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乡土文学研究的消长及问题

导语：两岸乡土文学研究的消长及问题一文来源于网友上传，不代表本站观点，若需要原创文章可咨询客服老师，欢迎参考。

丁帆等著的《中国大陆与台湾乡土小说比较史论》则把钟肇政小说放到两岸乡土文学系列中来考察，高度评价道:钟肇政的小说“可谓是台湾五六十年代乡土小说的某种极致”，“钟肇政的乡土长河小说具有史诗性的风格和里程碑式效果，相比之下，大陆同期尚缺少这种作品……这或许应是大陆50年代乡土文学的一大遗憾吧!”②与此同时，大陆出版界大量引进钟肇政作品，1983年中国广播出版社出版了《台湾人三部曲》，1985年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望春风》，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钟肇政根据日本同名电视连续剧翻译的小说《阿信》，1986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了《浊流三部曲》，199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台湾当代名家精品集”，选入《八角塔下》，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钟肇政编译的《史怀哲传》，2010年新星出版社推出钟肇政和他人合译的日本作家连城三纪彦的《一朵桔梗花》。王耀辉、潘亚暾、陈辽、黄重添等台湾文学研究专家都有专文论述钟肇政，他们大多从国族、乡土、历史的维度来解读钟肇政小说。此外，21世纪以来有关钟肇政研究的论文尚有十几篇，此不一一列述。这些论文高举“民族大义”之旗，只作大陆出版的钟肇政小说中单个文本的解读，没有和台湾当下的语境相关联，对20世纪钟肇政研究没有质的突破。

纵观上述大陆钟肇政研究，都是把他放到乡土文学的范畴来考察，从其热爱家乡推演为热爱祖国、热爱中华民族，表现为见猎心喜、急功近利的研究心态，比如武治纯说:《台湾人三部曲》“不仅是台湾同胞的，也是全国同胞的一部爱国主义的好教材。祖国大陆的广大读者在喜读钟肇政先生的‘大河小说’———《台湾人三部曲》的时候，远离故乡的老台胞，可以倍感亲切地缅怀在台湾的那些峥嵘岁月和战友的往事;生活在祖国大陆的台胞青年，也可以更进一步地了解和继承父辈为保卫和谋求台湾人民及全国人民幸福而奋斗的薪火;其他各省、区的同胞更将面临一个新的课题:可以从而了解和学习台湾骨肉兄弟反帝爱国的光荣传统。”①这种与现实利益紧密联系的心态，赋于文学过于沉重的使命。倒是《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发表的曹亚男《钟肇政与客家文化认同———以〈沉沦〉为重点的考察》，从民俗学的视角进入钟肇政文本，显示些许新意。从文学、政治学向民俗学、人类学转向，是今后大陆钟肇政研究的方向。在台湾，威权时代是不允许“台湾文学”这一提法的，笔者能找到的文学史版本中最早将钟肇政入史的是周锦著的《中国新文学史》，该书对钟肇政的评介不多也不太高，不过这在威权时代对作家显然具有规训的作用;其论调与大陆版一致:“他的作品，充盈着台湾的乡土气息，记载了伟大民族艰苦奋斗的光荣史事，歌颂着民族和祖先恩泽。……他深爱国家，创作了顺畅流利的国语的文学。他的小说，处处表现着对国家、对民族、对乡土的一份深厚情感。”②“解严”后，钟肇政研究日渐兴盛。目前尚无博士论文，而自1993年起相关的硕士生论文已有28篇③，其中《台湾人三部曲》、《鲁冰花》、《插天山之歌》、《怒涛》和《绿色大地》等钟肇政单部长篇小说被列为专文研究对象，另有《大坝》、《大圳》和《八角塔下》等三部分别与台湾其他作家小说合并研究，而短篇小说未见专文论述;“解严”后台湾多元主体社会的面貌在此得到充分反映。学术论著有:1999年11月6日真理大学台湾文学系主办“福尔摩沙的文豪———钟肇政文学会议”并出版相关论文集，黄秋芳《钟肇政的台湾塑像》(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钱鸿钧《战后台湾文学之窗———钟肇政六百万字书简研究》(文英堂出版社，2002年)和《台湾文学的万里长城———钟肇政六百万字书简研究》(文英堂出版社，2005年)，陈万益主编《八十大寿纪念文集大河之歌———钟肇政文学国际会议研讨会论文集》(桃园县文化局，2004年)，杨和颖主编《钟肇政的文学影像之旅》(桃园县文化局，2005年)，彭瑞金《钟肇政文学评传》(春晖出版社，2009年)，彭瑞金主编《台湾现当代作家研究资料汇编•钟肇政》(台湾文学馆，2011年)。2004年，《钟肇政全集》38卷出齐。

“解严”后，钟肇政投身到社会活动中，身价日涨，1990年就任“台湾笔会”第三任会长，同年任台湾客家公共事务协会创会理事长;1992年获“国家文艺奖特别贡献奖”、第五届客家台湾文化奖;1994年任宝岛客家电台荣誉台长;1996年任“国家文艺基金会”理事;1998年3月任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会董事长，9月任平埔族学会筹委会名誉主委;1999年获“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文艺奖”、文学台湾基金会台湾文学奖、真理大学台湾文学家牛津奖;2001年接受台中文化学院颁发的荣誉博士学位，获“中国文艺协会特别贡献奖”;2007年获客家委员会授予的客家贡献奖;2012年获嘉义大学颁发的名誉博士学位。作家身价此起彼落，背后的推手是时代语境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大陆率先进行台湾文学研究，接二连三地推出各种版本的台湾文学史，让台湾地区文学界及其教学、研究机构自叹弗如。不过，文学无可避免地带有意识形态色彩，从大陆发表关于钟肇政研究的论文看，钟肇政是充满抗日英雄情结的民族主义者。而在台湾，“解严”后人们对钟肇政的小说进行重新解读，试图剥离开钟肇政文本中固有的中华文化认同，叶石涛、彭瑞金、钱鸿钧等右翼本土论者的评论文章，尤其是钱鸿钧的系列论文如《〈插天山之歌〉与台湾灵魂的工程师》、《〈怒涛〉论———日本精神之死与纯洁》、《〈战火〉论———日本精神与塞达卡精神》等相继出炉，钟肇政被形塑为台独文学和鼓吹殖民现代性的领军人物。有人调侃钟肇政的《台湾人三部曲•插天山之歌》中的男主人公“要回来做一些抗日的工作，结果什么都没做，跑到山里面，就把山里面一个女孩子肚子弄大了”。钟肇政以“后见之明”紧随着说:“这部作品写的就是这样简单的故事，事实上可以用一个字来代表，就是‘逃’，当然表面上逃，日本人要来抓他，确实有几位朋友告诉我，你在写什么日本人抓男主角，不是吧!是写国民党要抓你吧!把我内心的话点出来了。确实的，就是写我内心里面在挣扎，要怎么逃?怎么逃?逃过国民党的警备总部的毒手?这是那样的心态下经营出来的作品。”①他顺水推舟地加以发挥，说当时他被台湾“立法院”列为台独三巨头之一，心里无比的恐慌，所以赶写了《插天山之歌》发表在《中央日报》。“我觉得我的作品在党报这样发表，可能党在肯定我吧!那么你们这些警备总部不会比党更大，总不会抓我、不会恐吓我。果然，我想的好像没错的样子，我就从来没有被叫去问话。”②在台独洪流的裹挟下，钟肇政改变了自己的立场。台湾乡土派的右翼发展成本土派，最后又蜕变成台独派，因此被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者所抛弃。大陆原本以乡土派为正统来描述台湾文学发展脉络，钟肇政由此被“捧红”;语境变了，钟肇政也因此被“棒杀”。

1982年3月，借陈若曦返台之机，台湾乡土派南北作家在高雄举行一次会议，试图弥合彼此间的缝隙。充当这次会议召集人的，除陈若曦外，另一个就是钟肇政。被公推担此重任，说明钟肇政是个比较没有南北偏颇的作家。台湾乡土派作家的分裂由来已久。1977年5月，叶石涛在《夏潮》发表了《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陈映真就针锋相对地在1977年6月的《台湾文艺》革新版第二期上发表《“乡土文学”的盲点》，由此拉开南北作家分裂的序幕。1981年10月，在第二届“巫永福评论奖”评审会上，陈映真力推詹宏志，叶石涛则举荐彭瑞金，南北之争表面化、白热化。道不同不相与谋，1982年的聚会是一次徒劳的努力，南北作家由此分道扬镳。其实，在1977－1978年乡土文学论争中，尤其在中后期的胶着激烈的阶段，乡土派作家也曾协同战斗过，他们凝结成“想像的共同体”，共御外敌。钟肇政并没有热心参与这场论战，不过，他提出“风土文学”这一新概念:“‘乡土’不只是乡下的、泥土的，也可以包括水泥的、钢筋的———它们都不出‘生命’的辐射范围。在这样的范围内，撷取生命的真实(或云真实的生命)，这应是乡土文学成长的艺术胚胎了”①;“我认为‘乡土文学’如果要严格的赋予定义，我想是不可能的，没有所谓‘乡土文学’。用一种比较广泛的眼光来看，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乡土的，没有一件文学作品可以离开乡土，我看到的许多中外的文学作品，百分之九十九还是有它的乡土味。或者，我不如说，那是一种风土。……‘乡土’，人人的眼光都放在那个‘乡’，说那是乡下的、很土的，这种说法我是不能赞同的。那么‘风土’呢?你在都市里头也可以有一种风土，不管你说你的作品是什么世界路线的，但也离不开风土。”②钟肇政这一简短的论述，扩大了周作人、鲁迅所倡导的“乡土文学”概念的外延，产生极大的影响。从这段论述中，也见出钟肇政具有虚怀若谷的胸怀，不以某种预设的立场和观念来束缚自己，标榜自己。钟肇政自学成才，其创作风格与学院派夏济安麾下的现代派迥异其趣，大多是写实的、乡土的，而不是为知识人的精神私史作传③。但是钟肇政从不固步自封，而是以海纳百川的气度吸纳其优长，创作出《溢洪道》、《中元的构图》、《大机里灵潭》等小说，运用意识流手法，深入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展现其如椽巨笔的异彩。钟肇政还敢于向新领域拓荒，比如原住民书写和生态写作，早在1978年，他就发表了台湾生态文学的滥觞之作《白翎鸶之歌》。钟肇政乐于为人作嫁衣裳。1957年4月23日至1958年9月发起编印《文友通讯》共16次，为困顿中的台籍作家鼓劲，为钟理和的稿件寻找出路;1964年始协助吴浊流编辑《台湾文艺》;1965年为纪念台湾光复20周年，独自编辑《本省籍作家作品选集》10册(文坛社)和《台湾省青年文学丛书》10册(幼狮书店);1976年毅然接过吴浊流的棒，独力编辑《台湾文艺》;1978年8月至1980年2月任《民众日报》副刊室主任兼副刊主编……在长期的编辑实践中，钟肇政兢兢业业，以发现、培养青年作家为职志，很多作家都是在他的鼓励鞭策下写出一部部作品，因此得到很多人的尊崇。张良泽说:“上帝造人，钟肇政再造张良泽”;宋泽莱在台湾文坛上高叫“谁怕宋泽莱”到处挑衅，对钟肇政却毕恭毕敬:“在这个文坛上，有两个人我是不会对他们说半句闲话的，一个是陈映真，一个是钟肇政，他们是我文坛上的母亲，对我恩惠有加，我不会批评他们，否则宋泽莱就不是宋泽莱”④;东方白则誉之为“台湾文学之母”。开放的文学观念，丰沛的创作成果和卓著的编辑实践，堆积成钟肇政在台湾文坛的巨峰，作为战后第一代本土作家，他的历史地位是无法抹杀的。陈芳明在《台湾新文学史》中言之凿凿地说:“在文学史上，他(钟肇政)的地位稳如磐石。”⑤

大陆版台湾文学史，在充分肯定钟肇政大河小说所塑造的抗日英雄形象和所弘扬的民族精神的同时，对其逐渐抬头的“台独”意识有所警惕，如刘登翰等人主编《台湾文学史》钟肇政专节末尾写道:“文学演变的过程一再提示，一个作家获得相当成就与影响之后，可以超越自己，取得新的成功，可以止步不前，处于强弩之末;也可以走向反面，在自己身上抹黑。历史的发展，将继续为作家作出新的判断”①;古继堂则说得更为直白:“钟肇政是台湾文坛的前辈作家，他在创作中展示出的思想和心理状况一直是比较强健的，但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在‘台独’势力的影响下，他却发生了某种政治转向，附和‘台独’的观点和言论。从而导致了其人生和创作上的否定，酿成一出悲剧，非常令人惋惜。我们期待他再次地民族觉醒和认同。”②这些都试图运用“文学史的权力”，发挥其“规训与惩罚”的作用。然而，事实证明，这是无济于事的，“在‘大陆武力威胁论’与‘大陆吞并台湾论’的宣传下，岛内的‘中国’概念与‘中国意识’逐渐被严重‘污名化’，进而让‘中国意识’在台湾岛内逐渐消失，代表‘中国意识’的祖国意识在今天的台湾已淡化，‘台湾意识’成为台湾社会的主流意识”③。两岸各说各话，因而对乡土派作家的研究也存在不可忽视的落差。大陆某些学者为了凸显钟肇政的“民族意识”和“祖国情怀”，有意或无意地误读钟肇政的小说，如:“《浊流》描写日本帝国主义疯狂推行‘皇民化运动’，陆志龙在那‘皇民化’的浊流之中，默默接受‘帝国臣民’的头衔，喝了一口又一口的混浊之水。他迷惘，但却不是坏死;他彷徨，但不投靠;他随波逐流，但不认贼作父。例如他爱上了日本军官的妻子谷清子，两人拥抱接吻，到了失去主宰，将要发生性关系的时刻，突然打住。决不混淆中国人和日本人，侵略者和被侵略者这条根本的界限，因为两者是不可能结合的。”④这段论述可能是把这个情节与吴浊流的《亚细亚的孤儿》里男主人公胡太明爱上日籍女教师内藤久子却因文化差异而自卑自秽的情节混淆起来，从而落入中国式的思维陷阱:“由于‘性’与个体的快乐和幸福密切相关，而中国传统却剥夺了它的个人性，把它纳入一个设计得十分缜密的理想体系里，只有在与种族兴亡、国家安危密切相关的情况下才能得到公开和正式的谈论。”⑤这段论述首先是对文本进行歪曲。查《浊流》相关情节，是这样描写的:是夜，陆志龙与谷清子单独在一起，突然空袭警报大作，吓坏了的谷清子情不自禁地投到陆志龙的怀里，两人自然而然地缠绵起来，当高潮即将到来的时刻，警报解除了，陆志龙恢复了理智，放开了谷清子，然而随即后悔了，“我真不晓得临到紧要关头，竟然这样地退缩了一步是该或不该，是幸或不幸。不能否认，我的行动使我有某种控制了自己后的纯洁的感觉，它满足了我的自尊心———也许那只是无谓的虚荣心吧，然而在失去一个大好机会的懊悔感之前，它却显得那么渺小而微不足道。我真有些不晓得怎么处身才好。”⑥其次，把谷清子等同于侵略者也是一种谬论。谷清子原是日本本岛一位美丽的小学教师，和一个同事相亲相爱，战争爆发后，男教师接到召集令状出征，不到半年就战死了。两年后，一个返乡度假的大学生爱上了她，使她如枯井之心再起波澜，笑容重现在她脸上。他们预定他一毕业就结婚，可是正在筹备婚礼时他竟又被征兵了，在被遣往南洋的途中沉船而死。从此，她认命，认为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命运的掌握，也认为她不能再爱任何人，爱了人就会使这个人发生不幸，因此决心终生不嫁。可是，那时日本人丁严重匮乏，大家认为早婚，多育多产也就是报国之道。于是她连这么一个可怜的决心都不能贯彻了，否则将挨人们的白眼，职位也可能不保。刚好有人来提亲，于是她只身远嫁到台湾来，到陌生的地方，投向一个陌生人的怀抱，一了百了。她不再爱任何人，也不敢爱，或许正因为她对丈夫没有一点爱情，所以他出征快两年了一直安好无恙。“她常常想，如果她在那短暂的结婚生活期间对他萌生了爱，那么他一定不可能活下去的，不是他就是她，必定一个人遭遇不幸。这就是她的不可动摇的信念了。”因此，面对陆志龙炽热的爱，她把感情封冻起来，决不让它泛滥。惨痛的婚姻生活，使谷清子变成日本的“祥林嫂”，自认是克夫的“扫帚星”。最后，她被校长当成礼物送给州视学，因怀孕而自杀。这个人物形象增添了《浊流》的思想深度，使小说对战争、对军国主义罪恶的控诉入木三分。把她同侵略者划等号，十足的荒谬。再次，随意拔高男主人公的思想境界。小说中陆志龙时年十九，尚未历经人生的淬火，其思想是极其不稳定、不成熟的，小说中只是描写其爱国思想和民族情怀的萌芽;而他同谷清子的恋情更与此毫无相关。由此可以见出，做台湾文学研究，由于时空等诸多因素的阻隔，如果再戴着“有色眼镜”作浮光掠影似的浏览，所作的评论将离真相不能以道里计。尹雪曼就曾愤激地说:“今年(一九九六)四月廿二日，南京社科院的陈辽先生，应邀来台访问。送了一本他主编的《台湾港澳与海外华文文学辞典》给我。当我翻到介绍我的那条条文时，十分惊讶撰文者张鹰先生对我的评语。他说:尹雪曼‘对台湾乡土文学始终持否定态度，并且发表文章诅咒乡土文学。’这真是天大的冤枉!当时，我即向陈辽先生提出抗议，请他务必更正;并说明我根本没有写过反对乡土文学的文章，更不用说‘诅咒’了。如果张鹰先生看到过我所写，或‘诅咒’乡土文学的文章，盼他说明在哪儿什么报刊何时刊载?如果张先生说不出来，请他主动承认错误并道歉!人，不能信口开河;文人尤其不能乱开荒腔!当时，陈辽先生没有说什么，现在，我要重复我的抗议!”①短短一段话，尹雪曼连用三个感叹号，可见其愤懑之极。假设钟肇政看到前引的评述，可能也将提出抗议。

钟肇政鼓吹台独乃至殖民现代化的作品主要是长篇小说《怒涛》。这部小说使钟肇政在蓝绿的政治版图上一下子翻转了颜色。小说发表后，“台独文学宗师”叶石涛②十分兴奋，写下《接续“祖国”脐带后所目睹怪现状———台湾人的谴责小说〈怒涛〉》(《自立晚报》1993年3月5日)，欢迎钟肇政归队，彭瑞金写下《值得仔细聆听的愤怒声音》(《民众日报》1994年12月26日)，陈万益写下《谁会料想三月会作洪水———二二八小说〈怒涛〉与〈反骨〉合论》(《于无声处听惊雷》，台南市立文化中心，1996年，第103页)等等。目前，台湾地区已有两篇硕士论文以此为题，即董砡娟的《钟肇政小说中反殖民意识之研究———以〈台湾人三部曲〉、〈怒涛〉为例》(台东大学教育研究所，2007年)和刘玉慧的《历史记忆与伤痕的书写———钟肇政〈怒涛〉研究》(中兴大学文学院台湾文学研究所，2010年)。大陆学者朱双一则通过史料钩沉、文本细读和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分析等多个维度，对《怒涛》崇日仇华思想予以严厉的批判。③更重要的是，在台湾地区，有一股“文学台独”势力，趁机给钟肇政染色，从意识形态出发，对他以前的小说进行重新解读，从蛛丝马迹中寻找出“绿”色素，加以渲染烘托，把他染成一个一登文坛就是“绿”色的人物。事实上，钟肇政小说大部分写于“解严”之前，无法写出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左的作品，当下的论者不得不乞灵于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这些解读大多是不靠谱的，因为这些小说当时并没有产生如此这般的影响，旧作重提，生拉硬扯，都是为营造当下的话语场域服务。哲学家DavidCarr早已指出这种“后见之明”的历史研究方法的害处:“历史研究者不只能够根据过去事件的实际后果来看待它们，而且他们经常无法避免这么做。历史阐述中的兴趣与价值，经常正在于重新找回一种对事件的观点，而这种观点是由于我们的后见之明(hindsightfulwisdom)才使得我们看不到的。马丁•路德并没有什么计划、预想、或者企望那个他的行动所激发的新教的宗教改革。看待这样一个人的行动，就像他看待它一样，小心谨慎地将我们所知道后来发生的事情全部冻结不论，无疑应该是历史的想像(historicalimagination)的最困难技艺之一。我们应该顺便指出，这个问题不只局限于叙事史(narrativehistory)的范围，它不只是与一个遥远的历史人物‘同情共感’(empathizing)的问题而已。心态史或概念史，亦即Foucault所启发的那种历史，也类似地拒绝将过去的事件(包括理论或著作)仅仅当成后来发生者的前驱前兆，以便排除事后领悟的洞见。因此牛顿的理论，必须考虑到他所属时代的宗教的宇宙论来观察，而不仅仅被视为我们自己的时代的物理论之先驱而已。”①然而台独论者却以“后见之明”发现的几条论据沾沾自喜，有人前拉，有人后推，恍惚之间钟肇政随波逐流了。类似的光复初期作家不只钟肇政一人，而是成片地“倒戈”，因此林燿德从道德的层面痛心地说:“任何一个作家/批评家都必须诚恳地面对生命发展的轨迹，承认过去的谬误和愚昧;最耻辱的莫过于篡改身世，为了今天的政治局势和时代潮流而刻意掩饰遮蔽昨日的意识形态。”②而萧阿勤则以游胜冠的《台湾文学本土论的兴起与发展》为例，从方法论的角度提出质疑:“游胜冠强调，‘台湾意识的潜流’，并没有因为不能公开而消失，在光复初期它表现为‘坚持’，50年代是‘潜隐’，到了60年代，我们看到它已经成为台湾本土作家的主要意识形态。……在如此隐喻下对于台湾意识、台湾文学、或台湾文学本土论发展的社会过程之理解，不免带有相当程度的历史目的论与演化论的倾向。”③这些本末颠倒的做法令人遗憾，两岸的台湾文学研究常常变成了意识形态之争、意气之争、利益之争，为此牵强附会，而毫不顾惜学术风范。早在1989年，刘登翰就曾指出，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在起始时期被戴上一定的政治使命，要求它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发挥应有的作用”，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政治环境和气候的制约，经过10年的探索之后，出现了一个要求摆脱最初得益于政治、最终又困囿于政治的回到文学和文学研究自身的动向，要求从政治本位走向文学本位，“建立一种超越意识形态界限的对文学自身独立人文价值的研究”。④然而，20多年又过去了，这种动态并没有得到长足发展，这种要求也还只是个梦想。在文学日益被边缘被冷落的新语境下，有些台湾文学研究者还主动贴上“政治”的标签，乞求回光返照。

钟肇政是台湾光复后的第一代本土作家，经历了台湾几次最大的历史变革，其写作生涯长达半个多世纪，各个时期产生的作品的语境也迥然有别。因此，考察钟肇政的文本，不能用静态的眼光，关键要回到历史的现场，既要看到钟肇政有底层认同、庶民写作的一面，也要看到他还有鼓吹殖民现代性、本土主义意识形态的另一面，把文本和语境密切关联起来，才能更清醒地认识这个作家复杂的整体。在两岸进行深度沟通与对话的新语境下，经济、政治、文化乃至军事等诸多领域都拓宽沟通的渠道，加大互动的力度，相形之下，曾一度作为开路先锋的文学似乎落伍了。钟肇政等乡土作家研究都具有“接着说”的广阔话语空间，我们应发挥文学特有的审美功能，在理解、尊重台湾地区当下多元主体新语境的基础上，创造深层对话的机缘，寻找两岸的最大公约数，而不是自设“雷区”绕着走。有人似乎带着幸灾乐祸的旁观态度说:“大陆学者之所以过分推崇乡土文学，是因为乡土文学受过国民党御用文人的围剿，自然要对乡土文学刮目相看。可后来乡土文学阵营发生了裂变，在‘统’‘独’两派斗争中，众多乡土文学作家倒向‘独派’一边，这对有些论者过高评价他们，无异是莫大的讽刺。后来大陆学者意识到这个问题，已作了不同程度的修正。”⑤问题是矫枉过正偏离了正道，现在该是回过头来重新审视的时候了。

作者：赖一郎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