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建设思想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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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化建设思想内涵十分丰富。民族化、科学化、大众化是其价值指向，“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是其精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是其指导方针。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面临着诸多挑战，文化建设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指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文化建设思想;时代价值

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中，经济增长和物质利益曾经是主要动力，而中国要想取得持久发展，还必须依靠文化做根本支撑。当前，文化在国家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国家文化建设的加强就显得尤为紧迫和重要。然而，目前我国文化建设面临着诸多挑战和问题。例如，文化建设同经济发展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还不完全适应，同推动科学发展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同扩大对外开放的新形势还不完全适应，有影响力的精品力作还不多。破解这些难题，研究文化建设思想能够提供重要的理论指导。

一、文化建设思想的渊源

1.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是其思想渊源。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指出：在人类社会的生产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这种“自然的人化”就是文化，是人类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和表现，这就是文化的实质。1917年，列宁也谈到：“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必须在广大劳动群众的底层有其最深厚的根基。”[1]p392为引导作家、艺术家扎根于广大劳动群众，列宁提出：要观察，就应当到下面去观察———那里可以观察到建设和生活的情况；应当到外地的工人居住区域或农村去观察[1]p510。提出文化建设应注重实践的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关于文化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中指出：“真正自由的、公开同无产阶级相联系的写作……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几万上等人’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2]p187提出的建设大众的文化与列宁这一思想一脉相承。关于文化建设的方针。列宁曾提出：“无产阶级的党的事业中写作事业这一部分，不能同无产阶级的党的事业的其他部分，刻板地等同起来。”“无可争论，写作事业最不能作机械划一，强求一律，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内容的广阔天地。”[2]p184不能靠行政命令去领导。“我们决不是宣传某种划一的体制，或者宣传用几个决定来完成任务。不，在这个领域里最来不得公式主义的。”[2]p185提出文化建设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与列宁的文艺思想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关于思想文化的发展规律。恩格斯指出：任何一种新的学说，虽然“它的根子深深扎在经济事实中”，但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3]p703-704。《共产党宣言》中提到：“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在这一趋势下，“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4]p276。列宁在批判苏联早期“无产阶级文化派”对态度时说：“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5]p285。将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文化发展规律运用于中国，提出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方针。2.中国传统文化是其历史渊源。深受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承继了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的两大美德：负有使命感和注重实践理性”[6]p4。同时重视民本思想。首先，中国文化素来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例如孟子说：“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深受其影响。他也欣赏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并终身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使命。继承和发展了这一优良传统，提出要破除封建文化，建设社会新文化，同时注重保持文化的民族性，主张中华民族的独立与尊严。其次，实践理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质之一。以“知”与“行”范畴来表现，最早呈现在先秦的儒、道、法、墨诸家学说中。《论语》中有很多记载：“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论语•为政》）。这些思想同墨子的“取实予名”论开创了中国古代哲学中以实践为基础的认识论先河。传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实践理性精神，曾提出“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7]p578的主张。再次，重民、保民与惠民思想深刻蕴藏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儒家更是将其发展成为一种民本思想。孔子从德治思想出发，建立了以“仁治”为核心的民本学说，他认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8]p11，“修己以安百姓”[8]p159，“宽则得众”[8]p209，强调对民众要宽容，对民实行保民、惠民与富民政策。孟子对民本思想作了系统发挥，提出了“民贵君轻”思想。他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9]p211荀子指出：“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10]p504提出建设大众的文化，正是对中国传统重民思想的继承与弘扬。

二、文化建设思想的核心

1.民族化、科学化、大众化是文化建设的价值指向。第一，保持民族特色。指出，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应“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11]p706。他将新文化的民族性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二是结合本民族自身的特点；三是拥有自己的民族形式。强调，“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11]p706，但“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11]p707，应该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第二，具有科学精神。强调新文化建设要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他将新文化的科学性归结为三个“主张”：一是主张实事求是；二是主张客观真理；三是主张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他同时指出，我们“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11]p708。马克思主义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11]p686社会科学理论，是建设具有科学理性精神文化的根本保证。第三，服务于人民大众。批判了传统的服务于少数统治阶级的文化价值观念，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大众文化思想。他强调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11]p708，而不是仅仅局限在少数“文化人”的狭小圈子里。2.“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是文化建设的精髓。《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我们现在讨论文艺工作，也应该这样做。”[12]p853进一步指出了当时的事实：“中国的已经进行了五年的抗日战争；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抗日战争中的动摇和对于人民的高压政策；‘五四’以来的革命文艺运动———这个运动在二十三年中对于革命的伟大贡献以及它的许多缺点；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这些根据地里面大批文艺工作者和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工人农民的结合；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文艺工作者的环境和任务的区别；目前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中已经发生的争论问题。”[12]p853进一步强调，应该在这些事实的基础上思考两个问题，即为群众的问题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如果不解决这两个问题，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在他们的情绪中，在他们的作品中，在他们的行动中，在他们对于文艺方针问题的意见中，就不免或多或少地发生和群众的需要不相符合，和实际斗争的需要不相符合的情形”[12]p854。因此，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12]p857。还提出了“文艺来源于生活”的观点。他指出“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12]p860“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行创作过程。”[12]p860-8613.“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是文化建设的指导方针。1956年4月2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1957年2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中，他进一步论述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13]p388“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13]p390此外，我们也不能简单禁止人民内部的错误思想。“只有采取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才能真正发展正确的意见，克服错误的意见，才能真正解决问题。”[13]p391针对如何正确处理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同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和吸收外国文化的关系问题，1964年2月，提出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其实早在1940年1月《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指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11]p706。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从文化“源”和“流”的角度阐明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思想，他指出“我们绝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同时他又强调：“但是继承和借鉴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绝不能替代的。文学艺术中对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12]p860诚如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解说：“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11]p707

三、文化建设思想的时代价值

1.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了价值导向。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加快，我国文化的民族特色不可避免地要遭受西方文化的冲击，提出的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能为当今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价值导向。第一，确保中国文化的民族性。面对思想冲突，必须始终保持文化主体性。当然保持文化的主体性不是封闭主义和保守主义，应大胆吸收外国文化的合理内核.但在借鉴外国先进文化时，“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14]p41。既合理地吸收外来文化，又坚持民族主体精神。第二，注重文化建设的科学精神。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放眼于世界先进文化发展前沿，大胆进行文化创新，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吸收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建设具有科学理性精神的文化，把高科技引入文化艺术领域，实现科学与人文的结合，保证文化建设的科学性。第三，坚持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方向。要把人民群众是否满意作为衡量文化工作成败的根本标准，文化工作者要树立创作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创造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文化艺术作品。2.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了根本方法。在我国文化建设中，一些文化人开展文化工作，缺乏与实践的结合，没有深入群众、深入生活。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必须坚持提出的文化建设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的思想。第一，文化建设要重视实践。强调，创造中国文化固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进行文化建设和创新，“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1]p534。创新中国文化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解决中国的文化问题。第二，文化建设要深入生活、深入群众。具体到学术研究中，尤其是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要坚持以重大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把握社会脉搏，加强对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问题研究。在文艺创造活动中，要实施精品战略，鼓励原创和现实题材创作。文艺工作者要创作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必须在社会生活这个创作源头中激发文艺创作的灵感，在火热生活中萃取精品力作。因此，要鼓励文化工作者深入实际、深入生活、深入群众。3.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了重要原则和方针。当今世界文化的多元性、多样性、多变性日趋复杂，文化的传统性、现代化、后现代性的冲突日益激烈，我国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更加多样，然而我国文化建设还存在一些过度行政干预、盲目崇洋和文化保守现象，在此形势下，更有必要坚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方针。第一，减少对文化建设的行政干预。“双百”方针体现了文化领域的民主精神，主张文化的相对独立性。政治、经济与文化之间相互联系，但却具有各自不同的特征、规则与功能，不能相互取代。明确指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14]p229。文化建设的方式应该从“依靠行政命令来实现自己的领导”转向“提倡自由讨论和自由竞赛来推动科学和艺术的发展”[15]p78。第二，文化建设切忌盲目崇洋。在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过程中，不能固步自封，应保持开放包容心态和对话精神，我们要重视文化的交流。“文化作为一种语言的构建，正是在与其他文化的不断交流中使自己赖以成立，在对其他文化的吸收和接纳中维持了其活的生机。”[16]p244但前提是要充分理解各种文化的精神实质，不能盲目崇洋。第三，应吸收传统文化的精华。在今天的文化建设中，“洋为中用”固然重要，但“古为今用”也必不可少。开放与对话并不意味着抛弃民族文化，而是要在与西方文化对话的同时，实现自己民族身份的辨认和自己文化精神的自觉，并最终真正形成自己文化理论上的“中国特色”[17]。

作者:王永香 单位:西安交通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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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张再林.中西哲学的歧异与会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7]张再林.“殷鉴不远”：当代中国的哲学建设必须直面由现代范式向后现代范式的理论转型[J].人文杂志,2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