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刑法论文范文10篇

国际刑法，原本是国际法的一部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70年代，随着国际刑法规范的增多，一些学者遂把它分离出来，称之为国际刑法。国际刑法的诞生，距今只有一个世纪的历史，自20世纪中叶以后才初具规模。因此，国际刑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和独立的法律科学，其地位尚有争议。但是，1986年，国际刑事科学高级研究院在意大利锡拉丘萨市举行的国际刑法学教学讨论会上，虽然有部分学者对国际刑法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地位仍持异议，然而，大多数学者认为，国际刑法学已经具备了其作为独立学科的一切条件。（1）

1998年7月17日，国际社会在意大利罗马召开的外交大会上通过了建立国际刑事法院的《国际刑事法院规约》，这是国际刑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标志着：国际刑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体系，国际刑法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经形成，并且，随着国际刑事法院的建立，国际刑法的理论研究与司法实践将进一步发展和深入。

一、我国国际刑法的研究状况（一）国际刑法学的研究我国对国际刑法的认识和研究，大致上是从80年代开始的，或者可以说，是随着美国国际刑法学家巴西奥尼1980年出版的《国际刑法。国际刑法典草案》一书介绍到中国而开始的。（2）因此，我国学者关于国际刑法的理论和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巴西奥尼著作的影响。

最早的比较完整地介绍国际刑法的著作当属刘亚平于1986年6月出版的《国际刑法与国际犯罪》一书。该书详细地介绍了巴西奥尼的国际刑法学说、国际刑法学界的争论问题、国际刑法的溯源及其20种国际犯罪，还介绍了国际刑事诉讼的方式，最后，还全文附录了由巴西奥尼起草的《国际刑法典草案》。（3）1992年6月，刘亚平在前书的基础上，又出版了《国际刑法学》一书，该书比较完整地勾画了我国国际刑法学的学科体系，提出了一系列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看待国际刑法和国际犯罪问题的新观点，阐述了我国参与国际刑法活动的历史和原则立场，预测了国际刑法发展的方向。该书被曹子丹教授称为“填补了我国法学的一项学科空白”。（4）

1992年3月，四川大学黄肇炯教授出版了《国际刑法概论》一书。该书将一部国际刑法分为三编：第一编，国际刑法导论；第二编，国际刑法的实体法规范；第三编，国际刑法的程序法规范。该书篇章结构简洁、独特，内容丰富。书中还专章阐述了“国际刑法与我国刑事立法的完善”。（5）

1993年1月，张智辉出版了《国际刑法通论》一书。该书的结构体系比较完整，对相关的国际公约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书中还设立专章介绍中国与国际刑法的内容。（6）1999年1月，张智辉又出版了《国际刑法通论》的增补本。该书在介绍国际刑法规范的基础上系统地论述了国际刑法的基本理论，对各类国际犯罪作了全面的阐述，对中国参与国际刑事立法以及中国与外国签订的引渡条约和司法协助条约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并提出了有益的立法建议。（7）

近年来，愈演愈烈的国际犯罪严重危及到国际社会的安全与发展，因而加强对国际犯罪的防范和打击，已成为国际社会所必须面对的一项严肃的课题。应该说，迄今为止，国际社会已经为严密预防和惩治国际犯罪的法网作了不懈的努力。但是，由于当今世界各国在文化传统、社会政策、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差异，导致国际社会在惩治国际犯罪方面，很难达成协调一致的全球一体化的刑事法律规范，即使是已经达成的国际公约，如果没有国内法的支持和呼应，其效力往往也会大打折扣，甚至无法得到执行。为了满足打击国际犯罪的现实需要，世界各国普遍加强了惩治国际犯罪的国内立法举措，为惩治其境内的国际犯罪提供了法律依据。中国在惩治和防范国际犯罪方面一向重视和努力。建国后不久，中国就明确承认1946年12月11日联合国大会关于禁止和制裁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道罪的决议，并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此后，中国又陆续加入了《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等一系列同国际犯罪作斗争的国际条约。为了更好地履行国际义务，进一步严密打击国际犯罪的刑事法网，1997年较为全面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在许多方面均较过去更加明确地规定了惩治国际犯罪的诸多刑事法律规范。例如：我国刑法关于罪刑法定原则、普遍管辖原则、战争犯罪、犯罪、环境犯罪、恐怖犯罪等的规定，就从不同的角度体现了国际刑法规范的内容。但也毋庸讳言的是，中国关于国际犯罪的刑事立法还存在不少缺陷，因而未能充分发挥其惩治与防范国际犯罪的效能。本文拟对中国现行刑法典在体现国际刑法方面存在的问题以及加强中国刑法与国际刑法协调与衔接的措施进行研究。

一、中国现行刑法典在体现国际刑法方面存在的问题

从目前的现状来看，中国刑法在与国际刑法的协调与衔接方面还存在不少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刑法与国际刑法规范之间的关系不明确。对于中国加入的国际刑事法律规范，是直接适用，还是通过转化的方式将国际刑事法律规范转化为国内法再适用？当中国刑法与中国所加入的国际刑法规范相矛盾时，是优先适用国内法还是优先适用国际刑法规范？“政治犯”的范围包括哪些？这些问题在中国刑法中尚未予以明确。同时，中国刑法中的死刑制度也还与死刑适用的国际标准相差较大。

第二，中国刑法典第9条规定：“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罪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所承担条约义务的范围内行使刑事管辖权的，适用本法。”根据这一规定，应当在中国刑法典分则中规定相应的国际罪行。但遗憾的是，中国刑法典分则规定的国际犯罪屈指可数。而对于尚未明文规定的国际犯罪，根据刑法典第3条确定的罪刑法定基本原则，就不得定罪处刑，因而中国刑法典第9条规定的“适用本法”就等于纸上谈兵，既不能承担有关条约义务，也不能真正行使对国际犯罪的刑事管辖权。

第三，中国已加入的国际条约中规定了侵略罪、反和平罪、灭种罪、反人道罪、种族歧视罪、海盗罪、扣留人质罪等国际犯罪，但中国刑法对于发生在中国境内的上述犯罪行为，没有专门加以规定，虽然可以将上述有些行为视为杀人、放火、决水、贩毒、爆炸、伤害、抢劫、劫机、绑架等犯罪适用中国刑法进行追究，但上述国际罪行的内涵远非是这些国内刑法中的罪名所能涵盖的。而且也有些行为也无法归入这些犯罪中，因而成为“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形，如灭绝种族罪、种族歧视罪、种族隔离罪等，因没有专门的法条规定，而难以予以追究惩处，即使将之勉强归入现有罪名中处罚（如将种族灭绝罪作为故意杀人罪来处罚，将奴役罪纳入非法拘禁罪或者强迫职工劳动罪中处罚），亦显然有罚不当罪之虞，与这些犯罪之严重危害性远不相称。

国际刑法是一门新兴的学科。过去的十年里，它是国际法所有领域里发展最快的一门学科。

国际刑法是一门边缘学科。它在国际法方面，含有国际人道法、国际人权法的基本原则，以及国际法下的国际罪行部分，如侵略罪、反人道罪、战争罪和种族灭绝罪，等等；在刑法方面，它除了刑法上的实体法和诉讼法以外，还有比较法，如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的比较，以及各国的司法制度的比较，等等。此外，国际刑法在其实践的过程中还时时刻刻涉及到国际关系中最重要、也是最为敏感的问题，即国家主权问题。比如：国际刑庭为了索取证据和查清案子而向有关国家或政府官员送达传票或命令；国际刑庭要求有关国家提供线索合作，以锁定和抓获被法庭起诉的嫌疑犯，并在将其抓获了以后押送到法庭；为了审理案子的需要，国际刑庭必然要求将出庭证人所在地的国家当局同意他（她）出来、又要求法庭所在地国家同意他（她）入境；以及当被告被定有罪后，国际刑庭又需要有国家自愿同意、将其关押在该国的监狱里服刑，等等。

联合国成立了国际刑事法庭

1993年，联合国安理会成立了前南斯拉夫刑事法庭，第一次在联合国的范围内将有关国际刑法的原则和理论付诸实施。

第二年11月，又成立了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卢旺达是一个有着800万左右人口的国家，1994年4月和7月，占全国人口总数80％的胡图族对占人口总数14％的图西族进行了大屠杀。被屠杀的卢旺达人总共达到了80万左右，连德国法西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屠杀犹太人也没有那么快。这一事件在国际社会上引起了非常大的震动。卢旺达政府自己要求成立国际刑事法庭，以通过惩治罪犯来达到民族和解的目的。这样，联合国安理会先后成立了两个国际刑事法庭。以后，联合国又成立了东帝汶国际刑事法庭、塞拉里昂特别刑事法庭等。去年，联合国还就成立柬埔寨刑事法庭问题与柬埔寨政府签定了备忘录。

人们可能会联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纽伦堡军事法庭和东京军事法庭。这两个军事法庭在性质上虽然也是国际法庭，但它们与联合国的前南法庭和卢旺达法庭有很大的不一样。主要的区别在于它们成立的机制不同。纽伦堡军事法庭和东京军事法庭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成立的，审判的对象是二次大战中的德国和日本的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道罪的嫌疑犯，或者叫战争罪犯。起诉检察官在起诉状中都采用“代表某国政府对某某的起诉”的措辞，因此在学术界和国际法上时常被称为“战胜国对战败国的审判”。而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以及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不是这样。它们是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成立的，不是一个战胜国的法庭。所以，联合国前南国际刑事法庭和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是代表整个国际社会的。

国际刑法，原本是国际法的一部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70年代，随着国际刑法规范的增多，一些学者遂把它分离出来，称之为国际刑法。国际刑法的诞生，距今只有一个世纪的历史，自20世纪中叶以后才初具规模。因此，国际刑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和独立的法律科学，其地位尚有争议。但是，1986年，国际刑事科学高级研究院在意大利锡拉丘萨市举行的国际刑法学教学讨论会上，虽然有部分学者对国际刑法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地位仍持异议，然而，大多数学者认为，国际刑法学已经具备了其作为独立学科的一切条件。（1）

1998年7月17日，国际社会在意大利罗马召开的外交大会上通过了建立国际刑事法院的《国际刑事法院规约》，这是国际刑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标志着：国际刑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体系，国际刑法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经形成，并且，随着国际刑事法院的建立，国际刑法的理论研究与司法实践将进一步发展和深入。

一、我国国际刑法的研究状况（一）国际刑法学的研究我国对国际刑法的认识和研究，大致上是从80年代开始的，或者可以说，是随着美国国际刑法学家巴西奥尼1980年出版的《国际刑法。国际刑法典草案》一书介绍到中国而开始的。（2）因此，我国学者关于国际刑法的理论和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巴西奥尼著作的影响。

最早的比较完整地介绍国际刑法的著作当属刘亚平于1986年6月出版的《国际刑法与国际犯罪》一书。该书详细地介绍了巴西奥尼的国际刑法学说、国际刑法学界的争论问题、国际刑法的溯源及其20种国际犯罪，还介绍了国际刑事诉讼的方式，最后，还全文附录了由巴西奥尼起草的《国际刑法典草案》。（3）1992年6月，刘亚平在前书的基础上，又出版了《国际刑法学》一书，该书比较完整地勾画了我国国际刑法学的学科体系，提出了一系列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看待国际刑法和国际犯罪问题的新观点，阐述了我国参与国际刑法活动的历史和原则立场，预测了国际刑法发展的方向。该书被曹子丹教授称为“填补了我国法学的一项学科空白”。（4）

1992年3月，四川大学黄肇炯教授出版了《国际刑法概论》一书。该书将一部国际刑法分为三编：第一编，国际刑法导论；第二编，国际刑法的实体法规范；第三编，国际刑法的程序法规范。该书篇章结构简洁、独特，内容丰富。书中还专章阐述了“国际刑法与我国刑事立法的完善”。（5）

1993年1月，张智辉出版了《国际刑法通论》一书。该书的结构体系比较完整，对相关的国际公约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书中还设立专章介绍中国与国际刑法的内容。（6）1999年1月，张智辉又出版了《国际刑法通论》的增补本。该书在介绍国际刑法规范的基础上系统地论述了国际刑法的基本理论，对各类国际犯罪作了全面的阐述，对中国参与国际刑事立法以及中国与外国签订的引渡条约和司法协助条约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并提出了有益的立法建议。（7）

关键词:上级责任；指挥官责任；国际刑法；不作为

内容提要:在国际刑法规范中，上级责任是个人刑事责任原则衍生出的一项重要原则，是军事指挥官和其他上级人员基于其下属实施了特定国际犯罪而应承担的一种刑事责任类型。从实践价值来看，上级责任原则对指挥官和其他上级人员赋予特定的义务要求，从而将国际犯罪的刑事责任承担者覆盖到上级人员的不作为情形，这对于遏制国际犯罪和有效进行国际刑事审判具有重要的意义。经过一系列国际刑事司法实践，上级责任的观念和原则逐渐形成，并充分确立在国际习惯法和主要的国际性法律文件中。

一、上级责任原则的内涵

在国际审判活动中，上级责任（SuperiorResponsibility）大多表现为追究军事指挥官的不作为刑事责任，故又被称为指挥官责任（CommandResponsibility)。在国际刑法的理论和实践中，可归责于指挥官责任的情形主要有以下两种：第一，指挥官命令其有效控制下的部队实施国际犯罪行为。在这种情形下，命令和指挥下属实施犯罪的上级人员应承担直接的个人刑事责任，这已经为世界主要国家的法律体系和国际刑法广泛认同；第二，下级实施的违法行为并非基于指挥者的命令，由此而引起指挥官承担的责任。这具体表现为：指挥者不阻止具体的违法行为、没有采取措施去预防和阻止犯罪、不对非法行为进行调查、未起诉和惩治非法行为者。从本质上看，这种情形的指挥官责任属于“指挥官不作为（command''''sfailure)”而承担的责任类型，其归责的基础在于：既然军事法建立在指挥和控制的体系结构上，处在指挥链上的人员就具有法律义务来监督、控制、阻止下级的不法行为，否则就构成了承担刑事责任的基础。综观指挥官责任的发展历史，特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法庭判决和法律著作都将指挥官责任聚焦在第二种情形，即如果指挥者明知或理应知道下属的违法行为，却未能采取措施予以阻止，该指挥官则可能为其下属的违法行为承担刑事责任{1}。由此可见，上级责任原则有广义与狭义之分。所谓的广义上级责任，是涵盖上述两种情形的责任类型；而狭义的上级责任，则是特指第二种情形的不作为责任形式。

指挥官责任的观念源自于国内军事法，并逐渐演变为国际刑事责任的基础{2}。在规范武装冲突的国际性法律文件中，1907年海牙《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隐约地规定了指挥官责任，其第1条规定：交战的一方必须具备由一个对部下行为负责的人指挥、在作战中遵守战争法规和惯例等条件，才能获得战争法规的保护。1949年《日内瓦公约》也要求军队的指挥者对其下属的行为负责。

二、上级责任原则在国际刑法中的确立

摘要：现代型海盗犯罪成为当今世界的严重威胁，本文从研究《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海盗罪的概念及构成特征角度出发，对国际法应当扩大或缩小海盗罪构成要件内涵的各学术观点做出回应；结合今日热点问题——索马里海盗事件，重申各国打击海盗罪之义务，并分析我国派舰艇赴亚丁湾护航的合法性依据及其积极意义；基于我国迫切需要设立海盗罪以保护海洋运输安全。文中详述我国刑法应如何增设海盗罪，以期能提出建设性观点。

关键词：海盗罪；国际刑法；国内立法

一、国际法上海盗罪的概念及构成

（一）海盗行为的界定

1982年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公海公约》规定的海盗行为的基本内容予以保留，稍加修改。“海盗行为”就是指“在公海上为私人目的，一私人船只对另一船只的人员或财产或由反叛船员或其乘客对所在船只的人员或财产实施的掠夺、扣押或动用暴力的任何非法行为”。

（二）国际法上海盗罪构成的特征分析

国际刑法是一门新兴的学科。过去的十年里，它是国际法所有领域里发展最快的一门学科。

国际刑法是一门边缘学科。它在国际法方面，含有国际人道法、国际人权法的基本原则，以及国际法下的国际罪行部分，如侵略罪、反人道罪、战争罪和种族灭绝罪，等等；在刑法方面，它除了刑法上的实体法和诉讼法以外，还有比较法，如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的比较，以及各国的司法制度的比较，等等。此外，国际刑法在其实践的过程中还时时刻刻涉及到国际关系中最重要、也是最为敏感的问题，即国家主权问题。比如：国际刑庭为了索取证据和查清案子而向有关国家或政府官员送达传票或命令；国际刑庭要求有关国家提供线索合作，以锁定和抓获被法庭起诉的嫌疑犯，并在将其抓获了以后押送到法庭；为了审理案子的需要，国际刑庭必然要求将出庭证人所在地的国家当局同意他（她）出来、又要求法庭所在地国家同意他（她）入境；以及当被告被定有罪后，国际刑庭又需要有国家自愿同意、将其关押在该国的监狱里服刑，等等。

联合国成立了国际刑事法庭

1993年，联合国安理会成立了前南斯拉夫刑事法庭，第一次在联合国的范围内将有关国际刑法的原则和理论付诸实施。

第二年11月，又成立了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卢旺达是一个有着800万左右人口的国家，1994年4月和7月，占全国人口总数80％的胡图族对占人口总数14％的图西族进行了大屠杀。被屠杀的卢旺达人总共达到了80万左右，连德国法西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屠杀犹太人也没有那么快。这一事件在国际社会上引起了非常大的震动。卢旺达政府自己要求成立国际刑事法庭，以通过惩治罪犯来达到民族和解的目的。这样，联合国安理会先后成立了两个国际刑事法庭。以后，联合国又成立了东帝汶国际刑事法庭、塞拉里昂特别刑事法庭等。去年，联合国还就成立柬埔寨刑事法庭问题与柬埔寨政府签定了备忘录。

人们可能会联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纽伦堡军事法庭和东京军事法庭。这两个军事法庭在性质上虽然也是国际法庭，但它们与联合国的前南法庭和卢旺达法庭有很大的不一样。主要的区别在于它们成立的机制不同。纽伦堡军事法庭和东京军事法庭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成立的，审判的对象是二次大战中的德国和日本的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道罪的嫌疑犯，或者叫战争罪犯。起诉检察官在起诉状中都采用“代表某国政府对某某的起诉”的措辞，因此在学术界和国际法上时常被称为“战胜国对战败国的审判”。而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以及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不是这样。它们是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成立的，不是一个战胜国的法庭。所以，联合国前南国际刑事法庭和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是代表整个国际社会的。

川有峨眉山，巍峨磅礴;鄂有神农架，钟灵毓秀。2017年湖北省法学会刑法研究会年会暨“灵秀湖北与生态刑法”学术研讨会于8月10日———12日在湖北省神农架林区木鱼镇召开。本届年会由湖北省法学会刑法研究会主办，湖北省神农架林区人民检察院和湖北省神农架林区人民法院联合承办。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对生态文明建设做出了顶层设计和总体部署。由此，中央层面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还相继制定了相关文件，进一步突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以及落实新的“绿色化发展”的前进道路。在系列国家政策的宏观指导下，自1979年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制定了32部有关环境资源的法律。2014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更是审议通过了修改后的新《环境保护法》，不但使这部法律更具可操作性，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环境违法成本低，难以发挥阻遏破坏生态的环境犯罪的作用以及容易逃避法律制裁尤其是刑事处罚的问题。2016年12月，最高法、最高检了新的《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进一步加强了对非法处置危险废物、在环境检测数据上弄虚作假、无证排污行为的打击力度。2017年1月，环境保护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环境保护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办法》，为进一步有效解决有案不立、有案难移、以罚代刑等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重大难题提供了合法依据。但如何加强立法与实务的对接，消解理论与实务的隔阂，夯平理论与实务的鸿沟，使理论研讨适用新形势和新要求，使两者在防控与打击日益凸显的生态环境犯罪上协同并进、齐心一致，仍旧是刑事理论界与实务界探究的重点，也是本次刑法学研究会年会探讨的核心。

“灵秀湖北”的诞生始于2009年湖北省旅游局按照省委省政府的要求，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旅游形象主题口号、形象标识的过程，并最终于2011年由省政府审定通过成形。“灵秀”二字，取自“钟灵毓秀”，寓涵“灵韵雅致，山明水秀，人杰地灵、德才兼具、学养深厚”之境意，又有“天然去雕饰，清水出芙蓉般行云如水，浑然天成”之美意。如明朝张居正的《宫殿纪》:“二大都在寰宇间，皆据百二之雄胜，萃岳渎之灵秀，鸿图华构，鼎峙於南北。”又如清朝陆以湉的《冷庐杂识?神缸》:“天台为仙境，为佛地，无怪钟灵毓秀，甲於他邑。”“灵秀湖北”，山川秀美之湖北，鸾翔凤集之湖北，含义隽永，言简意赅，既有对湖北自然山水的赞美(如三峡人家、清江画廊、武汉东湖、神农架、西陵峡口等景区，富有地域特色)，也有人文历史的含量(因华夏始祖炎帝神农氏架木为梯，采尝百草，救民疾夭，教民稼穑的神农架;荆州古城三国时期的楚文王、屈原等。古隆中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和刘备;因苏轼《赤壁赋》而得名的文赤壁和东汉末年的赤壁之战的武赤壁。元末明初，开创成为我国中华武术流派之一的武当派道人张三丰;近现代的才人有李先念、董必武等)，可以说是对湖北多姿多彩旅游产品的点睛之笔。“生态”一词，现在通常是指生物的生活状态，也包括它们之间以及它与环境之间环环相扣的关系。在日常生活中，许多美好的事物，如健康的、美的、和谐的等事物均可冠以“生态”修饰。“生态犯罪”是指违反国家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侵犯生态环境法益，其行为导致生态环境受损或者陷入受损之风险，严重危害生态安全的行为。生态犯罪的本质是行为人侵害了生态环境利益，破坏了生态系统的平衡性。作为对生态犯罪认识升华的“生态刑法”，它是指保护生态法益的罪刑规范。广义的生态刑法不仅包括刑法典中保护生态法益的法律规范，而且包括行政法律法规中保护生态法益的罪刑规范。狭义的生态刑法，也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刑法典中保护生态法益的罪刑规范，另一种是特别生态刑法。随着人类对生活品质高标准的追求，绿色化发展的生态观也逐渐成为了普遍共识，在刑事法律上，就要求刑法“生态化”。“刑法生态化”，是按照21世纪环境时代的要求，逐渐将生态原理引入刑事立法领域，对现行刑法进行全方位的调整、改进和创新。其具体途径是重新界定环境犯罪，完善相应的刑事处置措施，使刑事立法更加符合生态规律的要求。刑法生态化以“实现环境与自然资源保护的目标、在法律上充分体现环境与自然资源的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为立法原则。这既是符合生态学的公平性、持续性、协调性、循环性、生态平衡性的基本原则和原理，也是体现了将环境保护思想和可持续发展观融入刑法制定和实施的全过程，使刑法制度朝着环境友好与可持续发展的方向改革的环境时代客观要求。

神农架林区，1970年经国务院批准建制，直属湖北省管辖，是中国唯一以“林区”命名的县级行政区。林区内生物矿产土地资源极为丰富，自然景观密集且秀丽多奇可观性极强，更具有许多林区独特的动植物品种，因此，林区享有最美中国目的地景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等多个国家级品牌称号，还拥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人与生物圈”保护区网成员、亚洲生物多样性永久性示范基地、世界地质公园、国际重要湿地名录等多个世界级品牌称号，更是在创建“全域旅游”与国家“一带一路”战略、长江经济带战略、湖北“一元多层次”战略和林区“一园一地一区”战略发展中具有重要政治经济地位。由于在对林区进行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对原生态环境的保护不足，林区内的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破坏，动植物物种种类的减少;林区内的香溪河、沿渡河、南河、堵河四大主要河流有不同程度的污染，鱼类明显减少，对居民饮用水也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交通等大量基础设施建设，小水电过度开发、矿山大量开采、旅游开发，造成大量植被被破坏，地质灾害时有发生，存在严重的隐患;日常生活垃圾也影响整个生态环境质量。再加上态保护资金投入少与投入渠道单一，科研力量有限导致生态保护能力建设滞后，生态监测处于起步阶段导致信息不足，渠道不畅，这些都是林区生态环境保护面临的现实重大威胁。所以，以保护环境优化的经济增长模式，充分发挥“环境保护”参与宏观调控的倒逼先导作用;加强宣传教育，扩大公民环境权利，建立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新机制;建立政府监管与引导居民清洁公共空间环境的长效机制;完善刑事立法与实务在防控与打进生态犯罪上的有效对接等举措，应是有效解决包括林区在内的生态环境破坏与污染的较好路径。本届年会主题定为“灵秀湖北与生态刑法”，并拟定四个子题，即“生态刑法的一般问题”、“生态刑法中的具体个罪制度”、“生态环境保护执法中的“两法”衔接问题”以及““一圈两带”与神农架生态、安全与反恐之刑法规制问题”。按照年会的惯例在会前进行了论文征集。截止2017年7月20日，会议共收到投稿论文150余篇，经论文集编委会多次研究讨论，最终审议决定编辑收录论文140篇，分为上下两册印行发送读者。古有西晋文学家左思《三都赋》之千古佳作的“洛阳纸贵”，今有湖北省刑法学年会《会议集》之“班马文章”的“争相传阅”。在不胜枚举与浩如烟海的学术机构中，在汗牛充栋，左图右史的世界书库中，湖北省刑法学年会及其文集的弦歌不辍与薪火相传，无不是“不积跬步，不至千里;不积小流，不成江海;锲而不舍，金石可镂”的全心致力于刑事理论与实务研究的治学格物精神的硕果。《尚书?大禹谟》有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人心是危险难测的，道心是幽微难明的，只有自己一心一意，精诚恳切的秉行中正之道，才能治理好国家。那么，在通过刑法的律法之治规范民众的言行，惩治犯罪行为，以助力于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之时，求真务实，不偏不倚，公正廉明，允执厥中亦是诸位法律人员的座右铭。

作者:康均心 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一、废除死刑的思想及实践

死刑根源于原始社会的同态血亲复仇,在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死刑被广泛地使用着,成为阶级社会统治者的重要工具。进入近代社会后,随着人文主义思想的兴起,死刑开始受到质疑。1516年,英国思想家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一书中首次提出废止盗窃罪的死刑。孟德斯鸠认为:“对于自然给予我们的领导人类的手段,应该谨慎地使用。”①著名法学家边沁也认为:“死刑几乎永远是一种不必要的或没有效果的权宜之计。对于那些使用轻刑或使用徒刑就能防止其再犯罪的人,使用死刑是没有必要的;对于那些把自己作为一个对付绝望的难民而放任自流的人,死刑是毫无效果的。对于每一种犯罪都用死刑来惩罚的立法者的政策,就如同一个小孩把自己不敢看的昆虫揉碎所具有的卑怯恐惧一样。”②

18世纪后期的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在其名著《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首次阐述死刑的弊端及废除死刑的理由,从而拉开了死刑存废之争的序幕。随着社会的进步,人权运动的发展,要求废除死刑以拯救作为基本人权的生命权的呼声日益高涨。尤其是国际人权运动的加剧和诸多国家废除死刑的实践,使废除死刑已成为国际社会刑罚改革的先导,并将是否废除死刑作为衡量各国或地区人权状况的重要因素。联合国大会1989年12月通过的《旨在废除死刑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任择议书》明确指出:“废除死刑有助于提高人的尊严和促进人权的持续发展”。“在本协议书缔约国管辖范围内,任何人不得被处死刑。每一缔约国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在其管辖范围内废除死刑”。死刑废除论已成为时代主流。

截止2005年2月12日,世界上已有83个国家废除死刑,其中欧洲40国、亚洲8国、非洲12国、北美洲6国、南美洲6国、大洋洲11国。废除死刑的国家中,近一半是欧洲国家,包括世界上第一个废除死刑的国家圣马力诺(theRepublicofSanMarino,1848年)。③

二、学界废与留的争论

在我国法学界,关于死刑废与留的问题一直争论不休。受我国“重刑主义”传统思想的影响,支持保留死刑的学者认为重刑乃至死刑是遏制犯罪的有力工具,是保卫社会的重要手段,主要理由有:1.死刑具有最严厉的惩罚性,可以实现对罪行特别严重的犯罪分子的惩罚;2.“杀人者死”,死刑复核最原始的罪行相应的正义观;3.死刑是剥夺人生命的极刑,可以有效的预防犯罪;4.与自由行相比,死刑具有执行上的现实性和简便性。

一、废除死刑的思想及实践

死刑根源于原始社会的同态血亲复仇,在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死刑被广泛地使用着,成为阶级社会统治者的重要工具。进入近代社会后,随着人文主义思想的兴起,死刑开始受到质疑。1516年,英国思想家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一书中首次提出废止盗窃罪的死刑。孟德斯鸠认为:“对于自然给予我们的领导人类的手段,应该谨慎地使用。”①著名法学家边沁也认为:“死刑几乎永远是一种不必要的或没有效果的权宜之计。对于那些使用轻刑或使用徒刑就能防止其再犯罪的人,使用死刑是没有必要的;对于那些把自己作为一个对付绝望的难民而放任自流的人,死刑是毫无效果的。对于每一种犯罪都用死刑来惩罚的立法者的政策,就如同一个小孩把自己不敢看的昆虫揉碎所具有的卑怯恐惧一样。”②

18世纪后期的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在其名著《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首次阐述死刑的弊端及废除死刑的理由,从而拉开了死刑存废之争的序幕。随着社会的进步,人权运动的发展,要求废除死刑以拯救作为基本人权的生命权的呼声日益高涨。尤其是国际人权运动的加剧和诸多国家废除死刑的实践,使废除死刑已成为国际社会刑罚改革的先导,并将是否废除死刑作为衡量各国或地区人权状况的重要因素。联合国大会1989年12月通过的《旨在废除死刑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任择议书》明确指出:“废除死刑有助于提高人的尊严和促进人权的持续发展”。“在本协议书缔约国管辖范围内,任何人不得被处死刑。每一缔约国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在其管辖范围内废除死刑”。死刑废除论已成为时代主流。

截止2005年2月12日,世界上已有83个国家废除死刑,其中欧洲40国、亚洲8国、非洲12国、北美洲6国、南美洲6国、大洋洲11国。废除死刑的国家中,近一半是欧洲国家,包括世界上第一个废除死刑的国家圣马力诺(theRepublicofSanMarino,1848年)。③

二、学界废与留的争论

在我国法学界,关于死刑废与留的问题一直争论不休。受我国“重刑主义”传统思想的影响,支持保留死刑的学者认为重刑乃至死刑是遏制犯罪的有力工具,是保卫社会的重要手段,主要理由有:1.死刑具有最严厉的惩罚性,可以实现对罪行特别严重的犯罪分子的惩罚;2.“杀人者死”,死刑复核最原始的罪行相应的正义观;3.死刑是剥夺人生命的极刑,可以有效的预防犯罪;4.与自由行相比,死刑具有执行上的现实性和简便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