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文学研究概况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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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作家这种强烈的地域文化意识在其文学作品中的展示，评论家多从创作主体和创作客体两个维度展开论述。首先是针的对创作主体———作家而言，他们都在自己的作品中对所表现的内容灌注了强烈的、地域性的情感体验。其次是对于创作客体———作品而言，作家通过对某一特定地域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描写，使其作品成为“通过一幕幕风俗画、风景画、生活画的镜头，进而集纳具有独特地域色彩的自然景观、人文景观、历史景观，进而描绘出乡土气息与时代氛围交融一体的典型环境”④。不同的作家对不同的地域有着自己不同的体验，但是作家对其所要表现的特定的地域却有着极其相似的情感。论及地域文化对文学的影响，许多学者都不谋而合地指出这一点。何西来认为，“作家从小的地域文化传统的接受与熏陶，他的乡音、乡思、乡情，即是他的故园情结，都会以各种方式进入作品，影响他的选材，他的作品的情韵。”⑤北京大学教授严家炎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研究丛书》的《总序》中谈完越文化对鲁迅精神气质的渗透之后，接着指出，“鲁迅之外，沈从文之于楚文化，老舍之于京都文化，李劼人之于巴蜀文化，赵树理之于三晋文化，穆时英、张爱玲之于上海文化，柳青、陈忠实之于陕秦文化，大致情形莫不如此。”⑥湖南师范大学教授田中阳认为，“特定的区域文化同样孕育着小说家，塑造着小说家的主观世界。尤其是区域文化中的群体思维模式和心理因素，影响着小说家的包括直觉或感受方向在内的主观世界，诸如精神气质，情感内涵，表情达意的方式，乃至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等等。因此他本身就成为某种区域文化的载体和体现者，以至于形成了与这种区域文化同质同构的心理定势。”⑦西南民族大学教授贾剑秋也认为，“乡恋和乡愁生发于中国现代作家难以释弃的乡土情结。他们大多出生在乡土村镇，乡土情结成为他们创作的一种动力。在创作中他们挥洒的乡恋和乡愁既有对生养自己的故土的眷念，又有对自己身处的现实乡土环境的审视。在情感倾诉时由于作者曾经身处的地域、时代、生活环境的不同，对生活的体验和悟察的程度、角度不同而有不同的情感诉求。”⑧“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⑨，诗人艾青如此深情地吟唱。文化是地域的产物，文学是性情的产物，20世纪中国文学之所以具有恒久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是与它用叙事文学的模式书写了作家们对古老土地的诚挚情怀让每一个生长于这个古老土地上的人深深地感动分不开的。”⑩关于地域文化意识文学展示的第二个方面，评论家将目光主要集中在创作客体———作品上。不同地域的自然景观、人文景观在作家作品中的不同反映，使得20世纪的中国文学成为一幅幅异彩纷呈的“风俗画”、“风情画”、“风景画”。评论家首先注意到文学作品中对某一地域的自然地理环境的描写，这种描写对于作家的艺术风格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南京大学教授丁帆认为，“所谓‘地域自然’，就是自然环境为地域人种的性格特征、文化心理、风俗心理、风俗习惯的形成所起着重要的决定作用。这种‘后天性’的影响，亦成为地域文化小说所关注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瑏瑡丁帆的观点说明了自然地理环境在地域文化小说中的重要作用。而田中阳则认为，“不同区域的自然环境和气候在当代小说艺术个性的形成中，起着重要的‘选择’作用”瑏瑢，直接点明自然地理环境对当代小说的艺术个性存在着深刻的影响，持相同观点的还有贾剑秋、何西来和湖南理工学院教授李大健。贾剑秋认为，“以鲜明的地域特色展现作者故乡的异域风情”是构成中国现代乡土小说的地域文化审美特征的重要因素。李大健认为，“山川景物，民风民情对文学作品的艺术品位有着客观规定性，对于作家的创作风格的形成起着主导作用。”何西来认为，“地域文化因素作为人物活动的外部环境进入作品，大体包括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两部分。在小说中，它们主要起一种情调、氛围的烘托作用，让鉴赏者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以增强逼真、似真的审美效应。”瑏瑥从创作主体———作家和创作客体———作品出发论及地域文化对文学的影响，是一个常谈而常新的话题。某一地域的自然景观、人文景观、地理环境对于作家的影响，古人就有论及。当代学者拓宽了这一研究的视野，不仅指出了作品中所包含的丰富的地域文化因子，同时更进一步指出了地域文化对作家所施及的强大影响力，这种影响力不仅体现为作家的情感体验，同时也影响着作家的思维方式、心理结构及审美情趣。

20世纪中国文学的地域文化审视

地域文化对作家的影响，除了某一地域的自然景观之外，还有其历史沿革、民族关系、风俗民情、生活状态、语言乡音等重要因素。换言之，较之于自然条件，由历史形成的人文环境的种种因素对文学的影响更为复杂、深刻。20世纪中国文学中，作家在对特定地域人文景观的描述中，往往隐含着作家“改造国民性”的深思。武汉大学教授樊星认为，文学的地域文化研究不止于“究天人之际”，同时也应当通过地域文化揭示民族性。

(一)评论家指出风俗民情对于文学作品的重要性。田中阳从“对文学个性化形成的价值”、“对小说无限的、永恒的魅力”、“与文学的认识功能相通”等三个方面全面展开论述，深刻揭示出区域风俗民情对文学的影响:“对于文学，尤其是叙事艺术的小说来说，区域文化中的风俗可能是最重要的了。区域性风俗对文学、尤其是对小说的内容和形式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瑏瑧严家炎在论及20世纪中国乡土小说流派时认为，“风俗画对于文学，决不是可有可无的。无数艺术实践的经验证明，文学作品写不写风情民俗，或者写得深沉不深沉，其结果大不相同:它区分着作品是丰满还是干瘪，是亲切还是隔膜，是充满生活气息还是枯燥生硬。世界上许多生活底子雄厚的大作家和大作品，都是注意写风俗民情的。”

(二)评论家将作品中的风土习俗分为“丑陋”和“美好”两种类型。“丑陋”和“美好”反映出作家在表现这两种风俗时所蕴涵的不同的思想感情，体现作家不同的审美倾向，但作家文化审视的视角却都是鲜明的。在表现“陋俗”的作品中，评论家指出:“作家在乡土文化的反思中，将代表乡土固有文化灵魂的民俗作为焦点审视，通过一定的民俗来反映历史文化积累的尘垢，从文化积淀中探查国民性的病根和社会衰朽的病源。”关于这一点，评论家列举出一系列的作家:从现代的鲁迅、乡土小说流派的诸位作家、茅盾、巴金、老舍、萧红、赵树理到当代的韩少功、郑义、贾平凹等人。在对个体作家作品的评论中看到，作家的作品经由描绘风土习俗而显示出文化审视。如评论家对鲁迅作品的评价:“他将乡土小说的创作与国民性问题的探索联系在一起，将乡土人物的命运与对中国文化的批判联系在一起;将民俗风情的描绘与文化审视的目的联系在一起。”而关于“美好的风土习俗”，评论家认为:“作家笔下的乡土风俗表现得美好、优秀、富有人情，闪烁着文明智慧之光，为异域风情涂抹着明丽斑斓的色彩。”除了表现“明丽斑斓的色彩”之外，“美好的风土习俗”之中也隐含着作家的文化审视。评论家同样从个体作家入手，指出鲁迅、废名、沈从文、孙犁、汪曾祺等人的创作“以淳美乡俗写美好人性”，从而揭示出“一个民族常绿的童心”。

(三)评论家指出在作品中直接描绘某一特定地域的风土习俗表现的仅仅是“风俗的表层”。评论家指出了20世纪中国文学对风土习俗的深层表现，以及由此体现出的更为深刻的文化审视。他们认为，“风俗的深层是以人的意识形态表现出来的，它是内隐的，看不见，摸不着，存活于人的心理世界中。”瑐瑣因此，文学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塑造与风土习俗有很大的关系。“每一个人，从他诞生的那一刻起，他所面临的风俗便塑造了他的经验和行为。”评论家通过对阿Q、祥林嫂、闰土等人物形象的分析，认为他们的性格命运与浙东的风土习俗紧密相连，“在异域风情画中展示乡土人物的生活与命运，为小说人物性格的形成，提供了广阔深邃而富有个性特点的文化背景。”同时，在这些人物身上，传达出鲁迅深刻的文化审视:“将中国文化的积垢作了剔肤见骨的揭露”，为“追溯弱国衰民产生的症结，探索国民精神的改造，造就富有生机的现代文化开辟了路径”。当然，从地域文化这一角度去审视20世纪中国文学，提到的作家还有很多，贾剑秋在《文化与中国现代小说》一书中，以地域为标准，划分出浙江作家、中原作家、荆楚作家、关东作家、台湾作家、西南作家，对诸位现代作家的文化审视，多以风俗民情环境中的人物形象分析为切入点。樊星在其专著《地域文化与当代文学》中，论及沈从文、韩少功，均指出其人物形象塑造中楚地的风俗民情对其施及的影响，以及由此表现出作家的文化审视———“实现中华民族‘人与人关系的重造’”，“‘重铸和镀亮’‘民族的自我’”。

地域文化场中的20世纪中国文学精神

文化与文学有着天然密不可分的关系。文化是人类智慧的产物，文学则来自于人类的社会生活，来自于人类的审美创造。所以，文化是文学的“源”，文化孕育着文学。同时，文学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既是文化的文本影像，又是文化传承的载体。因此，对于地域文化与文学关系的探讨，许多学者都认为研究某一特定地域的文学，需要将其置于特定的文化场中。“我们试着将地域文化或地域文学看作一个具有生命力的‘地域文化场’或‘地域文学场’。”瑐瑨中国地域文化鲜明的特征是“和而不同”。“‘和而不同’作为对文化现象的概述，就是指各种文化和谐的发展，而又各自保存自己的特色，中华文化是我国各个民族共同创造的，由多个地域文化构成，因此它既有共性，又有个性。”瑐瑩在共性方面，有评论家指出:“不同的地域文化之所以能够和谐相处，是因为它们之间有相同的文化因子，这就是儒家思想。”瑑瑠由此，20世纪中国文学所具有的共同的精神，就是作家深沉的忧患意识和深刻的理性精神。而更多的评论家从个性不同的地域文化场出发，发现了其中蕴涵的不同的中国文学精神。深圳大学教授陈继会的研究注重对20世纪中国小说文化精神的探讨，他将20世纪的小说放置在中国这样一个大的地域文化场中进行解读，“是把中国现代小说的创作及其特征置于整个中国现代社会和文化框架中来寻找并阐释其中所包含的意蕴的。”

在此基础上，陈继会认为，20世纪中国小说的文化精神是“民族灵魂的拯救与重建”瑑瑢。而樊星将中国的地域文化区分为“北方文化场”和“南方文化场”，指出北方厚实的黄土地让作家的笔分外沉重，因此，在“北方文化场”中孕育出的文学精神是“苦难成全了坚忍”的苦难意识，是“刚烈的自由魂”。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格外沉重的现实生活，是坚忍不拔的抗争意识。而“南方文化场”孕育出的文学精神则表现为一种神秘、奇丽、狂放的浪漫主义精神，在作家的笔下，这种精神化为对青山绿水酣畅淋漓的描写，对原始、神秘的民间文化的全景展现，是文学想象力的飞升。在两个大的地域文化场的区分之外，樊星同时也划分出许多更小的地域文化场，如“齐鲁”、“秦晋”、“东北”、“西北”、“中原”、“楚地”、“吴越”、“巴蜀”等，并以“悲怆”、“悲凉”、“神奇”、“雄奇”、“奇异”、“绚丽”、“逍遥”、“灵气”对不同地域文化场中的文学精神作出了较为精确的阐释。田中阳对于这几大地域文化场中所孕育出的文学精神的论述则更为具体，如，他认为三秦地域文化场所孕育出的文学精神表现为一种“为文学献身的悲壮精神”和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而同属北方齐鲁作家的文学精神就是一种“好汉”精神。南方的吴越之地孕育出的文学精神则是“求异求奇求精”，湘楚文学则表现为“浪漫”。

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西部文学的倡导，评论者也越来越注重从西部文化场出发去探寻西部文学的精神。著名评论家李星对孕育出西部文学精神的西部文化场作出了确切的定义:“我们认为对文学创造具有巨大影响的仍将是由其地理人文环境、多民族文化，特别是宗教文化所制约西部人的生命意识、生存意识、人生意识，正是他们构成了综合性的西部精神和西部意识的核心，决定了西部的文化精神特征。”瑑瑥云南教育学院教授余斌认为，西部文学之魂表现为忧患意识，在忧患意识之中包含着流亡情结。这里的西部文学之魂实际上就是指一种文学精神。著名文化学者肖云儒则认为，西部文学精神存在四对矛盾，“它们在性质和形态上都不尽相同。历史感和当代性是一种纵向精神反差，忧患意识和达观精神、民族主体意识和心态杂化色彩是一种横向精神反差，这三个对子一般不具有明显的进步与落后的分野。而封闭守成和开放开拓这个对子，则常常可以归结为进步与落后的性质。整体上看，它们在西部处于两极震荡之中，具体情况又很复杂。四对矛盾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以不同比例、不同形态对立统一着。”这些学者从西部文化场的角度对西部文学精神的探讨，对西部文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还有评论家从山与水、城与乡等不同的角度划分出不同的地域文化场，并指出其中蕴涵的不同的文学精神，如赵园在《北京:城与人》中，将北京作为一个独特的地域文化场，指出老舍、邓友梅、刘心武、韩少华、汪曾祺、陈建功等人所受的北京文化的影响:“北京魅力是内在于人生的，内在于居住古城中分有其文化精神的人们的人生的。”而北京文化场中诸位作家共同的文学精神则体现为:文化展示中的理性态度;在似与不似之间的审美追求;介于俗雅的平民趣味等。瑑瑩当然，从地域文化场的角度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的精神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却为地域文化与文学关系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

地域文化与文学关系研究的意义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学者们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地域文化研究多侧重于文学作品的题材、主题、人物、语言与地域文化等，多集中于分析作家储存于记忆中的富于地域特色的人、事以及生活情景，认为这些从少年到青年初期的生活，加之作家成年后的人生经历，是作家作品地域特征形成的重要原因。而某地的民俗文化则是影响作家作品审美特征的重要原因。这种文化学批评的角度，有助于我们从总体上把握作家与地域的关系，深入审视文学在不同阶段的艺术表征及其内在含蕴，归纳揭示其深层的艺术精神和审美特质。因此，从地域文化角度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至少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意义:突显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民族文化属性，突显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地域文化属性，突显了20世纪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独特性，突显了主流视野之外的地域文学的价值。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地域文化研究，还仅仅处于起步阶段，这种研究还可以有多种可能性:

(一)可以从原型批评的角度去研究。特定地域中总是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原型，诸如古代的神巫、精灵、圣贤、鬼神、仙佛、神话，等等。这些文化原型常常被作家以独具匠心的艺术构思写进作品中，融化为作品的题材、主题或人物。有的研究者已经注意到这一点并作出了相应的研究，如对韩少功“寻根”小说的研究中，注重巫诗传统对其产生的影响，同时，还应该注意到文化原型对作家个性的影响。可以说，从原型批评的角度去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与地域文化的关系，对于我们进一步挖掘文学作品的文化内涵及意蕴，有着积极的意义。

(二)可以从文化象征符号的批评角度去研究。每一个地域的文化之中总是积累着许多广为人知的文化象征符号。这些象征符号，往往存在于某一地域的日常生活、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民间艺术以及方言中，它们常常存在于作家的潜意识里。当作家创作之时，这些文化象征符号往往被作家自然而然地写进作品中，从而创作出独具个性的象征符号———人物形象。比如，鲁迅笔下的阿Q、祥林嫂、闰土，均是带着浙东文化特征的艺术象征符号;而沈从文笔下的女性形象与张承志笔下的女性形象在人物性格上大相径庭的原因，也与文化象征符号有关。

(三)可以从地域文化中的方言入手去研究。一个地域的文化必然有一种与之对应的方言相连接。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学又是语言的艺术。生长于某地的作家，从思维方式到心理结构都受到这一地域方言的影响，其创作就会自觉不自觉地掺杂着地方方言，从而使作品也具有地域特色。有不少评论家看出了这一点，认为方言对作家艺术风格的形成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评论家将关注的目光只集中于方言对作家表层的影响，只看到文学作品中作家运用了方言，而对方言施于作家深层的影响，诸如对作家的思维方式、心理结构、审美情趣的影响却未能全面省察。应该说，从方言的角度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有待进一步深入。总之，从地域文化视角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从浅层到深层，从单面到多面，从零星到繁多，到世纪之交已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勃勃生机，而且日趋深化。随着时间的推进，从地域文化的角度观照和探究20世纪中国文学，必然会为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和更为别致的路径。

作者：李小红单位：西北民族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