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强国发展道路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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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文化战略地位与作用的认识，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前提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90余年历程中，历来高度重视文化工作和文化建设。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党就提出了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以充分发挥文化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发挥“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2］（P848）的有力武器的作用。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从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经济政治的反映，同时又反作用于一定的经济政治的基本原理出发，高度重视文化对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配合与促进作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在文化问题上的认识，视野更宏阔、更具时代感，突破了过去主要强调文化的配合作用、配角定位和政治功能的思路和框架，高度重视文化自身的主动性、独立性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战略布局中的整体性作用，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只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都搞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才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改革开放与现代化事业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文化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等。进入新世纪后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共中央对精神文明或文化建设的战略地位的认识不断深化，其突出特点是放到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文化多样化迅速发展、科技革命日新月异的国际背景下，放到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交融，与科技结合日益紧密，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日趋频繁和复杂的时代背景中来看待。十六大报告讲：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3］（P29）。十七大报告则用了三个“越来越”加以概括，即“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4］（P26）。2011年10月，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则在此基础上，增加了“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一项，变成了四个“越来越”。四个“越来越”集中表达了中共中央在进入新世纪后对文化建设重要地位与作用的认识。十八大报告进一步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1］报告的这一论断，既是对改革开放以来党关于文化建设战略地位与作用认识的概括和重申，又是基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和任务而提出的新认识。

二、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十八大报告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全面发展，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1］可以说，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关于文化建设战略思想合乎历史与逻辑的发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实现了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后，在集中精力发展经济的同时，中共中央及时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任务和战略目标。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社会主义必须有高度的精神文明”作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立的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十个要点之一。1982年召开的中共十二大，引人瞩目的内容之一是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阐述。精神文明被界定为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之一，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1986年和1996年，中共中央先后做出两个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对精神文明在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战略地位、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和主要原则、任务和目标等作出了全面阐述和部署。199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战略目标，1997年党的十五大又加以郑重确认和阐述。十五大的政治报告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5］（P17～18）此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成为舆论宣传中的热词，并视不同的语境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交替使用。世纪之交，随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和系统阐释，从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角度，又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要求，中共十六大的政治报告加以郑重阐述。实际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其内涵和要求基本上是一致的，均包括思想道德建设和文化建设两个方面，区别在于，文化相对于政治、经济而言，精神文明相对于物质文明而言。进入新世纪后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共中央对精神文明或文化建设的战略目标不断有与时俱进的新认识。十六大报告从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角度总揽文化建设全局。十七大报告提出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目标和任务。201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阐述的党所肩负的历史使命之一，就是“继续大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讲话强调，“我们必须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着眼于提高民族素质和塑造高尚人格，以更大力度推进文化改革发展”［6］。正是在上述认识基础上，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十八大报告重申了这一任务。报告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就是要让一切文化创造源泉充分涌流，“开创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持续迸发、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高、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的新局面”［1］。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既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文化建设战略思想合乎历史与逻辑的发展，同时也是甚至更重要的是依据世情国情的深刻变化而作出的战略选择。关于世情，十八大报告指出：“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持续推进，科技革命孕育新突破，全球合作向多层次全方位拓展，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增强，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方向发展”。“同时，世界仍然很不安宁。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远，世界经济增长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全球发展不平衡加剧，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有所上升，局部动荡频繁发生，粮食安全、能源资源安全、网络安全等全球性问题更加突出”［1］。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贸易国，迫切需要形成与其国际地位相对称的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关于国情，就是中国进入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进一步言之，从国家和执政党的角度讲，中国经济在经过数十年的快速发展后成就骄人，这就将文化与经济协调发展的任务比以往更为迫切地提了出来。从人民群众的需求角度讲，随着部分地区小康的实现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来临，民众的精神文化呈“井喷”之势。从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讲，中国落实科学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的任务繁重，文化产业作为绿色产业、阳光产业，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总之，世情国情的变化要求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必须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自觉把文化繁荣发展作为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重要内容，进一步推动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发展，为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动力、有力舆论支持、良好文化条件。一言以蔽之，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文化强国是一个长期的奋斗目标，如何保证其实现？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1］。依据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和十八大报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内涵主要包括三个方面：（1）指导思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2）主要原则和方针：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任务，以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3）主要方向和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不断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不断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三、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

十八大报告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关键是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1］历史和现实表明，改革是这种创造活力释放和持续迸发的动力。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随着政治体制、教育体制、科技体制等领域改革的陆续展开，文化体制改革亦在上个世纪80年代便提出并且付诸实施了，但局限于外围和浅层次上。如果我们不拘泥于细节，尝试对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化体制改革加以概括的话，其内容主要是精简过多的专业艺术表演团体；学习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和做法，在文化单位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允许非公有制经营性文化实体的存在等。这些改革冲破了单纯从意识形态角度看待文化和文化资源国家化的既有理念与做法，拉开了文化体制改革的序幕。但改革尚缺乏总体布局和规划。20世纪90年代，中共中央明确得出文化发展繁荣的根本出路在于体制改革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十六大以来，党中央逐步明确：文化发展的动力在于改革创新。2003年6月召开的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会议提出“文化生产力是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改革“解放文化生产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等论断［3］（P341、366）。翌年召开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写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并在日后不断加以重申，集中反映了党对文化体制改革认识的深化。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定”进一步提出“以改革创新为动力”，“着力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以改革促繁荣、促发展”［7］（P11）。与上述认识紧密联系在一起，文化改革与发展的思路日趋明晰。十六大报告提出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并要求抓紧制定文化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为贯彻落实十六大提出的文化改革发展要求，2003年6月召开的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会议和10月召开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对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实行不同的发展策略，确定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和要求。此后，经过中共十六届四中、五中全会，2005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共十七大、十七届四中和五中全会，直到十七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文化改革发展的思路日趋系统和深化，概括言之，文化体制改革围绕重塑市场主体、完善市场体系、改善宏观管理、转变政府职能四个关键环节，一方面以增加投入、转换机制、增强活力、改善服务为重点，抓好公益性文化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以创新体制、转换机制、面向市场、壮大实力为重点，抓好经营性文化产业的改革和发展。文化改革发展需要把体制机制创新与文化创新特别是文化科技创新结合起来，以创新促发展。中共十七大的报告便突出了文化创新，包括内容形式、体制机制、传播手段、生产方式等创新之于增强文化发展活力、实现文化繁荣的意义。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更专节阐述了“推进文化科技创新”。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当今时代，谁的传播手段先进、传播能力强大，谁的文化产品就能更有力地影响世界。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极大地增强了文化的创造力和传播力，催生了一系列新的文化业态和新的表现形式。可以说，科技创新与体制机制创新一样是加快文化发展的强大动力。正是基于上述认识，中共中央明确提出：抓住信息化深入发展的历史机遇，加快文化与科技融合，包括积极利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文化产业，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文化产业；建立健全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文化创新体系，加强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共性技术的攻关，增强文化产业核心竞争力；充分运用高新技术加快构建覆盖广泛、技术先进的文化传播体系，切实增强文化传播力和文化感染力，等等。十八报告重申了“促进文化和科技融合，发展新型文化业态”；“构建和发展现代传播体系，提高传播能力”等要求［1］。总的来看，中共十六大以来，在政府主导和推动下，文化体制改革由试点到全面推开，取得重要进展和成就，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文化的繁荣与发展，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当然，文化体制改革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又一次涉及全局性的深刻变革。“其深刻性和复杂性不仅在于它与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必须相互衔接、同步推进。而且，由于文化产品所具有的‘内容意义’和意识形态特性，以及文化艺术生产的不确定性、其成果难以量化评价的模糊性、投资和消费的审美偏好等，使之在与市场经济的结合的过程中，既有利用市场机制发现价格、放大文化的财富效应，以及引入竞争机制提高运营效率的一致性，同时也存在着市场经济的商业价值追求的趋利性与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追求之间的矛盾、由于市场经济本身缺陷所导致的公共文化产品供给不足与人民享有基本文化权益之间的矛盾等。”［8］这些问题即使是美、英等西方发达国家也还没有得到完全破解。这就更需要中国人审时度势、迎难而上，充分发挥聪明才智，走出破解这一世界性难题的独特道路。

四、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

十八大报告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要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追求问题。十二大报告曾经提出建设“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精神文明。十六大报告提出“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的任务。报告还专门阐述了“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问题，指出：“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在五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3］（P30）。2004年12月，李长春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依据十六大报告精神进一步提出：要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一概括在日后得到不断重申。2006年3月，提出和阐述了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年10月，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阐述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任务，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专节阐述“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并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要求将之“融入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的全过程，贯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领域，体现到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各方面”［7］（P11～12）。十八大报告重申了这一要求。十七届六中全会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炼成为理论界和社会各界热议的话题。十八大报告中关于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阐述成为一大理论亮点。报告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这里，报告实际上为将来更为精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概括提出了框架和主旨范围。报告的论述照顾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炼的四个维度：一是要体现社会主义制度本质追求。二是要同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相承接。三是与世界现代文明接轨。四是既能够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又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十八大报告的论述表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炼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十八大报告指出：“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这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基本任务。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弘扬时代新风。”思想道德建设在精神文明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居于核心地位，是社会主义特征和本质的重要体现。从1970年代末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任务，经过中共十二大，到两个精神文明建设决议出台，逐步确立了将先进性要求与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的道德建设思路；从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先进文化，再到2001年1月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在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的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道德建设一直受到中共中央高度重视。十八大报告要求：“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弘扬真善美、贬斥假恶丑，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营造劳动光荣、创造伟大的社会氛围，培育知荣辱、讲正气、作奉献、促和谐的良好风尚”［1］。改革开放以来，在高扬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的旗帜下，思想道德建设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包括大批道德模范的树立、持续不断的学模范活动和公民现代文明素质的提高。但是，不文明、不道德、诚信缺失的现象亦严重存在。对此，国人深有感触。有鉴于此，十八大报告提出：“深入开展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育和治理，加强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推动学雷锋活动、学习宣传道德模范常态化”［1］。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又是社会主义国家，在树立“美丽家园”、“美丽中国”的目标同时，完全可以树立“道德中国”的追求目标。

五、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

十八大报告提出：“为人民提供更好更多精神食粮”，“让人民享有健康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文化实力和竞争力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重要标志。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文化产业快速发展”［1］。党的十六大以来，文化改革发展的最大亮点便是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的迅速发展。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构成文化体制改革最亮丽的风景线。从时展看，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新技术革命和知识经济的崛起，经济与文化日益融合，文化的经济功能明显增强，经济的文化含量不断提高，信息产业、文化产业等新兴产业迅速发展，成为美、英、日、德、法等西方大国的支柱产业。美国的电影产业、英国的创意产业、德国的出版产业、日本的动漫产业、韩国的影视产业，不仅成为创造利润和财富的重要来源，而且也是实现产业全球扩张的利器。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传媒集团，如美国时代华纳、迪斯尼，德国贝塔斯曼集团等，依托其创意研发和传媒网络优势，迅速成长为跨国运营的国际文化传媒巨头，占有全球70％左右的文化贸易份额。文化市场作为全球竞争的新领域，由于文化所具有的巨大影响力和穿透力，深刻地影响着全球的经济政治格局和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从中国国情看，在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后，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迅速增长并且呈现多层次、多方面、多样化的特点，从而对文化产品与服务的生产机制和提供主体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认识文化产品的意识形态属性和市场属性、商品属性，使文化建设与市场机制有机结合，使文化产业成为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重大课题。此外，进入新世纪后，中国推动科学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任务与要求比以往更加迫切。在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过程中，文化产业具有优结构、扩消费、增就业、促跨越、可持续的独特优势。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党中央对文化产业的改革发展给予高度重视，2009年8月，国务院《文化产业振兴规划》，这是中国第一个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规划，标志着发展文化产业上升为国家战略。中共十七届五中、六中全会明确提出了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目标要求，十八大报告重申了这一目标。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的转企改制，带来了文化产业的迅猛发展。截至2011年底，已有近1200家国有文艺院团、570余家国有出版社、1600多家报刊完成转企改制。这些新型市场主体在脱离了行政“襁褓”后，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迅速成长起来，文化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不断上升，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据统计，自2004年以来，文化产业的年均增长率都在15％以上，比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高6个百分点。2010年文化产业增加值突破1．1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2004年的1．94％提高到2010年的2．75％；与此同时，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亦初步形成。在演出、娱乐、艺术品、网络文化、动漫游戏、出版物发行、印刷复制等领域，基本实现了对国内非公有资本全方位、全过程开放。当然，中国文化产业还存在规模和总量偏小，市场化水平低，产业集中度和集约化程度不高，创新能力不足，知名品牌缺乏等问题。如何在“体制性松绑”和政策推动效应带来的快速发展之后，使文化产业保持持久强劲的发展动力仍然是摆在执政党和政府面前的重大课题。十八大报告提出：“促进文化和科技融合，发展新型文化业态，提高文化产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完善经营性文化单位法人治理结构，繁荣文化市场”等新要求［1］，从而为文化产业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以政府为主导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满足人民基本文化需要，是文化改革发展的另一重要内容。那么，何为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或基本文化需要？那就是，读书看报、听广播看电视、进行公共文化鉴赏、参加公共文化活动。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需求，需要以政府为主导，以公共财政为支撑，以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为骨干，以全民为服务对象，以基层特别是农村和中西部地区为重点，按照公益性、均等性、基本性、便民性等原则，构建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依据中央有关文件规定，文化事业单位主要包括两类：国家兴办的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站）、科技馆、群众艺术馆、美术馆等为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另一类是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通讯社、时政类报刊，少数承担政治性、公益性出版任务的出版单位，重要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体现民族特色和国家水准的艺术院团，实行事业体制，由国家重点扶持。据统计，自2003年文化体制改革启动以来，各级政府对文化基础设施的投入是过去几十年的总和，尤其是“十一五”以来，文化事业费年均增速保持在18％以上的较高水平。截止2011年，全国基本实现了“县有图书馆、文化馆，乡有综合文化站”的建设目标，50多万家农家书屋覆盖全国84％的行政村，国家、省、市、县、乡、村六级公共文化设施网络已经基本建立。广播电视网综合覆盖高达97％。从2004年开始，中国各级各类国有博物馆、纪念馆、美术馆、有条件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公共文化设施逐步实行了免费或者优惠开放制度。政府在加大公共财政对文化事业的支持力度的同时，也在积极推动文化事业单位内部的改革，主要涉及人事、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等内容。文化事业的改革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但是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均等化、文化事业单位经营管理体制机制的科学化、所提供服务的高效高质化等方面，仍需要做出巨大努力。十八大报告提出“加强重大公共文化工程和文化项目建设，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高服务效能”；“坚持面向基层、服务群众，加快推进重点文化惠民工程，加大对农村和欠发达地区文化建设的帮扶力度，继续推动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向社会免费开放”；“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引导群众在文化建设中自我表现、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等新要求，按照这些要求去做，到2020年“文化产品更加丰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成”的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1］。

六、扩大文化领域对外开放，中华文化走出去迈出更大步伐

一个文化强国除了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觉与自信，拥有覆盖全社会的城乡一体化的完善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强大的文化产业以及科学的文化管理体制与机制之外，还需要基于自身的文化软实力，实施“走出去”战略，增强国际影响力。考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文化发展，从对外文化交流与合作的角度看，与整个中国对外开放的历程基本上是相一致的，即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主要是“引进来”———引进西方的学术、思想、文化等等，到进入新世纪后在继续“引进来”的同时“走出去”。但是，与其他领域特别是经济领域“走出去”的步伐加大加快且引人瞩目相比，文化“走出去”的步伐启动慢且逊色得多。尤其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文化产品进出口贸易出现的逆差，无论是总额还是增长率均触目惊心。根据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公布的2005年至2011年文化核心产品的进出口贸易数字看，图书、报纸、期刊的出口基本上在3000万美元以上，2011年达到5894．12万美元。进口则从1．6亿余美元增长至2．8亿余美元，逆差基本上都在1．3亿美元以上。其中2008年、2010年、2011年逆差超过2亿美元。音像、电子出版物出口，多数年份在100万美元左右，最高280余万美元，其中2009年降至61万余美元，2010年降至47万余美元，2011年更降至35．17万美元。而进口最低年份在1900万美元以上，多数年份在4000万美元以上，2009年增至6500余万美元，2010年增至1．1亿余美元，2011年增至1．4亿余美元，连续两年逆差突破1亿美元（参见新闻出版总署2005年至2012年每年公布的《全国新闻出版业基本情况》）。这与其他经济领域的大幅度贸易顺差形成鲜明对照。当然，对外开放尤其是加入世贸组织，对中国更好地学习借鉴世界文化优秀成果、引进先进的文化科技与经营管理理念及机制，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增强文化软实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提供了有利条件。十八大报告重申：扩大文化领域对外开放，积极吸收借鉴国外优秀文化成果。但是，毋庸讳言，在国际文化交往与竞争中，西方发达国家的优势是明显的，与文化技术、文化资本、文化产品相伴而来的西方价值观念的冲击与渗透对中国的挑战愈来愈大。如何在更加开放的环境中发展中华文化，增强民族文化的认同与自信，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如何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确立并发挥自己的文化优势，增强文化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变被动防御为主动出击，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重大课题。不解决这一课题，就会面临既走不出去又守不住的危险。在此背景下，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逐步确立并日益明晰。文化“走出去”的目的在于，增强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感召力和影响力，增强国际话语权，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基本国情、价值观念、发展道路、内外政策的了解和认识，展现中国文明、民主、开放、进步的形象。在实施“走出去”战略的过程中，创新“走出去”的渠道、途径和方式方法至关重要。进一步言之，在继续推动政府主导的文化交流的同时，要着力积极探索市场化、商业化、产业化的运作方式，着力打造一批有知名品牌、有国际竞争力的外向型文化企业和企业集团，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际文化交易平台，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化运作为主要方式推动中国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扩大中国文化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2012年2月公布的《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发展纲要》，根据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从三个方面规划了“加强对外文化交流与合作”：一是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包括整合社会科学、文学艺术、新闻、广播电视、电影、出版、民族、侨务、体育、旅游等资源，充分利用多边和双边机制，开展中国文化年、中国文化节、“感知中国”等品牌活动。加快推进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和孔子学院建设，形成展示、体验并举的综合平台。制定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走出去规划，等等。二是推动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外向型文化企业和中介机构，形成一批有实力的文化跨国企业和著名品牌。三是扩大文化企业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开拓海外文化市场，同时吸收外资进入法律法规许可的文化产业领域，鼓励文化单位同国外有实力的文化机构进行项目合作，等等。

七、营造有利于高素质文化人才大量涌现、健康成长的良好环境

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过程中，构建一支门类齐全、结构合理、梯次分明、德才兼备的文化工作者队伍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简言之，人才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因素之一。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共中央先后提出的人才强国战略，党管人才原则，人才是第一资源等观念同样适用于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从文化人才角度讲，1996年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便专门阐述了人才的培养与造就问题。党的十六大以后，中央组织实施了包括新闻、出版、文艺、哲学社会科学在内的“四个一批”人才培养工程，目的在于造就宣传思想文化领域各方面的领军人物和学术带头人。2005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提出：“着眼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实施人才培养工程，按照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要求，着力培养文化领域的领军人物和专业人才、掌握现代传媒技术的专门人才、懂经营善管理的复合型人才。”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以“建设宏大的人才队伍，为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供有力人才支撑”为题，专门阐述了文化人才队伍建设。一是造就高层次领军人物和高素质文化人才队伍，包括造就一批人民喜爱、有国际影响的名家大师和民族文化代表人物，培养善于开拓文化新领域的拔尖创新人才、掌握现代传媒技术的专门人才、懂经营善管理的复合型人才、适应文化走出去需要的国际化人才。二是加强基层人才队伍建设，主要包括基层文化专职干部队伍建设、发现和培养扎根基层的乡土文化能人、民族民间文化传承人，鼓励和扶持群众中涌现出的各类文化人才和文化积极分子，壮大文化志愿者队伍等。《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发展纲要》则从造就高层次领军人物和高素质文化人才队伍，加强基层文化人才队伍建设，建立完善文化人才培训、评价发现、选拔任用、流动配置、激励保障机制，加强职业道德建设和作风建设等四个方面规划了文化人才队伍建设。在已有认识和举措的基础上，十八大报告提出：“营造有利于高素质文化人才大量涌现、健康成长的良好环境，造就一批名家大师和民族文化代表人物，表彰有杰出贡献的文化工作者”［1］。总之，十八大报告对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做出了既高屋建瓴又切实可行、既系统全面又突出重点的部署，按照十八大的精神前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一定会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进展。（本文来自于《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杂志。《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杂志简介详见.）

作者：杨凤城工作单位：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