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建设下汉江水文化发展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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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文化是文化的分支，按照文化公认的定义，可将水文化界定为人类社会创造的与水有关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包括逐步认识自然水的过程中形成的知识总结、借水为喻的种种哲理、与水接触所遗存的历史轨迹、与水接触所传播的生活习俗与信仰、受水感染而产生的美学表现［1］。据此，汉水水文化可界定为“汉江流域的人们在社会生产生活中所产生的与水相关联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总和。”。然而在生态文明建设视域下来探索汉江水文化，应考虑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应遵从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发展理念，将汉江水文化探索的视角，凝聚于人们在汉江流域的社会生产生活中所产生的与水相关联的，能促进汉江流域生态文明建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根据历史的传承和发展，汉水水文化清晰地演绎于和谐共处的治水文化、顺势而为的管水文化、持续发展的用水文化等文化层面。

一、和谐共处的治水文化

所谓治水文化，是指人类在躲避、逃避因水而引起的自然灾害（即水旱灾害），在除水害、兴水利、护水源以及与此有关的历史实践活动中所创造的物质与精神文化总和。汉水流域的治水文化是中华治水文化浓墨重彩的部分。古往今来，无论是民间传说，还是历史文献记载，无不展现汉水流域人们与自然和谐共处而进行的顽强斗争和开创性探索。

（一）远古时代的传承

汉水流域治水文化，传承久远。女娲“积芦灰以止淫水”当属汉水流域治水文化的起源。当代神话学泰斗袁珂编写的《中国神话传说词典》引用五代蜀杜光庭《录异记》卷八释“伏羲女娲”词条：“房州上庸县，有伏羲女娲庙，云是抟土为人民之所，古迹在焉。”是说女娲补天之地在上庸，也就是今天的湖北竹山县。在《淮南子•览冥训》记载“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复，地不周载，火爤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说明女娲时代，洪水肆虐，女娲炼石补天，将“芦灰”聚拢阻拦、堵截滚滚洪水，保卫家园，保护部落生命财产安全。可以说，女娲是造坝防洪排除水患第一人。《尚书•禹贡》记载了大禹治理汉水的详情：“大禹嶓冢导漾，东流为汉，过三澨，又东为冲浪之水，至于大别，南入于江。”嶓冢为今陕西宁强县境内的嶓冢山（汉源山），漾水为今之漾家河，沧浪之水即今湖北丹江口至襄阳以西老河口一带；三澨在襄阳以东不远的汉水附近。如今，汉水源头有禹王祠、中部有禹王穴、下游有禹王碑，流域各地都有禹王庙、禹王池、禹王台、禹迹亭等禹迹；大禹疏导治水的故事广为传颂，可见大禹为治理汉水做出的贡献。［2］女娲、大禹治理汉水创造了沉甸甸的远古治水文化，也说明早在远古时期，人们为了生存，就开始变害为利，积极探索人与自然的相处之道。

（二）传统社会的积淀

《史记•循吏列传》云：“孙叔敖者，楚之处士也。虞邱相进之于楚庄王，以自代也。三月为楚相，施教导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缓禁止，吏无奸邪，盗贼不起。秋冬则劝民山采，春夏以水，各得其所便，民皆乐其生。”孙叔敖主持兴修中国最早的大型渠系水利工程———期思雩娄灌区（期思陂），还曾主持修建芍陂，在今湖北江陵一带也兴修过水利。山河堰是汉代在褒河上修建的著名水利工程，《宋史•河渠志》载：“山河堰灌溉甚广，世传为汉肖何所作”，又名肖何堰。汉代还修筑了湑水河的高堰、杨镇堰、五门堰等。三国襄阳太守胡烈筑堤防水，老百姓作《胡烈歌》来颂扬他，《襄阳耆旧记》记载：“美哉明后，隽哲惟嶷。陶广乾坤，周孔是则。我武播扬，威振遐域，譬春之阳，如冬之日。耕者让畔，百姓丰溢。惟我胡父，恩惠难置”。东晋襄阳太守邓遐有力拔千钧、万夫不当之勇。相传襄阳城北沔水中有蛟，常常害人。邓遐仗剑与蛟恶战，将恶蛟斩截数段，为民除害。五代十国时期，高季昌下令在潜江境内筑堤100余里，称为高氏堤。《读史方舆纪要》记载，此堤“起自荆门州绿麻山至潜江县南沱埠渊，延亘一百三十里，以障襄汉二水，后屡经增筑”。明朝前期，受封禁政策制约，汉江流域山区农田水利建设滞后。成化以后，流民大批涌入，水利工程逐渐增多。据万历二十七年《重修六堰记》记载，仅城固一县就重修六条规模较大的堰渠。嘉靖《陕西通志》卷三十八《水利》记载了南郑、洋县、西乡、安康、汉阴等地修筑堰渠近40余条。清道光八年，郑敦允任襄阳知府，为方便商船停泊靠岸和货物装卸，改土堤为石堤，建成踏步式石砌码头。1831年6月，襄阳遭遇水灾，近半数石堤坍塌，郑敦允已调任武昌粮储道，但决意重回襄阳治理汉水、修缮堤防。如今，在樊城公馆门码头下面还留有千秋传颂的“民不能忘”石匾。

（三）近现代社会的发展

解放前，汉江流域汉中地区的水利工程主要用于农田灌溉。其中，1939～1944年修建汉惠渠，用于浇灌沔县、褒城两县8万亩农田；1939～1942年建成褒惠渠，灌溉干渠以南、褒河以东、汉江以北、城固文川河以西的平原地带14万亩农田；1940～1948年修筑湑惠渠，可润泽农田7万余亩。汉江中下游，江堤建设是解放前汉江流域治水亮点。江堤、干堤、护城堤、民堤等各种堤坝不胜枚举。其中最有名的当属遥堤。民国时期，汉江堤防分干堤（汉堤）、民堤两种。汉江干堤属汉江工程局管理，由国家拨付经费建设；汉江民堤由湖北省建设厅管理，经费由地方筹措。1935年，汉江发生特大洪水，汉江堤防溃百余口。10月19日，汉江工程局主持召开各方联席会议，议决自罗汉寺起，经沙港、董家集、至臼口潘家集止与旧堤相连，重建新堤，由于相对旧汉堤整体向东推移甚远（最远处罗汉寺与汉江相隔约12公里），省政府命名“钟祥遥堤”。钟祥遥堤从1958年延伸到今沙洋桥头，总长39．46公里。解放后，汉江流域的水利事业蓬勃发HJSFXYXB18展。为解决洪涝、干旱问题，大兴水库、修筑分洪区，如陕南的红寺坝水库、湑惠渠灌区、强家湾水库、湖北杜家台分蓄洪区等。1967年，丹江口水利枢纽初期工程完工，又连续建成石泉、安康、石门、黄龙滩、鸭河口等水利工程，较大缓解了汉江防洪压力。随着南水北调中线规划建设，汉江梯级开发规划方案也跃然纸上，上游水电梯级规划了黄金峡、石泉、喜河、安康、旬阳、蜀河、白河等七级枢纽，湖北境内自上而下分别建设夹河、孤山、丹江口、王甫洲、新集、崔家营、雅口、碾盘山、兴隆九级枢纽工程，这些工程具有防洪、发电、灌溉、航运等效益。最重要的是，配套“南水北调”工程规划的“引江济汉”工程已经建成，“引汉济渭”正在实施，“引江补汉”工程正在规划，各梯级之间航道治理正在进行。

二、顺势而为的管水文化

法制的产生是人类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结果。水管理制度和水利文献是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传统社会的管水演变

奴隶社会，部落之间为水源时有争端，最后，奴隶主们约定各派一名奴隶守在井边监管水井，促使各方公平取水，“刑”字由此而来，这也是最早的管水制度。《孟子•告子下》载，周文王伐崇侯虎颁布的讨伐令中有“毋填井”的条款，以军令禁止填塞水井，这是我国最早以文字形式出现的水法规。春秋时，各国修筑堤防时以邻为壑、危害他国，齐桓公在葵丘会盟，盟约中明确规定“毋曲防”。《管子•度地》对当时堤防维修及水官的职责、奖惩等有较明确的记载。秦汉以来，水利被历代视为安邦定国的大事，历朝历代都非常重视水利法规和制度建设。秦《田律》中有“春二月，毋敢伐山林及壅堤水”，“十月，为桥，修堤防，利津溢”等。汉武帝时，左内史倪宽制定《水令》，是农田灌溉方面的水利法规。汉元帝时，南阳郡守召信臣在南阳大兴水利，制定《均水约束》约束灌区灌溉用水。西晋初年，杜预重修召信臣所修旧渠，曾“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制定类似《均水约束》的规章。唐代诞生了我国第一部比较完善的水利法典《水部式》。宋朝《农田水利约束》是关于农田水利政策的条例，《疏利决害八事》是宋仁宗为解决水利纠纷而颁行的。金代《河防令》是我国第一部较为详备的防洪法规。明清时期，《漕河禁例》、《漕河夫数》、《漕河水程》等相继出台，明代陕西巡抚项忠还制定了严苛的《水规》。在管理机构与官职方面，古代多设有司空或类似官吏来管理水利事务。西汉末期以御史大夫为“大司空”，负责水土工程建设，但不是专官。汉唐设有“河堤谒者”，或在中央任职，或在地方主持河工。隋以后，中央政府设六部，工部负责水利建设，同时还设有“将作监”或“都水监”专门负责水利事宜。元代不设水部，农田水利属大司农负责，而河防由都水监掌管。明清废都水监，水利建设管理职能划归各省，水利行政由工部继续掌管，工部下设水部，主管官员为水部郎中。汉江流域历代管理都依赖于地方行政机构，历代地方行政长官都很重视汉江管理。据文献记载，唐代神农元年，汉水发难，宰相张柬之自任郡置防御守堤使，到襄州筑堤御水。林则徐任湖广总督期间，上书《筹办襄河堤工疏》，极力治理汉江。道光年间，湖广总督周天爵上奏《查勘汉江情形酌拟办法疏》，是最早提出以南岸分洪、北岸固堤为主的荆江治洪主张。光绪十四年，湖广总督裕禄、湖北巡抚奎斌联名撰写《会勘吴家改口情形疏》，提出“顺其自然之势而利导之”泄洪之法，并提出“至奸胥刁民敛费病民，拦河筑坝，本已久经查禁，现应当严饬该地方各员，随时查访严禁。如有籍端敛费，扰害乡民者，即行查办，按例究办，以安乡愚而杜扰害”严苛管理办法。1931年，汉江特大洪灾，多处溃堤，汉川南屏湾首当其冲。防设置江汉工程局，专门负责堤防修防事宜。该局下属第一工务所专管今汉川境内汉江干堤，经费来自“堤工捐”。1934年，《湖北管理各县民堤办法草案》规定修堤经费由地方政府按受益田亩、人丁摊派。

（二）汉江流域现代社会的管水概况

建国后，汉江流域管理，顺势而为，采用科学规划，顺势开发的管理理念，国家调控，鄂豫陕三省联动，出台一系列规划管理制度。国家层面，先后有长江委出台的《汉江流域规划报告节要》、《汉江干流综合规划任务书》，明确汉江流域水利任务为防洪、灌溉、发电、航运，远景考虑引汉济黄、济淮，并推荐丹江口水利枢纽为汉江综合利用第一期工程，及国务院批复的《丹江口库区及上游水污染防治和水土保持规划（2007一2010）》和印发的《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加强河流治理，汉江生态经济带确定为国家战略。湖北省积极主动出台系列规划，加强对汉江流域的治理。1993年10月，长江委完成了《汉江夹河以下干流河段综合利用规划报告》，推荐汉江夹河以下干流梯级开发方案为孤山、丹江口、王甫洲、新集、崔家营、雅口、碾盘山、华家湾、兴隆九级开发方案。2000年，《湖北省汉江中游区水土保持生态规划（2001—2010）》出台。2009年，湖北省南水北调办公室下发《关于认真开展汉江中下游生态环境治理项目前期工作的通知》。2012年10月，湖北省人民政府出台《湖北省汉江流域综合开发总体规划（2011—2020年）》，全力构建“安澜”、“畅通”、“富饶”、“绿色”、“和谐”汉江。2015年4月，《湖北汉江生态经济带开放开发总体规划（2014－2025）》印发，为汉江生态经济带带来新一轮发展机遇。2015年11月18日，湖北省《汉江中下游干流河道治理规划》通过审查。2016年5月1日，《湖北省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办法》开始施行。陕西省就加强对汉江上游的管理和治理也有系列规划。1990年3月，陕西省人民政府组织审查《汉江上游干流梯级开发规划报告》。1997年2月，陕西省人民政府下发《关于加快汉江梯级开发带动陕南经济发展的决定》，明确黄金峡、石泉、喜河、安康、旬阳、蜀河、白河等七级枢纽开发方案。2006年3月1日，《陕西省汉江丹江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开始施行。2012年1月30日，陕西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汉江流域综合规划》。2014年，陕西省出台《汉江丹江流域水质保护行动方案（2014一2017年）》，推动汉江丹江水源保护区水源涵养和水质保护的生态屏障全面建立。2015年，陕西省水利厅下发《关于加快汉江综合整治工作的意见》。鄂陕豫三省毗邻地区地域相通，官方、民间交流合作由来已久。1986年，商洛、安康、南阳、十堰、襄阳等市成立中西部经济技术协作区，现已举办26届协调委员会会议。2001年，鄂陕豫三省八县（卢氏、淅川、西峡、商南、丹凤、山阳、郧西、郧县）治安联防协作机制建立。2006年，陕西、河南、湖北三省政府和国家发改委、水利部等部门组成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区水资源保护和水污染防治联席会议”，修编了《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污染防治和水土保持规划》，开展了《丹江口库区水生态调查与评估》、《汉江流域水环境容量变化与生态风险分析研究》、《丹江口水库健康评估》、《丹江口水库水源地生态补偿机制研究》、《丹江口水库水质安全保障措施》等研究工作，为水源地水资源保护和水污染防治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2010年4月，南阳、襄阳正式启动唐白河流域水质监管联防联控机制。2011年3月，豫鄂边界地区召开森林资源保护管理联动机制座谈会。2013年12月，鄂陕豫三省四市森林公安局签署《环丹江口库区森林公安机关警务协作协议》，联手保护丹江水库周边及干渠沿线森林生态资源。2015年11月，学院、湖北文理学院、湖北医药学院、荆楚理工学院、南阳理工学院、南阳师范学院、商洛学院、陕西理工学院、汉江师范学院等11所汉江流域高校发起组建汉江流域大学联盟，深层次拓展了联动研究流域管理治理空间。目前，汉江生态经济带绿色发展已列为三省重点合作领域。2016年4月，湖北、河南两省签订《鄂豫战略合作协议》，围绕汉江“环保治污、生态建设、绿色发展”等，共同推进汉江生态经济带建设。5月，湖北、陕西两省签订《鄂陕战略合作协议》，共商合作共建汉江生态经济带，提出“重点推进南水北调上游区及汉江流域水污染防治与生态保护”。

（三）汉江流域专门管水机构的产生

湖北省汉江河道管理局是省水利厅直属的正处级纯公益性事业单位，是汉江流域专门水利管理机构，于1995年由原荆州地区汉江修防处和东荆河修防处合并而成，后加挂“湖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汉江防汛办公室。”2000年，汉江局挂牌“湖北省杜家台分蓄洪区建设管理局”，承担着汉江、东荆河共793KM的河道堤防的防洪抢险及日常维护任务，保护着沿江两岸9个市、县1800万人口、1860万亩耕地及各类工矿企业、交通枢纽等重要设施的防洪安全。下设8个堤防管理分局、4个涵闸管理分局以及5个局直属单位、三个分蓄洪管理局等，局机关内设10个科室。2014年，整理编撰《汉江堤防管理志》；2015年，编撰了《汉江堤防志》，两部文献系统梳理了汉江流域古今治水管水历程，尤其是水利工程建设，是深入研究汉水水文化的重要经典文献。

三、持续发展的用水文化

人类生存发展离不开水，水是人类生存和发展不可替代的资源，是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汉水流域的用水文化主要体现在亲爱敬畏的尚水文化与开拓航运的兴水文化两方面。

（一）亲爱敬畏的尚水文化

道家道教思想起于汉水兴于汉水，道家经典《道德经》就充分展示了道家亲爱敬畏的尚水思想。《道德经》用水的特性作比喻，让人们体悟“道”的真义。如《道德经》第八章曰：“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第七十八章：“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老子准确的概况出水随物赋形“柔”的特性和水滴石穿“坚”的作用，同时挖掘出水“谦”的品格，并点明水是生命之源［3］。汉江流域的尚水文化，在道教宗教活动中有精彩演绎。一是诵经。道士们每天清晨必诵《老子五千文》，体会“上善若水”的“道”之德。二是供养。用水盂供水于神像面前。三是斋醮道场。沐浴更衣，法水坛场，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四是内丹修炼。以符水为百姓除疾治病。道教尚水文化，深刻影响着全流域人们，在日常生活和习俗中，对水充满了无限的亲爱和敬畏。

（二）开拓航运的兴水文化

汉江流域交通航运自古发达。据《华阳国志》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商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巴蜀之师即生活在汉水流域的巴人、庸人，他们乘舟顺汉江东下，协助武王伐纣，可见当时已有战船，航运基本完善。又据《史记》记载，昭王南征渡汉江，被南人在船只上做了手脚而溺死江中。足见当时征战中，船只是重要战争武器，汉江航运可见一斑。战国时期，《战国策•燕策》载：“蜀地之甲，轻舟浮于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汉中之甲，乘舟出于巴，乘夏水而下汉，四日至五渚”。《史记•张仪列传》记载：“秦西巴蜀，大船积粟、起于汶山，浮江而下，至楚三千里，航船载卒”。说明汉水航道在秦楚争战中至关重要。《史记》记载：“于楚，西方则通渠汉水、云梦之野；东方则通沟江、淮之间侈”。是说长江、汉水是荆楚水路的支柱。公元前205年，刘邦欲“悉发关中兵，南浮江汉以下”，讨伐项羽，可见汉水是重要的军事通道。五代时期，后蜀为攻打洛阳，先攻打金州，夺取大批战船及水寨。唐安史之乱爆发后，叛军切断黄河漕运，江南贡赋只能通过汉江运往关中，唐王朝得以维持，时间长达8年。宋代至明初，战火不断，盗贼四起，来往商船多被劫持，后又受“山禁”政策影响，汉江中上游航运日益衰落。明代后期，安康、汉中一带航道逐渐兴起。清代大移民，汉江航运又渐兴旺。步入现代，由于航空、铁路、高速公路飞速发展，汉江航运受到极大影响。随着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建成，汉江中下游水量锐减，汉江上游通行条件也发生了变化，根据汉江干流梯级开发规划方案，湖北、陕西两省正在进行汉江干流航道整治工作，汉江成为“黄金水道”指日可待。当前，汉江这条人类的母亲河正面临水资源短缺、水污染严重、河道无序采砂、“九龙”管水等严峻问题，尚没有建立全流域管理机构，具有代表性的美国田纳西河流域、澳大利亚墨累－达令河流域和英国泰晤士河流域等管理模式的成功经验也未有效地应用于汉江管理。如何让汉江水清澈北调、碧水长流，让沿江百姓享受碧水蓝天、安居乐业，加强水文化建设、推进汉江生态经济带发展、推动汉江流域生态文明建设已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话题。籍于此，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探索汉江水文化，研判汉江治水、管水和用水历史与现实，显得迫切而又必要。

作者:何道明 赵盛国 单位:汉江师范学院

［参考文献］

［1］冯广宏．何谓水文化［EB／OL］．中国水文化网，2001．

［2］潘世东．汉水文化论纲［M］．武汉：湖北人们出版社，2008．

［3］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M］．北京：中华书局，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