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文化转型发展的指导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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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正确处理了文化的时代性与民族性的关系，为中国文化发展指明了方向。在文化发展问题上存在两种基本理论主张或倾向：第一种是文化“进化论”或称为文化进化主义，这种观点认为文化是一元的而且是呈单线进化的发展模式，因此处在不同阶段的文化有先进与落后、高级与低级之分，而不同民族的文化必然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之中。这种观点看到了文化发展的统一性和时代性，却否认了文化发展的多样性和民族性，“全盘西化论”者把中国的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就属于这一种观点。胡适就认为，中国文化发展只有一条生路，“就是我们自己要认错。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2]第二种是文化多元论和文化相对主义，这种观点则认为不同的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了各具特色的文化，每一种文化都有其存在的价值，不同的文化之间是平等的，并不存在绝对的先进和落后、高级与低级的分别。这种观点肯定了文化的多样性和民族性，却否认了文化的时代性，“东方文化派”明显的持这一观点。梁漱溟就认为，中国文化、西方文化、印度文化各有其特殊性或民族性，他们各自处在三种不同的发展路向当中，各有其存在的合理价值。他说，“中国人不是同西方人走一条路线”，“若是同一路线而少走些路，那么，慢慢的走终究有一天赶的上；若是各自走到别的路线上去，别一方向上去，那么，无论走好久，也不会走到那西方人所达到的地点上去的！”[3]从鸦片战争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方向问题上，逐渐形成了一条基本思维走向，那就是学习西方，批判传统，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正如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所说，“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4]1470而那时的外国主要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然而，当历史的步伐迈进20世纪时，两件世界性的历史事件改变了中国人的文化选择方向。

其一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它使中国人深深认识到帝国主义的本质和资本主义文化的弊病。其二则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生长出一种新的文明即所谓的“第三新文明”，它给苦苦探寻的中国人带来了新的曙光。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纷至沓来的各种西方文化思潮进行了认真的比较和分析，最终坚定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然而，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中国共产党早期在文化的时代性与民族性问题上也存在着认识的偏差，主要表现在只强调文化的时代性，而弱化文化的民族性。瞿秋白在1923年发表的《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一文中就明确指出，文化本无东西之别，“东西文化的差异，其实不过是时间上的。”[5]青年虽然也认识到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体系中的独立地位和价值，认为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中要占半壁的地位，他所说的东方文明就是指中国文明。但在那个启蒙时代，他跟其他启蒙思想家一样主要是站在先进文化或者说文化的时代性角度，主张对民族传统文化弊端进行最激烈的批判，摧陷廓清，实现决裂，以解放国人的思想、道德。抗日战争爆发后，当中日民族矛盾开始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之时，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审时度势，明确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策略，在文化上则十分强调文化的民族性，充分认识到文化的民族性之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性，强调维护和发展文化的民族性不仅有利于提高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而且有助于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因此，到抗日战争时期，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文化民族性问题的体认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并开始自觉地处理文化的时代性与民族性关系问题。一方面，他们继承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民主精神和科学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他们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而保证了中国文化发展的先进性。正如所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

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4]1516另一方面，又特别强调文化的主体性和民族性原则，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特点、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明确指出，我们所要建立的新文化，无论是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是社会主义文化，它都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它必须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认为，随着的发展，出现了两种形式主义即形式主义向右的发展和形式主义向“左”的发展，这里所说的形式主义向右是指以胡适为代表的“全盘西化论”，形式主义向“左”主要是指以王明为代表的党内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向“左”和向右的共同特点是脱离中国实际，虽然他们旗号不同，形式各异，实质都是相同的，他们都无视我们民族自身的特点，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以及社会心理、历史传统、民情风俗等等，盲目崇拜外国的制度文化和经验模式，顶礼膜拜，照搬照抄。而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处理了文化的时代性与民族性的辩证关系，既反对全盘西化，又反对复古主义；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方向，又维护了中华文化的民族性，从而为陷入文化迷失中的中国人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受到严重挫伤的中国人重新找到了文化意义上的那种深沉的“民族自我”。思想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典范，是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的有机融合。

（二）

把文化的民族化与文化的大众化相联系，为中国文化发展注入了无限生机和活力。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思想的启蒙往往收效甚微，除了后面所讲到的没有很好地把文化革命和政治革命有机相结合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没有正确处理好知识分子与人民大众的关系。知识分子常常以启蒙者的身份高高在上，在启蒙的方式上也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接受水平存在差距。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例，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主张文学革命，建设平民文学，力图使文学更好地走进大众。然而，诚如所指出的，事实上它并没有能够达到普遍化大众化的地步，“这个文化运动，当时还没有可能普及到工农群众中去。它提出了‘平民文学’口号，但是当时的所谓‘平民’，实际上还只能限于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即所谓市民阶级的知识分子。”[6]在学校教育方面也是如此，农民一向“痛恨学校”，一向看不惯“洋学堂”，因为他们说的都是些城里的东西，不合农村的需要。深受郑观应、梁启超、陈独秀等众多启蒙思想家影响，青年也认为，几千年传统使国人的思想道德根深蒂固，他们思想保守僵化，愚昧落后，奴性十足。因此，唯有进行国民性的批判与重塑方能变革中国之社会，而要变革中国社会，则自然需要一批圣贤站出来“拯民救世”。认为，圣人得大本，贤人略得大本，愚人则不得大本。因此，必然出现“小人累君子”现象，但君子、圣人不应独善其身，而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由此不难看出，青年在文化发展的力量与源泉问题上，并没有很好地处理知识分子与广大群众的关系。但当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这种观念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他开始摈弃早期那种君子与小人的二元对立的划分法，开始把自己融入到民众之中。1922年11月25日，在《大公报》上发表评论，批判“长衣社会的先生们”以训诫的口吻、以居高临下的姿态指点和教训民众。

以普通工人的身份劝诫“长衣社会的先生们”以平等的身份与大众沟通：“但愿教训我们的人，能站在我们的地位来教训我们；能够不为我们的师长，而降格以为我们的朋友，再不要再开口就‘你们做工人的’‘缺乏常识’、‘不守秩序’、‘品类日杂’，……应该要说‘：我们大家……’才好呵！”[7]在知识分子与人民群众关系上，一方面，仍然高度重视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在许多论著中对知识分子问题都有过重要阐述，他所起草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是中共中央作出并的第一个专门关于知识分子政策的决定。认为，知识分子是中国民主革命运动中首先觉悟的成份，中国共产党从诞生起，就是同青年学生、知识分子结合在一起，革命力量的组织和革命事业的建设，离开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参加，是不能成功的。另一方面，把文化的民族化与文化的大众化相统一起来，在他看来，一个民族的主体毫无疑问的就是广大的人民群众，没有民众，就没有民族，人民大众是民族之本，是民族文化的主要创造者和最大接受者。因此，始终坚持群众的观点和群众的路线，从这一立场出发，强调对知识分子进行团结、教育和改造，主张共产党员和知识分子都要虚心向群众学习，甘当小学生，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强调文艺创造应该深入群众，应该为人民群众服务。认为，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实践才是文化发展的最深层次的源泉。“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是唯一的源泉，因为只能有这样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1]860把文化的民族化与文化的大众化相联系，认为文化的民族化内在地要求文化的大众化，强调人民群众在文化发展与文化创造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从而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无限生机和活力。

（三）

把发展中华民族文化与谋求近代社会革命相结合，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找到了现实的道路。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从辛亥革命到新文化运动再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其实走过了这样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首先是辛亥革命昭示人们，仅有政治形式的革命还不足以把中国从落后、愚昧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尚不能完成民族与民主革命的重任，还必须有人自身的现代化，于是有了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新文化运动的战士们摇动“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大声呐喊，试图通过对封建思想发动最猛烈的批判来完成改造国民性的历史使命，将亿万芸芸众生从专制与愚昧之中解放出来，成为创造新时代所需要的新国民。然而，新文化运动显然也没有如其所愿。于是，历史的车轮进一步推进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以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再一次走向政治革命，只不过有所不同的是，它承继了新文化运动的基本精神，并把文化革命进一步引向深入，真正走进大众，并将文化变革与政治革命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比较成功地推进了中国文化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在文化革命与政治革命关系上，一方面，一如既往地重视文化革命，把文化革命作为政治革命的先导，作为政治革命的有力的思想武器。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所提出的诸多观点都反映了这一思想特点。例如，在土地革命时期，针对两种反革命的“围剿”（军事“围剿”与文化“围剿”），提出了两种革命深入（农村革命深入与文化革命深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文武两条战线（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思想。在1944年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所作的讲演中，指出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的观点；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又强调，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另一方面，又把政治革命视为建立和发展新文化的重要手段，把发展民族新文化与谋求社会变革相结合起来。在看来，只有首先通过政治革命解决广大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切身利益问题，才有可能真正完成对广大人民的思想改造，摈弃封建思想，建立新的文化。当经济基础与政治上层建筑发生变革，建立其上的观念上层建筑，乃至整个社会观念形态都将发生或快或慢的变革。早在1927年，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指出，所有一切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都随着农民权力的升涨而动摇。

地主的政治权力破坏完了的地方，农民对家族、神道、男女关系这三点便开始进攻了。但是，完全推翻这三项，还要待农民的经济斗争全部胜利之后。因此，认为：“目前我们对农民应该领导他们极力做政治斗争，期于彻底推翻地主权力。并随即开始经济斗争，期于根本解决贫农的土地及其他经济问题。”[8]家族主义、迷信观念和不正确男女关系之破坏，乃是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胜利以后自然而然的结果。土地革命时期，中央苏区文化变革正是中共建设中华民族新文化理论与思路的首次实践，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抗日战争时期，中共进一步把抗战救国与建设中华民族新文化相结合。一方面，强调新文化要为抗战救国服务，正式提出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因为只有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才能够保证抗日战争的胜利，才能保证我们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另一方面，中共又是在抗战救国的斗争和实践中来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绝不是通过口头上的说教就能够建立起来，只有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实践中，通过变革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以及进行文化建设实践中才能够真正树立起来。正是政治革命与文化革命的这种结合使延安文化呈现一片繁荣的景象，不仅在文艺创作、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边区教育等方面取得了丰富的成果，而且延安军民的思想观念也得到巨大的解放，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延安文化与精神像一块磁石一样吸引着无数热血青年，使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奔赴延安，延安文化成为全国瞩目的大亮点。新中国建立后，我们正式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完成了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制度革命和社会变革，与此同时，中国人的文化精神同样也发生了一次深刻变革，文化建设因此而迎来了又一次新的高潮。

作者：李群山工作单位：西南科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