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下企业发展和文化交流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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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国家高层互访和政策沟通强力助推平台建设。企业作为建设的生力军，依市场规则运行，整合国际国内市场要素资源，促进产业升级，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在海外多元文化背景下寻求生存发展，传播中国文化和“义利”价值观，推动多方和谐共赢。本文就“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企业发展和文化交流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一带一路；企业；生存发展；文化交流

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取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一带一路”从理念转化为行动，成为全球发展合作的重要实践平台。“走出去”的中国企业，以真实的创业故事，展示中国精神风貌，传递中国价值。

1推动倡议落实，展现大国使命担当

中国以共建“一带一路”为重要契机，积极开展双多边合作，促进各国加强经济政策协调，共同构筑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新型合作关系。共建“一带一路”顶层框架确定了五大方向，中国按照合作重点和空间布局，提出了“六廊六路多国多港”的主体框架，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有序推进陆路和海上合作。中国政府致力于国际扩大产能与投资合作，提升经贸合作水平，促进运输便利化、投资便利化、贸易便利化，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通过拓展金融合作空间，打造新型合作平台和创新融资机制，促进货币流通和资金融通，为“一带一路”建设创造稳定的融资环境；通过科教文卫、旅游、救灾援助和减贫，深化人文社会及其它领域交流合作。高层互访和政策沟通强力助推“一带一路”落地，中国开展广泛的外交活动，作为实现国家利益、塑造国际形象、参与国际事务的重要路径。至2019年11月，中国已经同137个国家和30个国际组织签署了197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中国政府鼓励实力强、信誉好的企业走出国门，对接建设规划，推动项目建设。中国国有大型企业在沿线国家开展铁路、公路、港口、电力、信息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铁路建设和运营方面，发达国家为了维持全球领先地位，纷纷开展大规模的技术变革，欧盟“构建未来铁路系统联合行动”，日本超高速磁悬浮计划、美国“超级高铁”设想等技术不断涌现。中国高铁具有起点高、集成度高等优点，且独立开发了核心技术“高速铁路芯片”，在高速、高原、高寒、重载铁路和既有线提速等方面拥有世界领先技术，但参与国际竞争还处于起步阶段，需要苦练内功，不断提高与其他高铁强国同台竞技的能力；电力基础建设方面，国家电网企业积极拓展海外市场，建设海外机构，扩大民族装备制造业的影响力，在国际标准制定等领域也取得了成效；信息通信建设方面，“六廊”布局为电子信息产业走出去提供了重要机遇，以陆海空通道和信息高速路为骨架，依托铁路、港口、管网等重大工程，一个复合型基础设施网络正逐步实施。在“设施联通”的建设实践中，企业展示已取得的高科技成果，改变了中国以往生产效率低下的形象。“一带一路”平台提供“外交+政策+资金+技术”全方位支撑，着力为“走出去”的企业解“困”，而面对经营中的“难”，企业积极寻找对策，探索本土化的有效管理模式，开展与东道国的深度合作。

2共享发展成果，传递“义利”价值观

企业家是“有眼光、有能力、敢于创新的人”(Schumpeter,1934)，企业家以“最能动、最富有创造性的活动去开辟道路的创造精神”和“勇于承担风险的精神”（Knight,1921）,在新的国际环境中开拓市场，他们付出时间和精力，承担强大的压力，期望获得财富增长、实现个人价值，也扮演着融合国际关系的角色，塑造着中国的国际形象。企业家精神可以存在于各种类型的企业，也存在于政府和非盈利机构（Drucker,1985）。企业家的动力不仅仅在于寻求利润，更不在于垄断市场而忽视大众的价值。企业应该有适当的合理的利润。找到与东道国利益的交汇点，满足共同的“利”，通过构建新的商业利润模式获取竞争优势，其创造价值的过程也成为分享价值的过程，企业因而拥有更加开放、更加长远的视角。简易化的、真实有价值的交易，拥有分辨善恶的能力，清醒认知行为后果都有助于友善关系的建立，与沿线国家合作，区域的竞争应当更加规范有序。企业需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重新理解利益相关者，把股东利润转化为利益攸关者的价值，进而形成社会资源。沿线国家普遍面临环境污染、生态退化、应对气候变化能力不足等挑战，企业与沿线国家分享中国生态治理经验，强化基础设施绿色低碳建设和运营管理，有效提升沿线各国对绿色环保的支持度、参与度，确保项目可持续发展，从而树立中国在全球生态建设中的良好形象。中国儒商获利之后，往往有赈灾济贫、兴修水利、修筑道路等“义举”，慈善行为造福一方。中国中铁等企业为驻在国人民提供物资帮助，利用公司专业特长，义务修桥修路，帮助当地解决居民饮水、排污等民生问题，无偿为当地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弘扬我国优秀的传统价值观。海外项目实施过程中，企业可能还要面对能源、难民求救、传染病控制等问题，企业应当与当地政府、非政府组织、民间组织处理好关系，分配好相关的经营利益。

3创新商业模式，实现多方共赢发展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政治制度、文化传统、社会习俗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各国的工业化进程不尽相同。中国经济几十年快速增长，企业粗犷式的发展形成了一定的思维惯性，在国家合作中，要了解所在国国情，尊重当地的法律制度和社会习俗，立足地方资源禀赋，认清发展优势。沿线国家人民希望通过经济贸易往来和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国家经济发展与稳定，中国愿意将自身发展形成的经验和基础，与各国的发展意愿和比较优势结合起来，开展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合作。海外企业通过错位发展推进区域间联动，释放发展潜力，降低发展的低效性、脆弱性。工业园区模式。建设工业园区吸引企业入驻，形成聚集效应，便于有针对性地提供诸如技术壁垒、反倾销、反补贴、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信息服务，也便于东道国政府提供海关、商检、税务等机构“一站式办公”服务。产业链模式。“区位品牌”可充分利用当地丰富的资源和相对低廉的劳动力控制成本，提高产品和企业的附加价值。通过产业链向上游下游延伸，摆脱低利润制造环节，稳定合作关系，增强企业的行业竞争力，有助于进一步打开国际市场。差异化竞争模式。通过产品精准定位，占有专有市场份额，抵御替代品威胁。提高产品的性价比，由过去“薄利多销”转变为“品牌优势”竞争，提高边际收益。抱团出海模式。民营企业把握大型国企基础建设的时机，“借船出海”，布局制造业配套设施和服务业配套，资源在不同规模企业之间得到最大利用。随着海外经营经验的积累，企业以产业集群“抱团出海”，实现制造业的国际分工转移，成熟民营企业以品牌输出或者资本运作的方式融入当地经济。线上线下贸易并重。网络时代电商业务量快速突进，打破时空界限，实体企业与互联网交易平台链接，实现信息时代全球资源调配。

4加强人文交流，多元文化和谐共生

中国农业文明，人们依赖土地，生存环境相对稳定封闭，崇尚儒家“和合”文化。海洋环境造就的商业文明国家有较强的竞争意识，注重个体意识与价值，强调契约和法治精神。不同的文化之间只存在差异性，没有好坏之分，不同文化主体在解决问题时选择的差异可能带来矛盾冲突，也会带来管理创新的机遇（Trompenaars）。要把文化差异看作是组织发展的有利因素，通过文化协调配合产生新的管理方式，从而发挥出文化多样性的潜在优势（NancyJ.Adler）。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中国在国家层面做出了积极的努力。中国每年向沿线国家提供政府奖学金，与沿线国家共同举办“国家文化年”，举办国际文化博览会、国际艺术节等人文交流活动，实施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援外文化修复等项目，在沿线国家设立中国文化中心，建设孔子学院，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企业应在掌握投资目的国具体国情的基础上，确定双方合作模式。海外企业开展跨文化管理，不能仅仅从企业的层面考虑问题，还要上升到国家和民族之间的人文交流，要在中外员工中培育共建共享、为实现目标而合作奋斗的价值理念，建立长期的跨文化管理导向，探索消除文化分歧的方法。强化文化共性。“人性化”题材关注人的日常行为、思想和情感，较少受政治、地区、人种等因素的影响，是人类基础层面的共性话题。企业应寻找与沿线国家文化的相似性，减少隔阂与阻力，营造和谐融洽氛围。利用细节建立关联。让中华传统文化走进驻在国员工生活，在海外项目中开展共品文化等活动，介绍中餐、汉语、中国功夫等中国文化，在日常交往中感受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习惯。加强人文关怀。不同国家劳工对于工作节奏、工作效率认识不同，劳工争议解决程序和敏感程度各异，企业应尊重善待员工，解决好他们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依靠并且成就外籍员工，让海外员工身心健康的工作生活。“走出去”的企业要以宽广的视野布局海外市场，拥有跨国经营管理人才和跨国经营团队尤其重要，提高企业整体素质是关键所在。

参考文献：

[1]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共建“一带一路”：理念、实践与中国的贡献［EB/OL］.

[2]朱乾.区域企业家精神的影响因素及经济后果研究[D].南京：东南大学，2016.

作者:黄春梅 单位:江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