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与国际刑法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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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张旭工作单位：吉林大学法学

人权问题是现代世界各国广泛瞩目的热点之一。从国内角度说,重视人权、尊重人权并运用宪法、刑法等法律手段对人权予以保障已成为大多数国家的共识并付之实践;从国际角度说,人权的保护也越来越引起国际社会关注,各种保护人权的国际性组织纷纷建立,有关保护人权的国际性法律文献相继出现,人权原则也成为国际法中的一项重要原则。很显然,作为国际法的刑法方面与国内刑法的涉外方面汇集而成的国际刑法,也必然接受人权的影响和洗礼。从20世纪国际刑法的发展历程来看,这已经是无可争辨的事实。但怎样认识国际刑法中的人权涵义、人权评断标准及人权在国际刑法中的地位,则存在很大的分歧。而这些问题都直接影响着对国际刑法基本问题的认识和理解,直接关系着国际刑事司法合作实践。因此,对人权与国际刑法的关系进行探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国际刑法中人权涵义的界定

人权是一个内涵极为丰富的概念。可以说,一个现代人应当享有的诸多权利,均应涵盖其中。正因为如此,人权往往被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意义上解释和运用。例如,从人权的使用上看,有的强调人权里的个性自由和政治权利,有的则强调社会经济、文化权利,尤其是民族自决权、发展权;有的将人权当作客观存在于一切民族和文化中的通用的低度原则,有的则将人权作为一切国家和民族都要为之奋斗的理想目标。从人权的种类上看,有从性质上划分的人身权利、政治权利、经济权利、文化权利、社会权利,有从主体上划分的个人权利、集体权利、民族权利,也有从保障方式上划分的国内人权和国际人权。从人权的存在形态上看,可分为应有权利、法定权利和实有权利三种。从人权界定的根据上则包含国际、国内立法中确定的法律意义上的人权和站在人性、自然的角度认识的人生与俱来的天赋人权。¹很显然,国际刑法不能将众多性质互异、程度有别的人权解释不加区分地吸收进来。作为一个法律部门,国际刑法对人权的运用应有特定的含义和内容。从国际刑法的惩治与防范国际犯罪的宗旨及其实现途径来看,国际刑法与人权的联系主要有二:一是国际刑法对人权的保护机能,即通过对国际犯罪的惩处,保护人类的各种权利不受犯罪的侵害;二是国际刑法对人权的保障机能,即国际刑法要保障无罪的人不因其种族、宗教、国籍、信仰、性别等原因受到追诉和惩罚,要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判刑人得到公正的处理和人道主义待遇。由于国际刑法的保护机能是通过适用国际刑法所产生的客观效果,涉及的面很广,与国内及国际其他法律对人权的保护基本一致,所以,笔者认为,国际刑法中的人权应侧重在对人权的保障机能的认识和理解。从这样的认识基点出发,国际刑法中的人权应在法律意义上使用,指那些在国际、国内法律规范中加以规定,并且与惩处国际犯罪和实现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直接相关的人权保护内容。在各国宪法和其他法律中,都有许多关于保护公民个人权利的规定。虽然这些规定难免带有“阶级色彩、地域色彩和文化色彩”,但在承认人享有和满足某种符合人道精神的利益和需要的权利,并通过设立、配置或调整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来谋求社会的有序发展上是共同的。º可以说,正是人类对于自身基本权利问题的相互认同程度不断加深,人权原则才作为国际社会认可的原则走进国际政治、法律领域,成为诸多国际一26-性法律文献所规范的内容。笔者认为,在众多而广泛的人权内容中,可以成为国际刑法领域的人权内容主要包括以下5个方面:(l)平等权。平等是人类自然的权利,也是人权存在的基本条件。没有普遍的做人的资格,当然不会有人权。因此,人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就首先成为人权的基本要求。这一思想首先在世界上第一个关于人权的国际性文献《世界人权宣言》中得以明确,其后为国际人权公约等一系列国际性文献进一步发扬。平等权意味着人人平等地享受一切权利,任何人不得因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状况、出生或其他身份特征受到歧视。(2)自由权。自由权是其他人权得以存在的另一基石。如果一个人没有自由,其他人权也就失去了意义。为此,要求国际社会普遍尊重基本自由也成为人权宣言、国际人权公约中一项基本原则。自由权主要指人生而自由,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逮捕或拘禁;不得任意侵扰个人的私生活;不得干涉思想、信念及宗教的自由;不得任意限制和平集会和结社的自由。需要指出,保护人的自由权虽然是一项普遍承认的基本原则,但不意味着人的自由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权。这一点在国际性人权文献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欧洲人权公约》、《美洲人权公约》以及《非洲人权宪章》中均有明确体现。从另一个角度说,基于保护公共安全和打击犯罪的需要,可以对自由权加以一定的限制在各国学者中也成为共识。»可见国际刑法中的自由权是相对的自由权。(3)生命权。生命权是人的生存权利。人人皆享有天赋之生存权,目前已经为世界各国普遍接受。国际刑法自然也要承认人权与国际刑法人所享有的这一权利。但是,为了保护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公共利益,可否剥夺一个人的生命?对于能否将剥夺生命作为一种惩罚犯罪的手段,有肯定与否定两种截然不同的主张.。肯定论者认为,生命权是人所享有的一种绝对权利,不得基于任何理由予以剥夺。即使是依法剥夺犯罪人的生命,也是反理性、反人道的。否定论者则认为,生命权不是一种绝对权,对罪大恶极的人处以死刑,是人伦道义、公平正义的具体体现。笔者认为,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不能离开一定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从人类发展的更高境界来说,从人权的基本精神来说,生命权应属于一种绝对权。然而,生命权是否应当视为绝对权与生命权在现阶段能否视为绝对权是两回事。从目前的国际现状看,各国的经济发展程度相差悬殊,价值取向各异,对死刑的认识还有很大分歧。国际刑法在现阶段还只能将生命权作为一种相对权利予以接受。如果在现有的历史阶段,不顾国际现状硬将生命权视为一项绝对权,势必给国家之间的刑事司法合作徒增困难。事实上,国际人权公约中也从现实出发,没有将生命权绝对化,只是要求各个没有废除死刑的国家,严格限定死刑的适用范围,并确保被判死刑者享有最审慎的法律程序及最大可能的保障。可见,将国际刑法中的生命权理解为一项相对权,既符合国际社会现状,也有足够的法律依据。(4)获得人道主义待遇权。人权在根本上是由道德而不是法律来支持的权利。因此,强调维护人的尊严和价值,就成为其内在的、必然的要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确认了这一要求,其中规定任何人不得使为奴隶,禁止奴隶制度和奴隶买卖,任何人不应被强迫奴役或被要求从事强制劳动;所有被剥夺自由的人应给予人道待遇。从获得人道主义待遇权的侧重点来说,其更强调被剥夺自由的人也应得到人道主义对待,其固有的人格尊严也应受到尊重。这里,被剥夺自由的人既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受刑人,也包括在引渡、诉讼移管等国际刑事合作中被限制自由的人。获得人道主义待遇权,不仅规定在各国内刑法、刑事诉讼法中,而且体现在许多国际性法律文献中,如1955年《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1973年《关于侦查、逮捕、引渡和惩治战争罪犯和危害人类罪犯的国际合作原则》、1984年《关于保护面对死刑的人的权利的保障措施》和《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在这些文献中不仅详细规定了被剥夺自由的人在住宿、日常生活、医疗设施、处罚及在监所内应享有的待遇,而且特别强调禁止酷刑、残无人道或有辱人格的行为。可以说,保障被剥夺自由的人获得人道主义待遇权,在国际刑法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5)公正审判权。公正审判权是从法律程序上对‘’被告人”人权设立的另一保护屏障。保证被告人获得公正审判,不仅是人权保障的要求,也是充分发挥法律效能的需要。随着人权法的发展和人权运动的高涨,体现在各国内法律中的公正审判权也走进国际法,成为国际人权法的重要内容。到目前为止,许多国际性法律文献,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欧洲人权公约》、《美洲人权公约》均作了明确规定。公正审判首先要求司法独立。为促进并鼓励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而没有任何歧视,联合国第7届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了《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其中要求各国应保证司法机关的独立,并将此项原则正式载人其本国的宪法或法律之中。其次,公正审判权要求被告人在国际刑事诉讼过程中享有各项应该享有的权利。被告人及被判刑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的权利保障,在现代各国刑事诉讼法中几乎都有明确、具体的规定。在人权保护问题进人国际领域后,国际刑事诉讼中的被告人应同触犯国内法的被告人享有同样的权利。因此,在国际刑事诉讼过程中保障被告享有听证权、出示证据权、向证人发问权、获得冤案赔偿权、最后陈述权以及判决宣告后的上诉、申诉权也就成为当然的要求。笔者认为,要保证案件获得公正审理,保证被告人的权利不受非法侵犯,国际刑法当然要承认这些权利,并在诉讼过程中将相关权利保障落到实处。

二、国际刑法中人权地位的思考

人权保护是现代法的机能之一。国际刑法作为现代法之一,承认人权,并对人权予以保护,乃是当然结论。但是,人权在国际刑法中应居于什么地位?则很少有人进行专门探讨。但从学者们对相关问题的论述中仍可发现在这一问题上存在的分歧。总的说来,对人权在国际刑法中地位与作用的认识基本可以归纳为三种:(1)人权是国际刑法中的第三元。这种观点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刑事领域的基本格局发生了重大改变,它不再是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与合作,而在“国家对国家”的二元结构中增加了享有权利的相关个人。此时,个人已不再被认为是无权的、国家刑事合作指向的客体,其在请求国和被请求国之间,具有自己的地位,而且在国际犯罪的追诉过程中,个人作为享有权利的主体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权可以被视为国际刑法中的第三元。¼这种主张虽把人权保护提到了与国家权利并列的高度,但其并没有•28•进一步说明人权究竟怎样在国际刑法中发挥作用,也没有说明当人权与国家行使刑事管辖义务发生冲突时,谁具有优先权。(2)人权在国际刑法中发挥关键性的作用。这种观点主张,人权保护没有国界,其作为当代国际刑法的一部分,在国际关系中高于一切,是国际法所承认和独立于国家法律之外的法律权利。相对有关国内法和刑事司法互助条约而言,尊重基本人权具有优先适用权。如唐纳德.K.皮诺高夫和玛莎.V.J.克朗指出:“一些人权规范在国际刑法中拥有特别优先地位,因为它们是作为宪法性的基本原则和最高价值被接受”。这种观点在西方被广泛地接受。在欧洲的许多地区性公约中也体现了这一主张。如1957年欧洲引渡公约规定,当被请求国认为被引渡人将在请求国遭受酷刑,被请求国通常不予引渡。欧洲人权法院近期的一些判例也充分反映出尊重人权为当代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的一部分。»(3)人权应服从国家主权和遏制犯罪的需要。这种观点认为,在适用国际刑法的过程中,相关人员的基本权利的确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和干预,但只要这种影响和干预是依据法律,并追求合法目的,就是公正的、必要的。在保护人权的同时,也要考虑到同日益增长的国际犯罪作斗争并维护一国主权的需要。¾在他们看来,没有国家主权和独立,就不会有人权。如果片面强调人权保护,势必影响同国际犯罪斗争的有效性,并使得国际刑法适用和国际刑事司法合作成为事实上的不可能。应该说,二战之后,人权被引入国际刑法领域,代表了人类的进步和发展,有助于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从各个方面对国际刑法问题进行反思和探索。因此,国际刑法毫无疑问应给人权以一席之地,而且应将人权作为国际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在国际刑法适用的过程中,会涉及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相关国家的国家利益以及有关个人的个人权利三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国际刑法中的人权考虑必须兼顾国家利益及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实现人权保护与国家利益及惩治、防范国际犯罪的需要之间的均衡。从一般意义而言,人权保护与运用国际刑法惩治犯罪并不矛盾,二者互相依赖、互相促进。一方面,国际刑法在人权保护的推动下得以不断发展。对人权的关注与保护是国际刑法在二战后得以迅速发展的基本动力。正是二战期间德、意、日法西斯肆意践踏基本人权、灭绝种族的暴行,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用刑事手段制裁反人道行为的强烈要求,并促使国际刑法在40、50年代得到迅猛发展。同样,将人权考虑注人引渡及其他国际刑事司法合作实践,也使得国际刑法在新的方向上前进。另一方面,人权借助国际刑法得到更全面、更实际的保护。国际刑法始终把保护人权作为自己重要的调整内容,其中禁止种族灭绝、种族隔离、种族歧视,禁止奴隶制度、禁止买卖妇女和儿童,禁止酷刑,保障被剥夺自由的人获得人道主义待遇、特种囚犯的人权保护等等规定,都不外是实现人权这个目标。不仅如此,国际刑法还以其程序方面的规定提供了实现人权保护的途径。这样,人的生存权、平等权、获得人道主义待遇权等应有权利就成为法定权利,而且借助于国际刑法规范而变成现实。然而,在特定情况下,在一定意义上,人权保护与适用国际刑法惩治国际犯罪亦可能发生冲突。许多人看到了这一点。如“不断增加的保护人权的观念正在大大减弱国际刑法的效能’,¿;“如果将人权引进引渡程序可能会给引渡的实施增加许多困难”À。的确,在国际刑法适用过程中,有时会面临保护人权还是承担国际刑法应该履行的义务的两难选择。优先考虑人权保护,必然会影响国际刑法效能,不利于国际共同利益的保护;而只考虑国际共同利益的保护,又会带来侵犯人权的危险,不尽符合当代法保护人权的基本精神。因此,忽视人权保护或忽视国际共同利益的防卫均欠妥当。笔者认为,在国际刑法适用的过程中,应该考虑人权保护问题,但应该把人权保护放在适当的位置上,而不能过分强调和夸大人权的作用。为了避免一些国家利用人权问题推行自己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政治标准和发展模式或借保护人权之名不履行国际义务,也为了减少人权保护可能带来的国际刑法适用上的困难,应该把人权保护逐步纳人法律调整的体系中,即在对国际犯罪行使追诉权或国际刑事司法合作过程中,应保护什么种类、什么范围、什么程度的人权以及在国际刑法适用时具体保护人权的措施都明确纳人国际刑法规范,使人权保护的内容成为国际刑法的一部分。将人权保护内容融于国际刑法规范之后,就没有必要在适用国际刑法过程中再特别考虑人权问题。这样,通过对国际刑法的适用,可以同时达到保护人权和防卫国际共同利益的目的。

三、国际刑法中人权标准的评断

界定了国际刑法中人权的涵义,明确了国际刑法中人权的地位,人权与国际刑法关系中的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国际刑法中的人权保护不是一种抽象的理念,而应该是一种实在的体现。因而,它要靠具体的法律规范加以保障,要通过各种具体的途径去实现。然而,无论是法律规范中对人权种类及范围的规定,还是国际刑法适用过程中相关国家人权状况及相关个人人权是否受到侵犯的确定,都离不开评价人权的标准。因此,国际刑法中人权标准的评断,也是探讨人权与国际刑法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是实现国际刑法保护人权机能的前提条件。人权一词尽管在世界范围内流传已久,在国际性文献中也频频出现,但总的来看,人权概念的使用比较抽象。这样,如何认识和理解人权,往往取决于各国对人权概念的解释,以致形成各自不同的人权观念和评价标准。在各国人权观念存在重大差异的情况下,国际刑法要将人权保护内容贯彻落实,就必须首先找到的能为世界各国普遍接受的人权评判标准。否则,泛泛地称人权在国际刑法适用过程中要受到保护,不仅会使其由于过于理想化而成为空中楼阁,还会为惩治国际犯罪和实现各国刑事司法合作设置新的障碍。笔者认为,人权保护观念虽以锐不可挡之势冲击着国际、国内各个角落,并走进国际刑法,但国际刑法要实现对人权的保护还必须借助于国家的力量和各国政府的支持。所以,国际刑法中人权问题的解释、适用及评断标准,必须坚持主权原则,由各主权国家在公正、平等的基础上协商解决,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取得共识。从现实的角度看,从历史的角度看,达成人权评断标准的共识虽然会困难重重,但总的说是可行的。从现实基础来看,尊重和保护基本人权,已成为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需要。尽管尊重和保护人权的标准由于社会制度和经济文化背景的不同而在各国之间不尽一致,但在尊重和保护基本人权的原则立场上却是共同的,人权原则已经成为国际法的一项基本原则。从历史发展上看,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国际间各种交往的加深,国与国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文化的相互交融和合作需要的•30•加强,人类会找到越来越多的共同点,在对人权的认识,特别是基本人权的评断标准上也会慢慢走近。最近,美国决定取消向联合国提交反华人权议案和我国加人《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两则消息,充分反映了这种趋向。国际刑法中人权评断标准的确定,在笔者看来,应特别注意两个方面:一是要立足于国际现状。这就是说,世界性人权标准的选用,应划清应该的人权标准和可行的人权标准之间的界限。对于当前还不成熟,还不能为多数国家所接受的标准,尽管其反映了人权的内在价值和对人权保护的更高标准,也不宜不顾其他国家历史发展现状而强行纳人国际刑法。如随着人权保护的呼声不断高涨,许多西方学者提出生命权应作为一种绝对权利受到保护。一些国际公约或双边条约,如联合国《引渡示范公约》、《欧洲人权公约》、《1961年美国一巴西引渡条约》,都明确将死刑作为一个可以拒绝引渡的事由。笔者认为,在目前的发展阶段,死刑还不能被认为是侵犯人权的行为。因为一国死刑的存废不仅与人权相关,而且与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政治状况及文化传统相关。对于一个国家或一个人而言,如果其只是站在自己文化背景的基点上去判断和评价整个世界的事物,就不可能与其他国家或个人达成一致的见解。死刑应该在现代社会中废除的观点,就是建立在西方的观念、价值和法律制度的基础上。而从另一个角度看,世界上还有许多国家保留着死刑。对于这些国家来说,几乎不可能接受将死刑作为侵犯人权的行为这样的标准。至少在目前是如此。很显然,国际刑法对死刑问题的评价不能排除尚未废除死刑国家的主张,也不可能在全世界都废除死刑后再确定评价标准。对于生命权,共同的前提是要作为一种权利保护,在此基础上再寻求解决问题的手段。在一些国家(废除死刑与尚未废除死刑)之间进行引渡时,双方往往达成协议,废除死刑一方仍然承担引渡义务,保留死刑一方则承诺被引渡者不受到死刑制裁。这实际上就是减少对生命权认识的差别,谋求合作的努力、马克思曾经指出,理论观念取决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发展。笔者甚以为然。不错,任何权利都是一种主观可能性,要使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离不开一定的物质条件。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要达到发达国家的人权保护目标是不可能的,如监狱状况,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具有极为明显的差别。这样,在确定人权评断标准时,国与国之间也会存在矛盾。此时,用西方的人权观念作为世界人权观念,用发达国家的人权标准作为国际刑法中衡量和评断的普遍标准,是绝对不合理的。国际刑法中人权的评断标准要兼顾不同地区、不同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同国家的利益,寻求人权标准的共同点,减少相互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唯有如此,国际刑法对人权的保护才能取得实效。当然,从全球角度着眼,兼顾各国利益并不排除和反对在地区范围内采用其他人权标准,只不过这种标准不应具有普遍性。二是要注意人权标准的可操作性。确定在国际刑法中的人权评断标准不是目的,它不过是国际刑法实现人权保障的手段。所以,只有人权评断标准明确、具体,才能贯彻到国际刑法适用过程中。所谓明确、具体,是指国家在缔结、签订有关惩治国际犯罪及进行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的公约、条约或协议时,应直接拟出保护人权的具体条款。尽管这些条款怎样规定,包括哪些具体内容有待各国协商、探索,但至少应包括人权保护的种类、程度,人权保护的具体方法和途径,对人权保护的限制,等基本内容,都有必要纳人相应的法律规范当中。1996年5月国际刑法协会引渡与人权委员会第2次报告提出应将被告知权、获得律师帮助权及翻译权明确规定在国内引渡法律中;引渡与人权委员会还准备起草在引渡程序中保护人权的指导性条款,供各国签订引渡条约或制定国内法时参考。Á这是向人权保护法典化,保护内容具体化方向所做出的积极努力。需要指出,人权保护纳人国际刑法体系,各国协调一致达成人权评断标准的共识,应该允许有一逐渐发展的过程,如果在这方面操之过急,容易激化而不是消除业已存在的政治分裂、经济矛盾和文化冲突,其结果,不仅会给国际刑法的适用带来诸多障碍,也会使得人权保护成为虚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