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课堂的中国文化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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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颜彦工作单位：泉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改革开放后，高校语言教学工作得以恢复以来，我国高校一直在进行现代汉语教学改革，试图改变这门“大学文科中最难教的一门基础课”的教学现状。轰轰烈烈的改革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教学内容调整此阶段的典型观点是：现代汉语是“一门以讲分析方法为主，应用性很强的课程”，“新教材必须强化分析方法和应用能力，而淡化基本知识和理论色彩。”（二）教学方法改革自1993年，邵敬敏先生在《语文建设》发表《现代汉语课教学方法改革刍议》后，讨论教学方法成了教学改革的重点。黄伯荣、孔令达等多名学者都刊发了关于教学方法改革的文章，从不同角度对教学方法的改革进行探讨。（三）课程体系建设1995年至1997年，现代汉语课程改革的中心也移至课程体系建设。这一阶段的主要观点有：“应该强调语言运用能力和语言研究素质的培养”；现代汉语应定位在“理解、分析现代汉语的能力和表达、应用现代汉语的能力”。改革使高校现代汉语教学取得了长足进步，然而，当我们通过座谈、问卷调查等形式对部分学生从不同侧面做了解时，多数学生的反馈却是：课程知识零碎、枯燥、抽象；教学内容过多且有些在中学就已经学过；授课形式单一,缺少师生交流；学生课堂上听的时候似乎都懂了，一做练习发现还是没明白。最生动的语言为何会被评价“很抽象”？最常用的工具为何会“不好懂”？归根到底，尽管做了多次改革，我们仍孤立地谈语言学理论，强调分析语言、运用语言能力的培养，却没能把“语言”向学生讲通透。

美国语言学家H.J.Weatherford曾提出：“语言，作为交际工具，而不是分析对象，与文化不可分割。”另一位美国语言学家EdwardSapir提出：“语言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不能脱离社会继承下来的各种做法和信念，这些做法和信念的总体决定了我们生活的性质。”当我们把不同语言及文化做比较，就会发现，语言间的不同正是文化中的差异。比如亲属称谓词。庞大的家庭关系网，它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存在着，但是中西方语言对亲属词的表达却有很大差异：在中文里头，我们有舅舅、叔叔、大伯、姑丈、姨夫而在英语的对应词中，只有uncle一个。这并非一种偶然。文化对某方面的重视，反应在语言中，自然是词句的详尽和精确。所以我们说，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甚至，“语言是文化的凝聚体”。

正是因为语言和文化的关系如此紧密，语言的学习，无法脱离文化教授独立存在。事实上，我们只有将二者结合起来，才能摆脱“语言是工具”的片面说法，还原语言的真实面貌。将语言教学和文化融合起来，从文化角度带领学生理解语言学？唯有此，学生才能把握汉语的精华，也唯有此，我们才能解释请许多语言学解释不了的“为什么”，以修辞教学为例。修辞是指“在语用中，为达到最佳语用效果而对言语形式进行的选择和调整。”张志公先生指出：“修辞就是在运用语言的时候，根据一定目的精心地选择语言材料这样一个工作过程。”修辞不是技巧，更不是自己制造什么花样翻新的说法，只不过是从现有的语言材料中精心地选择而已。修辞作为一门运用语言的艺术，本身就是人类文明的一项重要成果，既是文化的一部分，又是其他文化因素的载体。所谓修辞中的“精心地选择”，并非仅仅是“词语的选择”———同义选择、反义映衬、超长搭配；“句式的选择”———长短句、整散句这些选择，与其说是选择，倒不如说是技巧来得更为贴切。修辞作为一种传情达意的手段，始终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的影响。修辞中的表达方式与技巧，都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一定内在联系。所有的选择，都是基于文化基础上的选择。汉语修辞中不少惯用语，这类修辞就有很明显的文化印记。不久前，微博上流传着这样一个段子：“中国人离不开‘吃’。谋生叫‘糊口’，岗位叫‘饭碗’，受雇叫‘混饭’，花积蓄叫‘吃老本’，混得好叫‘吃得开’，沾女人便宜叫‘吃豆腐’，女人漂亮叫‘秀色可餐’，受人欢迎叫‘吃香’，受人照顾叫‘开小灶’，受伤害叫‘吃亏’，女人嫉妒叫‘吃醋’，经受挫折叫‘吃苦’”。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开创了灿烂的农耕文明。粮食不仅是中国人生存之本，更是中国文化的典型象征。人们在不断开拓食源、制造食器的同时，“饮食”文化的土壤又催生出与“吃”有关的词汇之花。学生或许早已明白这些词语藏着一种修辞手段叫“比喻”，但这些“吃”的词汇之所以经典，并非因为它们“喻”得贴切，而更在于很好地表达了文化。除了物质文化，汉民族的思维方式也会对汉语的修辞手段起重要影响。例如，相较于西方的“直截了当”、“赤裸裸”，汉语的修辞往往更“委婉”、“谦逊”，甚至是对别人刻意“美化”，对自己刻意“丑化”。例一：徐树铮在段祺瑞执政时赴法国游历，在巴黎的一家大旅馆饭店宴请法国政府官员和地方上的名人。徐树铮在宴会上祝酒，说：“今晚所备饭菜菲薄、粗劣，不堪招待各位贵宾，真对不起”他本意是用中国文明谦逊之语表示恭敬和客气，不料惹恼了旅馆经理。经理认为，他特别重视这次宴会，亲自制作名菜、佳肴，而遭到当众诋毁，败坏了他的名誉，非要提起公诉不可。尽管中国一方一再解释，还是不依不饶。后几经交涉磋商，对方迫使徐树铮在报纸上公开道歉，事情才算了结。例二：我曾让学生做这样一组修辞练习：1.朋友理了个新发型，以你的审美看来，并不很适合她，请问交谈中你怎么评价？A这个发型看来并不适合你B你的发型令人耳目一新2.亲戚装修了一套房子，风格非常普通，参观新居时，你会说点什么？A风格挺大众B好有家的感觉毫无例外，两道题学生都一边倒地选择了B选项。例一中，明明菜肴皆是精心准备，徐树铮非用“菲薄”、“粗劣”、“不堪招待各位”来自谦，分明透露一种刻意的“自贬”。例二中，“耳目一新”代替“并不适合”，巧妙避开了发型与本人“不相配”的事实，而强调了“新”这个亮点；“家的感觉”代替了“普通、大众”，更增添了一种平凡的温馨。这是一种巧妙的回避，显然又是一种刻意的“赞美”。这种“含蓄”、“自谦”、“贬低自己”、“美化别人”修辞方式的产生，深深植根于汉民族独特的文化环境，有其特定的文化背景。第一,农耕文化下，集体的力量尤为重要，农业社会，是一个重经验，抗风险弱，生产力低下，少变化的社会。数亩地、男耕女织、自给自足，为求生存，抱团求强。而中国的农耕社会特别漫长，这是中国人轻个人、重集体的最基本原因。第二，儒家文化深深影响着中国人方方面面“仁”“和”的精神。汉民族传统观念心态之一是求“和”，“以和为贵”。所谓“天中有人，人中有天”。人可“与天地合其法，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易•乾》所谓“一上一下，以和为贵，浮游于万物之祖。”《庄子•山水》所谓“礼之用，和为贵。”《论而•学而》所谓“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所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这种“人和”、“致中和”内涵的核心就是和谐。两千多年来，这种文化心态已成为汉民族社会普通承认的价值取向。要达到和谐．就要不偏不倚，要均衡、协调。所以汉族人在修辞中不仅讲究和谐的押韵，讲究对偶、排比，甚至在表义方面，也将“他人”的利益、感觉置于自己之上，不惜自贬，以求“和谐”。在这样一个文化环境下，会选择“含蓄”、“自谦”甚至是“贬低自己”、“美化别人”的词语来进行修辞，便也不难理解。从词语选择上，很难解释为何我们时而喜欢“粗劣，菲薄”这样明显的贬义词胜过“丰盛，可口”，时而又把“不适合”这种中性的评价看得比“难看”问题还粗。但是一旦带入文化，所有的问题迎刃而解。修辞手段的理解，是一种主观的领会言语活动，尽管它因为主体的不同而千差万别，但修辞手段本身始终带有一定的民族文化烙印，要理解它，必定要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下；修辞手段的使用，讲究得体，得体并非靠表面上的修饰，而更在于意义上的选择。从这些角度上说，让学生从文化上理解修辞并学会运用修辞，才是实现教学的根本方法。更何况，词语的选择、句式的选择，对大学生来说已是旧知识，带着学生们重新从文化角度感受一次修辞，从熟悉到陌生，对他们而言，或许真的不失为一种更好的教学方式。修辞教学是如此，语法、语汇、汉字教学亦是如此。现代汉语课程改革之路如何走，我们仍在探索。在多方改革收效甚微的情况下，我们是不是能让语言和文化不再分家，尝试将文化融合到语言教学中，从语言的本质去寻求教授语言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