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文化建设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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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建设高潮论的提出及原因

（一）文化建设高潮论的提出

在我们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全国性胜利之际，中国社会面临着两大重要转变：一是革命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二是革命任务的重点转向政权建设。对此，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已作出分析。所谓政权建设，实际上是创建新中国，成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民主联合政府。在各派、人民团体等共同努力下，中国共产党通过召开新政协会议来开始政权建设工作。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召开。在会上提出，全中国统一后，要有系统有步骤地开始全国范围内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国防建设。在这里，他考虑新中国成立后要开始全国性文化建设，并将文化建设与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并称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四大建设”。为此，他表示，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工作重点一方面是肃清反动派的残余，镇压反动派的捣乱；另一方面是尽可能用极大力量从事人民经济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并恢复和发展人民的文化教育事业。9月21日，新政协会议召开。在会上正式提出了文化建设高潮论。他说：“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1］这种宣告表态实则有希望广大人民要对中国未来的文化建设充满乐观预期的深意，并相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完全能够实现。因此，适时提出文化建设高潮论，不仅符合当时政权建设的客观需要，同时具有鼓舞人心、廓清方向的作用。9月30日，政协闭幕会上提出要实现“四大建设”的任务，要求把全国大多数人组织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其他各种组织里，用人民群众集体智慧和力量来建设新中国。这就是说，要实现文化建设的高潮，不仅要有强有力的组织保障，还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

（二）文化建设高潮论提出的原因

文化建设高潮论的提出，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及现实原因。1940年前后，等在探究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建设问题时，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对此，他表示：“对于文化问题，我是门外汉，想研究一下，也方在开始。”［2］1942年5月，他结合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集中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文艺的思想和政策，后整理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1945年，他在党的七大报告中再次集中阐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思想。如果说1940年前后他对文化建设的认识尚有“门外汉”之感，经过几年的探索和实践，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不仅具有了相对成熟的理论形态，还成为指导边区和根据地文化建设的根本原则。这确实开辟出一条不同于国民党三民主义文化建设的新道路和新方向。正如有学者指出：“中国文化的出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设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种新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和大众的文化，也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它是对的科学与民主精神的正确继承和发展，而成为近代文化的主流。历史的趋势，是向社会主义文化发展。”［3］总的来说，新民主主义文化不仅适应了抗战形势的客观需要，还代表着当时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提出后，陕甘宁边区及各根据地都以此为文化建设的根本原则。如1940年3月，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内容是民主的科学的，文化的形式是民族的大众的，只有这样的内容才能够提高群众，也只有经过这样的形式才能接近群众。”［4］1941年5月，邓小平说：“我们就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传播者与实行者。”［5］1944年3月，认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没有文化不行，陕甘宁边区“从现在起，我们就要提出发展文化这个问题，……把边区人民的文化提高到一个必要的程度”［6］，并指出边区1944年的任务是要学会文化建设，并成为全国文化建设的模范。同年5月，《晋察冀日报》社论指出：“这种文化（指新民主主义文化——引者注），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法西斯主义文化和为它服务的奴隶文化，反对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封建买办的新专制主义文化。我们晋察冀边区的文化建设就是沿着这一条道路前进的。”［1］在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引领下，陕甘宁边区汇集了大量文化人才，创作出《白毛女》、《三打祝家庄》等优秀作品。同时，其他根据地文化建设也取得重要成绩。抗战胜利后，又经四年解放战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革命的最终胜利。这个过程中，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始终成为各根据地和解放区指导文化建设的根本原则。必须指出，新中国成立以前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只能是局部地区和地方政权的一种文化建设模式，具有区域性、局部性的特点。但新民主主义文化代表着当时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并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基于此，笔者认为，20世纪40年代以来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以及文化建设的实践，为正式提出文化建设高潮论提供了理论资源和范式借鉴。这也正是文化建设高潮论背后所代表的丰富内涵。

（三）新政协确立新中国文化建设的根本原则

新政协会议上，中国社会又再次面临着如何选择文化发展道路的问题。尽管此时已有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理论资源和范式借鉴，但毕竟都是区域性、局部性的经验，要确立全国性文化建设的根本原则，并得到广大人民的认同以及上升到国家意志，必须通过政治协商会议这样的重大会议来加以确立。中国共产党利用包括文化界在内的各界民主人士参加新政协协商建国的机会，通过提前解释的方式及通过《共同纲领》确立了新中国文化建设的根本原则。1949年1月，胡乔木代表中共中央向平山县李家庄的民主人士作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政策”的报告，具体谈了五个问题：1.思想自由；2.文字改革；3.新闻政策；4.大学教育；5.文艺政策。［2］3月21日，李维汉作《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指出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中，文化教育政策是要发展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要争取、团结、改造旧知识分子，培养新知识分子。5月5日，为纪念30周年和马克思诞辰131周年，北平军管会文化接管委员会召开座谈会。在会上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阐明新民主主义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这种解释工作向各界民主人士表明，新中国成立后即开始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新政协会议上，新民主主义文化得到包括文化界在内的各界民主人士的广泛认同。如9月23日，李济深指出：“新中国的文化教育，应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和发展国民经济政策相配合。因此，新中国的文化教育应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3］9月25日，平津代表团代表表示：“在文化工作中，我们要努力发展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普遍地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大量培养建国人才，以符合新中国建设的需要。”［4］9月29日，政协全体会议通过《共同纲领》，确立了新中国文化建设的根本原则及文化教育政策。这表明，新民主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是广大人民群众的自觉选择。如果说1940年前后新民主主义文化尚属“大音希声”，那么这时人们更加坚定未来中国文化的发展道路——即走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之路。新政协会议后，新民主主义文化顺理成章地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文化建设的根本原则。这种历史和现实的双重交汇自然是提出文化建设高潮论的逻辑起点。

二、文化建设高潮论的影响及话语转换

随着文化建设大幕开启，文化建设高潮论在新中国初期文化建设过程中起到了积极作用。首先，党和国家领导人相信文化建设高潮一定会实现。1949年10月21日，政务院成立文化教育委员会（文教委），全面负责新中国文化教育的管理工作。文教委下设有文化部、教育部、卫生部、新闻总署、出版总署、科学院等专门机构。各个地方也按照中央人民政府文教委的设置，成立有相应的文教管理机构。郭沫若指出，之所以成立文化教育委员会，是从行政管理的角度，构建起全国及地方文化机构，推进文化建设工作，以迎接文化建设高潮的到来。［1］部长陆定一强调，文化建设高潮的预言一定会实现。［2］对在“一穷二白”基础上开始新中国建设的人们来说，此时信心和勇气比什么都重要。其次，文化界积极推动文化建设高潮的到来。1949年10月，北京市组织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号召要为文化建设的高潮而努力。［3］1950年，《新建设》杂志决定将综合性双周刊改为学术性月刊。在发刊词中，编辑部提出：“在今天，从整个革命的发展形势来看，学术文化的进步却还落后在时代要求的后头。……为了使我们的学术研究工作提高一步，为了适应理论学习的普遍需要，也为了迎接正在到来的文化建设高潮，全国学术工作者实有加强联系和团结的必要。”［4］1951年1月，《新建设》出版“迎接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建设高潮”专题。［5］1954年，《历史研究》创刊。郭沫若撰写《开展历史研究，迎接文化建设高潮》的创刊词，提出历史研究工作者要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推进文化建设，促成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6］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及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展开，文化建设高潮论开始由新民主主义文化向社会主义文化的话语转换。1956年1月，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说：“随着汹涌澎湃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高潮而来的，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在这个时候，我们把关于知识分子的一系列问题加以全面的解决，这对于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无疑是非常必要的。”［7］随后，《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指出，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参加者都相信，党和国家制定发展科学研究的全面规划预示着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高潮的到来。［8］同年2月，《新建设》发表社论认为，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及资本主义工商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要求文化、教育、科学等事业突飞猛进，以配合国家发展的巨人式步伐，并指出：“迅速发展着生产事业要求更多更好的科学文化力量，科学文化事业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将日益突出。”［9］冯友兰也表示：“国家的进步，在各方面都是一日千里。文化高潮，必然到来。迎接文化高潮的任务，现有的知识分子，能胜任也得胜任，不能胜任也得胜任。”［1］党的八大上，周扬表示要把“我国的文化艺术推进到一个新的繁荣的时代”。［2］这个新的繁荣的时代是指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指引下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文化建设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高潮向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高潮的话语转换，但共同点是人们始终期待着文化建设高潮的到来。

三、文化建设高潮论的特点

（一）文化建设高潮论体现出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无论是“不可避免”，还是“汹涌澎湃”，甚至是“必然到来”，都不只是修辞的某种变化，其背后是人们对文化建设高潮即将到来的乐观预期，进而体现出人们对新民主主义文化以及社会主义文化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对内，这种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表现为对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充满信心。在驳斥艾奇逊唯心主义历史观时说过：“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3］这里所说的精神方面，意指中国将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指导下开始建设人民的文化。对外，这种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表现为对苏联社会主义文化一定程度上的认同。新中国成立初期，有人认为苏联社会主义文化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是新中国学习和仿效的对象。新中国成立后，苏联文化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归国时，周扬表示：“他们亲自告诉了我们苏联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伟大成就和丰富经验，这种文化代表着人类文化所已达到的最高峰，照耀着世界各民族文化发展的总方向。”［4］

（二）人们对文化建设高潮的预期与实际发展存在差距

文化建设的高潮并不是直线式、一蹴而就的，它必须以经济为基础。纵观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化建设，始终都是围绕着当时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的任务来展开。人们对文化建设高潮的乐观预期与文化建设的实际存有差距。以文盲问题为例来说，当时我国文盲占到总人口的80%—90%，在这种基础上建设高度文化的国家，成为党在文化建设方面面临的重大难题。这也能够解释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何以如此高度重视扫盲工作及群众教育工作。直到1956年，国家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科学文化发展方针，实际上背后的现实是国家缺乏大量高素质、高水平的建设人才。另外，从国家每年文化事业投入来看，文化方面确实所占有限。以上两组统计数据表明，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对文教科学的投资比例始终保持在总投资额的6%—8%之间，而教育事业费占到国家财政总支出的5%—6%，可想而知对其他文化事业的投入确实较少。1956年时任国家计委文教计划局局长的高云屏说：“就文教事业的基本性质来说，在我国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它是一个配合的方面。它的任务是由我国的政治任务和经济任务所决定的，并且服务于这些政治任务和经济任务。”［2］这就不难理解，新中国初期国家提出既要发展文化，又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发展文化。另外，新中国初期文化发展中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文化艺术事业发展中急躁冒进思想一直存在。如1953年9月，郭沫若指出：“我们在文教工作中，犯有盲目冒进的倾向。一部分文教工作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同志，常常不根据主客观条件，正确地结合需要与可能，而只顾需要，不顾可能，追求数量，忽视质量，只看到今天，不看到明天，贪多、图快、急躁地进行工作。”［3］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的发展以及发动运动，文化工作中相应地提出文化、放“卫星”的目标任务。到1958年5月，国家甚至提出“配合农业生产，争取全国农村文化”的号召。［4］10月，全国文化行政会议上提出“人人能读书，人人能写诗，人人看电影，人人能唱歌，人人能画画，人人能舞蹈，人人能表演，人人能创作”的目标。这仍是急躁冒进情绪在文化艺术事业中的表现。思想文化运动中的政治批判、上纲上线的做法影响后来文化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初期几次重要的思想文化批判运动，共同之处是采用政治批判方式来解决思想文化问题。如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胡乔木就认为：“当时这种批判是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的。”［5］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更是把问题简单化为阶级斗争，上纲上线，牵连甚广。1956年文化艺术方面提出“双百”的方针虽有纠偏作用，但1957年整风和反右斗争后，文化上的问题更是被归结为两条路线斗争。［6］1956年国家提出繁荣科学文化的“双百”的方针，但1957年以后，文化建设的主流话语又转向“文化革命”、“技术革命”以及“文化”等。［7］实际上，文化并未带来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这时人们追求的是政治激情的宣泄和主观表达，很难顾及文化的独立性和科学性，看似文化建设的高潮正在到来，实则是经济、政治急躁冒进情绪在文化领域的延续。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建设的高潮并未真正到来。

四、结语

文化建设高潮论，始终贯穿于新中国初期文化建设实践中，是认识此时期文化建设的一条重要线索。这种文化建设高潮论，首先在于充分认识到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亦即文化建设的高潮是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而来。正如郭沫若所强调，文化建设的高潮是“文化建设跟随着经济建设，而不是跑到经济建设的前头”。［1］其次在于人们对新中国文化的高度乐观预期以及对新民主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的高度自觉和高度自信。对新民主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的高度自觉和高度自信，在旧中国文化向新中国文化转型过程中，其意义和作用自不待言。文化建设高潮论的现实意义在于提供给当时人们复兴中华民族文化的坚强信心。这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复杂的经济、政治形势下显得十分重要。文化建设的高潮并未到来，主要受当时客观条件（经济基础）以及人们认识局限性的影响。当时人们对文化功能的定位，多侧重于服务经济、政治发展的单一角色，结果在文化建设实践中有时过于强调经济和政治的需要，而忽视了文化的相对独立性。但不可否认，文化作为新中国初期“四大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经济建设、政治建设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对此，指出：“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好像一个车子的两个轮子，相辅而行。”［2］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两个轮子”的说法，形象地道出文化本身具有强大的力量，与经济建设一样重要。当新中国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以及开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国家对人才和文化的迫切需求正好说明文化并非可有可无，而是具有真实的力量。反过来说，文化对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这点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化建设实践中得到了较好的体现。“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3］当前，文化服务于经济和政治的功能仍然适用，但文化的社会性和经济性大大增强，文化的功能也大为拓展（“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及“推动发展”）。这种更为宽泛的认识更加突出文化的独立性和重要性，相比新中国成立初期人们的认识更全面、更丰富。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还需要正确恰当处理文化与经济、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对国家的文化建设来说，正确处理文化同经济、政治之间的辩证发展关系，在任何时候都是重要课题。急躁冒进、急于求成不利于国家文化事业的发展，固步自封、落后保守自然也不利于国家文化事业的进步。这或许就是历史经验教训之于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启示。

作者：储著武吕庆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编辑武警北京指挥学院教研部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