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大众传媒特征及改进思索
时间:2022-03-12 11:0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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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型”又称为刻板印象是美国政治传播学家李普曼提出来的,定型是指一方群众对另一方群众所持有的简单化看法,通常表现为一种价值评价或者好恶情绪。日本媒介的他者定型是指在某种程度上信息不对称的环境中,媒介通过筛选、加工、放大、缩小、聚焦等手段进行传播而形成的。日本大众传媒在媒介的发展过程中主义采用公正报道、平衡报道、煽情报道和渲染报道三种方式来强化对华报道的他者定型。公正报道,顾名思义就是日本大众传媒采取积极的报道态度,对发生的事实如实地进行报道。在整个报道过程中,日本传媒做到切身实地考察,对事实做到了如指掌,同时,对于疑难的地方,日本大众传媒会做进一步积极调查,包括实地访问、民间询问等。正是基于这种性质,这类报道一般是大众比较受欢迎的,应该它反映出一种积极的人生观。虽然有大部分读者更喜欢浏览怪异的文章,但总难以抹灭很多读者喜欢积极类的文章的人生态度。平衡报道是指客观公正的反应事实的真相,媒体绝不带有一点的个人意见和主观思想。所谓客观报道,就是在报道中仅叙述客观事实真相和别人对此事的评价,而报道个人不直接发表观点和评论。有些日本媒体以客观报道为名,却将中国的正面新闻做负面处理,这说明日本的部分媒介只是打着客观报道的幌子而实际进行主观报道。尤其是对华道道的内容上,日本大众传媒具有明显的倾向性,引用台湾官员的“非和平方式等于武力”观点,将中国政府非和平方式说成是武力,如“中国审议武力行使法案,给台独派施压”等。在报道中,采用单方面批判中国没有必要制定反分裂法等。煽情报道则是一切媒体对新闻事件炒作的法宝,将新闻信息进行聚焦、放大进行传播,主要目的在于提高媒体的受众率、发行量和收视率等硬指标。为了吸引读者的眼球,商业化的媒体采用煽情化、戏剧化和刺激化的手段对华报道,如部分报道将某种民众游行视为对日的威胁,目的在于激发日本民众的“爱国情绪”。但是这种报道只是日本传媒报道中占比极低的报道,部分日本积极传媒对此也十分反对。渲染细节报道也是日本大众传媒惯用的报道手法,媒体对某一个侧面进行重点报道和细节进行渲染时,可能导致受众群体产生有失客观的想法。报道重大政治事件时,往往只强调事件的表面现象,过分渲染与政治无关的小插曲,过分的渲染细节导致日本媒介出现“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现象。大肆的报道游行者烧毁日本国旗、向日本领事馆投酒瓶以及砸日本料理店和日本车,渲染部分中国民众的偏激行为的细节。纵观这四类日本大众传媒报道,大抵是各有所长,也各有其缺点,我们不能武断地认为哪一种报道才是正确的,因为日本大众传媒也是考虑到读者的需求才进行报道题材选取的,注重的是商业利益。
改善日本大众传媒报道的几点思考
1.日本大众传媒报道的影响因素分析第一,日本大众传媒偏好于新奇的事件,尤其是带有强烈负面色彩的新闻。这是与日本大众的心理有密切关系,由于多数消费者对异类报道具有强烈的接受欲,日本大众传媒为了盈利,特别把报道骇人听闻的事件作为一个重点。日中两国的关系一直十分复杂,近年来还出现许多争端。以“钓鱼岛事件”为例,日本大众传媒是极力主张对立而不是和平解决,主要是为了商业目的:因为主张和平的报道根本禁不起中国人的胃口,而恰恰是一系列负面的新闻才能成为卖点。第二,商业化气息的不断浓重使得日本大众传媒的伦理不断失去重心。由于日本的政治制度总体上属于保守的,因此日本大众传媒内部“接受命令而作报道”的记者也占有很大比重,他们对独立判断事件的立场不够坚定,因此极大地收到了舆论的牵制。举例而言,如果日本民族的利益与日本传媒报道的伦理道德出现相悖的情况时,“接受命令而作报道”性质的日本大众传媒很显然会选择第一种情况。2.改善日本大众传媒报道的几点思考第一,要用理性思维去评判日本大众传媒报道的“左倾错误”。由于存在一部分日本对华报道时尤其喜欢选取负面新闻或者耸人听闻的事件,因此我们姑且可将其看做是夸大激进型的“左倾错误”。在历年日本大众媒体对一些史实的报道上,日本对一些实际并没有真实地报道,而是用另一种方式进行“渲染”,除维护日本自身的利益之外,与日本大众传媒的理念也有很大关系。日本大众传媒则受到西方传媒观念的深刻熏陶,对异类事件或负面事件充满极大的报道热情。因此,我们在讨论日本大众媒体对华报道的政治立场和报道内容时,应多方位地进行全面分析,而不能根据中国媒体传统的标准“以偏概全”。第二,不能根据日本部分媒体的极端言论来反映日本大众传媒报道的负面色彩。媒体从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大众的舆论,但这并不表示媒体应受大众舆论支配。而日本存在部分媒体使用过分偏激的报道来讽刺中国,以致日本国内部民众也对此难以置信。我们虽不能改变他们这种激进报道的立场,但我们不能将这部分媒体的观点置于高层,因为这只能作为日本大众传媒中偏离整体情况的一些“游离态”。第三,日本大众传媒应倡导客观报道的原则,做到公正、写实,从而降低中日两国的误解程度;同时,日本大众传媒在对华报道过程中应加大与中国媒体的互通力度,双方应积极进行经验交流,不仅增强新闻报道的真实性,还增强了中日关系的友好性。对于积极夸大报道中国负面事件的日本媒体,应做到三思而后行,尽量考虑到这类报道给整个社会带来的危害,对中国的各种事件作真实报道。日本大众传媒不能保留原有的“听命”的职业道德,尽量做到切身实地调查,这不仅能够增强日本大众传媒的报道自主性,又能从一定程度增进中日两国人民的互通。第四,中日两国的关系不能单以传媒报道来反映,更应关注政府之间的立场。中日两国政府都应该保持良好的立场,同时保持自我克制,维持大局。这才是解决中日两国关系的有效之道,从中国的实际就可以反映这一点:2005年中日两国关系持续僵直,各地游行示威不断涌现,而中国政府并未由此煽动,而是极力引导社会舆论正常进行,这从一定程度上使中日关系的削弱作用降至“冰点”。当然,日本也有部分政治家意识到引导社会舆论的重要性和有效性,也积极端正立场,从而使两国关系继续回暖。
建构主义理论主张引导文化理念,而不是积极主张负面事件。本文主要通过建构主义理论“定型”分析日本大众传媒对事件报道的理念和立场,并针对改善日本大众传媒报道简要地给出几点思考。纵然有一部分日本大众传媒报道带来较浓烈的负面报道色彩,我们也不能一再地用负面心理去分析,一味地在这种负面报道上加以批判。真正地做到理论思考,并积极增进互通关系,发挥政治主导性,才是解决中日两国关系的有效途径。另外,日本大众传媒报道有一定的特色和优点,我国的传媒报道也应做到有选择地借鉴,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促进我国传媒报道事业的发展。
本文作者:沈朝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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