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文化与社会价值要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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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魏本权工作单位：临沂大学

从方法论角度而言，这一概括凸显了适应革命战争年代的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取向，即以革命理念为中心的价值观。田海舰、邹卫研究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涵，认为“自由、平等、富强、人的全面发展等，构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核”［8］(P91)。即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富裕、人民自由民主平等权利的实现，是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内容。以上学界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核心价值体系、核心价值观的表述虽然有所不同，但均突出了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革命理想、革命精神、革命传统与革命作风等内容。这些内容本身也就是红色文化的核心和灵魂，是最能体现红色文化的本质和特征的文化要素。因此，红色文化中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革命理想、革命精神、革命传统与革命作风也构成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涵。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1949－1978)，社会核心价值观念、核心价值体系的变迁与流变始终伴随着社会的激烈变动。严宗泽指出:建国后的“前30年里，……人们的价值观呈现出斗志昂扬地为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与共产主义的实现奉献青春和热血的整体状态，个人完全服从集体和国家的需要，甚至到了对党及其领袖产生一定程度的依赖和崇拜，在特定情况下发展成为迷信、盲目和跟风的极端”［9］。邱仁富则对建国60年来核心价值观的变迁进行了梳理，他认为:“从1949年至1956年期间，通过三大改造使共产党人的核心价值观念上升到社会核心价值观念，从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整个社会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1956年至1976年，是社会核心价值观念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的探索阶段，“由于社会核心价值观念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是通过阶级斗争和消灭私有制来实现的，这就使得社会核心价值观念始终受到公有制和阶级斗争的影响与制约，尤其是在期间，社会核心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异。”［10］总体而言，建国后30年的社会主流价值观是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相适应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左”的思维和错误虽然干扰了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虽然仍然强调继续革命、以阶级斗争为纲等理念，但是追求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弘扬共产主义和集体主义道德无疑是主流的和基本的方向。如何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凝聚起了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精神纽带。这些也无疑是红色文化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的新发展、新成就，是革命战争时期的社会核心价值体系与核心价值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也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核心价值观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因此，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的30年，红色文化的发展受到“阶级斗争为纲”、“继续革命”等“左”倾错误理论的影响，社会价值观念和核心价值体系也始终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当中。在继续高举革命旗帜的时代，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依然凸显革命精神、共产主义理想和共产主义道德等要素。可以说，通过这30年正反两方面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可以得出这样的基本结论，那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具体实践相结合、社会主义理想、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凝炼以及高尚的道德情操等等，依然是时代需要的核心价值要素。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社会主义理想和时代精神的激励、高尚道德情操的引领，社会的发展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都无从谈起。

红色文化中蕴含着哪些核心价值因素?笔者认为，红色文化中的核心价值要素，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文化发展中的精华与精髓，是最能体现这一时代经济社会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意识、价值观念、价值体系和价值观。本文尝试对红色文化发展过程中所体现的核心价值要素进行提炼，揭示红色文化发展的历史时段内中华民族文化凝结的主导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提供必要的历史资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价值观本质上是一种等级观念体系。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价值体系，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依附与被依附关系，政权、族权、神权、夫权是束缚人民大众的精神枷锁，人民大众处于被奴役、被剥削的依附性地位，无法取得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自由与平等。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建构的红色文化，首先是一种大众文化，是党与社会底层大众同呼吸共命运的文化，红色文化是以倡导人民群众翻身解放、民族解放与民族独立、追求自由平等、激发劳苦大众投身革命、争取人身自由为基本取向的。从独立、翻身、解放到平等、自由、民主，这也是最能体现红色文化中核心价值的因素。1927年，在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时就已经指出了农民地位、权力的变化，尤其是在争取解放、翻身的道路上所表现出的强大力量。“因为目前农民运动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农民运动的兴起，是对既有乡村权力秩序的致命打击，“其结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地主的体面威风，扫地以尽。地主权力既倒，农会便成了唯一的权力机关，真正办到了人们所谓‘一切权力归农会’”。这样，传统时代以绅权为主体的乡村权力结构为农民权力所取代，“从前拜倒在绅士权力下面的人，现在却拜倒在农民权力之下”［11］(P12－13、P14、P15)。这是20世纪中国乡村权力结构性变化的开端，意味着处于社会底层的人民群众开始翻身、解放，走上追求个人自由、平等的道路。抗日战争时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战，抵御日本帝国主义入侵是中华民族的神圣职责。中国共产党为争取抗战胜利，在立足军事斗争的同时，积极争取国内和平与团结、民主与自由。“抗战需要全国的和平与团结，没有民主自由，便不能巩固已经取得的和平，不能增强国内的团结。抗战需要人民的动员，没有民主自由，便无从进行动员。……中国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及其任务的完成，没有民主是不行的。”［11］(P256)争取民主自由，既需要废止国民党的独裁，也需要保证人民的集会、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民主权利。在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思想指导下，“共产党、国民党、全国人民，应当共同一致为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这三大目标而奋斗”［11］(P259)。尤其是独立与民主，“这两件事，是目前中国的头等大事。中国缺少的东西固然很多，但是主要的就是少了两件东西:一件是独立，一件是民主。这两件东西少了一件，中国的事情就办不好。……现在我们全国人民所要的东西，主要的是独立和民主，因此，我们要破坏帝国主义，要破坏封建主义”［12］(P731)。还特别强调了在抗日战争中民主和自由的重要性。“对于抗日任务，民主也是新阶段中最本质的东西，为民主即是为抗日。……民主是抗日的保证，抗日能给予民主运动发展以有利条件。”［11］(P274)在抗日战争阶段，“目前阶段里中心和本质的东西，是民主和自由”［11］(P275)。实际上，抗日战争是民族解放战争，是争取民族独立的必要手段，抗日战争的政治目的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12］(P481)。因此，抗日战争是与中华民族的解放、新中国的建立、人民民主权利的实现相辅相成的过程。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上，高屋建瓴地指出了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两个中国”的命运和走向。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的领导之下，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13］(P1026)。为此目的，就需要彻底消灭日本帝国主义，废止国民党，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保障人民的自由，“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在中国境内，只有解放区是彻底地实现了”［13］(P1070)。能够唤起人民群众觉悟、动员人民群众革命热情的，还有正义的力量。在中国革命的每一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正义的战争、正义的革命。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坚决地进行了爱国的正义的革命的战争，反对的进攻。……人民解放军的战争所具有的爱国的正义的革命的性质，必然要获得全国人民的拥护”［4］(P1245－1246)。正义赋予人民大众和中国共产党以勇敢的力量，“中国人民是勇敢的，中国共产党也是勇敢的，他们一定要解放全中国”［4］(P1359)。正义也使中国人民追求理所当然的解放，“苦难的中国人民必须求得解放，并且他们坚信是能够求得解放的”［4］(P1359)。在解放战争即将胜利的前夕，为新华社写的1949年新年献词，发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唯有将革命进行到底，“就可以使中华民族来一个翻身，由半殖民地变为真正的独立国，使中国人民来一个大解放，将自己头上的封建的压迫和官僚资本(即中国的垄断资本)的压迫一起掀掉，并由此造成统一的民主的和平局面，造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造成由人剥削人的社会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可能性”。中华民族的翻身、中国人民的解放是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前提和基础。

红色文化是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化而形成的“中华民族新文化”，从历史发展进程来说，它承继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文化的变革与发展，是反映20世纪中国革命、基于革命文化而又超越革命文化的文化形态。因此，红色文化是20世纪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的“中华民族新文化”，反映了20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这一历史时期中华民族文化的基本面貌，体现了这一时期中华民族对国家独立、民族富强和人民民主自由的探索追求。红色文化的传播与生产，影响和塑造了几代中国人的精神风貌、理想追求、价值观念和道德操守，并通过人民大众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再现出来。如何定位红色文化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的地位、作用和意义?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两个角度加以思考。第一，红色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是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14］(P8)红色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是相互衔接和统一的。其一，红色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来的中华民族新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成果，也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大众化的文化载体，借助红色文化的传播可以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大众化，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其二，红色文化是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源头，红色文化体现了革命先辈的理想信念，展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人民群众的精神风貌，优良革命传统是坚定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实基础。其三，红色文化蕴含着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精神，是20世纪民族精神的升华。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用好红色旅游资源，使之成为弘扬培育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重要课堂”的要求，明确了红色文化资源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其四，红色文化包含着爱国、爱党、爱军、奉献、为人民服务等伦理道德规范，是净化和引领社会风尚的精神资源;红色文化浓缩了革命和建设时期先进人物与群体典范，也是践履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榜样和标识。第二，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需要充分吸收、借鉴人类所有文化和文明的有益成果，红色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西方外来优秀文化一起，共同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三大文化基础。“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党和人民从以来形成的革命文化传统，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我们都要积极继承和发扬。”［15］(P278)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方面尤其如此，我们所要构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应该是吸收民族文化精华，超越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面向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是体现人类更高层次追求的价值观念的核心要素。为此，“我们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发掘民族和谐文化资源，借鉴人类有益文明成果，倡导和谐理念，培育和谐精神，营造和谐氛围，进一步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打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16］(P5)。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必须立足本国传统文化根基，弘扬优秀民族文化，古为今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体现民族性。指出:“从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学说到孙中山先生的学说，从楚辞、汉赋、乐府、唐诗、宋词到元曲等文学艺术遗产，以四大发明为杰出代表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从大禹治水以来中华民族改造和利用自然、建设家园的历程，我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生存和发展斗争中形成的光荣传统，如此等等，丰富地蕴涵着中华民族创造的治国思想、艺术情趣和文化传统。”［17］(P302)这些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积淀为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并对后世施以重大影响。“中国在自己发展的长河中，形成了优良的历史文化传统。这些传统，随着时代变迁和社会进步获得扬弃和发展，对今天中国人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中国的发展道路具有深刻影响。”这些优良历史文化传统即团结统一的传统、独立自主的传统、爱好和平的传统、自强不息的传统。［17］(P60)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方面，积极吸取传统时代核心价值体系的要素和核心价值观，坚持古为今用，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并赋予新的内涵，是非常有必要的。坚持洋为中用，“立足本国而又充分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所要遵循的另一个原则。坚持吸收和借鉴外来优秀文化，丰富和完善本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生生不息、持续发展的动力，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在对待外来文化的问题上，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坚持辩证地吸收和借鉴的。“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这不但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但是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12］(P706－707)西方文化所包含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科学等核心价值观念，在中国历史上一度也曾发挥过积极作用，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从高扬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开始的。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科学地、理性地对此加以分析和吸收，也是非常必要的。

红色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二者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体现为，红色文化作为以革命文化传统和革命精神为核心的先进文化，体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的时代性与先进性，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直接源头。红色文化本身就渗透着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守、对民族精神的传承、对时代精神的创造、对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理想的美好愿景，红色文化本身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在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机整体的一部分。另一方面，红色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文化资源，红色文化所凝结的理想信念、道德操守、价值追求与坚定信仰，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思想文化资源，红色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文化基础、文化资源和文化素材。红色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以及西方优秀外来文化一起，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三大文化基础。这三大文化基础的关系是，中华传统文化是根基，外来优秀文化是补充，红色文化是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