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文化的核心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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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把这个意义上的文化称为广义的文化。我认为，这不是广义的问题，而是泛化的问题，因为在这里文化与生活基本上是同一的。现在很少有人在这个意义上使用文化一词了。所谓广义的文化，即人们经常所说的狭义的文化，是反映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精神财富的总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技术成果，等等。在这个意义上，文化又可分为科技文化和人文文化。同乡哲人冯天瑜先生指出:“人类创造的文化，包括科技文化和人文文化两大部类，他们分别发展着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如何认识和处理两种文化的相互关系，成为人类长期思索的问题。时值当下，这一问题更具有挑战性。”［3］这种观点与《易经•贲卦》的思想一脉相承。“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文，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科技文化;人文，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人文文化。如今，人们一般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文化一词的。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所讲的文化，其视域要狭小得多，主要是指人文文化。在《易经》中，文和化是分开使用的，前者是名词，后者是动词，有以文化育的意思。后来，人们把两者合成为一个词———文化，其基本含义是以文化人，以文教化，文治教化。也就是说，文化是关乎心灵的。我们现在所讲的文化与此相近似，是狭义的文化，是以精神的培育与涵养为基本价值取向的文化。当然，这只是“近似”，而不是相同，时代赋予了文化以新的内涵和要求。李长春指出:“文化内涵十分丰富、外延非常宽泛，可以指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过程中创造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的总和，也可以指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过程中创造的精神成果的总和。《决定》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出发把握文化范畴，重点研究部署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相对应的文化建设。对教育、科技、体育等领域，在与文化建设直接相关的问题上也有所涉及。”［4］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教育、科技、体育等与文化直接相关，但严格地讲，它们都不属于文化的范畴。显然，这里所讲的文化，就是人文文化，也可以称之为精神文化或人心文化。《中共中央关于文化体制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谈到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目的和任务时，用的是“精神需求”、“精神世界”、“精神力量”、“思想保证”等字眼，也就是说，狭义上的文化与人的精神、思想具有高度的契合性，甚至可以说，文化建设基本上等同于思想建设、精神建设。至于自由，正像孟德斯鸠所言，在各种名词当中，歧义丛生，以多种方式打动人心的，莫过于自由一词。因此，人们对自由的理解更是五花八门，难以计数。在不同的学科中对自由有不同的阐释。本文是在哲学意义上来理解自由的。作为一个哲学范畴，自由是时代精神的灵魂。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一刻也不能丧失自由的灵魂。失去了自由，哲学就失去了依归。在这个意义上，哲学是自由之学。正因为如此，自由的问题是任何一个哲学家和哲学派别都不能回避的。当然，我们所说的自由是人的自由。正如一位哲学家所曾经断言的，人的自由问题既是一个旧问题，又永远是一个新问题。不同的哲学家对自由的理解是不同的。然而，在所有的理解当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接近自由的真正本质。在马克思主义词典中，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改造。在表面上，这给人以回到旧哲学或离开旧哲学不远的感觉，其实不然，与旧哲学的自由观相比，马克思主义赋予了自由以新的内涵和生命。在马克思看来，在这个总的规定下，人的自由呈现出三种形态或三个层次:自由精神、自主活动和自由个性。其中，自主活动是最基本的形态或层次，自由个性是最高形态或层次，而自由精神则是自主活动和自由个性的前提，是贯穿自主活动和自由个性的基本因子。概言之，马克思所讲的自由，本质上是指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个性的充分彰显。在自由精神、自主活动和自由个性中，马克思揭示了自由的本真含义:“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5］。正因为文化与自由的内在规定性不同，因而，二者的生长态势或表现形式也就各异。择其要者有三。其一，文化具有先在性。其实，关于文化与自由在生成上谁先谁后的问题，是一个类似于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无聊而又有趣。应该说，两者作为人的一种基本特质和内在规定性及其表现形式，是在人的劳动中一同被人创造出来的。在理论上，自由的生成应该早于文化的生成，因为文化生成的动力正是人类对自由的向往和追求。但作为自觉的文化和自主活动的自由，在历史逻辑的维度上，前者无疑是第一性的，道理很简单:没有土壤，就长不出树苗;没有文化，就没有自由的破土而出。其次，自由具有先进性。文化犹如空气，是无所不在的，但文化有新旧之分，有先进与落后之别，而自由是人类进步的象征。再次，文化是一种现象，而自由才是本质。人们常说文化现象，可没有人说自由现象。马克思指出，自由确实是人的本质。文化现象随时随地可见，哪里有人的生活，哪里就有文化。但自由却不是这样的。自由作为一种精神状态，作为人类深层次的理想与追求，它总是隐藏在现象背后，并通过现象表现出来。

文化与自由确实存在着一种天然的联系。这种联系不是一种有差异的联系，而是水乳交融、浑然一体。文化的功能与目标是培育和涵养精神，而自由的首要目标是自由心灵或自由精神，两者都体现了人对物的超越。自由心灵或自由精神是自由的实质性内涵。这里必须强调一个问题，自由首先是自由心灵或自由精神。长期以来，我们不敢或不愿承认这一点，生怕落入唯心主义的窠臼。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态度。马克思指出，自由“是全部精神存在物的类本质”［6］。既然人是精神存在物，那么，人的自由首先应该表现为自由精神。没有自由精神，就没有理论创新，也就不可能有社会革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陈寅恪先生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情有独钟，推崇备至。大学的本质是创新。没有自由，何来创新!2012年9月14日，在清华大学的演讲中指出:“自由是人全面发展的前提，也是人类进行创造的基础和源泉。自由不是空洞的概念，而是言论、信仰等基本权利的实现。人类的进步就是在各种不同的思想的争鸣中萌发的。”［7］人们的言论、信仰等，体现了人们不同的思想，而“不同的思想的争鸣”，强调的就应该是自由精神或自由思想。可以说，没有自由精神，就没有自主活动，就没有自由个性，就没有真正的自由。在这里，文化和自由实现了交汇与融合。因此，不能离开自由来谈文化，也不能离开文化来谈自由。文化与自由都是历史性的生成。文化和自由都是人活动的结果，都是历史性生成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当人开始进行物质资料生产时，就把人同动物区分开来。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其实，人类在开始物质资料生产时，也就开始了文化的生产。文化一开始就是劳动的产物。当然，在人类社会早期，文化是作为不自觉的文化而存在的。作为自觉的文化则是文明时代的产物。文字的出现为自觉的文化或精神生产提供了必要前提。恩格斯和摩尔根都论述了这个过程。在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文化就已经存在，但它只是一种不自觉的文化，自觉的文化是从文明时代开始的。人的自由，无论是作为现实状态，还是作为一种理想追求，也都是劳动的结果。人一开始进行物质资料的生产，也就迈出了自由的第一步。在这个意义上，自由不是一种蓝图，而是一种现实，是人的现实的生存状态。作为人的理想追求，自由也是以现实社会生活为基础的。离开现实生活，任何理想都是虚幻的。因而，文化和自由具有同根性的特点。这个“根”就是现实生活，就是劳动，就是社会实践。离开了现实生活和劳动实践，文化和自由既不能生成，也不能存在，因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文化与自由的发展都以实践为基础。文化和自由具有历史性和相对性的特点。所谓历史性，是指文化和自由都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文化;就是在同一个时代，文化也绝不是单一的，而是复杂多元的。有什么样的社会存在，就有什么样的文化。文化的发展总是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相适应的。马克思曾以古希腊文化为例论述了这一观点。马克思指出:古希腊“艺术对我们所产生的魅力，同这种艺术在其中生长的那个不发达的社会阶段并不矛盾。这种艺术倒是这个社会阶段的结果，并且是同这种艺术在其中产生而且只能在其中产生的那些未成熟的社会条件永远不能复返这一点分不开的”［8］。马克思认为，文化和社会存在之间具有不平衡性，但这种不平衡性是建立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之上的，只是说，产生于一定社会存在基础之上的文化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其繁荣和凋零都有其自身的规律。离开了社会实践，就不是平衡不平衡的问题，而是存在不存在的问题。在不同的时代，也有不同的自由;在同一时代，不同人的眼中的自由也是不同的。所谓相对性，是指文化和自由都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没有一成不变的文化，也没有超越时空无所不能的绝对的自由。实践每发展一步，都把文化和自由向前推进一步。任何一种文化，既一脉相承，又不断推陈出新。文化创新总是立足于实践基础之上的。实践的不断发展，必然会引起文化的不断创新。而自由更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人的自由空间总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而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现实生活不断推进的过程。实践每发展一步，人就向真正的自由接近一步。马克思认为，自由必须以共同体为基础。原始共同体即部落共同体是个人自由的桎梏;而在虚幻共同体，只存在着形式上的自由;只有在未来新社会即真正的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由此可见，文化和自由的发展都是以实践的发展为前提和基础的。因此，我们对文化与自由的考察，目光不能只停留在一种特定的文化和自由上，而必须要有一种世界性视野和面向未来的情怀。文化与自由都以人心为指向，都以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根本目标的。从整体上讲，文化以自由为目标，自由是文化进步的彰显;而自由首先表现为自由心灵或自由精神，或者说，自由心灵或自由精神是自由的根本。当然，只有进步的文化才能培养健康而自由的人心，才能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腐朽落后的文化只能使人思想沉沦、精神萎靡、人心荒芜。因此，只有健康的、进步的、高层次的文化才能使人抵达真正自由的境地。那是对心灵的安抚，对精神的慰藉。那是一种境界，一种品格，一种气质，即一种美好的境界，一种高贵的品格，一种优雅的气质。对此，虽然马克思没有专门论述，但在晚年时期对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作了认同性摘录，接受其“单纯追求财富不是人类的最终的命运”的观点，认为社会“以财富为唯一的最终目的的那个过程”，在文明史上是“很小的一部分”［9］。尽管马克思没有展开论述，但他留下的“遗愿”却是十分确定的:自由是人类的最终目标。单纯追求物质生活并不能实现个人自由，只有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上都得到极大满足的时候，真正的自由才有可能。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实现了马克思的“遗愿”。恩格斯引用摩尔根的话来结束全文，其用意是显而易见的。“只要进步仍然是未来的规律，像它对于过去那样，那么单纯追求财富就不是人类的最终的命运了。自从文明时代开始以来所经过的时间，只是人类已经经过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只是人类将要经历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社会的瓦解，即将成为以财富为唯一的最终目的的那个历程的终结，因为这一历程包含着自我消灭的因素。管理上的民主，社会中的博爱，权利的平等，教育的普及，将揭开社会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经验、理智和科学正在不断向这个阶段努力。这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10］在恩格斯和摩尔根看来，心智的成熟是通向自由的阶梯。而心智的成熟是以文化的发展为基础的。这里，有必要提到卡西尔(ErnstCassirer)。卡西尔对文化与自由关系的把握是基本准确的。在《人论》中，卡西尔依次研究了人类文化现象———神话、宗教、语言、艺术、历史、科学等，力图论证的一个基本思想是:人只有在创造文化的活动中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也只有在文化活动中，人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在书的结尾，卡西尔得出了一个颇为深刻的结论:“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文化，可以被称作人不断解放自身的历程!”［11］尽管卡西尔致力于把握的是现实的人而非抽象的人，但实际上，“人”在他那里仍然是抽象的，因为人被完全溶化在“符号”之中，失去了自己感性的、现实的存在。但是，他的这种对“文化人”的思考闪烁着理性的光芒，至今温暖和启迪着人类。

文化与自由具有同一性，但这种同一不是绝对的无差别的同一，而是以差异性为前提的辩证的统一。文化是自由的基础。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有一句名言:“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12］这句话的意思很清楚:文化是通向自由的“诺亚方舟”，也就是说，自由是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一般认为，恩格斯在这里是在“文明”的意义上使用“文化”一词的。这虽然有道理，却不尽然。“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指的是什么呢?恩格斯指出:“在人类历史的初期，发现了从机械运动到热的转化，即摩擦生火;在到目前为止的发展的末期，发现了从热到机械运动的转化，即蒸汽机。尽管蒸汽机在社会领域中实现了巨大的解放性的变革———这一变革还没有完成一半，但是毫无疑问，就世界的解放作用而言，摩擦生火还是超过了蒸汽机，因为摩擦生火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种自然力，从而最终把人同动物分开。”［13］无论是摩擦生火还是蒸汽机，既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标志，又是人类文明的成果，同时，还可以把它们看成是泛文化的一部分———人类创造的物质成果。但是，透过这些“物”的现象，可以发现隐藏在这些现象背后的是思想观念、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等文化形式的不断演化。显然，没有文化的不断变迁，就没有文明的不断演变;文明只是文化的彰显，是文化的物化，而文化才是文明的灵魂和内核。因此，恩格斯表面上论述的是文明，实际上论述的却是文化。这样，恩格斯第一次深刻地阐述了文化与自由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文化被置于基础性的地位。一方面，自由的实现离不开文化的土壤。天赋自由是不存在的，自由是社会的产物。自由的实现离不开一定的文化基础。马克思曾指出，作为一种权利，自由是一种历史性活动，其实现程度“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14］;另一方面，真正的自由只有在一定的文化中才能获得。在这方面，恩格斯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思想。马克思一贯强调，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是自由实现的必要前提。恩格斯也从来没有离开这个基础，而且还进一步夯实了这一基础。恩格斯指出:“借助于这些生产力，才有可能实现这样一种社会形态，在这里不再有任何阶级差别，不再有任何对个人生活资料的忧虑，并且第一次能够谈到真正的人的自由，谈到那种同已被认识的自然规律和谐一致的生活。”［15］根据恩格斯的逻辑，生产力内在地包含着文化的因素，或者说，文化也是一种生产力，这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论证(这个问题笔者有专文论述，在此不赘述)。这又有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文化涵育人的心智，培养人的灵魂，强健人的体魄。而生产力只是人的一种能力，是人把自己的生命力(思想、意志、情感、审美，等等)直接投入到对象身上的过程;二是生产力不是纯粹的物的因素，而是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的结合，或者说，人是生产力中首要的、根本的、唯一具有能动性的因素，人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生活方式、道德情操、审美观点，等等，对于人们改造客观物质世界的方法、过程以及结果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文化不同，人们对待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以及自身的态度就不一样。有什么样的态度，就有什么样的行为;有什么样的行为，就有什么样的结果。没有高度发展的文化，就没有人的文化素质和精神素质的极大提高，就没有真正的自由。文化的本质是自由。一般认为，文化的本质是以文化人，这当然是对的，但化人的什么呢?答案有一个。在“泛文化”的意义上，是内化人的内在规定性，使人与动物界相分离。孔子在《论语•雍也》中指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在狭义上，主要是化人的素质与能力，特别是培育与涵养人的精神与灵魂。在这个层面上，文化直指人心，堪称“人心文化”。文化在整体上塑造人格，完善人性，提升人心，使之超然于物外，摆脱任何羁绊，达到自由之境。反过来说，自由是文化的实质和内核。自由是文化之果，居于文化最核心的地位，是文化终极意义的彰显。失去了对自由的追求，文化也就没有意义。这两个方面是辩证统一的关系。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高度评价了古希腊艺术和史诗，认为“它们何以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原因在于它们使人类回到纯真的童年时代，“纯真性又活跃在儿童的天性中”［16］。儿童的天性是纯真、率直，是无羁无扰，心地透明，是不为外物所累，是自由。可爱的自由!直到今天，古希腊艺术和史诗之所以还为人所喜爱、之所以还在温暖和启迪着人类，就因为蕴含其中的自由精神。在这里，我们可以明确地感受到:自由是文化的灵魂。没有自由灵魂的文化，只是一片流云，随风飘逝。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在“自由王国”里，自由和文化才能实现高度的统一。马克思认为，真正物质生产领域还只是“必然王国”，真正的“自由王国”只存在于“必然王国的彼岸”。在“必然王国”中，文化只是手段，自由才是目的，但目的却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存在于这个“彼岸”当然是精神生产的领域。也就是说，“自由王国”的显著特征应该是自由心灵或自由精神。而“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当然不只是指人调节和控制自然的能力，否则，人类永远只能停留在“必然王国”之中，更重要的是指人对自身的调节和控制，实现了真正的自由。与其说这是人的一种生活状态，一种自由的生活状态，倒不如说这是人的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文化的生活方式。在这里，文化和自由不分彼此了。自由是文化繁荣的必要条件。翻开人类历史，可以看出，凡是在相对开放、开明、自由的历史时期，文化都获得了相对较好的发展。古希腊的艺术和史诗，中国古代的百家争鸣和唐诗高地，都崛起于一个相对意义上的自由社会。自由社会的文化繁荣绝非偶然，而是逻辑的必然，历史的必然。文化繁荣源自人的创造性，而创造性离不开自由，正如火离不开空气一样。自由使人具有创造性和活力，使人大胆创新、锐意进取。在自由的制度环境里，思想的翅膀可以高傲地、自由地翱翔，没有条条框框的羁绊，没有意识形态的拘囿，没有权力的压制。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辛辣而深刻地批判了专制的普鲁士政府书报检查令对自由思想的禁锢，发出了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呐喊。马克思援引过塔西佗《历史》中的一句话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当你能够想你愿意想的东西，并且能够把你所想的东西说出来的时候，这是非常幸福的时候。”［17］所以，文化繁荣的第一条件是自由，特别是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是思想自由的体现。没有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思想自由只是一句空话，因为自由的思想是需要表达的，不能表达的思想是没有自由的。没有思想自由，就没有创造。巴金先生第一个明确提出了“创作自由”，认为“‘创作自由’是创作繁荣不可少的条件”。巴老指出:“作家用自己的脑子考虑问题，根据自己的生活感受，写出自己想说的话，这就是争取‘创作自由’。前辈们的经验告诉我们，‘创作自由’不是天赐的，是争取来的。”“从‘创作自由’起步，会走到百花盛开的园林。”［18］只有创作自由，文化园地里才能群卉竞放、百花争艳，才能万紫千红总是春。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毕加索的画，泰戈尔的诗，没有哪一个是用金钱堆砌而成的，更没有哪一个是权力压制的结果，构成这些伟大艺术的元素只有一个，那就是自由，心灵的自由。

面对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的复杂现象，丹尼尔•贝尔(DanielBell)等人揭露了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发出了“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消亡”［19］的感叹。贝尔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是指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与社会的断裂，资本主义文化中的享乐主义杀死了资本主义文化中的勤奋精神，新生的文化理念不再为这个社会提供动力来源，而且还解构社会。这种文化矛盾当下转化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文化矛盾: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腐败文化、官本文化、权力文化、奢侈文化、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落后文化正在抵消或解构主流文化，所谓的权贵资本主义也由抽象逐渐变得具象，并在肆意地侵蚀社会主义肌体。其结果正如卢卡奇(GeorgLukacs)对资本主义的断言:“当资本主义的体系本身不断地在越来越高的经济水平上生产和再生产的时候，物化的结构逐步地、越来越深入地、更加致命地、更加明确地沉浸到人的意识当中。”［20］这也正是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根据之一。的确，在某种程度上，“物的依赖关系”已经成为我们这个社会最基本或最普遍的关系之一。有人不愿或不敢承认这一客观事实，“道德滑坡”论和“道德爬坡”论之争就证明了这一点。但不管人们承认与否，物化现象日益严重，拜物教成为凌驾于一切宗教之上的“宗教”，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与我们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人们每次都不是在他们关于人的理想所决定的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力所决定和容许的范围之内取得自由的。”［21］这是人们研究马克思的自由观或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一直坚持的前提或基础。遗憾的是，迄今为止，人们往往是在物质生产力或经济增长的意义上理解生产力。这是对马克思思想的极大误解。马克思从来不认为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或经济增长必然带来人的自由或人的全面发展，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或经济增长只是人的自由或人的全面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而绝非全部的或唯一的条件。但是，当把人的因素纳入生产力之中进行考察时，马克思上述观点的真理性就一目了然:只有在物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作为目的本身的人也发展起来，或者说，只有在人的发展的基础上，物质生产力也随之发展起来，生产力才是人们取得自由的充分条件。而人的发展，实际上体现着文化的发展，或者说，文化的发展实质上是人的发展。物质生产力和文化生产力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全部内容，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构成了人的生活的全部，经济和文化的和谐发展共同构成了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动力，而且，有时候，精神的动力比物质的动力更重要。这正是我们把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作为社会主义根本价值取向的同时，大力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内在动因。贝尔认为，就社会、团体和个人而言，文化是一种借助内聚力来维护本体身份的连续过程。这种内聚力的获得，或者依靠审美，或者依靠道德与生活方式。我们在谈到文化建设时用的“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综合国力”等，实际上都是一种“内聚力”。资本主义既是一个经济结构体，又是一个文化结构体，社会主义亦然。文化结构体的重要特征或根本保证就是文化的内聚力。对于社会主义文化结构体而言，这种内聚力不是权力的象征，而是民主与自由的结晶。换句话说，要达成这种内聚力，需要高度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需要每一个人对共同文化自由自觉的认同和创新。只有在这样的文化共同体中，每个人才能获得与“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相适应的自由。脱离这个文化共同体是没有任何自由可言的，如果有，那也只是没有根的浮萍，回不了家的灵魂。社会主义文化共同体应该是每个人精神愉悦、锐意创新、全面发展、快乐生活的家。也就是说，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必须以人的自由或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目的。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偏离这个目标。没有民主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其实，自由是民主的灵魂和生命，民主是自由的表达。因此，没有自由的社会主义也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只有人才是目的。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我们颠倒了目的和手段的关系。现在，我们必须把这种颠倒的关系重新颠倒过来。有人认为，经济发展与道德堕落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更有甚者，认为经济发展需要以牺牲道德为代价。这种观点的偏颇和荒谬不值一驳，但它也提醒•文化建设•人们，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必须把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目的的文化建设放在十分突出的位置上。只有经济发展，人心是高尚不起来的。只有当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齐头并进、比翼齐飞、相互促进和相得益彰时，高尚道德才会成为社会发展的标杆。繁荣文化，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把文化建设看成是新的经济利润增长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无可厚非。但这也存在着一个问题，即文化产品的商品化。文化产品的商品化，说到底，是文化的商品化。只要有钱就能买到文化商品并享用文化，没有钱，则什么也没有。如今，文化商品化已不是暗流涌动，而是大潮奔涌。这就有一个度的问题，如果把握不好，文化建设就有可能偏离它的根本方向。爱走极端，在我们生活中并不鲜见。文化建设是一个逐渐积累的过程，人心的培养更需要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韧性。急功近利，浮躁，只能是事倍功半，但事情也有轻重缓急。当务之急是把人从物欲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尽管我们可以从体制等方面进行反思，但在一定意义上，物的奴役或对物的贪婪是文化溃败以及由此造成的人心向下的总根子。可以说，拜物教正在从根本上解构我们的文化结构体。这不能完全归咎于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并不必然带来文化溃败以及道德滑坡，西方国家文化的强大内聚力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强大的综合国力，就是明证。在这一点上，卢卡奇的告诫是有效的。他说:“我们的任务，即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应该是把人民的思想从这种拜物教的命定论中解放出来，指明技术总只是生产力发展的一种工具，生产力归根到底总是人及其能力。把人的改造看成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心任务将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崭新阶段。”［22］不管人们对卢卡奇的整体思想作如何评价，但我认为，这个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指出，只有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中解放出来，才能实现人的自由个性。也就是说，只要我们一天不从“物的依赖性”中解放出来，人的自由或人的全面发展就永远只是一个理想。那么，如何把人从“物的依赖性”中解放出来呢?我认为，关键有两点。一是规则意识或规则文化。规则文化亦即制度文化。市场经济是一种逐利经济，但更是一种规则经济。规则是市场经济的生命。所谓规则意识，是指人们对共同规则的认同与遵守。人们只能在规则之中而不是在规则之外去获取利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靠规则维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能例外。只有在规则中，才能感到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自由;也只有在规则中，才能创造自由。当然，公平正义是制度文化中的核心内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没有公平正义，道德、理想、信仰、情操等最多只是一块遮羞布。二是理想性和创造性。这是社会主义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的本质区别。资本主义文化是没有理想的，或者说，只有金钱才是理想;社会主义文化是有理想的文化，它以人的自由和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目标，具体表现为对未来充满信心，积极向上。这种理想不是空想，不是虚无缥缈的浮云，而是具体实在、生动可感的，体现在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理想，需要在生活中，从细微处，在维护和满足人们的根本利益的实际行动中，慢慢培养。好高骛远，不切实际，空口说白话，只能使理想坠落尘埃，陷入污泥之中。社会主义文化的理想性，还在于社会主义文化是具有创造性的文化。自由的本质是创造，文化的本质归根到底也是创造。人们只有在创造中才能体会自由的乐趣与美好，才能感受到自身的价值与尊严，也才能实现自身的发展与完善。因此，社会主义文化首先是一种创新性文化，也就是说，创新性是社会主义文化的本质特征;而创新性文化的培育需要自由的空气，没有自由与宽容，就没有创造性，就没有文化繁荣。

本文作者：张三元工作单位：武汉工程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