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文学作品全版权运营合同优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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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著作权合同作为网络文学作品版权交易环节的重要内容，关乎网络文学全版权运营的健康、稳定发展。本文以某集团合同纠纷事件为切入点，分析著作权合同主体利益失衡、撤销与解除条款的适用偏差以及网络文学作品的改编争议问题，并从著作权合同公示制度、版权终止与撤回制度和作品改编规制三方面，提出网络文学作品全版权运营中的著作权合同优化思路。

关键词：著作权合同；网络文学作品；全版权；合同优化

1网络文学作品全版权运营的现实背景

网络文学在我国的兴起始于20世纪末，经过20余年的发展，现已呈现百花齐放的繁荣态势，作品数量海量增长，题材新颖多元，读者规模巨大。与此同时，随着互联网数字技术的大力推动和融合出版概念的深入影响，以网络文学作品为核心的IP（IntellectualProperty）多样化开发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网络文学作品“全版权”的概念顺势而生。[1]网络文学作品的全版权运营是指以网络文学作品为基础的动漫、影视、游戏、有声书等周边产品的全方位开发和多元化运营，以实现网络文学作品价值最大化。作者与网络文学平台签署著作权合同，处于网络文学作品全版权运营的上游版权交易环节。在网络文学作品全版权运营飞速发展与巨大经济利益的双重影响下，尽管著作权合同属于“契约自由”的双方协议，但由于作者与网络文学平台之间的地位差异以及著作权合同法律规范的欠缺，著作权合同纠纷问题仍极易发生。某集团拥有起点中文网、创世中文网、云起书院、红袖添香、潇湘书院、QQ阅读等网络原创与阅读品牌，遥遥领先于百度文学和阿里文学，占据中国网络文学市场的领军地位。[2]本文以该集团合同纠纷事件为切入点，对网络文学作品著作权合同纠纷问题进行深入分析，从中探查网络文学作品全版权运营中的著作权合同优化路径。

2网络文学作品全版权运营中的合同问题探究

在网络文学作品全版权运营的版权交易阶段，作者与网络文学平台签署的著作权合同主要以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与著作权转让合同为主。本文以上述某集团合同纠纷事件为切入点，分析这两类合同所面临的问题。

2.1著作权合同主体的利益失衡

在网络文学作品全版权运营的版权交易阶段，网络文学平台扮演着网络服务提供者和作品传播者的角色，加之数字技术在作品传播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网络文学平台逐渐成为占据实质优势地位的一方。[3]而作者基于个人收益和作品的需要，需要将部分或全部著作财产权转让或许可给网络文学平台使用。相对于少数影响力巨大的知名作家，大多数作者在面对网络文学资本巨头时，显然处于极为弱势的地位。网络文学平台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在著作权转让或许可合同中设置不合理的条款，直接导致著作权合同双方主体之间利益失衡问题的出现。例如，某集团版权交易合同中设置了“作品免费阅读模式由平台自主决定”的条款，这不利于大多数依赖读者付费订阅才能产生收益的网络文学作家，但平台则可以通过作品免费阅读模式吸引更多网络用户、增加平台关注度，从而通过点击、广告引流等方式间接获取商业收益。[4]除此之外，如排除作者改编分成、限制未来作品交易等合同条款也会拉大平台与作者双方的利益差距。网络文学平台忽视对作者利益的合理分配，甚至减损作者的必要收益，势必导致部分优质作者的流失和作品质量的参差不齐，不利于网络文学作品全版权开发。

2.2撤销与解除条款的适用偏差

网络文学作品多以连载为主，多数情况下平台方在作品还未完结时便通过版权格式合同将作者的著作财产权买断，并在合同中约定“不可撤销”等条款。随着作品粉丝数量的增加和作品影响力的扩大，作品全版权运营进程不断加快，作品的商业价值随之翻增，但作者却被排除在作品翻增利益的分配范围之外。[5]如网络文学作品《大唐明月》的电视剧改编权共卖出1300万元，而作者蓝云舒只分到税前18万元，这种明显的利益失衡现象在网络文学作品全版权运营中显得极为不公平。对于这种限制作者对网络文学作品后续全版权开发利益分配的不公平现象，我国著作权法并无相应的保护作者权益的制度规则。在合同约定了“不可撤销”“不能解除”等条款，或双方不能达成协议解除的情况下，对作者权益的维护只能从《民法典》合同编及司法解释中寻求答案。一种途径是合同撤销，与之相关的是《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的显失公平制度，若想适用该条规定将合同予以撤销，必须符合一方当事人利用另一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致使合同成立时显失公平。然而，网络文学平台与作者签订著作权合同时的地位不平等状态并不完全契合合同撤销的客观要件，很难认定作者处于危困状态或缺乏判断能力，法律也并未对其他可适用情形做出明确规定，这便导致《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一条可撤销条款的适用难题。另一种途径是合同解除，排除《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二条规定的协议解除，《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三条规定适用合同法定解除的情形包括不可抗力、主要债务不履行或迟延履行、违约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等，以及《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三条规定的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的情势变更解除，似乎也无法切合适用于网络文学作品在全版权开发中商业价值猛增导致的不可预估的情况。

2.3网络文学作品的改编争议

对网络文学作品进行影视、动画、漫画、游戏等项目的IP改编是网络文学作品全版权产业链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十四项将改编权定义为“改变作品，创作出具有独创性的新作品的权利”。这一定义较为宽泛，结合现有改编权类型的多样性，随着科技的飞速进步，可以预见，未来也将出现新的改编权类型。而上述某集团著作权合同中对改编权范围的规定，除常见的改编权类型外，用“其他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法定著作财产权）”来界定现有的及未来的所有改编权类型，如此试图涵盖所有改编权类型的不清晰的合同条款并不符合现行著作权法的规定。同时，该集团著作权合同中关于改编权的转授权由集团自行决定的条款与我国现行著作权法的内容不符。改编权是否可转授权与合同属性有关，著作权转让合同与著作权许可合同对此的适用存在差异。根据刘春田教授的观点，在著作权转让中，受让人可以将其权益进行许可或转让，不受原权利人控制。而在著作权许可中，除非合同有明确约定，否则被许可人不得进行分许可。[6]改编权作为最重要的演绎权类型，是在保留原作品基本表达的情况下，通过改变原作品的表达创作新作品的行为。[7]对网络文学作品进行改编，其作品类型、艺术表现形式等方面会发生变化，由此产生的侵犯作者保护作品完整权的案例也较为常见。2016年，天下霸唱（《鬼吹灯》作者张牧野）诉电影《九层妖塔》侵犯著作权案[（2016）京73民终587号]中，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二审认为被告侵犯了原告的保护作品完整权，改编作品应符合必要限度，不应以“有损作者声誉”为限，如果改动的结果导致作者在原作品中要表达的思想情感被曲解，则这种改动就构成对原作品的歪曲、篡改。[8]保护作品完整权属于著作人身权的范畴，出于对创作者的精神权利之保护和社会文化之发展的需要，强调保护作品完整权极为必要，进行网络文学作品IP改编时应重视对作品完整性的保护。

3网络文学作品全版权运营中的合同优化思路

3.1著作权合同公示制度的构建

著作权交易，处于网络文学作品全版权运营中的上游环节，对作品后续IP改编具有重要意义。针对网络文学平台与作者地位悬殊所导致的利益失衡问题，可从大众监督的角度，采用对双方著作权合同进行公示的方式予以解决。我国著作权法对著作权许可合同和著作权转让合同所涉及的著作财产权变动没有公示的要求，仅《著作权法》第二十八条规定了以著作权中的财产权出质的，由出质人和质权人依法办理出质登记，该规定遵从物权法中的公示要件主义的原则，即物权变动需要经登记才能生效。虽然现行《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了与著作权人订立专有许可使用合同、转让合同，可以向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备案，但此规定不具有法律强制性，且“备案”的效力也没有明确。[9]从维护现有制度稳定性的角度出发，结合我国著作权交易实践，将作者与网络文学平台之间的著作权合同或后续版权交易相关的著作权合同进行公示，可使得处于优势地位的网络文学平台受到大众监督，在一定程度上防范平台和作者两者之间利益失衡情况的发生。对于合同中涉及的公开事项，可由国家著作权主管部门统一制定，既保证合同有关条款的有效公开，又防止商业秘密的泄露，也使得可公开的合同条款受到社会各界的监督。若合同中仍存在“霸王条款”，会对企业声誉造成不良影响。著作权合同公示制度的构建，能够督促网络文学平台在制定合同时重视作者权益，减少网络文学作品全版权开发中上游版权交易环节的障碍。

3.2版权终止、撤回制度的设想

为实现网络文学平台与作者双赢，缩小双方在网络文学作品全版权开发中巨大的利益差距，对作者无法公平分配作品全版权开发后续递增收益的问题，可以借鉴国外经验，构建我国著作权合同的终止、撤回制度。根据《美国版权法》第二百零三条对版权终止权（TerminationRight）的规定，除雇佣作品外，自版权许可授予之后的第35年起的5年内，作者或其继承人可以终止许可，从而收回之前已被许可的权利，但应当在终止生效前的2至10年内将通知送达被许可人，且权利人不能预先放弃版权终止权。[10]美国版权终止制度是对合同自由的一种限制，是对作者获得极少报酬问题的回应，版权终止对应的便是著作权合同的解除，给予作者在未来阶段对于作品收益分配和使用的重新磋商的机会。另外，《德国著作权法》第四十一条对版权撤回权（ReversionRight）进行了规定，排他性使用权人不行使使用权或不完全行使权利并且给作者的合法权益造成严重损害时，作者有权行使撤回权，即有权撤销转让或终止授权，且这种撤回权不得预先放弃，只能在许可或转让开始生效的2年后行使。[11]不管是版权终止制度还是版权撤回制度，都是对处于弱势地位的作者的权益的维护，赋予作者更加公平获得作品价值的交易机会。对我国而言，如果著作权合同符合我国法律关于合同撤销、解除的情形，可以直接适用我国法律予以解决。但面对大量著作权合同的履行中创作者难以分享其作品收益递增所获的经济利益问题，[12]我国可以借鉴美国、德国关于版权终止和版权撤回的规定，构建我国的版权终止、撤回制度。

3.3网络文学作品改编的规制

网络文学作品的全版权开发离不开对作品的改编。针对著作权合同中作品改编权的争议，需要结合现有法律规范，对其予以回应。首先，作者与网络文学平台之间的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或著作权转让合同中涉及的著作财产权内容应予以明确，防止使用“其他权利”等模糊字样包含许可或转让的全部权利类型，应在合同条款中明确列举每一项需要许可或转让的权利类型，并列举每一项权利的使用范围、目的、期限以及版税标准等。[13]针对范围广泛的改编权，可以对改编权具体类型、改编权是否可转授权、改编中作者的参与程度、改编类型的收益分成等条款进行清晰的约定，还可以在合同中预留协商变更条款的更改空间，作者与网络文学平台双方以实现网络文学作品价值最大化为一致目标进行协商。若在著作权合同中没有对将来可能出现的新型改编类型的许可或使用进行约定，则根据我国2020年修订的《著作权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即，没有明确许可、转让的权利，未经著作权人同意，作为版权被许可方或版权受让人的网络文学平台不得擅自行使此类新型改编权。其次，若网络文学作品的改编侵犯作者的保护作品完整权，我国现行《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四项仅规定“保护作品不受歪曲、篡改”，但从保护作品完整权的法律价值定位上看，也关系到对作者声誉的维护，防止他人破坏作者的“精神、人格的特征”，保护作品完整权是作者享有的制止因歪曲篡改作品导致的人格精神受损害的权利。[14]尽管司法实践中存在对保护作品完整权标准的主客观之争，但是，着眼于著作权法中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价值取向，应以作品改编是否在实质内容上有歪曲篡改并有损作者声誉的行为为判断标准[15]，明确著作权合同中保护作品完整权的方式，将其作为网络文学作品全版权开发中对改编的限制。从网络文学作品全版权运营的角度看，著作权合同的协议内容既不能阻碍全版权运营对作品的改编创作，也要注重对原作品的思想情感和表达内容的保护。

4结语

网络文学作品的全版权运营势不可挡，据《2020年中国网络文学版权保护研究报告》数据显示，2019年阅文集团版权运营业务收入达44.2亿元，同比增长41.0%，可见网络文学版权商业开发的极大潜力。[16]与此同时，在网络文学作品的全版权运营中，不能忽视版权交易阶段所面临的著作权合同问题，上述某集团著作权合同纠纷事件仅是网络文学作品全版权运营中的著作权合同纠纷之一隅，但切实反映出由于作者与网络文学平台之间的地位差距导致的利益失衡问题，撤销、解除条款的适用偏差，以及网络文学作品的改编争议。随着网络文学作品全版权的纵深化、立体化开发和运营，可以通过构建著作权合同公示制度对网络文学平台和著作权合同的相关内容进行监督，制定我国的版权终止与撤回制度使作者可以公平获得其作品后续递增的收益，重视对作品改编权的明确约定和作品完整性的保护，从而优化网络文学作品著作权合同，以推动网络文学作品全版权运营的健康、稳定发展。

作者：杨非 吕自愉 刘超 单位：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 华中师范大学知识产权研究所 知识产权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