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视域下民族文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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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区域性民族文化传播的困境

在民族区域内部，其文化传播所面临的主要困境是：主流媒介的浸透与地缘文化的消匿。马克思主义认为，民族具有“地缘性”特征。它首先是以“共同地域”为基础，后逐渐形成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经济生活范畴，衍生出共同的文化、习俗及心理素质，最终构成稳定的民族群体意识。可以说，民族的兴勃与人及其意识的地缘性聚集有相当的关联。这一点，直到19世纪上半叶电报普及以前仍未改变。然而电子媒介的兴起，使地域间信息传递的速度大大超越了人的物理空间移动速度。传播技术的革新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传统文化中时空分治与分野的状况。报纸、电话、广播、电视、网络等传播媒介日新月异，地域空间的阻隔在时间上所留下的“异时性”沟壑已渐渐干涸，共时性的“地球村”早已不是幻象。虽然很多人不忍认同，但几十年来主流媒介的渗透对世界多元文化的影响之一仍旧是“趋同性”。这一情况可大致从两种运动方向上作理解，一个是跨区域间的文化同质化；另一个是地缘区域内部对文化多样性的遗忘或抹杀。就前者而言，一个典型的例子来自21世纪初马耳他官方对本民族所做的传播现状调查。在这个位于地中海、人口只有42万的独立共和国中，95%的人口属马耳他族，马耳他语（其民族母语）被定为这个国家的官方语言。虽然历史上受到英国殖民文化的影响并在地缘上靠近意大利，但到1947年马耳他脱离英国自治时，其英语、意大利语人口所占比例还不足三分之一，然而到了电视作为主流文化传播手段而如日中天的上世纪80、90年代，其第一语言为英语或意大利语的人口已占到总人口数量的87%，并且情况仍在继续。欧洲主流文化对马耳他青年人的渗透已不可逆转。调查中，该国境内十来岁的孩子都只讲英语，并且“他们以自己不讲马耳他语或听不懂这种本民族的官方第一语言为荣”。人们希望借此冲破本土文化及传统的桎梏，外来文化在这个民族中成为其民众“受过良好教育”的标志，带有民族特色的文化活动与商品被归到旅游部门来管理，而用马耳他语制作的本土电视节目在其族人看来也只是个笑饵，消遣一番罢了。简言之，英语和外来文化成为马耳他民族的未来，亚文化族群的共同心理认同正在消褪，其民族内在的传统文化正在加速消失。这其中我们看到一个固守着本土地域的民族是如何被新兴的主流大众媒介所残食而趋向“外化同质”，类似的情况在有关亚文化流失的比较研究中屡见不鲜。如果说跨区域间的文化同质尚不足以与中国的民族文化状况相提并论，那么“趋同性”的第二个运动方向———地缘区域内部对文化多样性的遗忘或抹杀，则更加具有典型意义。这里选用一个由“新媒体”导致的，强势文化辖域内部———次级地缘文化“被遗忘/被消失”的实例。在广袤的澳大利亚平原上，卫星导航仪（GPS）已成为旅行途中必不可少的新媒体元素。然而，当地学者却指出：这种基于地理位置移动的新兴媒介正导致承传了上百年的澳大利亚本土“小镇文化”的迅速消逝，人们不再任凭兴致而改变旅程的方向，于遥远的路途中随遇而安地停靠在高速公路旁的小镇咖啡馆，安享一杯下午茶或特制的农家甜点，与热情的本地人闲谈，随他们一起牧羊、摘蟠桃或樱桃，并就此被本地的风土人情或自然历史所吸引而决定留宿几天。如今，这些路边小镇的服务设施正被大量荒废，因为旅行者车内的GPS上只有一个目的地———作为主流文化发祥地的大都市。这是一个绝好的隐喻：在文化“趋同”运动的过程里，主流文化像磁石一样将人们的目光和脚步强烈地吸引过去，人与自己脚下热土之间的缘分被日益冲淡，过程和旅途被遗忘，重要的只是“达到目的”或“到达目的地”。新兴媒介熏陶下的次级文化若不能成为主流的目的地，在地缘上便会遭遇无情的遗忘。就中国的情况看，民族性本身与地缘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先前，各少数民族在地缘上“大杂居、小聚居”所导致的文化交流与传播障碍，在当前媒介的强力渗透下已不明显。与此对应，大规模的人口移动（如：进城打工潮与民族风情旅游热）以及现代信息通讯手段的瞬时穿透力，已使民族地区的文化面临空前的同质化，而地缘上的偏远、孤立，又导致民族文化在主流传播视野中的式微。

二、亚文化拒斥与新媒体的介入

亚文化传播中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主流媒介在信息传递上的单向性，越来越导致文化传播的单极化。电视、广播、报纸等主流媒介的单向传播大多缺乏与受众的交流、互动与反馈。长久以来，大众媒介文化的单向输出难以填补地缘上亚文化群落的多元诉求。民族精神与文化特质难以绽放，主次群落间信息缺乏对等交流。同质化与被遗忘，一方面致使亚文化本身的多样性受到挤压、无以纾解；另一面也造成主流范畴内，次级文化信息的真空。其结果，常常引起亚文化的种种拒斥。严重的，甚或导致民族自由化倾向及不合理宣泄；极端的情况，会由精神层面上升到行为，引发区域性骚动，或与境外势力勾结后，发展为恐怖威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化渗透”遭遇伊斯兰文明的拒斥就很能说明问题的严重。世界矛盾的主要因素在过去的十几年内正迅速起着变化，即由原来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冲突转向次级文化与主流文明间的对抗与挣扎。问题出在哪？循着单向传播形态的固有思路，传统的大众媒介将怀疑与指责投向网络和新媒体，这并非全无道理。新媒体从根本上讲，是强调交互性的媒体（例如BBS或SNS具有的即时评论与互动功能）。它为传播带来两个全新的变化：一是削平了传播者与接受者之间的地位差异，将他们拉入到共时性的信息交流层面；二是填补了单向度传播的交往性缺失，社交媒体促进了信息的分众化和隐私性。由此，新媒体打破了主流媒体的意见垄断，“意见量的级数增长和级数传播代表了压抑状态下公众的释放与自我救赎”，互联网、微博和微信很快触发了以往受众处于沉默状态下的媒介参与意识。这些变化经由复杂的传播过程，放大（改善）了次级文化介入主流媒介时的影响力。按照单向传播的逻辑，新变化显然把水搅得越发浑浊了———传播的全民参与性破坏着正常的新闻生产秩序；让全民都成为“评论员”又大大减弱了舆论的导向性；主流话语一旦丧失权威，谣言就会在社交媒介中滋生、激荡，久久无法平息。反过来，从文化的多样性及其承传的角度看，传统的大众媒介经营观念也未必没有责任。无论这些经营决策来自传媒巨头、官方或是精英财阀，上百年的文化趋同运动已为他们积淀出权力话语的生存惯性，难以容忍新媒体在草根层面上为亚文化的合理宣泄带来契机，行动上必然倾向于———抑制。一时间，行政指令上的收紧以及对网络与即时评论的种种监控一哄而上。媒介渠道的控制虽见效快，但形式上容易使小新闻、小摩擦、小事件上升为对民族、区域或群体的权利抑制，实质上有损区域内部的民众团结。再者，强硬的抑制手段也正凸显出主流媒介面对亚文化、次级文化或民族文化介入时的力不从心，反衬出受众对新媒体参与性的热衷。当然，主流媒介并非一味地趋同，面对次级文化的张力也会做出修补。例如2014年5月，大众媒体集中报道：在湖南上大学的维族学生阿迪力•买买提吐热———来自新疆喀什的一个切糕世家的淳朴孩子，是如何与他的汉族同学们齐心协力开设“切糕淘宝店”的传奇经历。但大众媒体对民族文化传播的力度还远远不够。主流话语中，阿迪力的故事只能成为某种来自异域的“奇观”或“点缀”。真正的民族文化繁荣，要靠区域性的文化自信。自信意味着打破向心力驱使下的媒介意志垄断，而传递本民族、本地区的文化特质。至少，它在传播中应与主流文化保持对等的沟通。而现在看来，民族文化仍处于被笼罩的“亚文化”次生范畴。谈到“亚文化传播”———这绝不是一个孤立的民族问题，而是全世界所需面对的共同难题。当前，世界上对“亚文化传播”与“少数族裔或少数民族传播”的比较研究正如火如荼。这说明，不只是中国，世界上很多地方的少数族群文化同样受到主流文化的同质化困扰。“和而不同”的多元文化愿景，仍任重道远。

三、交互性的回归与时空拓展

新媒体果真如上文所说，是个一无是处的捣蛋鬼吗？若文化多样性尚需在共时性上开创平等的交流，那么新媒体正好给它提供了交互的契机。传播学中，把双向（或多向）信息流动及其效果互映所形成的系统化过程称为交互。然而，交互性在文化传播的历程中，表现出上下沉浮、若隐若现的不稳定性。作为社会原初的信息传递手段，口语传播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人际间面对面的交流和互动。不过，时空上它具有天生的局限，无法精确、久远地传递。于是，体外化媒介应运而生，从岩画、甲骨文，再到竹简及笔墨纸砚，文字与书写使信息传递的距离、精度及耐久保存性大为提升。但恰恰是这些优良的特点断送了传播的交互性，文化的双向即时感染力被单调的主流均质化所取代。现性意义上绝大多数的传播形态（如：印刷、广播、电视等）都不断弱化交互性。单向度传递的后果，就是文化间缺乏平等的互映与呼应。这是次级文化现象催生的根源，也是民族文化陷入困境的症结所在。民族文化的延续源于传播形态的有力支撑。当下，新媒体给民族文化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数字化、网络化、电子智能化的应用手段，使其兼具口头传播的即时交互性以及大众传播的远距离、精确性等优势。更为重要的，新媒体实现了交互性在传播中的飞跃，它突破了时空的阻隔与等级的藩篱，为共生性文化传播拓展出广阔的疆域。面对新媒体的突入，当代民族传播虽有挑战，但机遇尚存。甚至，机遇远大于挑战：

1.新媒体的交互性打破了大众传播层级的单向流动及文化交流的不对等。

在原来的单向传播中，我在山里，你在山外；我是我，你是你，你我之间没有形成绝对的文化与生活联系。空有一个虚幻的外部世界，而民族区域内在的品性与气质无法由单向传播给予必要的反馈和呼应。交互性有利于改善单向传播在文化上的均质，使民族文化的多元化色彩输出成为可能。

2.微博和微信等新媒介的社交属性使其更倾向群体传播，与大众传播相比，其受众宽余度不大而分众化明显，导致信息覆盖率不高但传播效率提升。

这为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拓展带来好处。

3.新媒体的社交特性为区域性文化凝聚创造机会。

大规模人口流动及旅游文化产业的深度开发使民族文化赖以生存的固定地缘性与区域性特质被打破。空间上，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众正在全国范围内与“不定量多数”的普众加速融合。生活在城市中的少数民族规模正逐步扩大。新媒体有利于将本已离开民族地缘的人们，在新的虚拟时空中重新联系起来。微博、微信的民族群落，以及具有民族文化性质的朋友圈，正在不自觉地修复和维系着各民族文化的内在脉络。另一方面，从民族团结的角度看，在民族“大杂居”的环境下，活跃区域性文化、变文化隔阂为地缘融合，有利于局部区域内打破各民族界限，在以地缘为基础的群体传播与信息互动中增进各民族间的团结。

4.新媒体益于打破固有的单一媒介运营机制，变官方运营为政府指导下的社交化运营，提高群体内每个个体的参与积极性。

同时，媒介社交化并非将传播局限于封闭的群体内，而是经由微博、微信等信息系统的微循环来促进民族传播的“微繁荣”。第五，新媒体的“微繁荣”意义重大，它变全局观念（主流文化）上的普众化繁荣，为微观地缘文化上的具象鹊起———从一支独大到百花争艳；再由各美其美，到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时，“大同”就不再是单一文化的均质，而是各民族在多元化背景下的“共荣”。

四、向全媒体时代迈进

传统媒体将何去何从？新旧融合势在必行。当代传播正随着新技术、新媒介的迅猛发展而阔步向前。新媒体生成舆论、影响舆论的能力日渐增强，青年一代更将新兴媒介作为信息获取的首要来源。面对新媒体的来势汹汹，业界和学界不断发出消极的声音，认为传统媒体已被边缘化并“面临着市场被压缩、影响力下降、舆论引导和主导能力越来越脆弱的问题，有的甚至沦为微博、微信的‘印刷体’”。然而，“唱衰”不应成为当前传媒业发展的主流，媒介融合才是———因势而谋、应势而为、顺势而动的发展大势。事实上，新媒体并没有占尽优势，传统媒体亦非完全没落。新媒体虽能提供海量信息、传播速度快，但加剧的信息泛滥也导致其传播重点不突出，信息缺乏可信度及权威性的问题日益暴露。这正需要传统媒体予以缓解和弥补。当前，传统媒介在区域性民族文化传播中的可行路径有：

1.亲身介入新闻现场，用可靠的报道重塑媒介权威性。

充分调动传统媒介走基层、重调查、深入新闻一线的勤勉精神，以镜头、亲历和一手采访打动观众与读者；克服新媒体在新闻采编上“凡事靠搜索”的“网络复制”恶习。民族文化在传播与采访上受到地域偏远的影响，可越是偏僻就越要走进去、越要将文化的特色带出来，以鲜活的现场博得受众的认可。

2.加强深度报道，弥补网络信息的浅薄化。

新媒体有着快速传播的优势，但快餐式的信息消费一旦形成惯性，民族文化背后的生活故事、历史底蕴以及人性的张力便无从谈起。传统媒介应发挥其特长，利用电视纪录或报纸文化专栏等渠道，以深入的思考为受众提供独特的文化体悟。

3.以评论引导舆情。

面对地缘政治与民族文化的复杂性，新媒体传播中的评论极易受到扰动，甚至沦为少数别有用心之徒煽动、操纵、诋毁民族团结的工具。传统媒介应提高快速反应能力、适时介入，巩固评论阵地、提升评论质量，引导受众进行独立判断，第一时间抑制流言的滋生。

4.发挥全媒体优势、充分融合，突显“把关人”的作用。

全媒体指，传统媒介充分调动各种手段和平台优势，构建传播领域的大报道体系。努力将新媒体速度快、交互性强、传播灵活的特点，与传统媒介覆盖广、内容权威、观点深刻、评论视角独特的优势结合起来，加强与受众的跨媒体互动。例如：在广播电台发展互动直播栏目，通过短信与听众即时互动；鼓励报纸开设官方微博，通过二维码为读者提供更为丰富的音视频信息；为电视新闻节目引入微信公众平台，让观众透过手机参与评论、畅所欲言，并将大众喜好与大数据相结合，反过来服务于传媒市场。

五、结语

总之，“融合与共赢”将是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媒介发展的主流。谁拥有更多、更忠实的受众群，谁就赢得主动。民族文化的传播与互动，自然也不例外。全媒体继承了媒介传统与新兴事物间各自的优势，有利于摆脱主流文化的强势垄断，有利于摒弃民族文化的“边缘”印象，有利于为各民族的地缘文化特色提供映现的舞台，从而填补主流文化（宏大叙事）笼罩下的“地缘信息真空”，实现亚文化在群体传播中的“微繁荣”。

作者：姜申单位：北京师范大学