为传统法律主体的国家与公民在生态环境领域的正当需求已经得到法律的逐步承认，以人之利益为主要考量的人的生态法益与人的财产法益、人身法益等传统法益一样也开始逐步得到刑法的关照。①可以说，生态法益站在了以保护人的法益为核心的刑法法益保护原则的延长线上。(三)未遂与预备。将生态法益引入解释中对认定本条未遂与预备有重要影响。通说认为第一款属于行为犯。②这样的理解把本罪作为抽象的危险犯，但本罪却不属于抽象危险犯。原因在于本罪并没有值得法律拟制危险的必要性，而行为如果没有确实造成危险，仅违反规定或作出准备工具的行为不能说是有着类型化的危险。尽管能够理解本罪保护着国家的野生动物管理秩序，但在具体认定上必须将其与对野生动物造成了实质紧迫的危险结合起来考虑。当行为人为了实施本罪前往野生动物保护区时被抓捕，应考虑的是行为人尽管本着违反“禁猎”这一国家的野生动物保护秩序的动机而行为，但并不能说这种违反达到了值得处罚的程度。在实行本罪的路上被查获的场合，不会对野生动物造成实质而紧迫的危险，这种仅有违反了抽象规范并无对法益的实质危险的情况不能肯定未遂犯的成立，应按照犯罪预备处理。但当行为人已经进入了保护区，或者并计划着路上随时猎捕且客观上也是可能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可以认定未遂的成立。对第二款而言，尽管有着“在禁猎区、禁猎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的描述，但本罪要达到“情节严重”。如认为该条文只是对成立犯罪的最低限度的要求的描述，那么尽管行为人在禁猎区、禁猎期、使用禁用工具或方法也不能认定本罪的既遂。情节严重指的是对野生动物的紧迫的危险。与之相对，行为人尽管准备了禁用工具，在前往禁猎区的途中被公安抓获，由于其对野生动物伤害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只能认定为预备。(四)“错误”的分析。本罪的成立要求行为人具有故意，过失不能构成。行为人可能出现违法性认识错误或事实认识错误。第一，行为人认识到自己在禁猎区、禁猎期使用禁用工具或方法捕猎动物，或者认识到自己捕猎、杀害的是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但行为人认为这样的行为在刑法上是被允许的;第二，行为人对自己是否在禁猎区、禁猎期及是否使用了禁用工具方法并不清楚，觉得自己杀害和捕猎的并非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在第一种情况下，行为人业认识到自己的行为的性质，但由于行为人对法规范没有认识，存在着是否予以处罚的问题。应当肯定，这种情况下对于行为人应当处罚。法规范并非是只对于能够理解的人发生效力，可以肯定行为人应当认识到法规范的存在并理解其中的意义。第一种情况下违法性认识错误并不阻却责任。第二种情况下，需要具体考察行为人对构成要件要素的认识是什么样的。禁猎区、禁猎期的具体标准确实并非每个公民都应当掌握的信息，在狩猎前行为人有义务去查阅相关的资料，确定自己是否违反了相关规定，如果行为人不履行这种义务至少可以认定过失的存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阻却故意的成立，这是将过失理解为结果避免义务的结论。如认为过失的本质在于结果预见义务，也可以得出在这样的情况下最多成立过失的结论。

三、法律适用的相关问题

(一)对于本罪的认定。前文分析了长期以来将本罪看作是行为犯的观点是错误的。事实上，第一款中“捕猎、杀害濒危、珍稀野生动物”仅仅以未遂而处罚的案例是很少的。大多是对“非法收购、运输、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未遂进行处罚。对于本罪保护的法益仍有部分判决存在基本认识问题。在【(2015)连刑初字第339号】判决书中，被告人(多人)驾船“开了两天两夜到钓鱼岛附近，继续向北至冲绳海域，下网后捞到了红珊瑚(被鉴定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被告人出发前有去“外海”捕捞的故意，最终在日本冲绳岛海域进行捕捞。法院指出“(被告人)违反国家有关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共同猎捕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红珊瑚，侵害国家对野生动物资源的管理制度，二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非法猎捕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尽管钓鱼岛属于我国固有领土，但冲绳附近可能属于公海或者日本领海，判决书全文没有对该要素作出任何分析说明。按照判决书来理解，本罪规制公民的行为。然而该案完全有可能属于捕猎了非我国的野生动物的情况，如果认为这种行为也构成此罪的话，那么此罪的界限和保护对象就会非常模糊。(二)对非法狩猎罪构成要件要素的处理。非法狩猎罪的构成要件中，“禁猎区”和“禁猎期”的定义经常发生滥用。与第一款罪不同，第二款所规定的非法狩猎罪要求“情节严重”。此外，本罪与第一款要求的对象不同，本罪的对象是除了第一款以外的其他陆生动物。③但是此罪要求着特殊的行为方式“狩猎”。【(2015)郴苏刑初字第73号】判决书里将郴州市民政局后山、锁石桥郊区的荒山、苏仙岭后山认定为禁猎区，判决书指出:“郴州市苏仙岭风景区和后山以及郴州市城区均属禁猎区，且被告人去猎捕时亦是禁猎期。”这里存在疑问的是，“城区”属于禁猎区的依据在哪里，最为吊诡的是，行为人在民政局后山的猎捕行为成为了苏仙岭风景区的后山。此罪在实务中可能存在着为了入罪而扩大“禁猎区”范围的做法。这种做法实际上表现了此罪不能合理的处罚实际生活中一切对野生动物侵害的现状，而由于法条对于野生动物保护的规定并不多，因此此罪容易变成类似口袋罪的情况。就非法狩猎罪来说，这里的“三禁”到底承担着何种任务呢?应当认为，作为构成要件要素的“三禁”之间的关系是选择性的，因此只要符合其中任何一种都可以该当本罪。但是，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这一种描述必须在具体的环境下予以考虑，例如行为人准备了禁用的工具、方法在前往狩猎的途中被抓获的，就不能认定为既遂，甚至是否构成未遂也要考虑到当时的具体情况。

四、结论

刑法对野生动物资源的保护在整个刑法的条文中数量并不多，因此这就使得三百四十一条可能存在承担过多机能的情况。事实上将本条解释为行为犯的出发点可能就在于扩大处罚范围，但是这种扩大是否与刑法对国民自由的保障有着障碍是需要仔细思考的。在此，一方面对本条进行合理的解释适当扩大适用范围，另一方面呼吁立法者基于现代社会法益种类增多的新现象，对条文进行合理的调整，这样才能发挥刑法作为规范的机能。

作者:丁羽振 单位:安徽农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