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宗教和顺文化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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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潘宏纹邓路遥工作单位：广西社会主义学院

宗教和顺文化从本质上来说是三种文化的复合体，其中“和内外，顺古今”是宗教和顺文化的主要精神旨归。宗教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从产生之初就与整个人类社会发生互动与影响。从政教关系角度来说，宗教和顺文化体现了在政教分离前提下，国教并重，爱国与爱教的统一；从社会功能角度来说，宗教和顺文化体现为反观于内、求诸于外时都能够达到一种理想有序状态及其伦理道德资源对于社会公序良俗的构建；从文化视角看，宗教和顺文化体现为一种凝聚力与向心力。（一）宗教和顺文化是一种爱国文化历史上，宗教间的战争或宗教迫害往往成为国家、民族灾难的开始。从中东局势和苏联解体来看，宗教因素是影响现代世界区域政治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由宗教间的仇恨或分歧导致的国家分裂、政教灭亡的情况客观存在。因此，宗教间的和谐团结是一个国家发展统一的前提。所谓“和”，即与己和，与他和。“和”的最高境界就是与祖国和衷共济、生死相契的爱国之心、赤子情怀。爱国主义是我国各大宗教秉承的优秀传统。“不依国主，法事难立”，我国宗教将自身命运与国家兴衰视为唇齿相依的关系。宗教和顺文化是我国宗教处理政教关系、教教关系，爱国护邦的重要表现。虽然我国各大宗教教理教义不同，但在国家、民族利益面前却殊途同归，形成爱国统一战线。在民族危亡的重大历史时刻，五大宗教往往能够深明民族大义，精诚团结，一致对外。抗日战争时期，伊斯兰教代表人士提出了“争国不争教，保国即保教，爱国即爱身”的抗战主张，号召全国的穆斯林兄弟放下信仰的狭隘，与其他拥有不同信仰的同胞并肩作战，击退日寇，捍卫中华民族领土与主权的统一，涌现出以马本斋为代表的一大批抗日爱国民族英雄。佛教界则一贯主张把上报国恩放在教义的首位，“救国即是学佛，学佛必须救国”，认为“无国就无法卫道”，[3]佛教经典中还有《仁王护国经》、《报国土恩经》等爱国典籍。当时，中国佛教会会长敬安禅师也说“我虽学佛未忘世，国仇未报老僧羞”，表达了佛门弟子抗日救国、抵御日寇的爱国决心。（二）宗教和顺文化是一种秩序构建“和顺”的目标是各宗教在反观于内、求诸于外时都能够达到一种理想有序状态。宗教和顺文化从目标上来说，是为了达到一种良好关系的维护与保持，强调了宗教自身、宗教与社会、宗教与国家及宗教间的一种秩序构建。一是教内关系和顺，各大宗教能够做到组织团结，信众和睦。二是教与教关系和顺，我国各大宗教地位平等，历史上没有产生一教独大的特权宗教或国教，相应地减少了宗教间的利益、权力纷争，五教同辉成为宗教和顺格局的直接写照。三是宗教与国家特别是国家政权的关系和顺。政教关系反映了宗教与国家的亲疏远近。历史上，政教关系之间往往存在着较大的张力。尤其是在政教合一、神权高于王权的时刻，这种张力表现得更为明显。从中世纪的神权至上到近代政教分离原则的确立，西方的基督教兴衰史集中反映了这种张力的存在。我国的政教关系始于商周，从先秦开始，秦始皇的“天人之分”原则确立和“人定胜天”思想的形成，使中国的政教关系从政权创建之初就形成了政教分离、皇权高于神权的例制。大一统的封建政权以绝对的力量优势凌驾于宗教的权威和神圣之上，所以我国宗教从立教之初就把自己定位于从属文化的角色，自身主动作出调整和改变，积极寻找与传统主流文化的契合点，从大局出发，以国家利益为重，妥善处理了政教关系。四是宗教与社会关系和顺，这主要体现了宗教伦理的价值所在。宗教普遍具有止恶扬善、济苦扶弱、精进节制、奉献利他等丰富的伦理文化资源。从社会功用看，宗教慈同和爱等超越性伦理是对忠信节义等世俗伦理的有益补充，对人心秩序、社会秩序的构建起到抚慰、疏导的作用。近代佛教领袖太虚曾提出“宗佛法以建信基”、“用老庄以解世纷”、“宗孔孟以全人德”[4]的理念，强调的就是佛道和顺伦理在构建社会秩序中的独特价值。（三）宗教和顺文化是一种软实力从约瑟•耐提出文化软实力理论以来，文化的力量与价值正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5]从国家文化强国战略来看，文化虽然不是直接生产力，但由文化所生发出来的民族凝聚力却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力源。从文化视角来看，宗教和顺文化代表的是一种文化软实力。它是我国宗教界对民族、国家的一种文化认同，是其凝聚力、向心力的集中体现。宗教狂热、宗教极端和宗教分裂势力一直是宗教界内部不和谐的因素，也是影响我国和谐政教关系、破坏我国稳定团结的消极力量。在此情境下，宗教和顺文化作为一种价值引领，积极教育引导信教群众爱国爱教、与党同心，发挥了凝心聚力、团结信众、争取民心的作用。伊斯兰教主张的宽恕、诚实、公正、团结、以礼待人，基督教强调的“爱人如己”、“爱人是最大的法则”，佛教倡导的众生平等、自觉觉他、诸善奉行、诸恶莫做、乐善好施、敬老爱幼、惩恶扬善，道教追求的宁静、淡泊、宽忍、重生等这些人文精神都是宗教和顺文化的精华，通过合理利用和积极弘扬，能够转化为信教群众对国家的认同。

弘扬宗教和顺文化既是兴国兴教的现实之需，也是符合文化发展特别是先进文化发展规律的必然。宗教和顺文化是处理宗教与社会关系、积极推进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有效途径。发扬宗教思想中的和顺文化，有助于提升宗教自身的文化品位，改善宗教在社会公众中的形象。（一）弘扬宗教和顺文化，符合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其创新能力，只有在不断创新和升华中，一种文化形态才能保持持久的生命力与活力。宗教作为一种社会文化，需要保持其文化的时代性与创新性，不能墨守成规、故步自封，否则，必然受到优胜劣汰的自然选择。就像欧阳竟无所说的，宗教如果“不方便善巧，则必将滞于一隅”。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认为，历史上众多的民族宗教、部落宗教之所以最终消亡，主要原因就在于其文化没有做到及时推陈出新、与时俱进，进而被后来的先进文化所替代。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之所以能够从民族宗教、地域宗教中脱颖而出发展成为世界性的宗教，主要在于它们保持文化嬗变，能够适应不同历史时空。“基督教是‘适应时势的宗教’，即基督教能不断自我更新，以适应变化着的时代的要求，这是宗教发展的带有普遍性的规律。”[6]宗教和顺文化的提出，是我国宗教界在宗教文化方面的又一次理论升华与创新。历代以来，我国宗教界十分重视自身文化创新与思想建设，通过自身的调适，积极地与主流文化融通对话。唐代佛教界在传统山林佛教的基础上提出了“农禅并重”的思想，把参禅悟道与劳动实践相结合。近现代再次提出了佛教“学术化”的主张，倡导加强佛学思想研究，阐释佛法精义，提升佛教的文化品位。当前“人间佛教”建设凸显了佛教契理契机的入世性，说明佛教并非完全出世、蹈空，出离世间，而是具有务实救世的实际作用。此外，基督教的“神学建设”、伊斯兰教的新“卧尔兹”解经活动，都是现代宗教在当前社会大发展、思想大变革时期所作出的文化回应。宗教之所以千年不朽，没有像社会学家预设的那样，随着科技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宗教会在世界“趋魅化”的过程中逐渐消亡，主要还在于宗教内部所进行的思想创新与文化突破。宗教和顺文化是我国宗教在新的历史时期，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所作的一种积极努力，也是宗教顺应时势的一种文化姿态。（二）弘扬宗教和顺文化，是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现实要求宗教和顺文化的主旨在于“和而不同”前提下的求同存异，息争而谓之和，同归同向而谓之顺。宗教和顺文化的意义在于协调相异事物间的关系、缩小两者分歧、寻求最多的契合点。弘扬宗教和顺文化，是促进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现实要求，也是妥善解决制约宗教发展的消极因素的重要手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从“三教合一”到“五教并存”，再到“相适应”，我国宗教发展始终与现实国情紧密结合。宗教作为一种坚持有神论的意识形态，与马克思主义存在本质的区别，“宗教与社会主义是一道政治难题”[7]，合理解释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关系，既是理论问题，也是现实问题。在以唯物主义无神论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国度，宗教如何求同存异、扬长避短、发挥优势，积极增强宗教的社会适应力是我国宗教面临的时代课题。当前，我国宗教界内部矛盾繁杂，存在诸多不和谐因素，冲突与对抗普遍存在。例如，有的宗教组织内部戒律松弛，自律不严；宗教管理机构权责不分，人员分歧大、合作难；邪教、地下教会、家庭教会等非法组织活动扰乱秩序、误导信众等。这些问题严重影响、制约着宗教与我国社会的关系。宗教和顺文化的提出，有助于宗教间消除分歧、化解矛盾，在求大同、存小异的基础上增进理解，从而把矛盾斗争的离心力转化为投身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合力。（三）弘扬宗教和顺文化应注意的两个问题弘扬宗教和顺文化应注意两个问题。一是宗教文化是糟粕与精华并存，在弘扬宗教和顺文化中要做到合理扬弃、理性取舍，避免盲目的宗教崇拜或宗教狂热。二是坚持差异性与统一性的并举。宗教和顺文化重在止争求和，同向存异，在此过程中不能忽视各大宗教的文化差异性，不能一味地强调同而不尊重异，真正做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