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媒介的角色和责任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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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与再造:传统文化的媒介化

传统文化的保护、再造和新生，离不开现代传媒的动员和传播。由于现代传媒强大的建构作用，现代社会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已被媒介化了。应该讲，传统文化的媒介化既是当下社会传统文化热潮的投射，又反过来推动这一热潮。透视传统文化媒介化成因，可以感知媒介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独特作用。当前我国传统文化的媒介化有以下助推因素:第一，全球化过程中本土文化遭遇异域文化强势冲击而产生的本能自卫反应。在全球化过程中，现代传媒作为资讯载体和文化展示窗口，对异域文化和远方生活方式的呈现，既推动了全球文化的融合和趋同，也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对本土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冲击。一部分社会成员在解释社会图景、建构自我身份的过程中，会本能地向传统文化寻求支持。面对“他者”，社会成员需要对“我是谁”进行再确认。第二，随着城市化和社会转型的推进，部分社会成员转向传统文化寻求身份认同和归属感。城市化和社会转型使部分社会成员从传统社会结构抽离而失去庇护，但又无法嵌入新的现代社会结构而安顿身心，不得已又去而复顾寻求传统庇护。他们对传统文化的需求，也需要现代传媒做出适当的回应。第三，政府出于功利目的的大力推动。政府的功利目的主要有二:一是发掘传统文化进行产业开发，从而开辟新的经济增长点;二是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召唤，化解异域文化及其价值观所带来的意识形态压力。国家作为现代传媒的资产所有者和议程规制者，倾向于要求传媒机构配合政府议程加强对传统文化的传播与建构。第四，市场主体利用传统文化谋求商业利益。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的不断跃升，社会成员的文化消费需求日益强劲，敏锐的商家则顺应这一需求，大打传统文化牌。此外，现代传媒本身作为市场主体，受众和广告商也驱使其加强对传统文化传播的关注与介入。对现代传媒在传统文化媒介化中的作用，我们应以多元视角看待:一方面，现代传媒的广泛动员和传播增进了社会成员对传统文化及个人身份的感知与体认，比如中央电视台每年的春节联欢晚会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演变为一种仪式化叙事，既形塑着国人对春节这一传统节日的认知和体验，同时也传递着一种古老的身份认同和归属感。另一方面，由于现代媒体对多元价值观念的传播，异域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亦进入人们的参照视野，传统文化所表征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相对化了，其对社会成员的穿透力和规制作用受到削弱。国人性观念的日益开放以及婚前性行为的不断增加可为显在例证。此外，商家为谋求商业利益，伙同现代媒体歪曲传统文化乃至炮制“伪传统”的现象，也时有发生。汤普森将传统礼仪在社会中的运作分为四个层面:诠释层面、规范层面、认受层面和身份认同层面［2］(P70)。对应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更明确地讲，现代传媒在诠释层面和身份认同层面对传统文化起到了传承作用，但在规范层面和认受层面则对传统文化有所削弱。仔细追究，传统文化的媒介化，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乖离，也可以被视为一种新的文化再生产和再创造。我们不妨仍以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为例略作分析:首先，推动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向现代“中国情人节”转型的深层原因是中国的城市化和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社会结构及社会心理的深刻变迁。其次，现代传媒对西方情人节文化的传播和呈现，则起到了很好的文化示范效应，“他者”文化的参照激活了现代人内心的情感表达欲望和对自我文化身份的再确认。再次，现代传媒对传统七夕节的传播和呈现，爱情主题得到更多的关注和凸显，七夕的其他传统文化意涵无形中弱化。最后，市场经济大潮下节日经济的繁荣所带来的商业利益，也推动了现代传媒与其他市场主体在传播和再造传统七夕上的合谋。至此我们可以发现，以社会结构与社会心理的变迁为深层背景，现代传媒深度介入并推动了传统七夕节文化意涵的转变。换句话说，在传统文化的媒介化过程中，现代传媒通过自身强大的符号表述力对传统文化的再建构，为传统文化赋予了现代生命力和全新的内涵。

生产、消费与新媒体:当代文化的媒介化

(一)新文化符号生产的媒介化现代传媒不仅是传统文化的“改造车间”，也是当代文化符号的主要生产者和传播者，是现代社会符号经济的主要载体和枢纽。换句话说，现代传媒既是符号生产的文化工厂，又是符号传播的流通码头。以“时尚传媒集团”为例，该集团有意识地将其总部“时尚大厦”内外空间做成“文化产品”，既巧妙实现由僵硬实体空间到柔性文化符号的置换，同时也树立了自身的时尚地标和文化地标。“时尚传媒集团”旗下拥有10多种生活潮流杂志，包括与国际著名杂志合作的中国内地版《时尚》(Cosmopolitan)、《时尚先生》(Es-quire)、《时尚芭莎》(Bazaar)、《时尚旅游》(NationalGeographicTraveler)、《华夏地理》(NationalGeograph-ic)、《男人装》(FHM)等［5］(P1)。通过这些杂志与其地标性建筑，不断地为中国新兴中产阶层提供建构身份、品位、生活方式等各方面内容的文化产品，时尚传媒集团成为实至名归、没有烟囱的符号工厂。而与国际著名杂志合作所带来的全球前沿视野与该集团时尚符号传播的本土亲和力相得益彰，也推动时尚传媒集团成为国际时尚潮流进入中国的驻泊码头。(二)文化符号消费的媒介化在新文化符号生产媒介化的同时，现代人对新的文化符号的认知、接受和消费，也受到现代传媒的深度影响。这是因为现代媒体通过大量的符号生产、复制和大面积传播，能够在短时间造成普遍的信息声势，产生强大的共鸣效果、累积效果和遍在效果，从而提升社会成员对新文化符号的认识与接受度。因此，我们可以讲，现代社会成员对符号产品的消费，是一种媒介驱动型消费。更重要的是现代传媒作为巨大的价值与观点数据库，在社会成员诠释社会图景与建构自我身份的过程中越来越具有不可替代性。现代传媒对当代人生活方式的介入是一种整体性介入和长期性渗透，这一切都使得当代文化不可避免地媒介化了。(三)新媒体环境下的“群众书写”新媒体环境下，文化的媒介化程度又被大大地向前推进。这是因为新媒体时代文化生产的模式由原来的“精英书写”推进到当下的“群众书写”［6］(P131)。传播技术强大的赋权作用，使得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成为普通草根民众自由表达的场域和文化狂欢的舞台。新媒体环境下文化符号的生产主体，由原来居于金字塔顶端的少数精英群体转变为普通草根民众和一般社会成员。网络恶搞和网络流行语等网络文化符号源源不断的生产和传播，传达了草根民众的声音和诉求，冲击和解构了原有的“精英书写”体制，体现了网络时代文化媒介化具有的开放性和解放性的一面。新媒体时代，文化媒介化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文化符号的生产和消费同步化了。这是因为新媒体的技术赋权大大弱化了传统把关机制存在的效能，文化符号的生产制作和传播也由原来的“过滤后出版”转变为目前的“出版后过滤”［7］(P62)，生产和消费之间的时间差被技术抹平了。

文化媒介化中现代传媒的社会责任

文化的媒介化趋势同时也提出了现代传媒的社会责任问题:在公平、公正原则指导下，谨防符号鸿沟和符号暴力的出现，并对权力保持警惕以保证现代传媒的公共性和独立性。(一)发挥现代传媒在符号生产中的主导作用，防止符号鸿沟当代社会成员的阶层分化，不仅仅以财富、权力为主要标志，符号分层也日益成为文化媒介化背景下当代社会分层的显著特征。符号产品日益将人们分为两个阵营:符号富裕者和符号稀缺者［2］(P216)。有研究者指出，那些常年累月在工厂和酒吧的第一线亲手制造城市文化的“民工”，在城市空间里享有的话语权极少，往往需要借助已有的中产阶层城市文化符号来表达自我［8］(P2)。我们认为，符号分层既是原有的财富、权力分层在文化媒介化环境下的延伸，使底层社会成员在感受物质匮乏、权力匮乏之外，又多了一层符号匮乏和文化匮乏，相对剥夺感更加强烈。但它也有自己的新特点，即符号分层是一种柔性分层，不像财富、权力分层那样存在硬性的绝对门槛，不同阶层之间存在符号共用的可能性。现代传媒作为社会公器，理应在弥合不同阶层之间的符号鸿沟、形成社会共识方面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因为随着中国社会的不断转型，社会利益结构、价值认同等日益多元，社会的和谐、有序越来越建立在不同阶层社会行动主体的动态博弈、妥协与共识的基础之上。另外，在文化媒介化中，现代传媒对文化符号生产、传播和消费等环节的深度介入和主导，也有利于其通过提升媒介近用性和传播亲和力的方式，提供符号救济，改善底层民众和一般社会成员的符号稀缺状况。而现代传媒如果在这一问题上无所作为，表层化的符号分层很有可能演变为符号富裕者与符号稀缺者之间的深度符码对抗，导致传播失序、社会撕裂。(二)善用传媒符号权力，化解现代社会符号暴力现代社会的符号系统，不仅仅是知识工具，同时也是一种支配手段。现代传媒作为现代社会符号的主要生产者，拥有建构现实的巨大符号权力。文化媒介化趋势的不断加强，更使现代传媒的符号权力越来越巨大化和复杂化。文化媒介化中另一个应该引起我们关注的问题即与此有关，即底层民众和一般社会成员文化消费中所面临的符号暴力问题。符号暴力是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提出的概念。布尔迪厄认为，社会的支配秩序并不主要是通过人身暴力来行使，而是依靠一种看不见的、沉默的符号暴力。“符号暴力是通过施行者和承受者的合谋和默契而施加的一种暴力，通常双方都意识不到自己是在施行或承受。”［9］譬如前文所述，城市民工往往要借助已有的中产阶层城市文化符号来表达自我。有研究者曾指出，这是“一种自然化了的异化现象，而异化的主体对此既浑然不知更无从以言语的方式进行表达”［8］(P3)。文化消费中符号暴力的危害性在于:一是导致了现代社会底层民众和一般社会成员自我异化，加剧了精英群体对他们的压迫和剥削;二是损害了现代传媒作为公共领域内公众意见代言人的角色和能力。造成这一状况的根本原因，正是符号精英或符号富裕者通过其占有的符号资本及其背后的符号权力，垄断了社会话语权，将自己塑造为“公共知识、信仰、态度、规则、价值、道德和意识形态的制造者”［10］(P22)。现代传媒作为符号资本的拥有者、符号权力的主要基础和社会话语权的主要载体，有责任成为利益、表达和信息不对称社会的平衡者［11］(P34)，进而为消解现代社会的符号暴力提供某种可能性。以新媒体为例，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作为新权力中心的崛起，在某种程度上改善了底层民众和一般社会成员符号资本匮乏的状况，传播技术赋权下的“群众书写”更为他们解构或对抗现代社会的符号暴力提供了某种可能。传播场域符号资本的匮乏是底层民众和一般社会成员对抗精英阶层符号暴力的一大劣势，但他们舍弃严谨、精致的符号表达，直接诉诸热烈、汹涌的情感逻辑，扬长避短，开辟了利益表达、博弈的新战场。因为对草根民众而言，符号是“他们的”，情感却是自己的。有研究者曾指出，我们有“必要重新认识网络互动中的情感因素。带感情的，并不是非理智的，更不是病态的”，实质上“反映了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道德和价值观的冲突”［12］。(三)坚守现代传媒的公共性，警惕文化媒介化背后的资本和权力渗透文化媒介化是现代传媒深度介入并主导文化产品的生产、传播与消费的产物。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现代传媒的这种深度介入和主导受到政治原则、资本逻辑和市场规律的共同限定。因此，探讨文化媒介化中现代传媒的社会责任，我们不能不对文化媒介化背后的政治、经济权力因素加以分析。所谓现代传媒的公共性，意指传媒如何可以成为社会开放、平等、理性的平台，如何可以让公共利益通过商议而得到体现［13］(P8)。就世界范围来看，现代传媒机构的运作更多地受到资本逻辑和市场规律的主导。这一模式的显著特征是传媒机构更加政治中立和迎合受众，以谋求资本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其在文化符号的生产、传播过程中追逐利益的行为，很容易在资本意志的驱动下走向极端，伤害现代传媒的公共性和公益性。《世界新闻报》窃听丑闻的屡屡发生即是显在的例证。除了这类极端事件以外，市场机制主导下的现代传媒在日常的文化符号的生产和传播中，也倾向于根据社会经济地位将社会成员分成三六九等，予以区别对待。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因为无法为传媒机构带来经济收益，而遭到排斥。就我国而言，现代传媒作为权力部门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延伸，其显著特征是政治平行性较高，传媒机构主要作为意识形态宣导工具而存在，党政权力对传媒机构的运作具有绝对主导权。这种状况带来的一个显著问题是，传媒资源受到长官意志和官方议程的高度支配。具体到文化媒介化领域，一个突出的特点是现代传媒在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播方面，往往受到地方政府强烈的文化资源开发冲动的左右，沦为政策吹鼓手，而真正的文化资源保护和传承问题反而得不到关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传媒机构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市场化取向的改革，使传媒机构在文化符号的生产和传播方面又多了一层市场逻辑的制约。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栏目的停播即体现了这种市场逻辑制约的残酷性。换句话说，在文化媒介化过程中，现代传媒生产优质文化产品、提升受众文化品位的社会责任遭遇市场逻辑的强烈阻击。面对上述文化媒介化背后的政治、经济渗透，我们应当通过新闻法治审慎而积极地调整国家—传媒关系、界定市场边界、规范传媒行为，为各社会行动主体在传媒场域的博弈提供健全明晰的规则，为坚守现代传媒的公共性提供制度支撑。

本文作者：陈辉张淑华工作单位：郑州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