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平等原则下民族文化建设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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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族平等与民族文化的内涵

民族平等是马克思主义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之一，即各民族不分大小、强弱、先进与落后，均处于一律平等的地位，任何民族不得以任何借口享有任何特权。民族平等原则最初由资产阶级提出，曾在反对封建主义和民族压迫的斗争中发挥过进步作用。无产阶级认为民族无论大小，都对人类文明作出了各自的贡献，任何一个民族都有权享有平等的地位，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则。民族平等是民族团结的基础。有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观进行了解读，指出以主体角度而言，民族平等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群体之间的平等，即各民族不论其人口多少、经济社会发展程度高低、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异同，在政治和法律上具有同等地位，依法享有相同权利，承担相同义务；二是个体之间的平等，即一国公民，不论其属于哪个民族，在权利和义务上完全平等。中国共产党历来主张民族平等，反对民族压迫。邓小平1950年讲到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时指出：“所有这一切工作，都要掌握一个原则，就是要同少数民族商量。他们赞成就做，赞成一部分就做一部分，赞成大部分就做大部分，全部赞成就全部做。”这体现出的就是民族平等和协商精神。邓小平在1990年讲话指出：“我们的民族政策是正确的，是真正的民族平等。”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全面正确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牢牢把握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加快民族地区发展，保障少数民族合法权益，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这是当下民族平等建设的指导方针和基本原则。所谓民族平等，就是各民族之间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包括政治、法律、经济、文化等方面享有相同的权利、处于同等的地位，是社会权利在各个民族间的平等分配。本文侧重探讨作为群体之间的民族平等问题。所谓民族文化，则是各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具有本民族特点的文化，是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的总和。民族文化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民族文化是指国家（地区）的或种族的文化；狭义的民族文化仅指少数民族生产生活过程中创造和传承的文化。两种文化既相互包容并存，同时又有着区别，本文论及民族文化特指少数民族文化，侧重探讨精神和制度层面的少数民族文化。

二、民族文化的特性

“一个民族之所以成为民族，最关键的莫过于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文化是民族形成和划分的核心，民族文化是在历史过程中累积的风俗、习惯、思维方式、精神特质积淀的结晶，是民族自尊和自信的精神源泉，是维系民族认同和社群存在的纽带，贯穿于民族的总体性文明的各个层面，对民族成员起着行为规约和价值引导的作用，它体现出以下几个较为鲜明的特性。

（一）民族文化的自由性与超越性

我国是一个拥有56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汉族以外的其他民族人口比例较少，故称为少数民族，分布地域却极为广泛，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相互交错居住的分布格局。少数民族由于地理环境和生产方式的影响，多从事狩猎或农耕，他们朴实、率真的审美观来源于其终日的身体劳作，并演化出通过舞蹈、游戏等以身体活动为主要特征的文化艺术，表现形式直观外露，且具有自由性、浪漫性、独创性等特点。少数民族往往尊崇“天人合一”、“敬畏自然”，对生命终极价值的理解显示出对世俗功利的超脱、超越，故而更多地展现出人性中摆脱束缚、坦荡自然的一面，这在少数民族的文学作品、民间歌舞、生活习俗等方面都有所体现。而汉族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在儒家思想长期的教化下形成了较为内敛的民族个性。少数民族文化的自由性与超越性，毫无疑问散发出“异文化”的独特魅力，往往令现代都市人感受到心灵徜徉的平和与快乐。应该看到，这种自由性与超越性是与他们所处的后农业时代相匹配的生活态度与生活方式，也投射出现代人对后工业文明造成的人性异化的一种反叛与疏离，寄托了摆脱后工业文明带来的种种弊病的希冀。

（二）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

人们往往将少数民族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事实上它并非铁板一块，其内部存在较大的结构性差异。民族文化的差异性是一种客观存在，应以尊重包容的态度来对待，不应放大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和矛盾，更不能预设不同的民族（由文化或宗教来划分）无法和谐共存。承认少数民族的文化差异性，应主张少数民族文化的独立价值；主张文化认同和民族个性；主张维护少数民族平等的文化权利。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包容，也就是认同彼此民族文化成员身份、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和历史传统，对不同少数民族文化发展道路给予尊重，不强求普适性的语言和民族文化形态，不刻意消解各少数民族的正当合法权利。应以不同民族、不同历史文化传统为基础，促进理解和交流，从而构造一种兼容并包、和谐发展的多元民族文化。文化的差异并不是非黑即白，非对即错的“零和博弈”，走向民族平等，并非意味着消除差异，而是遏制不良差异，包容合理差异，发展良性差异，是建立在民族平等基础上的内涵丰富的差异。同时，保护民族文化多样性，弘扬多种文明与文化共存的价值观。所谓多样性，就是以文化异质性为前提，充分考虑各民族文化之间存在的差别及不同民族特殊的历史经历。民族文化作为人类的共同遗产，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区具有迥异的表现形式，民族文化多样性是交流、创新的源泉，也是中华文化的活力之源。只有通过不同民族文化主体的互动交流，进行平等对话和沟通，从而既保持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又能共享某些价值观，进而利用合适的文化因子，辅之以贴切的载体，才有望根本上解决深层次的文化冲突，那些看似不可调和的矛盾才有机会得以解决。

（三）民族文化的封闭性和排他性

历史上少数民族及其文化相对封闭，较少受到开明文化的辐射和浸润，现代民族意识发育迟缓，现代科学和理性的因子匮乏。一方面少数民族文化的封闭性使之具有一种天然的内聚能力，民族精神中较为关注集体价值，保持共同的生活习俗、思维方式、民族认同；另一方面也容易走向极端，排斥与外部世界的交流，固化民族心理，诱发盲目排外情绪，陷入狭隘的民族主义漩涡。民族文化的封闭性与排他性，某种程度上制约着民族成员素质的提高，影响与外部世界的交往和民族政治经济的发展变革。如果排斥外来优秀文化、抱残守缺，将会导致民族文化的停滞衰退，只有文化的撞击才能带来文化的觉醒和文化的真正繁荣。当今时代，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广泛，封闭性更容易窒息传统文化的生命，钳制其发展空间。先进民族文化应以现代化建设和发展为己任，不应保守、排他，而是包容、创新，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引导民族的进步与繁荣。

（四）民族文化与宗教叠加性

我国有一亿多少数民族人口，其中相当多的民族信仰不同的宗教，民族文化与宗教文化显现出叠加性。同一民族，可能同时信仰相同的宗教，也可能同时信仰几种不同的宗教，还可能同时信仰同一宗教的不同教派。不同民族，可能信仰不同的宗教，也可能信仰同一宗教甚至同一教派，还可能信仰同一宗教的不同教派，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与错综复杂的宗教格局相互叠加、相互影响。以西北地区为例，它是多民族多宗教地区，许多民族全民信教。其中藏族、蒙古族、土族、裕固族等信仰藏传佛教；维吾尔族、回族、撒拉族、哈萨克族、东乡族、保安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塔塔尔族、乌兹别克族等信仰伊斯兰教；还有些民族信仰东正教、佛教、道教等。宗教在西北少数民族社会中具有广泛性、群众性、包容性、民族性和国际性等特点。西南地区亦是如此，云南省就被称为“世界宗教博物馆”。云南的跨境民族及多宗教信仰和睦并存，在少数民族中还存在着形式多样、内容繁杂的原始宗教崇拜形式。正因为少数民族文化与宗教的叠加性，使重视文化问题与重视宗教问题同等重要，特别是全民信仰某一种宗教，使他们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受到宗教的浸染，民族感情与民族意识与宗教感情、宗教意识融合交织、难以分割。文化与宗教的这种叠加性决定了宗教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殊性，尊重少数民族宗教信仰，推进民族信仰与民族理智的融合，这是实现民族平等、发展民族文化的必要条件。除了上述特性，有学者研究认为少数民族文化具有形态多样性、分布立体性、环境适应性、传承神秘性、认同全民性的特征，少数民族文化的变迁除了已得到广泛认同的文化融合外，还有文化区域化、文化流失和文化退化。随着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各民族文化的发展呈现出个性差异越来越小、共同因素越来越多、结构越来越复杂、内涵越来越丰富的新的特征，各民族文化融合的进程显著加快。特别需要指出，民族文化融合与民族文化同化是两个相异的文化趋同过程，其区别在于前者是自觉自愿、理性和平的过程，而后者则通常是被动消极的过程，往往伴随着压迫和暴力等行为。

三、在民族平等的基础上加强民族文化建设

目前，我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状况是复兴、衰退和变异三种现象同时并存。在民族平等的大环境下，独具魅力的少数民族文化百花齐放，迎来复兴的春天；面对现代化转型和外来文化的冲击，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亦面临破碎、流失，自身发展内力不足的困境，出现不同程度的衰退；部分少数民族文化在市场的利益驱动下被物质化、庸俗化，沦为赚钱的工具，失去了本源意义，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异。面对这种错综复杂的格局，应当从三个维度，以民族平等为基点，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领民族文化建设。一是社会历史维度，保护在历史和现实基础上形成的少数民族文化基本共性，承认多样性条件下形成的民族凝聚力和归属感；二是社会结构维度，各民族文化一律平等，每个民族都应当拥有自己的发展空间，大力推动少数民族文化创新；三是社会发展维度，即通过政治领域和文化政策革新，真正使多元民族文化和谐发展、焕发生机和活力。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民族文化发展，既要顺应民族文化发展的自然规律，又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理性地、自觉地选择新的文化生长点，确保民族文化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要求发展和延伸。

（一）加强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中华民族文化表现为“多元一体”的基本格局，少数民族文化是灿烂辉煌的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市场化深入发展的大背景下，许多少数民族都面临着两难的选择，既渴求摆脱现有的经济困境，又希望保留传统文化，对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冲突，充满不安、焦虑与担忧。为此，当务之急是对优秀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不仅要寻找文化与经济的契合点，同时应大力加强民族文化的学校教育与宣传，通过立法手段有效保护少数民族文化权利，调动政府、市场和各社会团体的力量，积极培育扶持文化传人。当前我国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保护还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保护价值理念上的单一性，保护内容上的狭窄性，保护措施缺乏可操作性以及权利主体缺乏自觉性等方面。面对少数民族历史文化遗产，一方面应秉持动态的、发展的保护观，使少数民族各种文化要素能够完整地传承延续，为民族文化的潜在价值和优势的发挥提供基础性条件。另一方面当以扬弃的态度对待民族传统文化，对民族文化进行识别与甄选，继承具有深厚底蕴的优秀传统文化，使之与现代性相适应，成为各少数民族谋求自身发展的不竭动力，与整个中华民族文化一起成为振奋民族精神的巨大能量。“民族文化生态村”模式在实践中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它提倡文化的“就地保护”，即主张文化不脱离其产生、培育、积累、发展的环境，不脱离其创造者和拥有者，使文化在其植根的生态环境中，主要由当地人而非外来者来进行利用、保护、传承和发展。要保护传统文化资源的原生态性质，就必须坚持和鼓励在本乡本土的自我传习，民族文化生态村所保护的就是特定村落地域内的少数民族群体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长期互动中所创造的物质与精神文化。一方面将有价值的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完整地保护和保存在其所属村落、社区及生态环境中，使其拥有发展和延续的良好自然与社会环境，从而唤起本民族对自己传统文化的保护意识与文化自信；另一方面，顺应现代文明发展大趋势，实现村落文明、繁荣、祥和，让少数民族人民能够共同享有现代文明成果，并最大限度保留自己的优秀传统文化。此外，科学技术应成为民族文化保护的有效工具，特别是信息数字化手段创造了新的文化载体，应逐步将民族古籍、民族艺术、民族文化形态完整地记录下来，打造出少数民族文化基因库。随着民族网上博物馆、网上民俗馆、网上音像馆、网上图书馆以及网上艺术长廊等的开发与建设，民族文化将扩大自己的辐射范围和影响力，成为全国性乃至世界性的共享财富。文化传承，是指文化在民族共同体内的社会成员中作接力棒似的纵向交接的过程。这个过程因受生存环境和文化背景的制约而具有强制性和模式化要求，最终形成文化的传承机制，使民族文化在历史发展中具有稳定性、完整性、延续性等特征。民族文化的传承同样离不开民族内部成员的广泛参与，在学校中加强民族文化教育是切实可行的方案。应依据民族特点和历史，因地制宜设置有关少数民族文化的校本课程：教学内容上，注重采用激发民族自尊心、自豪感的历史资料，注重贴近生活，可以将各民族民间工艺作为素质教育的内容之一，既适应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又能使在校学习被民族成员所认可；采用生动活泼的教学方法，使少数民族文化教育回归到知识积累、情感认同的本源上，摆脱应试教育的束缚，彰显生活特色；教育形式上不拘一格，将校园内外的各种活动结合起来，在行动中涵育青少年的民族精神和气质，潜移默化地传递少数民族文化的精髓。

（二）加大民族文化的开发与研究

加大民族文化的开发与研究，其前提是反思和定位少数民族文化开发与研究所具有的价值。毋庸置疑，少数民族文化的开发具有广阔的市场价值，可以繁荣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提升物质生活水平；而更为重要的是民族文化所具有的非市场或非产业价值，那就是作为民族内部的精神资源满足人的精神欲望、抚慰心灵、维护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因此国家应当采取“双轨制”的民族文化发展战略，既大力发展公益性的文化事业，又积极发展面向市场的文化商业和文化产业。少数民族文化资源与生态资源一样，具有唯一性、脆弱性，随意而盲目地开发，可能会导致永久性的破坏。因此必须科学有序地开发，将专家论证、民意收集有机结合起来，将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的性质和价值评估与环境和生态发展评估结合起来，从开发的方式、方法、途径和步骤等方面综合考虑，确立优选方案、科学规划、稳步推进。加大民族文化研究，应有意识地超越民族文化的固有框架模式，将自身置于多元文化和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通过民间力量、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合作，通过田野调查，收集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进行整理、分类和提炼加工。民族文化开发与研究可以说是文化演进过程中的必由之路，但是也应当注意到目前民族文化的开发还停留在浅表层次，开发往往意味着大力发展民族地区旅游事业，着力于民俗表演、民族制品销售、民族历史记忆的再现与复制等，民族文化的开发过于商业化、表演化、符号化和物质化，而民族文化研究也有学院化、学术化的倾向，不能满足于将异彩纷呈的民族文化仅仅变为博物馆或艺术馆的藏品，而应当让它在生活中显露出热烈、奔放的生命力度。

作者:上官莉娜 单位:武汉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