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文化现代化建设刍议

时间:2022-06-13 02:4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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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文化现代化建设刍议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现代化建设战略思想的演进

就近代中国而言,中华文化一方面指引中华民族在近代不幸的遭遇中一次一次地爬起来,一步一步地向前走;另一方面中华文化又在应对近代中国前所未有的灾难和耻辱的艰难实践中获得了新的生命,有了新的发展,进而实现了现代转化。而现代转化又包括两个向度,一方面是传统中华文化的某些核心层面的恒久性的成分得到强化,继而实现了“现代性诠释”;另一方面是传统中华文化的某些陈旧的时代性的成分得到扬弃,继而实现了“创造性转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现代化建设理论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是一脉相承的、与时俱进的。反映在不同历史时期,文化现代化建设的涵义是一个历史演进的过程,即经历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不断创新和丰富的发展过程。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及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理论新民主主义时期,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进行的革命既包括政治上和经济上的革命,也包括进行彻底的文化革命,目的是把在旧文化长期统治下变得越来越愚昧落后的旧中国改造成以新文化为指导而日益先进文明的新中国。这场伟大革命中所建立的中华民族新文化,是以当时最先进的阶级即无产阶级为领导的,是以当时最革命的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为指导的,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胜利成果,是代表着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当今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文化现代化建设至可宝贵的财富。强调“中国无产阶级”要坚持对中国新文化的“文化思想领导”,即中国新文化要坚持“共产主义思想的领导”[5],就是告诉我们要重视文化的领导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方针。在“双百”方针的形成过程中,深入地分析和研究我国艺术界和科学界的现状,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见解。“双百”方针反映了艺术和科学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是艺术和科学工作发展的必由之路,为艺术和科学不断发展指明了正确的途径。邓小平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内容的文化建设理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以下三个时期:从结束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为萌芽期,邓小平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高度,初步探讨了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的关系;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二大为逐渐走向成熟的时期,邓小平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概念,党的十二大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了系统而全面的论述,形成了一个较完整的体系;十二大以后为完善发展期,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对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作了全面而深刻的论述。[7]邓小平特别强调精神文明重在建设,不搞运动、不搞人人过关。1980年8月,他在谈到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时指出:“不能认为只要破字当头,立就在其中了。必须明确,不要搞什么反封建主义的政治运动和宣传运动,不要对什么人搞过去那种政治批判,更不能把斗争矛头对着干部和群众。”[8]对于经济改革中出现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歪风和少数贪污腐化的现象,他亦提出用教育和法律两个手段来解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在党领导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结合时代特点,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综合了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和邓小平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思想而提出来的新概念。在十五大报告中,全面论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纲领,并完整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概念:“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其主要内容来说,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贯倡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一致的。”[9]简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立足于中国现实,展望未来,继承传统文化、吸收外国文化有益成果并不断进步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理念21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重要的发展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也进入了重要的发展时期。早在十七大报告上就强调:“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使之与现代文明相协调”,进而达到“既保持民族性,又体现时代性。”[10]在十七届六中全会报告中又说到:“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的精神家园。”[11]既继承了、邓小平、关于文化建设的重要思想,又在新世纪新阶段勇于进行文化创新,提出了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一系列新理念新论断,围绕建设创新型国家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出了创新文化、和谐文化、道德文化以及廉政文化建设,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新文化发展观,深化了对文化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思想,谱写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篇章。

文化现代化建设现状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加入WTO以来,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推进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我国文化体制建设取得了初步的成果,陆续修订了一系列文化法规,开始建设比较完备的文化法规体系。同时,文化的多元性、多样性、多变性更趋复杂,文化的传统性、现代性、后现代性的交织、冲突日益激烈,社会转型和变迁、经济全球化、市场化带来的文化焦虑更加严重。这些出现的“负”文化现象所产生的消极作用不断破坏着社会均衡,使社会处于非整合状态。在面对既要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又要倡导文化发展的多样性的潮流趋势下,我们必须具有科学的认识和正确的方法。国家主流文化思想引导力作用不强,广大人民群众难以获得精神上的满足。一是在广泛的文化开放和交融中,强调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导向的难度愈来愈高。二是信仰缺失,文化引导不到位,具体表现为与改革开放伟大成就相伴出现的社会矛盾,集中体现到人们的精神层面上所形成的内心矛盾乃至精神危机,使人产生孤独感、恐惧感、焦虑感甚至幻灭感、虚无感,导致信仰缺失。三是文化宣传无力,政府机构、文化事业单位、学校教育、网络媒体等普遍存在着广泛的空谈现象,主流文化的宣传缺乏规范有序的可操作性。四是现代资讯的快速发展,特别是计算机网络的普及,加速了腐朽落后思想的传播。此外,包括部分电信运营商在内的新媒体片面追求经济利益,借助高科技手段,传播危害社会道德、损害社会和谐的不良文化。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起步较晚,存在许多不足,一直处于低水平运作。具体表现为:一是文化产业目标规划与政策决策的执行力低,导致实施效果和设定目标存在较大差距;二是许多文化产业管理体制不顺,信息反馈不力,文化产品流通渠道不畅,致使文化艺术交流外来输入多、走出去的少,以及文化产品进口多、出口少;三是文化产业市场发育不良,运行机制弱。企业改制不彻底,过多依靠政府干预,市场主体性功能没有充分发挥,政府文化体制改革行动力不够;四是文化企业发展缺乏有效的投融资平台和渠道,投融资体制改革严重滞后。国有资本管理、运营与监督体制改革尚未迈出实质性步伐,中小文化企业普遍存在资金困难的问题,造成文化产业经济现实生产力形成不济。文化发展缺乏客观的评价标准。一是一元化、权威化的盛行,兼容并蓄的政策长时期难以形成,造成政府文化执政能力方面的缺失,导致各地区文化发展水平良莠不齐,使广大民众难以获得实实在在的文化满足。二是国家宏观文化管理体制仍未理顺。政府主管部门不仅负责制定文化政策和进行市场监管,行使“管文化”的职能,而且还直接投资举办各类企事业文化单位,承担“办文化”的职能。“管办不分”造成了许多国有文化单位仍是实质的政企不分、政资不分。三是教育制度体系的不完善,长期以来我国的教育存在着许多弊端,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难出创新型人才,尤其是一直大力倡导的创新教育实际上的空化、虚化,限制了有创造的灵感。

当前文化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构建

中国文化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构建总体目标即完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以“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为方向,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为方针,全力弘扬中华文化,大力发展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实际国情,充分吸收世界各国优秀文化成果,提高全体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进而达到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1.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任务。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能为改革提供新的共识、新的动力,同样也能为今天的文化现代化建设、意识形态重构和创新提供丰富的、深厚的思想文化资源。2.加强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社会主流文化的宣传,并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关键要坚持三个基本原则:一是必须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思想、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正是这种结合的表现形式;二是必须坚持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创新,主要是理论上和形式上的创新;三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大众化”,即要促使理论内容常识化、密切联系公众实践、走进日常话语、赋予日常意义、接受超常识的整合等。3.牢固把握社会舆论的正确导向,提高主流媒体的吸引力、公信力和影响力。弘扬文化主旋律,主要是指生产符合人民利益、促进社会进步的精神产品,所以主流文化的宣传要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一方面,政府部门要将现代文化传播纳入到政府文化建设的视野,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和有效监管,促进文化传播的健康发展,从而达到吸引人、感染人、涵养人、鼓舞人、凝聚人的目的。在形成较大规模和一定产业规模的诸如文化娱乐业、出版业、报刊业、旅游业、电影业、文艺演出业、会展业、艺术品拍卖业等行业中,融入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文化建设思想,进而有效、有力地宣传主流文化,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另一方面,引导文化传播企业,通过技术和业务创新,与主流媒体合作,通过多种新的应用形式,将健康的文化作品服务大众,以有趣对抗无聊,以健康对抗庸俗,有效地将主流文化与大众消费文化融合在一起,将积极向上、乐观健康的思想和文化以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展现出来,唱响主旋律,进一步弘扬先进文化,推进文化现代化建设。1.化文化体制改革。改变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革除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推行文化由“事业”向“产业”转变,探索中国特色文化产业发展的崭新之路,推动文化产业现代化建设进程。但改革非一日之功,因此,在国家层面上,加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市场机制的培植和完善,建立健全经济政策、法律法规,并根据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不断及时调整具体措施和方案,完善文化经济政策和文化产业政策,以便给予不同的政策倾斜与资金扶持等。2.发展文化产业市场化,大力倡导随行就市。文化产业是工业化生产和市场经济的产物,所以发展文化产业就必须按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办事,以市场作为配置文化资源的主要方式,建立现代文化产业制度并巩固其运行模式,积极推行文化产品向文化商品的转变,并正确引导文化商品的流通。实现真正由政府“管文化”的状态走向市场,达到符合市场经济客观规律的发展;实施“走出去”战略,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加强优秀民族文化品牌向国外市场的挺进力度,并与世界各国开展广泛的交流与合作。3.拓宽投融资渠道,实行文化产业的多元化投资。在文化体制转型发展文化产业过程中,需要增加国有资本在文化领域内的投资,并坚持国有资本控制的文化企业在文化领域的主导作用,确保党和政府在文化领域的控制力、影响力。但为解决文化产业发展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的难题,更快更好地发展文化产业,推进文化现代化建设,就要像在其他领域一样,引进多种投资主体,国有、外资、民营资本一起上,调动有力推动我国文化工作顺利开展的各种积极因素,有效地推动我国文化现代化建设的进程。4.文化产业的现代化,不仅仅是体制上的突破,思想上的转变,更要有内容上的创新,其标志在于要与高新科技融合与发展。从国外文化产业发展的历程可以看到科技不仅能衍生新的文化产业形态,如动漫,同时也能创新传播渠道,如新媒体的出现和广泛应用。因此,文化产业的现代化,必须积极探索文化与科技紧密结合的全新发展模式。1.建立健全文化发展的评价标准,其基础前提是借鉴社会主义文化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经验。历史证明,每当我们认真坚持“双百”方针时,文化科学、文学艺术事业就兴旺发达,每当丢掉“双百”方针时,文化科学、文学艺术事业就会衰败。最早提出了这一文化发展的基本方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定》,继续把“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必须遵循的重要方针之一,这是中国共产党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对进行文化发展内在规律的深刻理论总结。此外,提出了开展文化工作的“三个有利于”方针也是我们可以借鉴的重要经验总结。既“一切有利于加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有益经验,一切有利于提高我国人民精神境界的文化成果,一切有利于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管理方式”,我们都要“积极借鉴、善于吸收,勇于使用”。[12]2.建立健全文化发展的评价标准,必须理顺国家宏观文化管理体制。文化法制,是指由国家制定的体现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反映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规律,并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法律制度,是文化领域的立法、执法和守法的总称。文化法制是文化繁荣和发展的保证,因此应加强文化法制。文化行政管理也应走法制化道路,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尽快制定出一部具有基本法性质的文化法典。另一方面,专制主义以及任何形式的思想压制,只会使人失去思考的本能,文化现代化建设更无从谈起;市场经济带来的浮躁、浅薄、急功近利、金钱至上等习气,更是严重阻碍了文化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所以需要为文化现代化建设营造良好的环境氛围;文化现代化建设是一个自由创造与不断创新的过程,它需要一个足够宽松的社会环境,以确保让思想自由跳跃;此外,每一个创造或者创新都意味着风险,不可能每一次努力都获得成功,成功往往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所以需要社会的理解、包容。3.建立健全文化发展的评价标准,完善教育制度体系是其重要保证。教育是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的基石,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制约教育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较多。面向未来,实现文化发展评价标准的进一步完善,必须进行教育体制改革,大力推进素质教育;立足当前,文化现代化建设亟需有创新型人才的支持,所以在加大对教育资金、政策投入的同时,必须着重发展创新型教育,培养创新型人才。具体解决途径如:通过改进教学方式、教材内容,提倡个性教育,实施因材施教等,以此来引导学生积极创新;同时要改变人才选拔机制,及时挖掘、培育创新人才。

本文作者:邱伟工作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